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楊：懷念陶然老師

3月9日，剛從家務和孩子當中抽身，我習慣性拿着手機刷朋友圈，一眼看到《香港文學》原主編、作家陶然突然離世的消息。我拿着手機呆了半晌，覺得難以置信，為甚麼在一個週末的晚上，會猝不及防地收到這樣的消息――春節期間，我剛在微信上給他拜年，祝他諸事順意，身體健康。
 我急忙給《香港文學》總編輯周潔茹發微信詢問。周老師給我打來電話，說陶然老師本來下午還有一場讀書會的活動，因為身體不適所以沒辦法參加了。沒想到去了醫院不久，就天人永隔……《香港文學》要撤掉已排好的第四期，緊急組稿，刊出悼念陶然老師的專號，周老師說。與周老師通話結束後，我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趙稀方老師取得聯繫，趙老師對陶然老師的去世同樣震驚和難以接受。趙老師問我要不要寫篇文章，本來，我是沒有資格寫的，但與陶然老師有限的交往中，令我覺得他是值得信任和尊敬的人，他真誠地支持我作為華文文學版編輯的工作，而我沒有甚麼可以表達我的感謝，所以我決定寫下對陶然老師非常有限的回憶和點滴的片面的印象，以此來懷念他。

幾次見面
我與陶然老師見面的次數並不多，都懷念陶然老師王 楊是因為工作，在與華文文學或香港文學相關的回憶或活動上見到。我第一次見到陶然老師，應該是在2010年，曹惠民老師組織的、在無錫舉行的「華文寫作與地域文化」研討會上。那次會議請來了詩人余光中，還舉行了詩歌朗誦會。我是年輕編輯，又有不輕的「社交恐懼症」，應該和陶然老師的交流也不太多，可能只是遞了名片，或者是會議間隙向他請教過《香港文學》的辦刊情況，並請他以後多支持《文藝報》的華文版。印象中，陶然老師和人說話常常是笑着的，但又不太見到他大笑，自有一種雲淡風輕的陶然。
之後，在一些活動中，我也曾陸續見過陶然老師，一般是作為後輩和他聊工作。2 0 16年1 1月在北京召開的世界華文大會上，我和陶然老師互相加了微信。11月底，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召開之時，我又在北京見到了陶然老師。他與潘耀明、張詩劍、蔡益懷、葛亮、江揚等作為香港作家代表，與澳門作家代表吳志良、李觀鼎、廖子欣、穆欣欣以及台灣作家陳若曦、呂正惠共同組成了港澳台代表團參會。11月30日，代表們前往人民大會堂開會，代表入場時，我正在大會堂台階下跑來跑去地拍照。遠遠看見他們一行人跟着一位舉着寫有「港澳台代表團」牌子的禮儀走來。我舉着相機喊陶然老師，他看見我，叫我的名字，沖我笑。我給香港的幾位作家拍了合影，大約他們來開會見到了很多文壇老友，是高興的事，所以每個人都笑得很開心。
會議期間，我因為工作需要，去聽過兩次港澳台代表團的分組討論。陶然老師一直都安靜。別人發言，他就靜靜地聽，做記錄；輪到他發言，他就慢慢地說。大家具體
討論了甚麼，都已經淡忘了，翻查以前寫的稿子發現，陶然老師在發言中說到了香港文學相較於內地文學的特殊性。他認為，香港文學的這種特殊性值得重視，因為這恰恰體現了中國文學的包容性和豐富性。
會後，我把拍的照片微信給他，陶然老師回覆說：「非常感謝，很珍貴。」可是我現在遺憾地想，當時竟沒有想到要和他留一張同樣珍貴的照片。

