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桃花：應太太紐約生存記

那隻黑狗已經是第二次繞過街角，走過門前的玻璃門，那個跟在狗後面的男人疲態盡露。應太太面對門坐在縫紉機的後面，仔細地縫着手上的一件衣服，臉上的表情淡漠白皙地猶如冬去但春還未來的季節。從門口向外面的街道上望去，紐約冬天的陽光亮晃晃地照耀着，卻微弱地沒有一絲熱力，如果伸出手去，大概觸摸到的也是冷到指尖的寒意吧。

我在那個暮冬時節認識應太太的時候，她在曼哈頓上東城開了一家乾、洗衣店。這家洗衣店就坐落在78街二大道FoodEmporium超市的斜對面，一個小小的店面，臨街的玻璃窗前是一台老式的縫紉機和縫紉機前面的櫃檯，往後走則是一間很小的工作室和廁所。連接後面工作室和前面櫃檯的是屋頂上懸掛着的一套流水線般的電動鐵盤架，鐵盤架轉動起來時會將後面的衣服運送到前檯，也可以將前檯的衣服送到後面。電動鐵盤架掛滿各種各樣洗燙好、套着透明塑膠袋的衣服，等待着顧客前來取件。
應太太是一個身材嬌小的上海人，戴着一副金絲眼鏡，顯得文質彬彬的。那年，應太太應該是四十來歲，清秀的臉龐上總是帶着一絲微笑。看到有朋友或者客人進來的時候，應太太就會操着帶着一絲上海腔的普通話或者蹩腳的英文，微笑地招呼着。沒有人的時候，應太太就會在縫紉機的後面修改着好像永遠也縫補不完的各色衣服。很多精明的紐約人常常在大拍賣的季節，購買一些自己喜歡的時尚名牌，有些服裝即便不太合身也沒關係，他們會拿到專業裁縫那裡修改一下。年輕的白領付不起紐約專業裁縫的價格，便會把衣服拿到應太太這樣的洗衣店來進行修改。
我認識應太太是因為她店裡需要僱一個會講英文、可以接待周邊老美客戶的店員，經朋友介紹，我前去應聘。我們兩個一見面，就講開了上海話。雖然，我離開上海已經幾十年，但從小在那個城市長大而留下的上海烙印讓我一見到上海人，就會本能用上海話熱聊起來。我和應太太雖然同為上海出生長大，但因為不是同一個時代的人，上海話也有很大差別。我1949年離開上海去北平上學，上海話還停留在老上海時的腔調，而應太太則是長在紅旗下，講的是新時代的上海話。即便如此，並不阻礙我們兩個之間那種一見如故的默契。

應太太比我早來紐約幾年。當初她剛來紐約的時候還不是應太太，而是唐人街牙科醫生王醫生的老婆王太太。王醫生是上海小有名氣的牙醫，八十年代中期正逢上海出國熱潮，他聽說美國的牙醫能掙大錢，便靠着親戚的贊助隻身移民來紐約，想在紐約繼續做牙醫發大財。沒想到了紐約才知道，要想做牙醫必須考到從醫執照，但他英文不好，考不下執照，只好在中國人聚集的唐人街開了一家地下牙醫診所，無照經營。王醫生在紐約唐人街做了幾年牙醫，掙到了一點錢，原本按照當初的計劃要把老婆孩子接出來安家置業。沒承想，他與前來看病的一個年輕女病人發生了曖昧關係，就斷了將老婆孩子接出來的念頭。交往了一段時間，女朋友想辦綠卡，便催着要跟已經拿到身份的王醫生結婚。王醫生轉念一想，長途離婚不容易，而且還怕親戚朋友說閒話，對小女兒不利，還不如把母女接出來後在美國離婚。於是，就馬上給應太太母女辦理來紐約的手續。完全蒙在鼓裡的應太太便高高興興地帶着剛上小學的女兒一起來到紐約投奔兩地分居了兩三年的老公。
