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 周：丙申香港憶故人

每年去香港，我都會去看看我的姨婆，她已經安息在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薄扶林道墳場三十多年了。2016年10月，到香港參加世界華文文學第十屆大會，一個秋末尚還涼爽的午後，我和妹妹新桂、表哥爾椿來到墓地祭拜。當我拾級而上登臨墓地時，陰霾的天空中漏出了一線微弱的陽光。墓地依山臨海，風水不錯。每一次我和新桂、爾椿祭拜完畢都不會匆匆離去。我們坐在墓穴邊上聊着姨婆的生前，仿如在家和姨婆坐着說說話。
與姨婆並列的是姨公伍于簪的墓，他是民國孫中山先生的親密戰友。我在墓碑上讀到了他的生平介紹：「于簪伍公有功民國革命臣子，夙以殷富為商界重溯。民國九年公隨軍運籌糧草軍需。民國十一年，總統遇叛軍蒙塵困守兵艦煤糧財用告罄，總統手諭下屬赴港與伍公面商，籌款不三月，軍需源源接濟，公之力為多。……」
如今網路發達，在網上搜索了一番後，看到的文字和照片增加了我對墓碑上這位方臉敦厚的姨公的認識。在中山學術資料庫中找到一份資料：1922年孫中山大元帥的任命書：

任命梁長海 伍于簪為國民銀行正副行長令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一月七日

陸海軍大元帥令：任命梁長海為國立中華國民銀行行長，伍于簪為副行長。此令。
孫中山
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七日。

看來姨公不僅如墓碑上所記錄是孫先生的「供給局長」，還是孫大元帥的「國民銀行副行長」。這些文字體現出的實質意義就是姨公曾經傾其所力，持之以恆地支持着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是軍需和經費的重要來源，備受倚重。
原來伍于簪來港經商後，於中環文咸西街創辦海興長米行，執米業之牛耳；後與弟伍于笛經營廣合源蔘茸行。而梁長海先生是越南米業的大佬，他們都是孫中山的摯友。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身邊支持他的有一批殷實的商人，伍于簪掌握着香港的米業，難怪他承擔起了軍需和經費的重責大任。他支持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二十多年，從北伐到建立民國的許多重要的歷史時刻都留下他的足迹。據記載，1905年，為革命需要，伍于簪協助陳少白出資入股《中國日報》，成為該報股東之一。1910年伍于簪參與發起了粵省華服剪髮會，提倡華服剪辮。伍于簪是深受孫中山先生信任的革命戰友，1923年夏孫中山先生偕夫人宋慶齡、伍于簪、伍學晃、楊西岩、楊仙逸等十多位華僑在廣州乘船往肇慶遊覽鼎湖山。

據廣東林以森、謝玉清文記載「那是民國十二年（1923年夏），孫中山先生偕夫人宋慶齡，和廣東第五軍長、廣州衛戍區司令魏邦平及伍學晃、伍于簪、楊西岩、楊仙逸等十多位華僑在廣州乘坐大南洋電船，由二沙頭啟航，前往肇慶遊覽鼎湖山。一路上流覽江河沿途兩岸的美麗風光。
約行了六個小時到達肇慶峽口的羅隱涌。孫中山先生即和隨行人員離船登岸，步行約十分鐘，便到了慶雲寺下院――『憩庵』。四周遍植翠竹與參天大樹，竹木相互輝映，一年四季蒼翠欲滴，庵院清淨，風景優美，為鼎湖十景之一。
2004年10月19日，位於廣東省肇慶市的千年名剎――憩庵舉行隆重儀式，為孫中山先生紀念碑亭落成揭幕。孫中山孫女孫穗芳博士專程趕到肇慶參加揭幕儀式。 」

