朱 蕊：跨越

3月9日晚，我和朋友在「綠楊邨」酒家吃飯，聊天間隙，照例掃一眼微信，發現很多合十和哭臉的表情，心想，又怎麼了？點開看到群裡劉登翰教授發的「陶然兄今午因肺感染辭世。謹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時間回不過神來。不可能啊，怎麼會？前些天還微信聯繫過，告訴他他的新作〈跨越太平洋〉將於3月10日見報，他當即拱手感謝。想着見報後給他發連結，我是看大樣的時候順便給他拍了張版面照片，做版面也就是幾天前的事。再看下去，曹惠民兄發了「痛哭悼老涂……」真的？！雖然這似乎是確實的了，但還是不甘心就相信了，馬上發問曹惠民兄，曹兄說「無法接受老涂突然走了……昨天感冒引起，急救無效……無法相信……」確實無法相信――但陶然兄就是這樣突然仙去了……
據說，一切皆由上天安排。我們當然參不透天意。以陶然兄的通透可能明白此中深意，他不說，他說走就走了，留眾人於驚愕傷悲之中。
認識陶然兄好像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上海二工大的王振科教授對我說，我介紹你認識你們北師大校友吧，他可是香港著名作家，他正好來上海。我說好啊。記得那天氣氛很輕鬆，並沒有見「著名作家」的拘束，我們聊得很多，話題也散漫，我和他是同系跨越朱 蕊前後校友，雖然隔了十多年，但當時的學校變化並不大，宿舍樓、食堂、圖書館、教學樓等等也還是老樣子，說起來都是熟悉親切的，還說起他的留校同學，說起一些名字，我說，呀，給我們上過課的……因陶然兄而認識了他的同學蘇州大學曹惠民兄、上海文藝出版社張賀琴大姐。當時，陶然兄到上海來，就成了我們幾個聚會的由頭，有時頭天聚了，第二天換個地方繼續聚。記得陶然兄等來過我家，我們也一起去過張賀琴大姐家。
我編副刊，有著名作家師兄在，自然是方便，希望他能經常支持我。陶然兄給我的文章似乎並不如想像的多，我也不多催他，但他給我的都是好文章。就說近年的幾篇，都給讀者留下很深的印象，有廣泛的閱讀和社會影響。比如寫楊絳的〈老爺有錢〉、〈楊絳插口，一百零六歲！〉、〈楊絳媽媽就這樣「回家了」〉等，有的細節飽滿又情深意長，有的撫時感事又哀而不傷。
當時，從陶然兄身上看到了香港速度，他同時給幾家報紙寫專欄，有的是微型小說，有的是隨筆散文，出書也很快很多，我經常收到他簽了名的書寄來。《追尋》、《與你同行》、《一樣的天空》、《蜜月》、《平安夜》、《歲月如歌》、《窺》、《連環套》、《表錯情》、《美人關》、《一筆勾銷》、《此情可待》、《回音壁》、《側影》、《綠絲帶》、《夜曲》、《黃昏電車》、《生命流程》、《沒有帆的船》、《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密碼168》、《街角咖啡館》、《風中下午茶》、《旺角歲月》……要知道，他白天上班，晚上才寫作。我記得開玩笑跟他說，「你寫得比我看得還快」，他笑笑說「還不是給逼的。討生活嘛。」這種「討生活」的況味在他的小說中能夠讀出來。他的小說寫商業社會中作為個體的人在資本面前的渺小和無奈，每一個人都在社會齒輪中營營役役，也直面這些掙扎謀生的人物的情感世界。有評論認為「他的創作關注香港貧富差距與新移民的生存狀態，體認香港市民階層的喜悲，描摹大時代下的小人物剪影，被譽為香港的『清明上河圖』」。
我猜測「討生活」只是陶然兄的一種說辭，用筆墨討生活畢竟是不容易的，如果沒有對文學的摯愛，他就不可能成為現在的陶然。讀陶然兄的作品多了，那時我也嘗試寫過一些評論的文字。當時還是手寫稿，書信通訊，不可能寄過去給他看了再寄回來，他看到的是已經發表的文章了，他尊重評論者或者讀者對他作品的解讀。陶然兄是謙謙君子。
