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琦：人肉包子與座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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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學精彩紛呈，不少西方人也為之心動神搖，我卻從未看到哪個西方人能夠接受《水滸傳》。武松是大英雄，義薄雲天，為甚麼在「血濺鴛鴦樓」那一回濫殺無辜，把刀刃都砍出了缺口；李逵也是大英雄，為朋友可以捨棄生命，怎麼掄着板斧見人就殺，像割草一般。還是這位李逵，為了拉朱仝上梁山，竟把滄州知府年僅四歲的兒子劈作兩半！
《水滸傳》第二十七回不是全書中特別吸引人的部分，但其中透出的意味很值得深思。話說武松殺了潘金蓮之後坐了兩個月的監房，又被押送孟州。途中經過十字坡，與兩個差役走進一家酒店。老闆娘是人稱母夜叉的孫二娘，她擺出好酒，卻在酒中下了蒙汗藥，意欲灌倒武松和兩個差役，再殺人、切肉、剁餡、賣人肉包子。武松假裝喝下蒙汗藥倒在地上，在孫二娘要動手「開剝」的時候將她順手擒住。這時孫二娘的丈夫張青正好回來，喊一聲「好漢息怒」，然後說「願聞好漢大名」。武松一說出自己的姓名，張青納頭便拜，要結識這位打虎的英雄。於是，你死我活之事頓被「義」字化解，並且彼此通好，英雄相惜，其樂也融融。武松不僅成了座上客，被張青夫婦一連款待了三日，而且與張青結為兄弟。
你看，能否被張青夫婦當作朋友要相差多少！可做朋友就結為兄弟，生死與共，不值得做朋友的就無所謂了，可殺可剮，可蒸可煮。雖然說這故事是從傳奇小說裡來的，但《水滸傳》是許多中國人的集體大創作，早在南宋時代就以說唱的形式廣為流傳，明代施耐庵創作成書之後更是喧騰人口，流傳至今長達七百多年，我卻從沒有看到有人對這樣的故事有所非議。事實上，直到今天，相當多的中國人對於朋友和其他人仍然是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是朋友，就笑臉相迎，就兩肋插刀，就彼此關照；不是朋友，就冷臉相向，就見死不救，就壁壘分明。中國人常說「出門靠朋友」，似乎每個人都應該與周圍的朋友組成一個有情有義的小圈子，其餘的人就往往被無情地排除在小圈子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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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這種小圈子比作一張網，那麼編織這張網的就是一個「義」字。一千多年來，中國文化最耀眼的三個字是「忠」、「孝」、「義」，「義」尤其無處不在。「忠」只是臣民百姓之於一個遙遠的皇帝，「孝」只是兒女之於父母，「義」卻是個人與周圍人的紐帶，滲透在生活的每個角落。
要說「義」，先要說「仁」。其實，再往上推溯，兩千多年前的儒家文化是以人肉包子與座上客「仁」為核心的。「仁」有博愛的思想，強調人與人的相互親愛。孔子認為「仁」即「愛人」，極力主張仁的學說。雖然說他的「仁」所指範圍很廣，包括恭、寬、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等內容，但究其核心，還在「仁」字本身。《說文人部》說：「仁，親也，從人、二。」《禮記中庸》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可見仁的核心就是親，就是愛。孟子提出仁義禮智，但核心點仍在於仁。他認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又進而宣導孔子仁的學說，提出「仁政」，希望統治者以「仁政」來親近百姓，管理天下。孟子還有兩句很有名的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其實也是強調仁愛。
