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周：香港往事 1947-1949（非虛構）

前輩的故事常讓我感慨人生的多變和無常。文化前輩們在他們年輕的歲月中四海為家，頻繁遷徙；顛沛流離似乎是他們中許多人的宿命。在那個年代，他們為了進步的文化事業把個人的安逸置之腦後，特別是有家室和孩子的，時常面對動盪的生活，與親人無可避免地經歷着分離和相望。

1947年末，國共關係已經徹底破裂。 1946年夏，蔣介石命令進攻中原解放區，1947年春，又限令中共撤銷駐南京、上海、重慶等地的代表團，封閉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標誌着國共和談的大門徹底關閉。對於民主黨派的打壓也已十分露骨，國民黨政府宣佈民盟為「非法組織」後，白色恐怖更趨嚴重，為了避免民主人士受迫害，中共黨組織安排部分社會知名人士陸續離開上海，轉移去香港。

父親葉以群是1947年冬接到上級組織的指示，安排郭沫若、茅盾撤離上海。父親想方設法買到了去香港的外國船票，然後送茅盾夫婦前一天離開，第二天十一月十四日再親自陪同郭沫若乘船去香港。郭沫若先生的小女兒郭平英回憶道：「為了縮小目標，葉以群安排我們全家人分乘了兩趟郵船。父親帶着兩個大些的男孩（郭漢英、郭世英）先行出發，一星期之後，母親再帶着姐姐和我們兩個年齡小的孩子動身。」到達香港時，文委的馮乃超、邵荃麟到碼頭迎接他們。

我可以想像父親陪同郭沫若離開上海時一定十分隱蔽，按照以前父親陪同茅盾撤退時的做法，先搬到一個地方住下，然後第二天悄悄出發。郭沫若先生相貌非常有特點，必定需要做一些化妝，設法使人無法辨認。這不是有些諜戰片的橋段嗎？不過那就是當時他們在上海和香港的真實經歷。父親在自傳中說，那幾年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重，晚上時常被街上的警車聲驚醒。在茫茫大海上他在想甚麼？是慶倖終於逃脫了那個紛亂恐怖的環境，還是時刻警覺着周圍的陌生人，擔憂着一路上郭老和孩子的安全？母親和姨婆的家住在九龍尖沙咀附近的一幢樓房中，與郭沫若先生是上下樓的鄰居。父親時常去拜訪郭沫若先生，他與母親就這樣在樓梯上認識了。

當時的香港是兩軍對壘中的交叉地帶，為從事地下活動的共產黨人留下了不少可資生存的空隙，這是無數志士仁人瞬間雲集於這一彈丸之地的主要原因。在這裡既有從事地下工作多年的共產黨著名人物潘漢年，又有著名的各界人士如郭沫若、茅盾、胡風、許廣平、周建人、葉聖陶、夏衍、于伶等。各路社會賢達集結於此，便給這塊淪落於異族的土地增添了不少生機和活力。

在千頭萬緒的忙亂之中，共產黨上級組織潘漢年又來找父親，交給他一件任務，請他註冊成立一家電影公司拍攝電影。當時大批進步文化人集聚在香港，香港雖然被港英當局統治，但是相對於仍在垂死掙扎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大陸地區，還是安全許多。在這批文化人中，可謂藏龍臥虎，其中更不乏一批有名的影劇藝術家。可是在無戲可演的境況下，生活是艱難的。為了解決他們的生計，父親奉潘漢年之命成立了「南群影業公司」，開始籌拍電影。這樣的活動既是為了解決旅港演藝人的生計，同時又可進一步蓬勃香港的進步文化活動。

潘漢年有不凡的容貌和儀態，戴着金絲邊的眼鏡，梳理得整齊光亮的背頭，圓圓的臉上露出斯文的微笑，然而，在他斯文的笑容裡蘊藏着無數革命的經歷：他參加過紅軍長征，親臨國共和談的談判桌……他是位活生生的傳奇人物。

著名出版家樓適夷曾有一段關於潘漢年的回憶：「我無論在上海，在根據地，及第二次再到香港，都遇見過小潘。上海已經變成孤島了，敵寇環伺，漫天恐怖，但卻又在馬路上碰到了小潘。他獺絨帽子壓住了眉毛，高級大衣豎起了獺絨領，挺闊氣，坐在一輛三輪車上，招搖過市，我一眼就看出是他，嚇了一跳，不敢招呼，他卻瞥了我一眼，微微一笑，驚鴻掠影，過去了。

小潘呢，可不知道他甚麼時候入的黨，在1927-1928年，他一方面還在公開活動，依然和葉靈鳳一起，辦了一個文藝刊物《現代小說》，寫他的小說，住在法租界霞飛路（現淮海中路）的所謂『聽車樓』上，一方面卻成了地下工作者。魯迅先生剛從廣州到上海，互濟會由王弼出面請先生吃飯，小潘也在場。這一次魯迅與他談得很親切。 1929年醞釀成立『左聯』，就是他和馮雪峰、馮乃超去請先生出來掛帥的。 1930年『左聯』成立，有先生的講話，也有潘漢年代表黨的講話。前者有馮雪峰的記錄，可惜後者沒有留下文字材料。」（樓適夷：〈從三德里談起――憶漢年〉，原載《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4期）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潘漢年無疑是一位傳奇人物。他長年從事地下工作，縱橫馳騁於中國現代史的各個歷史時期，代表共產黨與喧囂時代的各種政治力量進行角逐。他曾經和日本侵略者、汪精衛偽政權、蔣介石國民黨政權頻繁過招。在地下工作的戰線上他更廣結善緣，團結了一大批追求進步的愛國力量。