王醫生到甘迺迪機場接到了初次來紐約的老婆和孩子後，便開車把她們送到了皇后區法拉盛的一家華人住戶。應太太見到王醫生時，雖然覺得先生變得有些陌生，但心裡面還是滿心歡喜，畢竟，這幾年她一個人上班帶孩子過得並不容易。現在，她來紐約與先生團聚，一家人終於團圓了。這幾年在上海孤苦伶仃地做單親母親的苦日子也總算熬到頭了。然而到了這家住戶，看到了地下室的一間小屋子裡面除了一張牀甚麼都沒有，應太太不禁感到納悶。「我們就住在這兒嗎？」她問王醫生。「你們住這裡，我不住這裡」，王醫生冷淡地說。望着應太太吃驚的表情，王醫生才和盤托出自己已經有了女朋友，想與應太太離婚的全部想法。
聽了先生的話，應太太如同五雷轟頂，半天緩不過神來。她做夢都沒有想到，一家人好不容易團聚到一起，她先生居然提出離婚。更難以置信的是，從來沒有出過國門的自己帶着小女兒來到紐約的第一天，迎接她的就是先生與她的攤牌。那天晚上，應太太徹夜難眠，看着身邊無憂無慮已經熟睡的小女兒，應太太止不住的淚水一次次打濕了面龐。她後悔自己帶着女兒匆忙來到紐約，更後悔輕信了王醫生到紐約一家團圓的話。如果她早知道王醫生離婚的打算，她根本不會帶着這麼小的孩子到紐約來投奔他。應太太在上海的一所重點中學教書，女兒剛上小學一年級，兩個人在上海雖然孤兒寡母過得艱辛，但好在周圍有親戚朋友和鄰居的照應，生活當然比紐約這個陌生的地方踏實得多。如今，到了紐約，人生地不熟，女兒又小，她自己還不懂英文，這日子可是如何過得下去？！這樣一想，對未來的茫然讓應太太在傷心之餘充滿了緊張與擔憂。在這種巨大的心理與精神的痛苦和壓力下，應太太第二天就病倒了，渾身痛發高燒。應太太這一病就是一個星期，小女兒也沒人照應。好在房東太太是一個很能幹很富有同情心的台山老太太，她看到應太太如此慘景，便馬上打電話給王醫生，欽令他要麼過來照顧太太，要麼買吃食每天送過來。王醫生聽房東太太這樣一吆喝，不得已就叫人每天買了簡單的飯菜送過來。等應太太的病好了，房東太太馬上想辦法給她介紹工作，讓她到她的台山老同鄉開的洗衣廠工作。應太太的工作有了着落，心裡面的苦減輕了一半。她開始埋頭苦幹，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掙錢養活自己和女兒上。

應太太在洗衣廠做了幾年分衣掛牌工，女兒則在附近的一所公立學校免費上學，日子慢慢地過得有了點起色。在這幾年中，應太太與先生王醫生離了婚，一個人帶着女兒過。在洗衣廠，應太太通過別人的介紹，認識了台灣籍上海人應先生。應先生在洗衣廠做司機，工資比應太太高但沒有身份，應太太有身份但收入少。於是，兩個同病相憐、相互需要的人就結婚搬到了一起。剛開始，應太太對應先生還是防着一手，生怕他像王醫生那樣靠不住，拿了身份就離婚。沒想到，應先生是一個大好人，不僅對應太太好，對應太太的小女兒也很好，儼然一副慈父的作為。他每天早上先開車送小女兒上學，再回來載着應太太一起去上班。下了班搶着做飯，讓老婆和女兒早早地歇着。應太太被應先生感動了，便開始真心實意地與應先生一起過日子。兩個人很快用攢下的錢買了一家洗衣店，做起了自己的小本經營。在洗衣店裡，應太太主要做裁縫，接待客人，應先生則幹店裡的力氣活，如接送衣服等事。