後人從孔孟那裡拿來忠孝仁義，而將忠孝義無限度地強化，仁卻是大而空泛的。最能說明這一點的除了《水滸傳》，還有《三國演義》。也許有人會說這兩部書都是歷史小說，不足為憑。但這兩部書都是中國人集體性的大創作和全民性的大欣賞，很能說明中國人的倫理觀、價值觀和歷史觀。前邊我已經說過《水滸傳》的故事從南宋時代就開始流傳，而《三國演義》的故事還要早許多，從晉唐以來就開始流傳了。在上千年的漫長歲月裡，民間口頭傳播，藝人說唱表演，文人加工修改，參與這個大創作的不知有多少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作者。因此說《三國演義》滲透着中國文化精神，而這種文化精神的第一要義就是「義」。所謂演義，就是演說這個「義」。諸葛亮是「智」的化身，既有隱士風流又有英雄氣魄，儒道理想合而為一，──那只是文人的理想化形象。劉備是「仁」的化身，愛老百姓愛得常常流淚，動輒就衣袍盡濕，──那只是民眾對聖明天子理想化的期望。真正讓普通平民大眾最動心的人物是關雲長，關雲長是「義」的化身。歷史記載的關雲長英勇善戰而傲慢自大，最後身首異處，後人賦予他一個「義」字而大加稱揚，於是就越來越神奇起來，到了羅貫中筆下更是出神入化。清人毛宗崗評點說關雲長乃古今名將中第一奇人，又特別點明「關羽獨為婦孺所稱，則小說標榜之力。」當歷史上的關雲長戰死之後，民間傳奇中的關雲長才剛剛開始，當傳奇中的關雲長在羅貫中筆下也已戰死之後，更多的桂冠和榮耀還在後頭。清朝人有一副稱頌關雲長的長聯，我只記得上下聯前邊的十個字：「儒稱聖釋稱佛道稱天尊，漢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關雲長成了華夏的萬能神，數百年的中國人都崇拜他。據史書所載，清代的北京有兩百多個關帝廟，台灣有一百九十二個。時至今日，在兩岸三地到處可以看到關帝廟，在海外華人生活的地方到處可以看到關帝像。
關雲長的「義」有兩方面。一是臣下之「義」，其實就是「忠」，關雲長對劉備忠心耿耿。一是朋友之義或者說兄弟之義，是朋友就是兄弟，是兄弟就一諾千金，死不足惜。《三國演義》開篇即寫關雲長和劉備、張飛桃園三結義，「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後邊也極寫他們三人的生死與共。統治者欣賞的是他的「忠」，希望臣民都像他一樣忠誠，因此極力地捧他；老百姓欣賞他的「義」，巴望世上多幾個鐵漢子和鐵哥們，因此極力地敬他；就連黑社會的人物，無論對外人多麼心狠手辣，對自己幫會中的人物卻要講義氣，因此也把他奉若神明。
《水滸傳》裡沒有關雲長那樣的「義」35的化身，但面目不同的一百零八將有一個相同的地方，這就是義氣。使英雄們彼此相識相交的是義氣，凝聚整個梁山泊隊伍的也是義氣，一百零八將就是一百零八個義士。雖然書中把「忠」放在「義」的前邊，梁山泊的聚義堂後來變成了忠義堂，宋江甚至為了效忠皇帝而給結義兄弟李逵一杯毒酒（這些都很可能是最後的作者施耐庵刻意如此），但全書主要寫的還是英雄聚義，只要是好漢，見面就結義，單個英雄與單個英雄結義，所有的英雄在梁山泊大結義。
《三國演義》寫「仁」和「義」，而所謂的「仁」不過是對一個君王的理想化，所以很蒼白；《水滸傳》寫「忠」和「義」，而「忠」的一面失之於刻意的宣傳，所以也很蒼白。後世還有許多俠義小說。「俠」和「義」很難截然區分，但大致來說，路見不平、為陌生人為弱者拔刀相助的是「俠」，一諾千金、為朋友為知己生死與共的是「義」。「俠」與「義」相對而言，「俠」只是理想，有時候現實生活中的俠客越少，小說中的俠客就越多；「義」既是理想，也有現實生活的基礎。至高至大的「義」是至美至聖的德，日常生活中的義氣也是中國人普遍讚美的。說誰「夠朋友，講義氣」，就是對誰很高也很由衷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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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許多事情往往是一體兩面的，人肉包子與座上客也是如此。