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杏楓：《情感與理性之間：五四啟蒙個案的跨文化省思》序

認識庭傑是2013年秋天的事，他是中文系「現代小說」課的學生，這是文件裡的資料。我對他的印象，主要來自他在一個導修課上的討論。那是個位於山上的教室，窗外是午後的陽光。他坐在近門的位置，表達清晰扼要，回應提問到題且具邏輯性，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多年後跟庭傑談起，才知道那個課是2014年春天的「現代戲劇」課，他是個旁聽生。會在導修課前閱讀劇本，並主動參與討論的旁聽生，我在二十多年的教學生涯就只遇到這一個。

庭傑在同年秋天升讀哲學碩士，我忝為論文導師，跟他開展了有關魯迅的討論。魯迅是貫串了庭傑學術研究的靈魂人物，從本科論文〈自我放逐於古代──論魯迅《故事新編》的晚期風格〉到碩士論文〈論魯迅及張天翼小說中的笑聲〉，再到博士論文〈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化中的「情感」與「理性」：以魯迅、陳獨秀、蔡元培為個案〉，魯迅一直位於其研究的核心。

庭傑所關注的，是作為知識分子的魯迅如何引入在其當下時空以外的文化資源，以轉化其所身處的文學圖景。這些文化資源包括了古代神話、域外文學，以至情感理論。這種把作品回置於世界文學版圖和文化脈絡的眼光，是庭傑的學術研究最可貴之處。他的研究超越了文學的層面，關注到不同學科之間的互動，是對十九至二十世紀知識流動的一種瞰察。

認識庭傑的人，都會感受到他對個案、資料和格式的熱情。他對個別作家生活行藏的重視堪比偵探查案，追蹤資料抽絲剝繭不遺餘力，最可怕是對書目格式一眼關七幾乎近於強迫症。然而，凡此種種加上上述的世界視野，就形成了庭傑在宏觀與微觀之間的焦距移動，照見了超越個體、群像、地域、文化、語言、學科以至信念的學術點與線。庭傑對相關發現的敘述，鮮見魯迅的深鬱頓挫，反而近於張天翼的明快敏銳。

本書題為「情感與理性之間：五四啟蒙個案的跨文化省思」，顧名思義是以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考察魯迅、陳獨秀與蔡元培三個五四個案。題目中的「情感與理性」，是理解東西文化的一組重要觀念，對五四文人有過深刻影響。在「情感和理性」之後加上「之間」兩字，突出了情感和理性並不截然二分，兩者的關係可以是辯證、互補、共存的。這種關係的多樣性和開放性，可以見諸魯迅、陳獨秀、蔡元培三位文人的具體個案。在「個案」前加上「五四啟蒙」這個定語，則說明了本書關注的時段為五四時期。

本書所討論的中國作家材料主要屬1900﹣1925前後，但我們未宜把其概括為一個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因「五四一代」既受十九世紀末的域外思潮影響，時序上便可上推至清末民初。然而，本書所提供的思考方向，與其說是「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不如說是「沒有域外，何來五四」。本書的核心關懷，基本上是世界文化版圖中的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十九世紀末域外思潮在二十世紀初對東亞（中日）的投影。

題目中的「省思」，指向本書的學術發現――魯迅、陳獨秀、蔡元培三人的個案，展現了五四啟蒙並非只有科學理性啟蒙的一面，同時亦有反啟蒙的一面。反啟蒙思潮從西方進入東亞，形成了五四文人在理性和情感之間的擺盪。本書的學術價值，一方面在其重新詮釋魯迅、陳獨秀和蔡元培三人對情感和理性的接受和轉化，勾勒出一個有關啟蒙思辯乃至五四思想主體生成的新圖景；另一方面亦在其對三人個別的思想嬗變歷程提出了新的觀點，回應了學界現存的研究。

「跨文化」是本書題目中最值得討論的關鍵詞。「跨文化」和「跨學科」的文學研究，最常引起的疑問，就是文學到底在哪裡。當我們說一種研究方法「跨越」或「涉及」不同的文化和學科，我們本身關注的文化和學科，便必然會成為一個大圖景中的一部分。相比於微觀的文本細讀，這類研究許多時候更近於一種思想史的研究。然而，「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並不等同於「史學」的研究。因為相關的考察涉及各種哲學以至科學的辯證，要求研究者具備史學以外的多樣學科訓練。本書在研究方法上的重要性，正正在其展示了一種跨越文學、哲學、美育、思想史、翻譯、科學和宗教等學科的研究方法。這個跨學科的討論，同時涉及跨文化和跨語際的面向，當中涉及的語言和文化脈絡包括了中、日、德、英、法。

在討論魯迅的部分，本書重讀魯迅留日時期論文和上世紀二十年代作品中的域外思想連結，嘗試解釋魯迅在科玄論戰中的「沉默」立場，深具啟發性。在陳獨秀部分，本書整理了法國哲學家孔特的實證主義思想和「人道教」思想，藉以照明陳獨秀的宗教觀念，並討論他對海克爾學說之譯介，補充了陳獨秀研究中鮮有論及的議題。蔡元培章節以蔡氏的學習史為中心，藉其翻譯探討「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來源。書中比對了德、日書籍與蔡氏中譯日本佛學家井上圓了、德國哲學家科培爾和泡爾生的部分，在研究材料和論述上均有發現。

庭傑和我因一個有關魯迅和張天翼的研究結緣，魯迅和張天翼亦師亦友的關係，亦預示了現實人生中庭傑和我的相處。在2015至2017年間，庭傑先後為我的「文學概論」、「張愛玲專題」和「現代小說」課擔任助教，並協助我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他在取得博士學位後曾在其他院校兼課，2020年回到香港中文大學任職講師，一直是我研究團隊中不可或缺的人員。

三年前我開始在中文系的教研之外，同時兼任文學院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的行政工作，下學年將再加上中國研究中心的行政事務。可以在這樣一個水深火熱的情況下不停催我稿的人，大概只有庭傑一個。我大一時候曾是哲學系的主修生，後來雖然轉修文學，但對哲學的興趣不減。唸研究院時為了讀沙特，特別修了四年法文，可惜程度是連讀沙特劇本也要輔以譯本。庭傑的研究枝繁葉茂，有關文哲互動的論述讀來充滿知性趣味，每每令人樂而忘返。他的研究青出於藍，實在令我深感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