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崇科：春風化雨心「陶然」

說起來真是幸運，我經歷過《香港文學》三任總編的手在該刊上發表了不少論文，分別是劉以鬯先生、陶然先生以及現任總編周潔茹女士。他們姿采各異、各有專攻，而陶然先生是迄今為止唯一見過面的一人。
劉以鬯先生於我意義重大。他不僅僅是是我尊敬的「香港文壇常青樹」和華語文學圈頂尖作家之一，而且也是不吝提攜後進的忠厚長輩和資深刊物編輯。1998年9月開始我跟隨業師、香港文學研究專家――王劍叢教授繼續在中山大學中文系免試攻讀碩士學位。王老師為人隨和、為學非常嚴謹：每週固定時間他都跟我和同門師兄上課，中間或課後往往也有思考、提問乃至辯論。恰恰在那時，我對香港文學頗為熱衷，陸續把有關思考寄給了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文學》，沒想到很快就收到劉先生的親筆回信，言及大作刊用，勿作他投，同時也鼓勵我後生小子繼續好好研究香港文學這個為人所忽略的寶藏。於是我很快發表了平生第一篇學術論文〈我看「南來作家」〉（《香港文學》）1999年1月號）。這對我的影響之大之深是不言而喻的：1《酒徒》的作者劉先生親自給我寫信、勸勉有加；2我的某些稚嫩專業學術思考是得到他作為香港文學的親歷者認可的，比如他也是「南來作家」之春風化雨心「陶然」朱崇科一；3作為一個文青，終於有了用武之地。
由於業師王劍叢教授是大陸第一部《香港文學史》的作者，我對區域華文文學史的書寫主線、問題意識等等也額外多了幾分思考，因此在我2001年7月碩士畢業前在《香港文學》上陸續發表了〈旁觀獨角獸的角――關於香港文學獨特性的邊緣性的思考〉（《香港文學》1999年5月號）、〈香港氣度與香港文學〉（《香港文學》1999年10月號）、〈積澱與重塑――從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說開去〉（《香港文學》2000年3月號）、〈城市意象：虛構中的契合與超越――顏純鈎小說主題的一種解讀〉（《香港文學》2000年6月號）。碩士畢業後我能夠順利前往新加坡國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豐富的發表和國際化視野，而劉以鬯先生的大力提攜顯而易見。不僅如此，每次都能收到劉以鬯先生的信函，短的可能只是告訴你大文錄用、請勿另投，而中間也不乏夾雜一些提點之語。有一次，他提醒我說，朱先生的鋼筆字很有特色，但盡量不要連筆，因為排字工人要辨字，徒增負擔，而且會增加不必要的錯漏。因為那時我還沒有用電腦打字，只是手抄後複印。當然，我和劉先生的緣分並沒有到此為止，此後包括認真研究劉先生的故事新編書寫，完成了〈神遊與駐足――論劉以鬯故事新編的敘事策略〉（《香港文學》2001年9月號），繼續細讀《酒徒》，和弟子吳少敏合作完成了〈狂歡與詩化之間――巴赫金「長篇小說話語」理論與《酒徒》話語實踐的對話〉（《香港文學》2013年5月號）、獨立完成〈劉以鬯的南洋敘事〉等等。2018年6月9日劉先生去世當天早上，我正在為自己準備6月21日的演講《劉以鬯的意義》PPT。消息傳來，令我心慟，但似乎冥冥之中也有感應。