我認識應太太的那年，她剛開洗衣店不久，正為扭轉生意發愁。因為她英文不好，與周邊的老美客人無法交流，因此，她就想找一個英文好的幫手，除了接待客人，還可以幫她打打下手。這樣，我就在她的生活中出現了。那是九十年代初期，我因女兒的關係剛移民到紐約。換了一個新的環境，很多事情都不甚瞭解，都需要去適應，對於我這樣一個已經五六十歲的知識分子來說，這個離鄉背井的適應階段比一般人更難。畢竟，在國內大學一直做英文教授，算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忽然跑到紐約來，在一個洗衣店裡做僱員，一切從頭開始。那種與舊時代脫節，又與新時代對接的轉折有點像做夢。夢中是一個世界，醒來的瞬間還覺得自己在夢中，好一會兒才能從夢裡的角色和場景脫離關係。
我對紐約的逐漸適應時期是與應太太一起度過的，因此，我們兩個之間有着一種超越普通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感覺，更多的像家人。每天一清早我就會來到上城的洗衣店，與應太太一起開店門，我坐在前面的櫃檯接待客人，應太太已經在後面忙碌起來。原來接到的活兒都是送往洗衣廠，有了幫手之後，應太太就買了洗衣烘乾機放在後面的工作間，有急活的時候就在後面洗滌、烘乾、熨燙和摺疊。紐約的白領精英每天上班必襯衫雪白西裝筆挺，因此必須每天換洗襯衫，三四個月乾洗一次西裝。自己在家裡洗燙的襯衫和西裝是絕對達不到需要的標準的，只有洗衣店才能把衣服洗熨到乾淨筆挺。所以早晚都是洗衣店最忙碌的時候。早上前去上班的男人們都會匆匆路過洗衣店，把要洗的襯衫和西裝dropoff。到了晚上下班後，很多男人們在回家的路上就會到洗衣店來取洗好的襯衫或西裝。因此洗衣店的每天的工作時間都很長。早上一大早七點就開張，晚上八點才關門。有的人還要求洗衣店到他的住所去取他留在那裡的要洗熨的衣服，並把洗熨好的衣服送到他的府上。這樣送取衣服的工作就落到應先生的頭上。有時顧客住得比較遠，他還得開車送取衣服。好在洗衣廠派人派車送取衣服到店，否則應先生一個人是招架不住的。
我在應太太的洗衣店做了一年多後，就到一家台灣人開辦的語言學校教老美中文，算是操起我的教書老本行。但是我仍然與應太太和應先生保持着經常性的聯絡，應太太偶爾有急事的時候，我還會過去幫個手。
應太太因為女兒的關係，雖然與王醫生早就離婚了，但還是保持着禮尚往來。儘管，王醫生當初對應太太做得不仁不義，讓很多親戚朋友都鄙視他，但是應太太多年以後卻不計前嫌地仍然讓女兒與王醫生往來。與應太太離婚後，王醫生就與他原來的年輕女友結婚了，但是他的這段婚姻並沒有維持多久就離了婚。是新太太甩了他，嫁給了一個美國人。據說因為王醫生摳門的程度讓年輕的太太受不了，覺得與他在一起沒有甚麼前途。
王醫生的摳門是出了名的，就是在他的診所，他都捨不得買全套的牙醫器具，能將就的就將就。有一次我牙痛，應太太介紹我去王醫生那裡看牙，說他的價格便宜。我去了王醫生那裡，被他設施的簡陋嚇了一跳。他的診所除了一套病人坐的看牙電動椅之外，甚麼都沒有。就是那電動椅也還是陳舊老式的，還不如九十年代北京醫院牙醫使用的椅子。最糟糕的是，他連漱口盆都捨不得買，用了一隻髒兮兮的塑膠桶來替代，病人涮牙後就將嘴裡的水吐在這個塑膠桶裡。看到那個髒兮兮的塑膠桶，我都覺得噁心，連牙都不想看了。其實，王醫生看牙的手藝還是不錯的，可惜他那地下診所的簡陋與陳舊完全遮蓋了他高超的技術。據說，王醫生的病人基本都是非法移民，他們沒有身份更沒有醫療保險，只能付很少的現金，到像王醫生這樣的地下診所去看牙。凡是拿到了身份，申請到醫療保險的移民，都不會再回到王醫生的診所去看牙。王醫生是我極不喜歡的那種典型的消瘦而精明的上海男人，講起話來自以為是，喜歡談的內容也基本都是錢和物慾，與應太太的隨和善良完全不同。