姨公我沒有見過，與我的生活並沒有任何交集。可是姨婆黃淑英，卻是養育我成長的最親的親人。三十多年前上海四月的一個奇熱的星期六，我剛從市郊的大學回到家裡，急着脫下春裝，換上短袖衣服。只見姨婆熱紅了臉，穿着薄薄的襯衣，袖管挽過了臂彎，把兩隻多年操持家務而青筋粗暴的手臂露在外面。她在窗台上忙着晾曬冬衣，這奇熱的天卻被她看作稍縱即逝的曬衣的好機會了。
中午我和她面對面地吃着她特地為我做的土司麵包。我告訴姨婆，下午學校在市區有個活動，我還得出去。似乎是第一次，我覺察她有些不悅，囑咐我早些回來。傍晚回到家，晚飯之後我又在檯燈下忙着寫自己的東西，她忙完了。來我桌邊稍稍坐了一會，說她覺得挺累，然後回自己的屋睡覺去了。
我不曾想到的是，第二天清晨我還沉湎在睡夢中的時候，她已經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她是在睡眠中離開，彷彿她前一個晚上對我說覺得挺累的話，就是與我，也是與這個世界的告別。可是她說得很普通，很平淡，絲毫沒有引起我的注意。姨婆的突然離世，是我第一次體驗到生
命的脆弱。人生燦若晨星？稍縱即逝。在整理姨婆的遺物時，我重又看見那本粵語的《新約全書》平平整整地放在她牀頭的小櫃裡。「文革」年代浸淫在紅色造神宣傳運動中的我，曾經毫無顧忌地和姨婆開過玩笑：「阿婆，這是騙人的，你也相信？」「它教你怎麼做人，怎麼會是騙人的呢？」她依舊和顏悅色。「現在這裡也沒有教堂讓你去啊？」「只要自己照着去做，儀式並不是主要的。」確實，她從不去教堂，平時也不會裝模作樣地捧着那本《新約全書》，她是默默地恪守着自己所信奉的人生信條。
我不懂耶穌，更不瞭解姨婆的過去。直到她老人家溘然長逝後，我才依稀瞭解到她一生經歷的許多不幸，一生又作出了多少奉獻。她十五歲嫁給年屆四十的姨公，姨公原先的妻子已去世，可膝下遺下一行未成年的孩子。養育這些孩子的繁重家務自然落到姨婆纖細的肩頭。
對於姨公伍于簪，我並無瞭解，只聽外婆對我講述過他死時的慘痛。墓碑上也不會記錄姨公命運的坎坷。姨婆曾經告訴我：他們的美滿生活沒有過上幾年，姨公的商號在嚴酷的商業競爭中敗於親弟弟之手。災禍連着災禍，在結婚的十二個年頭，姨婆又眼睜睜地看着丈夫的一條腿在一次打針後引起的細菌感染中慢慢腐爛，直至被奪去生命。
姨婆二十七歲守寡，之後不曾再嫁。她不曾生育，沒有親生骨肉，可是被她扶養長大的後代卻有兩代人：我的母親是一代，我和兄妹們是第二代了。抗日戰爭時，我母親的父母早逝，姨婆便將她當作自己的女兒加以撫養，在二戰中淪陷後的香港逃難謀生。建國初年，我的母親劉素明和父親葉以群在上海結婚，姨婆又從香港趕來，肩負起了照顧我們的重任。
孔子說：人到七十，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姨婆到了將近古稀的年紀卻又逢「文革」災難降臨我家，父親蒙冤辭世。生活中連基本的物質供應也是捉襟見肘，更不能從心所欲。最折磨她的是「文革」十年，面對政治迫害給我們家庭帶來的經濟困境，是她慷慨解囊，傾其所有，用她扶養大的姨公的孩子寄給她的外匯救助我們。
在我的記憶中，姨婆是一個十分堅韌的生活者，我尚年幼時，有一次她抱着我去醫院看病，在黑暗的樓道裡下樓梯摔倒，雙手卻仍緊抱着我不鬆手。我毫髮無傷，她卻摔傷了腿，從此要在一隻鞋裡墊上鞋墊走路才能平穩。即便在物資極度缺乏的「文革」年月，她仍能讓我們五個孩子，在有限的食物和衣着面前過着有尊嚴的生活。每逢春節，只要有米和蘿蔔，她會自己磨米做蘿蔔糕給我們過年，並分送親朋。只要有麵粉，她會用豬膘熬油做薄脆給我們。每一次我都是她最有力的幫手。我自幼與她同住一屋，家境好時，寒冬裡，她會在熱水爐裡煮個雞蛋給