 「南群影業公司」製作的第一部電影是《戀愛之道》。著名劇作家夏衍編劇，他是中國左翼電影運動的開拓者、 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曾寫過《上海屋簷下》等膾炙人口的話劇作品。影片的導演是歐陽予倩，他早年留學日本時，曾是對中國早期話劇創始時期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春柳社」的重要成員。男女主演分別是舒繡文和馮喆。舒繡文與白楊、張瑞芳、秦怡被夏衍稱為中國話劇的四大名旦，曾經在舞台和銀幕上塑造過許多個性鮮明的角色。馮喆是英俊小生，當時才二十多歲，後來在電影《南征北戰》《鐵道游擊隊》中塑造了栩栩如生的軍人形象。這些主創人員都是一時之選。

據父親的文字記載：拍片資金由潘漢年介紹澳門的「太平紳士」、愛國資本家馬萬祺先生和澳門鏡湖醫院院長柯麟先生投資，投資金額是八萬港幣。在當時這筆錢應該是一個可觀的數目了。為了洽談合作，在潘漢年先生的安排下，夏衍、葉以群和馬萬祺先生在香港見了面，商談了投資額。

當時馬萬祺先生才二十九歲，正是風華正茂之年。 1941年移居澳門後，他先後與友人組織恆豐裕行、和生行、大豐銀號、恆記公司等並擔任總監督、總經理等職。 1944年與柯麟等出任鏡湖醫院慈善會董事、副董事長、董事會主席。1948年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然後任理事長。作為商人的他，怎麼會忽然有興趣去投資拍電影？我不知道馬先生投資過多少部電影，或許《戀愛之道》就是他絕無僅有的一部。其實究竟馬先生對電影有多大興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潘漢年的鼓勵下，他表現了對於潘漢年先生等人所從事的事業的信賴和支持。新中國的建立，同樣離不開無數像馬先生這樣的愛國僑胞的支持和幫助。

《戀愛之道》的劇本出自夏衍之手，故事通過周家浩和錢蘭英一對夫婦二十年的坎坷人生經歷，寫出了普通市民在中國大革命歷史中的生活遭際。男主人參加北伐，四處遷移，與青梅竹馬的女友失去了聯繫，再次相遇時，父母已給女主人安排了婚約，最後女主人終於擺脫了婚約，兩人在上海結成夫婦。一部戰爭年代的愛情故事，表現了顛沛流離的年輕夫妻相依為命、互相扶持的愛情生活。

南群影業公司還拍攝了由葛琴編劇，章泯導演的《結親》。兩部電影的拍攝進行得非常順利，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順利完成。

母親特別說起她也參加了攝製組，負責服裝管理。在整理家裡的老照片時，我看到一些當年攝製組的合影，有一幅以群、于伶、歐陽予倩、瞿白音、顧而已、馮喆等的合影，個個都穿西裝，打領帶。舒繡文和劉素明是照片中僅有的女士，都穿着旗袍。舒繡文是影片的女主角，綢質的面料上印着深色的大花。母親站在第二排演員顧而已的身邊，頭髮做得很考究，燙成了鬈髮，她穿的是淡色的小花旗袍。特別是瞿白音的兒子瞿向明為我提供的幾幅照片，更是讓我身臨其境，在攝製組的飯局，大家都拿着印着花邊的小飯碗，葉以群、瞿白音和唐瑜、舒繡文簇擁在一起，桌上放了不少裝廣式點心的小蒸籠；還有一次在餐館的房間裡，餐桌上鋪着白布，一群人圍着桌子，桌上八個菜。歐陽予倩和葉以群、瞿白音坐在中間，大家舉杯慶祝，那應該是攝製組拍攝完畢了吧。每一幅照片中父親都穿着白色的襯衣，打着領帶。在這些照片中我看見了父親一生照片中最燦爛的笑容。也許因為有了愛情，工作也全面開展頗為順利，那是他精神昂揚的一段生活。

我問母親：「那時拍電影很有意思吧？」

母親說：「其實也很艱苦，資金是有限的，拍攝用的大部分都是實景。」

「可是我看到爸爸那時不僅在拍電影，他還參加了很多其他的活動呢，還參與一些地下戰線的秘密工作。他有這麼多神神秘秘的事，你不好奇嗎？」

母親說：「我曾經幫他送過信。也見過潘漢年和董慧。董慧也是香港人，我們很談得來，她待我就像姐姐一樣。他們沒有架子，待人都很客氣。所以爸爸說在給潘先生辦事，我不會有顧忌。」 母親回想起剛剛認識父親時的一些情況，當初就覺得他有一種神秘感，除了拍電影，好像還同時做着很多事。當然她也不便問，問了父親也不會說。後來到了上海的和平環境中，她才逐漸瞭解了父親在香港除了拍電影，同時還在潘漢年領導下安排社會知名人士北上。