二婚太太棄他而去之後，王醫生就變成了孤家寡人，除了到地下診所看病，其他時間就是自己一個人過。他住在法拉盛的一家政府開辦的老人公寓，房租低，生活壓力小。王醫生沒有再結婚，不是他不想，而是看上他的女人不多。越來越多的新移民來到法拉盛，帶來了新鮮的血液和時代的改變。曾經身無分文闖蕩紐約的事情都已經成為過去，新來的移民再也不需要面對曾經的老移民的悲哀。當然，王醫生的客戶永遠是非法移民，隨着中國非法移民的減少，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卻有增無減，因此，王醫生的客戶多了很多老墨。不過，王醫生對老墨沒有興趣，他還是希望能夠找到一個上海的老伴，給他做上海菜，陪他說上海話。真的是風水輪流轉，年紀越來越大的王醫生其實就想找一個像應太太那樣的女人過後半輩子。當年被他拋棄的那個老婆已經變成了過着他嚮往幸福生活的夢想伴侶，一個他過去鄙視，現在卻想尋找的老伴。而對於應太太來說，當初做王太太的那個女人已經死了，現在的應太太已經是一個在紐約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美籍上海人，雖然從未有過大富大貴，但生活過得簡單而從容。有一個非常珍惜她的老公應先生，還有一個非常孝順的女兒。應太太的女兒也已經長大，從紐約大學會計系畢業後就到美國大公司做了會計，十幾年來一路升職到做財務總管，結了婚生了孩子，在曼哈頓上東城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當年那個跟着母親住在皇后區地下室的女孩如今已經成為了曼哈頓的白領精英。
應太太在她六十多歲那年退休。她與應先生將洗衣店轉手賣掉後拿着十幾萬美金回到上海買了房子，準備落葉歸根，安享晚年。她上海的房子裝修好了的時候，我正好回上海探親，就住在應太太位於浦東的新公寓裡面。我探親回到紐約後不久，應太太就與應先生踏上了回鄉的旅程。
原本我以為應太太會一直在上海住下去，沒想到過了半年多，應太太又回到了紐約。她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我還以為她在上海給我來電呢。「儂哪能回來啦？」我驚訝地問。
原來應太太與應先生回到上海後，實在無法適應那裡的生活。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2010年，上海從經濟、文化、時尚，甚至外貌上的變化已經不是很長時期不住在上海的人可以明白和理解的。他們所瞭解的舊上海已經蕩然無存，而新的外貌上的金碧輝煌，內裡的笑貧不笑娼的上海已經與他們脫節了不知道多少。我初次從紐約回到上海後的感覺，除了震驚還是震驚。雖然，我1949年就離開了上海，但是由於從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一直不斷地回上海出差和探親訪友，上海一直在我的視線裡。九十年代初期去了紐約後，到2000年再次回到上海，我忽然感覺自己與上海好像在茫茫人海中擦肩而過的兩個人，曾經熟悉的面目一晃而過，想起來的時候不過是似曾相識的感覺，很久都不知道那個人到底是誰。直到有一天夜深人靜，忽然想起來了，便感嘆歲月流逝的無情以及那個人的變化帶給你的各種驚訝和嘆息。上海街頭喧囂的車流人海以及滿大街的名牌和不斷湧動的時尚潮流，讓我有一種恍然隔世的感覺。