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江：也斯迴環轉——《也斯的六○年代》與《浮世巴哈》

也斯離開我們已經有十年了。今年年初回港參加由中華書局出版的《也斯的六○年代》的新書發佈會，也算是悼念也斯十週年的活動。這場活動是在商務印書館舉行，由黃淑嫻主持，她和劉汝沁談編輯這本書的體會。區仲桃和王家琪兩位講者都是也斯研究的專家，探討了也斯在成長時期的探索。我則從詩人和譯者的角度補充一些觀察，敬陪末座。

《也斯的六○年代》收錄了他在一九六○年代的詩、翻譯、散文和評論，有相當一部分從未收錄在他以往出版的詩集或文集中。當年他只有十多歲，頂多二十歲出頭，但是他已經對當時前衛的西方文藝有一定的理解。在這段時期，他常常引述一九五○年代馬朗（原名為馬博良）在香港創辦和主編的《文藝新潮》，對這份雜誌所譯介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和思潮如數家珍。當時《文藝新潮》所譯介的文學在整個華語界都難有其它刊物出其右，也斯在一九六○年代初偶然尋得的一整套《文藝新潮》顯然打開了他的眼界。

〈略談當前文藝〉是《也斯的六○年代》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一九六七年，他在這篇文章中引用《文藝新潮》來批評其當下一些「開倒車」的譯介。然而，每位譯者翻譯外國文學的動機可能都不一樣。有時，翻譯一部外國文學作品只是出於純粹的喜愛。有時，偶然深受一篇文學作品的觸動，也會成為翻譯它的動機。翻譯的對象則未必是該文化中最前衛的作品。換句話來說，並非每個人翻譯外國文學都是為了向本地文壇介紹最前衛的文學技巧，以便促進本地文學的發展。前衛不前衛，倒不是也斯着眼之處。他引用《文藝新潮》，也許只是想指出當時文壇的某種欠缺。他在文中引用前輩作家李維陵的話：「為藝術，把全個生命都溶化進去，吸收愛，吸收喜悅，把生命裡每一個分子都變成語言，變成色彩，變成律動，這樣，寫作出來的東西才會燃燒得長久，旺盛。」這段文字充滿嚴肅的現代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正是與當時充斥着通俗文學或政治話語的香港文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另一方面，也斯在文中引用美國「節奏的一代」（又譯「垮掉的一代」）作家布洛士（W. S. Burroughs）的話：「如果作者要在時間空間中旅行，與及探測因太空時代而開發的領域，我想他們必須發明簇新而明確的器材，像在心理領域的旅行一般。」其意為批評當下文壇缺乏創新。而且，他引用布洛士，及後更有系統地翻譯美國地下文學，都顯示了當時他的視野已經超越了《文藝新潮》。

評價一位詩人，首先要將之置於其寫作的時代。在不同時期的寫作，又面臨着不同的語境。那麼在也斯看來當時的香港文壇是怎樣的呢？從文集中的文章來看，大概是惡劣的。文壇外各路人馬亂罵現代詩「怎樣怎樣難懂――好像他看不懂一首詩就要全部的現代詩負責一樣」。電視節目主持人和不明來路的人都爭相在報章上把現代詩罵得「狗血淋頭」，只因為他們看不懂一首詩罷了。今天香港詩壇的環境有沒有比一九六○年代時好呢？恐怕沒有，令人失望。上個月又有不明來路的人在香港報章上大放厥詞，罵新詩如何如何「難」。其實我們也可以用也斯在〈不要亂罵現代詩〉中的幾句來回應：「有些作者根本對現代詩毫無認識，就說現代詩『叫人嘲笑，叫人看低』，這樣的攻擊，是在說，就是連一個攻擊的對象都沒有。」換句話說，六十年來，香港詩壇的環境仍是毫無寸進。

雖然他在《也斯的六○年代》中提出的觀點時而早熟，時而稚嫩，時而憤慨，時而平淡，但是他的詩文展示了極其廣闊的視野。更重要的是，也斯十多歲時剛剛開始寫作就已經心懷香港文學，關心它的歷史、現狀和發展。還記得十年前他離世時，他還念念不忘香港文學的處境，希望香港文學將得到「平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也斯對香港文學的關懷貫穿了他整個寫作生涯，也是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念想之一。

活動結束第二天，我便坐航班從香港飛往多倫多。飛機上的引擎聲讓人頭昏目眩，又無法安心入睡，閉上眼卻總是浮想聯翩。待我睜開眼睛，便發現已經過去了四個月了，自己坐在從多倫多飛回香港的航班上，手上捧着也斯的最後一本文集《浮世巴哈》。

《浮世巴哈》的封面摺頁上有言：「這本厚三百頁的散文集，是也斯的遺著，是他病重、臨終前兩三年的香港書寫。」仔細讀這本書就會發現，它的收錄範圍顯然比摺頁所描述的更久遠一些。《浮世巴哈》收錄了不少「九七」前後的文章，以及二○○○年代寫下的專欄文字。準確地說，《浮世巴哈》主要收錄了也斯在從「九七」前後到他逝世這段時間內寫下的雜文，當中有對文人、藝術家和學者的回憶和想像（第一輯「人文風景」）；有對藝術、戲曲、攝影、電影的評論文章（第二輯「浮世巴哈」）；有在遊歷中的感觸（第三輯「世紀的除夕」）；有對香港風土人文的關懷（第四輯「在時差中寫作」）。讀着《浮世巴哈》，感覺到我們熟悉的也斯就在身邊。讀到如〈詩遊上海．畫說香港〉中淘氣的文字，也斯的形象鮮活地躍然紙上。關於《浮世巴哈》的內容，李歐梵先生的序和鄭政恆的書評都介紹得非常詳盡了，我在此只想為這本書勾畫多一個輪廓，將也斯的最後一本文集聯繫到也斯最初的寫作。