為文學的工作
2016年12月底，報社要做中國文壇辭舊迎新的選題，為此，我請陶然老師寫一寫他對過去一年的回顧以及對新一年工作生活的展望。這本來是個急活，時間有限，但陶
然老師仍然一口答應第二天中午寫好發給我。他還在微信裡向我解釋，本來可以更快地發給我，「因有些資料放在公司，這幾天放聖誕假，明天才上班，要查對一下才能發出」。他的體諒、嚴謹令我心存感謝和敬佩，而因為我的這點小事打擾到他的聖誕假期，也令我有些許不安。第二天上午十點，我就收到了陶然老師的郵件，想來他一定是早早去了公司查對資料。陶然老師在郵件中寫到：
2016年就要過去，這一年，繼續在文壇努力，參加香港、台灣、內地和國際的一些華文文學活動。並以《香港文學》為平台，展開以香港為基地，發表世界各地華文文學的優秀作品，深受好評。我主編的《香港文學》（2015年7月～2016年12月）筆記（包括評論、茶座、訪談等欄目）選本《繁華落盡見真淳》，經香港藝術發展局審批，於9月出版，此為自2003年7月開始推出的「香港文學選集系列叢書」第五輯第十七冊；同樣跨年度的小說選、散文選藝發局也已批准資助，正在製作中，並定於
2017年上半年出版。我本人也陸續發表散文、小說新作。2016年亦因「積極促進本地文學藝術的發展，貢獻良多，特予嘉許，以資表揚。」（授獎語）被香港民政事務局列為「推動文化藝術發展傑出人士」，於2016年12月10日在香港文化中心被授以獎狀一張、獎章一枚。
展望明年，除了繼續發揚《香港文學》的優勢外，會努力支持世界各地的華文文學創作勢頭，同時繼續保持創作態勢；除應「大學文學獎」小說評審，香港公共圖書館的中文文學雙年獎散文組評審之外，還應邀擔任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的七、八月間舉行的一連六個週末下午的「青年寫作坊」主持人。
與很多作家富於文學性的文字不同，陶然老師的幾百字都是「乾貨」――編輯工作、出書、發表作品、獲得獎勵、擔任文學活動的評委和主持人……2016年是「繼續在
文壇努力」，2017年仍然「努力支持世界各地的華文文學創作勢頭」，讀完後會感慨他的一年過得太「充實」，一項接一項的工作，甚至新年工作都排到了七八月份，不瞭解的人不會想到，這是一個七十多歲老人一年為文學所做的工作。
我真正瞭解到陶然老師為文學的工作狀態其實是在他去世後。在編輯報紙的紀念專版時，周潔茹老師問我能不能發一條《香港文學》悼念陶然先生的消息，我說當然是應該的。周老師發給我一張新華社記者閔捷拍攝的照片，是陶然老師坐在《香港文學》編輯部裡，對着電腦專心工作的照片。作為編輯的後輩的我，深知幾十年的編輯工作的不易，其中有很多枯燥的部分，那意味着為了雜誌和文學全身心的奉獻，當然，在陶然老師看來，文學編輯、文學寫作中的滿足和愉悅一定大大抵消了那些枯燥。

其人其文
 陶然老師的一生頗具傳奇性，我也是後來慢慢接觸相關資料才有所瞭解。我對陶然老師其人其文完全說不上瞭解，只有過有限的接觸，看過有限的作品，編過有限的評
論，但這些有限對於我，卻成了逐漸認識陶然老師的標識。
 我做華文文學版編輯以來，《文藝報》陸續刊發過幾篇關於陶然老師作品的評論，比如古遠清的〈陶然：十四朵玫瑰〉〈陶然「香港故事」的本土色彩〉、凌逾的〈陶然《旺角歲月》：暢遊世與界〉等。在2010年11月29日《文藝報》華文文學版刊發的〈陶然：十四朵玫瑰〉中，古遠清寫道：「越是喧囂的環境，他越能脫開現世諸多事物的糾纏煩擾。他一直和浮躁的俗情世界、霓虹燈裝飾的時髦保持着一定距離。他敏感地警惕着生命的鈍化、心靈的衰竭、人性的物化和人文精神的淪喪。」「陶然嚮往通過灑脫的旅行走遍世界。但他還有繁忙的工作，因而更愛和文友們研討文學之餘結伴旅遊。他不滿足於做一位遊客，而更願做一個人生的旅
行者。」
 陶然老師一生的經歷似乎真的可以用「旅行者」來概括，且不論他年輕時多地生活學習的經歷，但看他作品中寫的所到之處，便能瞭解他的「行萬里路」。在近幾年
的聯繫中，有時我有事麻煩他，常常碰到他正好遊歷在外，可見他那些地域文化隨筆，不僅是寫出來的，也是走出來的。
 陶然老師的文字清淡，可耐人尋味，讀他的文字好像在聽他聊天。我讀他的《旺角歲月》，看他寫少時讀書看電影，寫去台灣的旅行等等，眼前常常能浮現出畫面。尤其是在散文隨筆中，哪怕是在表達觀點，他似乎也不怎麼用特別大而重的詞彙，平常字詞，平常句式，用語簡潔且感情節制，但觀察和描摹極為細緻，很見功力，而且語感頗有古風。
 除了工作以及逢年過節的互相問候，我不曾與陶然老師有過多的深入交流，但有一次因工作而起的聊天中，他說的一句話卻令我印象深刻：「人之間會有許多誤解，我從來不去解釋，知我罪我，我亦無言。」我沒敢深問背後的緣由，但總覺得他只是外表瘦小溫和，內心是個有主見、極為堅定的人。然而，也沒有機會向他求證了。
我沒有刪除聊天記錄的習慣。打開微信，與陶然老師這幾年的對話都還在。只是，發出一條消息，卻再也不會有回覆了。
 陶然老師，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