上海十里洋場重新又回來了，也夾雜着我不喜歡的某些習慣。在那個十里洋場的年代裡，我不過是一個尚不諳世事的小孩，目睹了上海紙醉金迷罪惡城的各種怪現象，霞飛路上趾高氣揚的外國人和汽車，各種歐陸風情的私家店舖，街頭小巷乞討的窮人與白俄妓女，以及每天都看得到的凍死或者病死的屍體。在這些情景中長大的我對那個朱門酒肉臭的時代產生了深惡痛絕。如今，上海的繁華時尚再次席捲而來，又恢復到過去的那種物慾生活，讓我再次重溫了當年的某些感覺。也許，應太太並不像我那樣對上海的過去有所瞭解，她是在上海的五十年代度過青年期的，因此對上海的過去更多的是五十年代蕭瑟的懷舊。應太太仍然帶着對逝去的那個舊上海的簡單理解回到上海，而真的住下去的時候才猛然發現，上海已經變得物質了，不再是那個幾碟小菜一碗泡飯就可以打發的日子。所有的親戚朋友談論的都是炒股買房，見面都是下館子，指望着從美國回來的應太太付賬單。這時候，應太太懷念起紐約簡單清靜的生活，在紐約日子過得再清苦，也沒有人會品頭論足，大家都忙着做自己的事情，哪裡有時間和閒情逸致成天聊天攀比。左思右想後，應太太和應先生賣掉了上海的房子，老兩口重新搬回紐約。

回到紐約後，應太太學電腦玩手機，應先生則成了家庭主婦，每日忙着照顧應太太的生活。有一次我給應太太打電話，接的正好是應先生。
「儂最近忙點啥？」我用上海話問應先生。應先生也用上海話說：「吾現在忙ma da suo。」
「啥ma da suo？」我聽不懂他在說甚麼。
應先生解釋道：「Ma xiao cai（買小菜）、da yi shang（汰衣裳）、sou vei（燒飯）啊！」

聽了他的上海話發明，我禁不住暗自發笑。不知情的人們都說應太太好福氣，能有一個這麼好的先生照顧她。他們不知道的是，這也是應太太的好脾氣和善意修來的。很多女人遭遇了應太太早年的婚變，都會變成了怨婦，怨天尤人不說，對前夫絕對是在語言上趕盡殺絕。而應太太的大度和寬容的心態讓她的生活過得簡單順心。
一直住在曼哈頓上東城，卻很久都沒有經過78街了，那天坐車去看醫生的時候，正趕上堵車，司機就決定從78街繞過去。車窗外，應太太曾經的洗衣店緩緩掠過眼前，讓我倍感熟悉和親切。如今，這家洗衣店附近的超市已經變成餐廳，洗衣店本身也已經幾度易手，店名都換了幾次，但它的外貌基本沒變，讓我一眼就認了出來。應太太曾經就坐在玻璃窗前的縫紉機那裡修補着衣服，日復一日，隨着時光的流逝度過每一日。她沉靜的臉上沒有不耐煩，沒有哀怨，也沒有火氣，像一泓靜水般地反射着生命中的點點亮光。黃昏時分，隔壁townhouse的住戶的留聲機會有時候播放一曲不知何年何月的曲子，頃刻，夕陽無限好的調子斜斜飄過，在空寂的窄街四周瀰漫出一種歐陸的氣氛。在這個小調裡，應太太的洗衣店被時光拉成了慵懶沉浮的一個畫面，在季節的變換中若隱若現。我又想起第一次來應太太的店面時看到的那隻繞過街角好幾次的大黑狗和跟在牠身後的那個神色疲憊的主人。一晃這麼多年過去了，他們不知是否還住在上東城。曾經的記憶因為應太太的這家洗衣店而熠熠如生，一個微笑浮上我在車窗後面觀望的臉龐。我看到，一個妙齡女郎正牽着一隻白色的哈巴狗經過那家店的門口。人生就是這樣，生活不斷向前，當舊日的過往生活像潮水般慢慢退遠之後，新的日子才像島嶼一樣逐漸清晰起來，閃爍出你真正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