《浮世巴哈》中最早的文章是〈在惠州尋找蘇東坡〉，寫於一九九三年，即也斯去世的二十年前。熟悉他詩歌的朋友應該也會想起他的詩作〈蘇東坡在惠州〉，比讀之下不難觀察到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碰撞，又別有一番趣味。同樣，寫於二○○五年的〈懷想一位詩人〉也讓人想起他的同名詩作，都是關於吳興華，一位致力於把古典詩學融入到現代詩中的詩人。其實，也斯一直非常關心傳統與現代的糅雜，特別是它如何在香港文化中呈現。他在詩和散文中都一再寫到這個母題，因此它也出現在《浮世巴哈》的許多篇文章中。若從四輯中各選一例，應是第一輯的〈迦陵談詩四十年〉，也斯作為一位寫現代詩的詩人和研究現代文學的學者去看葉嘉瑩先生談古典詩詞；第二輯的〈現代視野中的戲曲人生〉，也斯談雅俗並存的香港電影和戲劇如何融入傳統戲曲元素；第三輯的〈在十全街尋找馮夢龍〉，也斯想像自己在現代蘇州遇見明代文人馮夢龍；第四輯的〈瑞士阿爾卑斯山的傳說〉，也斯記錄他在講座中談飽含中國傳統文化符號的胡金銓電影《山中傳奇》，並以此啟發瑞士蘇黎世大學的漢學學生書寫瑞士山林傳奇。

〈城市的誘惑．城市的挑戰〉是《浮世巴哈》的最後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寫於二○一二年十二月，而也斯是在二○一三年一月五日去世的，因此它也很可能是也斯的最後一篇文章。我們在這篇文章中可以隱約看到也斯對自己的出身以及文學生涯的回顧。他在一九四九年出生，幼時隨家人從廣東移居香港，十多口人的大家庭擠在旺角砵蘭街的住宅；童年時在黃竹坑的鄉村長大，對瓜田籬上、時節俗禮都有美好的記憶；少時在洋氣的北角生活，對城市文化以及城市書寫萌生興趣。話鋒一轉，也斯突然回答了他曾問出的最著名的問題：「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他寫道：「二十世紀以來，不同的中外人士，由於不同原因，來到這小島長居短住，都各有自己的感想，都有就自己的立場寫成的故事。」他進而精辟地總結：「我們最先讀到的一些香港故事，有很多是帶着先入為主的概念寫成的。」

香港的歷史形構和國族糾葛容易令任何一方的作家忽略其「城市發展的內在需要」，對此也斯特別指出左翼文藝理念從上世紀至今對書寫香港的影響。正是這種忽略令他不會去美化香港，而只是為「漠視人文精神、文化修養」的香港感到惋惜；也正是這種忽略「造成惡性競爭、環境污染、價值混淆、生活素質趨下」；更正是這種忽略，「城市病了，人也病了。我也不能倖免，體會到其中的代價。真的希望追求一種平衡的生活……」這既是整篇文章的最後一句話，也是整本書的最後一句話，更可能是也斯回顧整個文學生涯的一句話。句末的省略號表達着他臨終前對香港那無限的惋惜和感慨。

〈十三歲那年〉則是關於也斯如何在這個年紀以及當時的環境開始寫詩。大家應該都有所發現，他發表詩的時候總是用原名「梁秉鈞」，詩畢竟是他最重視的文類。也斯在文中糾正了許多與詩無緣的人對詩和詩人的誤解：「許多人看詩，看到浪漫的一面，以為詩人都是一頭長髮，瀟灑不羈，不斷在談戀愛。其實詩有許多種，就像人也有許多類一樣。讀詩沒能讀到深沉的一面，多少是種可惜。」在那個年代，「香港這社會不大能容納詩，在一個商業社會中，大家都覺得詩是不能賺錢、因此也是沒出息的一回事。」他好像冥冥中在回應自己六十多年前初出茅廬時寫的文章。寫詩面對着惡劣的環境，怎麼辦？也斯進而提醒大家：「詩也可以是生活的文字、是對抗野蠻的溫柔、是緩和殘酷的力量。」

寫詩往往面對着逆境，六○年代如此，今天依然。即便如此，我們依然時不時在《聲韻詩刊》上看到二十多歲，甚至十多歲的新晉詩人堅持發表新作。詩壇的燈塔，不是所謂的群黨或者權威，而是他們的聲音。有時候，他們也會有疑問，寫信給我問如何進一步瞭解現代詩。無論他們寫甚麼都是在探索我們將無法踏足的未來、我們無法達到的境地。我們又有何立場給予指導呢？寫詩需要自覺地進行自我教育。想起六十年前，互聯網時代仍遠未到來，要蒐集相關的書籍和資訊不易，自我教育想必十分艱難。也斯在〈十三歲那年〉中提到自己去海運大廈的英文書店找外國詩來讀，訂閱歐洲國家的詩雜誌。他甚至為了讀詩，嘗試自學法文、西班牙文和德文。從《也斯的六○年代》可知，也斯早期翻譯過很多詩，部分也是為了達到〈十三歲那年〉中所回顧的境地：「通過詩，我好像看到種種二元對立的價值觀以外，還有其他的價值觀，其他的人生態度。」可見他六十多年前就為今天的香港詩人樹立了榜樣，通過翻譯也為香港文學探索出發展的道路，正如他在〈我的六○年代〉一詩中所言：「我把別人／翻譯成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