我做宵夜；家境差時，午夜下班回家也總少不了一碗清清爽爽的麵條。「文革」年代，領袖一句要準備打仗，到處建防空洞，家家戶戶挑泥做備戰磚。她捏泥打磚，從不落人後。她一生中經歷了民國的艱難，又在古稀之年經歷「文革」的磨難，可是她始終是那麼坦然，臨危不懼，平靜地面對生活中個人力量無法駕馭的各種難關。
此行香港我住的酒店在九龍尖沙咀的柯士甸道，而那個區域就是八十多年前姨婆攜我的母親曾經住過的地方，現在已經完全變了樣。撫今追昔，緬懷故人，感慨無限。
在香港會友是一件十分高興的事。與熱情支持我的《大公報》副刊編輯孫嘉萍、盛北星的聚會。我有許多回憶文壇前輩的文章都是通過他們的認真編輯在報紙副刊發表。後來這些文章又結集出版。其中由上海三聯出版的散文集《文脈傳承的踐行者》出版後已由美國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燕京圖書館收藏。
還見到了老朋友馬洪恭先生。去年見他還是英氣瀟灑、面色紅潤。今年顯然瘦了，但神采依然飛揚。言談間他久久握着我的手，與我四目相對。我問他何以有此形象上的變化。他坦言世事多變，好幾位尚還在壯年的同袍竟然被癌症逼得走投無路。生命遭遇致命危機時求救於他，他便運用多年積纍的知識和功力，幫助同袍抗病救生，難免精力交瘁。可慶幸的是，以助人為樂事的他，終於聽到了友人康復的好消息。
看着面前的中年馬先生，聽他談起癌症對人類的威脅。我忽然想起從小一直聽姨婆唸叨的一位馬叔叔。記憶中從照片上認識的馬叔叔，與面前的馬先生相貌有些相似，長方臉，黑髮微鬈。姨婆曾將一枚吋半的鑲了花邊的照片壓在牀頭櫃的玻璃下。姨婆常說：馬叔叔是她的乾兒子。記得姨婆在上海時時常保持通信不多的親朋中，他是頻繁的一位。我看見過這位馬叔叔和美麗的夫人的合影。他們一直住在廣州。
有一次姨婆說起姨公的故事，緊接着又說了馬叔叔的父親的故事。馬叔叔的父親馬湘竟然也是一位傳奇人物，是孫中山先生的衛隊長。當時沒有網路，也找不到資料。只記得看見過馬叔叔寄來的一幅年事已高的父親的照片。馬湘建國後一直住在廣州。擔任廣東政協委員。他曾接受過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一直到1973年在香港病逝。
馬湘，原名馬天相，又名馬吉堂，號修鈿。廣東新寧（今台山）人。早年旅居加拿大，為溫哥華洪門致公堂主持人之一。1909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1915年響應孫中山號召，回國參加山東討袁運動，加入以加拿大洪門為骨幹的華僑討袁敢死先鋒隊。後一直跟隨孫中山，先後擔任過孫中山衛士、衛士隊長、少將副官等職。
看見一幅孫中山先生和夫人宋慶齡等人的合影，個子略矮於孫先生的馬湘站在後排，頭戴禮帽，面色黝黑，身材極壯實，如一尊鐵柱一般立於領袖的身後。他不僅武藝高，槍法也是百步穿楊。當時孫中山先生有兩位貼身衛士黃湘與馬湘並稱孫中山「左龍右馬」 1914年和1924年，袁世凱及其殘餘勢力曾兩次組織暗殺孫中山，都靠馬湘率衛隊嚴加保衛，使刺殺不成。
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叛亂，炮轟總統府。馬湘和黃湘掩護孫中山撤離總統府後，繼續與孫夫人堅守越秀樓，做處理文件等善後工作。馬湘身先士卒，扛起機關槍英勇反擊，以致叛軍的指揮氣急敗壞地狂叫要以一千大洋買他的頭顱。由於敵眾我寡，叛軍攻進總統府，放火焚燒越秀樓，馬湘才和黃湘一起，保護孫夫人撤退。關於黃湘和馬湘掩護孫氏夫婦撤退這一段經歷，《宋慶齡選集》中〈廣州脫險〉一文有具體記述：
