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樹錚：音緣

初中時考音樂，老師彈琴，學生四個一組唱。 我把三個同學的聲音都蓋住啦，而且最後我強先一步唱完......
初中時考音樂，老師彈琴，學生四個一組唱。我把三個同學的聲音都蓋住了，而且最後我搶先一步唱完──就像賽跑第一個撞線。我洋洋得意地看着老師──三十出頭雲
英未嫁，我們私下都稱她老小姐。老小姐憐憫地看着我，像是看個殘疾孩子，輕輕道：「你不是唱歌，是哇啦哇啦背書。」我可憐兮兮地問：「不及格了？」老小姐躊躇片刻：「給你六十分吧。」
大學時候，在學校裡聽過一次演奏會，實在欣賞不出名堂，只得提前退席，心裡感到悲哀：我與音樂今生無緣了！就此也落下了個自卑情結，只要碰到一夥人聚一起縱談音樂，就不免往後縮。我對周圍那些拿起樂譜就能哼，抄起樂器就能耍的人，總是說不出的羨慕和欽佩。說到這兒我就想起了大崔。
大崔是音樂教師，我在天山腳下教書時的同事。他有一顆大腦袋，開始人都叫他崔大頭，後來一變而成大崔頭，再一變，像是遇上了血滴子，頭沒有了，成了大崔。大崔是正宗北京人，從自治區音協下放到中學教書來的，長我十歲，那年也就是三十來歲。大崔每天黃昏都要耷拉着平頭大腦袋在操場上散步，高高的個子，反剪着手，像掛在五線譜上的四分音符。大崔能彈鋼琴，奏小提琴，能彈熱瓦甫、冬不拉，簫笛笙管上口成曲，最出手不凡的是二胡、琵琶、三弦。有一回誰從縣劇團弄來一副唱「道情」的漁鼓簡板，大崔拍打得有板有眼，還韻味十足地唱了一段鄭板橋的《道情》：「老漁翁，一釣竿，靠山崖，傍水灣……」大崔有一副好嗓子，能從京、崑、評劇、梆子唱到京韻大鼓、唐山落子。開始我對大崔只是心儀，沒有交往，也沒有想到交往，我是個與音樂無緣的人，何必去攀識音樂人？不料大崔來找我了。他聽人說我有一本線裝的《白石道人歌曲》，借書來了，說是研究上面的譜。我告訴他，我對音樂可是一竅不通。我們沒有談譜，談的是姜白石的「暗香」、「疏影」。打那以後就有了交往。日子久了竟然成了頗談得來的朋友。大崔用不着改作業，無需備課，那會兒也沒有電視看，晚上往往過我這兒來聊上一陣。多半是我聽他聊，聊李叔同、黎錦暉、黃自、王洛賓，聊劉天華、瞎子阿炳⋯⋯有的人我還從沒有聽說過。有時候大崔會繪聲繪色地講上幾則梅蘭芳、金少山、言慧珠⋯⋯的軼事，或者哼上一段馬連良的《借東風》。有一回大崔感慨道：「人哪，相聚是個緣，要不咱倆怎麼萬里迢迢聚在天山腳下這小陋室裡聊天來了？」我說：「可惜我跟音樂沒有緣。」
我們也有過一些淺薄的爭論。大崔認為一個人的各種感覺是相通的，所以訴諸視覺嗅覺的色香可以用訴諸聽覺的音樂來表達。這讓我想起十九世紀俄國作家柯羅連科的小說《盲音樂家》。盲音樂家小時候就是憑琴音來辨色的。但我始終覺得，這根本不能稱之為色。至於香就更玄乎了。「弦上黃鶯語可以，弦上玫瑰香行嗎？」我問大崔。「我是說一個人可以由音樂而感到花音。信不信？」「你是說產生幻覺？高僧說法，天花亂墜，你能來個大崔撫琴，花香撲鼻，我就服你。」大崔揉着鼻子笑道：「那你等着。」
這一等，等到了第二年雪消。西北的春天來去一晃，雪盡春老，儼然已是初夏。學校裡兩棵沙棗樹彷彿一夜之間抽條吐綠，接着珠苞攢動，一樹嬌黃，香氣鬱鬱，撩撥
不開。那天晚上大崔夾了把二胡來了，他說他譜了首二胡曲《沙棗花》拉給我聽聽。好啊，我騰出椅子，坐到牀上，一門心思聽。聲音柔和，散發慵懶，暖洋洋初夏的節候，我聽出了嬰兒的牙牙學語，姑娘的吃吃匿笑。琴聲一波一波，飄逸而纏綿，含蓄而熱烈，我的想像終於跟不上琴聲，迷失在一片抽象的樂聲中，進不去，彷彿被關在花園外找不到園門一樣。我索性欣賞起大崔來了，他一邊拉二胡，一邊瞇着眼側着頭，鼻翼翕動，一副醉嗅花枝的模樣。琴聲慢下來了，漸漸遠去，越過天山那邊去了，消失了。但對大崔來說消失的也許不是琴聲，而是花香。「剛才聞到花香了嗎？」他問我。「現在也聞得到啊，空氣中本來就有花香。」他搖搖頭：「不一樣。」
大崔還作過好些曲：《天山落日》、《大漠行車》、《鴉陣》、《胡同》⋯⋯我這最不懂音樂的人反倒往往是最早的聽眾。我最喜歡那首《大漠行車》。從學校所在的
縣城坐長途車到烏魯木齊，二百公里出頭要走七、八個小時。沙石路面，坑坑窪窪，汽車又老舊，孤零零的車在大漠中哆嗦着前行，搖顫顛簸，發出的聲音猶如哭泣。每次坐車總有說不出的感觸，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的感觸，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感觸，悠悠世路滄海一粟的感觸，但又不完全是，這實在是一種不可言傳的感觸，文字無能為力。《大漠行車》卻將這種感觸用音符用旋律曲折淋灕地表達了出來。我跟大崔說：「音樂在此勝過了語言。」大崔笑道：「你開始和音樂有緣了。」
文革前夕，報紙上批《海瑞罷官》，批《三家村》。大崔問我：「自古有文字獄，有沒有《音樂獄》？」我實在想不出來，自然也有音樂家被殺的，安祿山殺雷海青，但那是因為雷海青摔琵琶不給他奏樂，和音樂本身無關。大崔說：「所以還是不要耍筆桿，搞音樂保險，文字實，音樂虛，抓不到把柄。」不料文革開始大崔還是月台陪鬥了兩回。接着，批判他的大字報貼滿一牆，名字上打了紅叉，罪名是寫「黑曲」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偉大領袖。大字報上說他的「天山落日」是與「東方紅，太陽升」唱對台，攻擊偉大領袖；「鴉陣」是誣衊社會主義祖國「天下烏鴉一般黑」；全國人民正高唱：「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志昂揚」，而大崔卻偏要走封資修的「死胡同」；「大漠行車」，行到哪兒去？是不是投靠蘇修？大崔看了批判他的大字報一聲不吭就往回走，都說他回到家把樂譜統統燒了，把胡琴、小提琴都劈了生爐子了。七二年，大崔北京的親戚幫忙，發來調函，調他回北京的通縣。其時我才從牛棚出來。走的那天我去送他，行李中有一口自釘的白木箱，大崔說：「都是樂器。」「不是說劈了當柴燒了？」他道：「有把自己劈了燒的嗎？」看着他上車，車子開走，我想我的一段音緣也告終了，悵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