陶然兄也是編輯家，我也有幸成為他的作者，他任《中國旅遊》畫報副總編時，策劃好選題後會問我對哪些題目感興趣，有合適的則寫，有的他規定我寫，比如有關上海的選題，他說「你熟悉啊，你寫吧」，我便領命而寫。因為給《中國旅遊》畫報寫稿，每月可收到精美雜誌，於紙上飽覽祖國大好河山，瞭解各地風光民俗美食時尚也是快樂的。後來陶然兄接任《香港文學》總編輯，繼承劉以鬯先生的辦刊方針，以香港本地文學為陣地，積極開拓，使得《香港文學》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的重要園地。陶然兄編《香港文學》注再生工程，有時有合適的選題，也會邀我參與，我當然樂於加入，認真完成「作業」。記得去年三四月間，我正在杭州的山上喝茶，接到陶然兄微信邀約，我說「正玩着呢，喝茶，要寫作業啦。」他回我，「喝完茶去寫吧，有截稿期的。」好吧，截稿前我會完成的。
想起陶然兄好像都是快樂的事。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由他帶領，我們一群人去了鼓浪嶼舒婷的家。那天，上了鼓浪嶼，陶然兄突然想起舒婷就住在島上。他說，「我們去舒婷家玩吧。」陶然兄當即給舒婷打電話，電話中舒婷似乎說正準備出門，我們――曹惠民、詹秀敏和我，以為去不了舒婷家了，有點失望。也是的，沒有事先約定，這是完全的即興「打擾」嘛。但後來舒婷決定不出門了，接待陶然為首的遠道來的不速之客。在舒婷家說了甚麼忘了，但氣氛熱烈七嘴八舌的情景忘不了。多年後，又一次上鼓浪嶼，陶然兄、曹惠民兄，還有朵拉和我，看到人多得根本動彈不了，只得在星巴克裡找地方坐下，不知陶然和曹惠民說起甚麼，他倆笑得停都停不下來，我和朵拉雖然不知他們笑甚麼，但歡快的情緒還是感染到我們。
但在快樂的外表下，陶然兄的精神基調是有些憂鬱的，又不是全然的憂鬱，憂鬱只是一種氣質特徵，其實更可以說是一種徹悟和通脫。很多很多年以前，他似乎說過，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他非常努力地做事，為香港文學乃至世界華文文學做出了功績，而他自己，卻並不居功自傲。在他的小說裡可以看到那種憂鬱的氣質，而在他的散文裡更多的是因這種憂鬱而生的纏綿和優美――「這河畔樹叢的點點螢火蟲，是聚成一團，而我年少時期所見到的家的前院的螢火蟲，是在半空中飛來飛去，一閃一閃的。無論地點，還是類別，似乎都相異。這時，我正在檳城的高淵河上，為的是再去看一眼童年印象中的螢火蟲。忽然又想起，傳說古時候，世界上本來只有兩隻螢火蟲，後來其中一隻走失了，另一隻就到處去尋找，一面哭着。哭着哭着，它的身體就發光了，成了現在的螢火蟲。螢火蟲有如此淒美的傳說，我也就更加為年少時的無知羞慚。」――引自去年底他交給我發表的散文〈螢火蟲之夜〉。再後面一篇，就是3月10日見報的〈跨越太平洋〉，文章給我的時候，照例是這樣的口吻，「……試發一篇，屬於自傳性系列文章之一。請看是否合用，不合棄之可也。」〈跨越太平洋〉寫他十六歲離開萬隆的家去往北京，從此開啟了他不一樣的人生。現在，他又一次跨越，他往生。方死方生。他去了另一個維度。陶然兄，走好啊！

陶然與朱蕊攝於2002年10月第十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召開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