「為了躲避敵人，我們四個人，孫先生的外國隨員鮑上校，兩個衛兵和我自己，只攜帶着最必需的日常用品，沿着那橋樑式的小道匍匐爬行。敵人立即把火力集中到這條小道上來，飛來的子彈從我們耳邊呼嘯而過。儘管我們當時由於橋兩邊結實的欄杆而受到很好的掩護，子彈還是兩次掠過我的鬢角，但我沒有受傷。」在撤退過程中，鮑上校受了傷，他們來到了一家小農舍。主人要趕他們出來，怕受連累。「可是，就在這時候我暈倒了，他才沒有這樣做。槍聲平靜下來時，我自己打扮成一個老農婦。同偽裝成一個小販的衛兵離開了這所農舍。我提着一個籃子，在路上拾了一些蔬菜帶着。最後我們到了一個朋友家中，那天上午這裡已被搜查過。繼續趕路是絕對不可能的，於是我們就在這裡過夜。」馬湘幾經周折，才把孫夫人送上永豐艦，與孫中山團聚。
伍于簪的七女伍恩連曾回憶道：在她出嫁前，有一天晚上，在香港家中，她的父親要她與弟弟妹妹搬上三樓睡，騰出二樓來，別的不准問。次日，才知道有重要人物來過，那就是孫中山的貼身警衛馬湘先生（他是伍于簪的同學、摯友）護送孫中山、宋慶齡為逃避陳炯明追殺，乘搭永豐艦（後改名中山艦）路過香港的那一晚。伍于簪的兒女們還珍藏着孫中山先生的墨寶「天下為公」的條幅，上款題有「于簪先生屬」字樣，下款為孫文及印章。事平後，孫中山題贈「南方勇士」錦旗表揚馬湘與黃湘，並給予嘉獎。
孫中山病重之時，馬湘更是不離左右，侍湯奉藥。孫中山因久病臥牀，雙足麻痹，不能安眠，馬湘就跪在牀前，把孫中山的雙足放在肩上，慢慢按摩，讓孫中山安然入睡。孫中山在臨終前，囑咐孫夫人說：「馬湘一生追隨我，必須保障他的生活費用，把他的子女都培養成才。」孫中山逝世後，馬湘任南京中山陵園警衛處處長。1937年日軍侵入南京，才撤退至香港隱居。
孫中山溘然長逝，他的貼身護衛黃湘和馬湘聯合奉獻了一幅輓聯：「十年隨侍，纍月服勞，更有遺言入心坎；五憲猶懸，三民未竟，空留主義在人間」。黃湘、馬湘等在靈柩兩旁幫同執紼，留心照料。
馬湘有三個兒子，大兒子不知去向，聽說二兒子在北京，小兒子跟隨他在廣州生活，外婆嘴裡的馬叔叔應該就是馬湘的小兒子了。「文革」中他得了癌症。姨婆得知馬叔叔生病的消息後時常愁眉不展。她知道自己實在幫不上他的忙。「文革」時期，家道中落，已是自顧不暇。又加上上海到廣州路途遙遠，她唯一能表達的就是經常寫信去問候。第二年，馬叔叔在他壯年之時，就拋下妻兒在廣州離世了。那年距離馬湘過世也沒幾年。姨婆接到信後，哭得雙眼紅紅的。我體會到她仿如喪子的悲傷。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姨婆逝世後，她的骨灰運回香港安葬，與姨公伍于簪為鄰。在同一墓地的附近還安放着孫中山次女孫婉，以及《南華早報》創辦人謝贊泰等人的墓。分別近半個世紀後，姨婆和姨公在九泉下重聚。建國後她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年，同樣是歡樂和痛苦交織。當我站在香港的山上回望先行者的足迹，無法不被他們無私奉獻的精神深深震撼！姨公、姨婆和馬湘等前輩在非常年代中對於親朋的贊助，使弱者堅強、強者愈強。他們都是在別人最危難時施以援手，不論是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共和偉大事業，還是對於一個家庭中幼小生命的關愛呵護。尤其是他們遭遇生命艱險磨難時的態度，對於生活於今天的我仍然刻骨銘心。人生一世，不具備慈悲的心、堅韌的毅力，何以為人？何以處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