「我很好奇，你怎麼會見到潘漢年和董慧啊！」

母親說：「郭沫若住在我們一幢樓裡，潘漢年和董慧去看他，順道就到我家來坐了一會。」

「郭沫若一家不少人啊，還帶着幾個孩子。」

「你爸爸陪他坐船來時只帶着兩個稍大的男孩。大約過了一週後于立群才帶着三個小些的孩子過來團聚。」

有一天潘漢年和董慧在家裡喝了姨婆煮的糖水後走了，姨婆突然問母親，「葉以群是共產黨嗎？」

母親說，「沒有問過，也許問了，也就是和他說再見了。」她語氣中有不捨。

倒是姨婆顯得很豁達：「人品更重要，當年姨夫願意幫助孫先生，是孫先生的待人接物感動了他，他才願意拿錢去支持。」

母親這才大膽地說，「就我和他接觸下來，他是一個正直的作家，潘夫人也是。」

姨婆點了點頭，「我見過的人很多，雖然和他們也是初次見面，但可以感覺到他們都是正直的人，和他們有的傾。」

電影最後拍成後，可是片頭的字幕上沒有打上父親的名字。因為他的地下工作性質，不能公開露面，字幕上打的出品人是唐瑜。唐瑜即是重慶時期著名的二流堂主。他的兄弟是緬甸的富商，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唐瑜從上海回到仰光，他哥哥給了他兩部載滿暢銷物質的大卡車和一部小轎車，讓他回國做生意。後來唐瑜將這些東西都賣了，在重慶建了不止兩三處房屋，但都用來給當時流落到重慶的進步文化人居住。唐瑜是潘漢年的好朋友，多年來一直用自己的錢支持進步文化人的生活。

自從結識了潘漢年，父親便經常出現在迎來送往、為統戰需要而舉行的宴席上。這是因為潘漢年代表共產黨開展統戰工作時常需要請客，根據不同的對象又往往由父親代表潘漢年出面宴請。潘漢年不會飲酒，於是在飯桌上杯來觴往，便全由葉以群出面應付，既便三杯兩盞下肚，他依然能保持老練沉靜的微笑。就為此，潘漢年在相熟的同志間贈了葉以群一個雅稱：「新進酒家」。潘漢年曾經在朋友中評價過葉以群的為人，低調做事，不亂講話。這也是這位中共特科領導人信任葉以群的原因。父親和潘漢年並在日後發展了較深的友情。

由一張接送人員的名單上，便約略可見父親當時的繁忙：

郭沫若、茅盾的活動與家庭生活由葉以群負責。

許廣平、周建人、馮雪雄、葉聖陶、鄭振鐸之女、胡風抵港，由葉以群負責迎接、歡宴與安排。

陳毅司令員早年的友人，作家金滿城，由葉以群接待，由潘漢年安排去煙台找陳老總。

王紹秋、余心清與三位西北軍的中級文官要進解放區，由潘漢年在葉以群家設宴歡送，乘海輪離港。

解放區要求購買樂器、西藥、文具和戲劇與電影用品，由葉以群與戴耘，柏李等代買了運去。

1949年3月的香港，已是仲春時節，江邊吹來的每一陣風中都夾帶着撩人的春意。父親送走了又一批去解放區的各界人士。大批人員的離港，使香港沉寂了不少。可是他主持的「南群影業公司」投拍的兩部片子還沒有完，他不能離開。所以直到1949年7月2日在京召開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時，他依然滯留在香港。

不久，《戀愛之道》《結親》先後殺青，父親在料理完所有餘下的工作後，準備離港赴京。行前他約顧而已、顧也魯見了一面，交給他們一件任務。根據演員顧也魯晚年的回憶：「以群說他很快就要離開香港，並且也希望很快在新中國的土地上看見我們。走以前，他請我們幫他辦成一件事，向李麗華、孫景路、陶金、歐陽沙菲發出邀請，歡迎他們回到新中國來。」他提到的四位的名字都是銀幕上活躍的電影演員。

顧而已和顧也魯望着面前這位熟悉的朋友，體味着他話中的分量。儘管他們先前也依稀猜測着他的身份是共產黨員，當時就更確信這一點了。他們答應了以群的要求，先後向四位在港的著名演員發出了邀請。孫景路和陶金不久回到了上海。

1949年7月的某一天，父親盼望已久的日子終於來到了。一度因國民黨軍隊封鎖江面而停航的輪船又通航了。他提着輕便的行裝，匆匆辭別了熱戀中的我的母親劉素明，途經天津去北京。在他離去不久，一夥來路不明的人衝進了顧也魯的住處，要他交出葉以群和歐陽予倩。所幸的是他們都已離開了香港，幸運地逃過一劫。

1950年父親和母親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舉行了婚禮。潘漢年、夏衍站在他們身後，擔任主婚人和證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