有人肉包子的極冷，才有座上客的極熱。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只有歷朝各代的皇帝才有足夠的尊嚴。皇帝之下有層層官僚，這些官僚只有面對下屬和平頭百姓的時候才有尊嚴。皇帝要砍他腦袋，上司要毀他前程，都是易如反掌的事。至於平頭百姓，不過是草民蟻民罷了。在一個專制的群體化的社會裡，老百姓很難得到個體生命的尊嚴。他們總是希望朝廷有聖明天子，頭頂有青天老爺，周圍有幾個講義氣的朋友。只有在朋友面前，個人的尊嚴才得以存在；也只有與朋友義結金蘭，肝膽相照，才能形成一股力量，在社會上得到尊嚴。就像《水滸傳》，每個英雄在結義之前幾乎都受盡了窩囊氣，結義之後才得以揚眉吐氣。絕對群體化的社會意味着個體生命的極其微弱，使得微弱的個體不得不尋找周圍的個體來組成小圈子；而整個社會的冰冷無情，又使得小圈子格外熱絡，真誠的以生死相許，虛偽的也奢談義氣。而當人們都習慣於僅僅在小圈子付出感情的時候，他對於圈子以外的人，圈子以外的人對於他，就往往是彼此冷漠，兩相無情。
中國古代的史書、小說乃至文章，都常常寫到知己朋友的感人友情。或金蘭之交，或刎頸之交，或生死之交，不惜細加渲染，潑墨如雲，作者和讀者都大動感情。但對於戰爭帶來的大規模死亡，卻大都幾筆帶過，作者語焉不詳，讀者也不去深究。司馬遷是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我對他的人品和文采都非常敬仰，唯一遺憾的是他的《史記》很少記述戰爭的殘酷。一場血雨腥風哀鴻遍野的戰爭，在他筆下只有「斬首八萬」四個字，四個字就是八萬人命。都說他的文字詳略得當，我卻覺得像這樣殘酷的戰爭在一本史書裡是不該太簡略的。再翻後來的歷史書，更是令人嘆息。造成幾十萬人甚至幾百萬人死亡的暴政、戰爭、饑饉或瘟疫，在歷史書上也許只有寥寥幾行文字。姑且不論遙遠的歷史，只看上個世紀一百年的內憂外患、天災人禍，中國就有好幾次數百萬人甚2019年2月號總第410期36美國新移民作家散文專輯至上千萬人的大規模死亡，然而我們的歷史書記載了多少？又有多少人瞭解這些歷史並從中領悟了甚麼？
以前在大陸，多次聽到這樣的高論：我們中國人不怕打仗。戰爭怕甚麼？死掉幾百萬人，正好幫我們計劃生育。兩年前回國探親，又從一個出租司機那裡聽到如是說。我知道說這種話的人並非就是戰爭狂，他們往往只是有氣要發，或者只是笑着說說而已，彷彿這種話裡含着幽默的成分。但我敢肯定，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並沒把自己和自己的親朋放在那幾百萬人裡邊。因為不是自己小圈子的人，死掉幾百萬人似乎就無所謂了。
對自己人的親熱和對他人的冷漠，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也隨處可見。1988年秋，我去敦煌旅行。敦煌有個月牙泉，月牙泉的四周都是沙丘，許多人在那裡第一次領略沙漠。那日天朗氣清，水綠沙白，遊人三三兩兩地在沙漠上赤足漫行，笑語聲或遠或近。有幾個年輕人圍坐在沙丘上，一人拿着一瓶啤酒，仰着脖子喝幾口，稱兄道弟說幾句，看起來是幾個鐵哥兒們，這會兒越說越鐵。等到酒喝光了，幾個人站起來大喊「乾杯」，把酒瓶子碰了又摔，滿地都是碎玻璃，然後就揚長而去。我在近處看着這一幕，暗罵他們缺德。沙漠上的遊人都是光着腳，這一地的碎玻璃不知要紥傷多少人。這時來了一對白人夫婦，他們彎下腰，小心翼翼地把那些碎玻璃一一撿起來，裝在塑膠袋裡，再包上紙塞進背包。我怔怔地從頭看到尾，為那幾人害臊，也為我自己感到慚愧。十年後，當我在美國的海灘上把一堆狗屎包起來扔進垃圾箱的時候，我驀然又想起了這段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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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許多中國人一樣，我初到美國的時候常被美國人的熱情所感動。大街上迎面走來一個美國人，以前從未見過，以後不會再見到，但他笑微微地送來一個問候；走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向一個陌生人問路，他會不厭其煩地指點道路；旅行途中遇到甚麼小麻煩，需要幫助，旁邊的陌生人會伸出援手；商店裡買東西或者是到哪個辦公室辦事情，如果不是去移民局那種特殊的地方，通常都能得到熱情的服務。我因此而欣賞基督教的博愛精神，欣賞美國文化對個體生命的尊重，欣賞現代社會的人類文明。