2000年秋天，《香港文學》總編換人，劉以鬯先生退休，陶然先生接任。坦白說，一開始頗重義氣的我是有情緒的，我總覺得其中必有蹊蹺（那時我一直沒有真正意識到劉以鬯先生彼時已經八十二歲了），而且陶然先生的文學地位和國際視野是否能夠讓這份來之不易（1985年創刊）但風格獨具的香港文學刊物走得更遠，這一切的確令人狐疑。相當令人尷尬的是，我把這種疑惑和情緒還放到給陶然先生的信函中。印象中陶然先生回信時並未過多辯解，只是表明自己會全力以赴，辦好這份刊物。令人感佩的是，陶然先生在任十八年，刊發了我多篇關於劉以鬯先生的論述，以實際行動進行了回應。同時，在我攻讀博士期間，我寄給陶然先生的論文，他一如劉以鬯先生，總是很快處理並刊發，包括〈丈量旁觀與融入的距離――郁達夫放逐南洋心態轉變探因〉，（香港文學》2002年11月號）、〈無序之則：敘事的法則――吳耀宗初論〉（《香港文學》2003年4月號）、〈華文文學：離散中國性與流動本土性〉（《香港文學》2004年11月號）等。甚至博士以後繼續支持我的發展，包括〈文學空間詩學與區域特質論綱――以新馬華文文學為例加以說明〉（《香港文學》2007年8月號）、〈論王潤華放逐詩學的三階段〉（《香港文學》2015年第11期）、〈論魯迅在獅城的賡續〉――英培安為中心》（《香港文學》2018年第6期）等等。毋庸諱言，上述論述很多都不是香港文學論述，但卻是區域華文文學圈非常重要的作家思考、詩學建構和理論延伸。陶然先生默默地以他的包容、低調和堅韌延續了《香港文學》的本土關懷和世界視野。
2002年，時為博士生的我去香港大學參加國際會議，約了和陶然先生見面。因為時間太久，有些細節的記憶已經模糊了，我只記得是在香港繁華地段的一家川菜館陶然先生和我娓娓道來辦刊的不易：《香港文學》要面對新時代轉型，任何改變可能會引起不適應，同時又要保留一些既有的優點，也頗有壓力。同時他還跟我談了些純文學在商業大潮洶湧的香港的艱難處境，首先要長久生存，才能好好發展，這也是他接手《香港文學》的考量之一。時間過得飛快，總有意猶未盡之感，離開時要搭乘地鐵，只記得他預先告訴我如何轉線，然後夜晚的燈光裡那揮別的手和自然熟悉的笑臉。以後的場合中我們又見過幾次，廣州、南京，等等，陶然先生似乎總是淡淡的笑着，顯得和藹可親，他似乎從不主動，但也不冷落人。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南京國際會議間隙，有一天早起早餐後三五友人在湖邊散步，大家聊得很開，拍照時頗為熱烈和活絡，那一瞬間我覺得陶然先生內心是有激情的。
我總以為，以他的性格和身體，完全可以高壽，因為文人中不乏此類先例。之前的劉以鬯先生就是百歲去世。因為從性格上看，他總是一如秋日的陽光，顯得煦暖而適中，既不似夏日驕陽的逼人，又不似冬天的力度不足。3月9日，噩耗突然傳來，令我猝不及防、無法接受。或者唯一讓我感到滿足的是，我曾經親見過陶然先生，並多次聆聽他的如朋友般的交談話語，同時我的博士論文修訂版《張力的狂歡》（上海三聯書店，2006）在出版以前在大陸唯一發表的章節就是〈現實主義的承繼及限制――論陶然的故事新編小說〉（《當代作家評論》2005年第4期），這或許是冥冥之中的一種紀念。
周潔茹女士接替了陶然先生擔任《香港文學》的第三任總編，我們有理由相信，她可以很好的秉承《香港文學》的優良傳統，既強調並關注香港本土脈動，又向祖國母體尋求精神和文化資源，同時又胸懷亞洲和世界。比如，拙文〈論新華作家苗秀作品中的本土話語〉則是經由周女士之手刊發於《香港文學》2019年第2期。
毫無疑問，紀念一個前輩、一個作家、一個友人、一個編者的方式有很多種，這和我們各自的角色、身份、交往有密切關聯。我很榮幸能夠經歷三任《香港文學》總編，我總覺得，《香港文學》必須辦得更好，因為只有在歷史的長線中我們更可以探勘編者的獨特意義，也才會讓逝者千古。劉以鬯先生於我而言，是高山仰止；陶然先生，則是春風化雨。作為後來者，我們唯有戮力前行、不辱使命。因為這可能是最好的尊敬，也或許是最好的紀念。

2016年8月陶然先生（前排左三）出席在南京舉行的「華文文學與中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和與會者大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