也是像許多中國人一樣，我在美國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忽然覺得美國人缺乏親情和友情，做朋友不夠朋友，做學生不似學生，做鄰居更不像鄰居。不少中國人甚至覺得美國人的家庭也不像家庭，父不父，子不子，父母把兒女養到十八歲就不管了，而父母老了只好去養老院。我想這是愛的方式的不同，家庭人倫之情人皆有之；但我對美國人的友朋之情、師生之情和鄰里之情是不太樂觀的。
有個美國人去中國留學，很快就體會出中國人的妙處，──只要把他們當哥兒們看，他們就會傾心盡力地幫助你。於是，他在中國交了許多朋友。因為是個窮留學生卻又喜歡喝酒，他的那些並不富裕的朋友常常出錢請他。酒酣耳熱的時候，很像《水滸傳》裡的英雄好漢，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義氣直上雲霄，就差一點要義結金蘭。幾年後他要回國了，一幫朋友輪流設宴，紛紛給他餞行。他的老師也和家人忙碌大半日，擺出豐盛的宴席，與他鄭重話別。說到動情處，師生相對垂淚，場面至為感人。但這洋37朱 琦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先後在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和斯坦福大學亞洲語言文化系任教多年，多次獲得文學獎。學生一去無蹤，再沒音訊。兩年後老師來美國訪學一年，其間終於打聽出他的下落，欣欣然給他電話留言。他只匆匆回了個電話，從此又無音訊。他當年的一位朋友聞知此事，跌足嘆道：「這傢伙真是個白眼狼！」
與其說這個美國人無情無義，不如說環境決定人。在美國文化裡，是沒有所謂師恩以及報答師恩這些內容的，當老師就是種職業，教好學生乃理所當然，無所謂報答。做朋友也不求天長地久，今天或許好得難分難捨，明天說一聲「再見」，從此就天各一方，老死不相往來。倘若你有些纏綿，多給他打幾個電話，他也許會覺得你這人太麻煩了，電話都懶得去接。至於鄰居之情，偏僻的鄉下小鎮還可以領受到，城市裡是很難找到的。我在美國八年，換了七個地方，只有和中國人做鄰居的時候，才感覺得出鄰居之情。兩年前我搬到海邊一座公寓樓裡，幾乎見不到鄰居，左邊的鄰居更是從未見過。一天樓下傳來救護車的尖叫聲，我從窗戶往下看，才終於看見左邊的鄰居。──他是個七十歲左右的白人，銀白的頭髮蒼白的臉，躺在白色的擔架上。
中國人對親朋和外人常常是冷熱兩極，美國人對親朋不熱，對外人不冷。美國社會究竟是有情還是無情？說它無情，美國人對外人對陌生人的熱情是我們中國人遠所不及的；說它有情，我們中國人對朋友對老師對鄰居的感情又是美國人遠所不及的。孰好孰壞？現代美國文化對個體生命的充分肯定和基督教的博愛精神，使美國人懂得尊重他人，而物質文明社會對人的異化和個性自我的膨脹，又使美國人忽略親情和友情，孰得孰失？
當然，不同文化差異的比較不應該脫離各自社會的發展階段。當美國還沒有進入現代文明之前，也曾經有過可怕的流血；當白人已經懂得尊重白人的時候，印第安人還是遭到他們的屠戮，黑人還是遭到他們的虐待。而當中國步入現代化社會、整個社會結構都發生變化的時候，中國人那種對自己人極熱對外人極冷的文化現象也會發生變化。事實上，今天的中國人已經改變了許多。從前走遍中國的大小商店，很難找到一個微笑服務的小姐，現在微笑服務已經比較普遍了。另一方面，朋友之間沒有那麼多悠閒的時光舉杯暢談了，公寓旁邊的鄰居也不知道是誰了。小圈子以外極冷的人際關係在漸漸變熱，小圈子以內極熱的親情和友情卻在漸漸變冷。欣喜之餘，也讓人感到惆悵和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