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政恆：劉以鬯的同道心影

劉以鬯先生在2018年6月8日辭世後，不少著作陸續出版，包括《端木蕻良論（增訂版）》《失去的愛情（影印版）》《故事新編》《椰風蕉雨：南洋故事集》《藍色星期六》等等，最近，還有香港中華書局密鑼緊鼓編印中的《馬來姑娘》《同道心影――記憶中的文友》和圖文並茂的新版《陶瓷》。在此我談談《同道心影――記憶中的文友》一書，也好為七月的香港書展早作準備。

《同道心影――記憶中的文友》收錄劉以鬯記人的散文，以記述或追憶作家文友為主題，其中〈記豐子愷〉〈記趙清閣〉〈再記趙清閣〉〈記陸晶清〉〈記葉靈鳳〉五篇見於《看樹看林》（1982，香港：書畫屋圖書公司）第二輯。〈憶徐訏〉收於《短綆集》（1985，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顧城的城〉收於《見蝦集》（1997，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十三妹〉、〈我所認識的熊式一〉、〈寫《中國新文學史》的司馬長風〉三篇見於《暢談香港文學》（2002，香港：獲益）第四輯。〈悼何紫――他的心仍在燃燒〉、〈巴金的一件小事〉兩篇見於《他的夢和他的夢》（2003，香港：明報出版社）。〈我所認識的司馬長風〉、〈長跑不倦的何達〉、〈關於《巴金選集》〉、〈憶施蟄存〉、〈記傑克〉、〈記李輝英〉六篇見於《舊文新編》（2007，香港：天地）輯二。

《同道心影――記憶中的文友》十八篇文章，就是取自這六本劉以鬯散文及評論集。

抗戰及戰後歲月的編輯工作：豐子愷、陸晶清、徐訏

《同道心影――記憶中的文友》中開頭的文章，都關乎上世紀四十年代抗戰時期以至戰後，劉以鬯在報界的工作，文中有個人的憶往，以及第一手的書信材料。〈記豐子愷〉一文，劉以鬯提到在重慶編《國民公報》，劉以鬯向豐子愷約請畫版頭的相關信件，而抗戰後劉以鬯任《和平日報》副刊編輯，又向豐子愷約稿。

〈記陸晶清〉寫劉以鬯在重慶《掃蕩報》的同事陸晶清。陸晶清（1907-1993）曾主編《京報》副刊《婦女週刊》、《世界日報》副刊《薔薇週刊》，1931年在日本與王禮錫結婚，在上海協助王禮錫編輯《讀書雜誌》。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陸晶清出版詩集《低訴》，散文集《素箋》、《流浪集》，文學論著《唐代女詩人》。1933年因觸犯了蔣介石政府，流亡英國，1938年回國，1940年後在重慶市女中和重慶求精商業專科學校任教，並主編《掃蕩報》（後來改名為《和平日報》）副刊。1945年赴歐洲採訪，1948年再回國，1949年後在上海財經學院任教。

〈記陸晶清〉提到1945年陸晶清到英國前留下一信，從劉以鬯的解說可知，他在戰時於《掃蕩報》工作，兼任《國民公報》副刊編輯之外，還辦過小型刊物《幸福》。另外，陸晶清的信是由熊式一轉，〈記陸晶清〉寫成二十六年後，劉以鬯又寫了〈我所認識的熊式一〉。

〈憶徐訏〉中，劉以鬯點出1944年，徐訏曾經以《掃蕩報》駐美特派員名義到美國。抗戰勝利後，徐訏回到上海，將《風蕭蕭》交由劉以鬯的懷正文化社出版。

香港文友：葉靈鳳、十三妹、熊式一、司馬長風

1948年，金融大混亂，劉以鬯從上海南來香港，擔任《星島週報》執行編輯，葉靈鳳是編輯委員，二人因此認識。多年來，葉靈鳳在《星島日報》主編《星座》副刊，而劉以鬯主編《快報》副刊。

〈憶徐訏〉當然涉及了二人在香港的工作，徐訏也是《星島週報》編輯委員，後來辦《筆端》半月刊、《七藝》月刊。這篇憶述故人的文章，筆下並不抒情，卻提供了一些少人知道的實事，這正好是《同道心影――記憶中的文友》的總體特色。

《同道心影――記憶中的文友》中〈我所知道的十三妹〉、〈我所認識的熊式一〉、〈寫《中國新文學史》的司馬長風〉都提到不少香港文學資料，如十三妹為劉以鬯主編《香港時報》副刊《淺水灣》寫專欄，十三妹經濟情況不好，要筆耕為業，一再要求加稿費，但她也是「性格相當堅強的文人，有不俗的情趣，也有較高的品格，喜歡用通俗的群眾語言表達見解，坦白率直，不捧場，不幫腔，想說甚麼就說甚麼，將深刻的含蘊寄存在淺白的文字中，受到廣泛讀者的重視。」短短一段，十三妹的優異專欄作家形象，躍然紙上。

〈我所認識的熊式一〉可看作十六則速寫，重點之一是1985年開始，劉以鬯創辦並主編《香港文學》月刊，就向熊式一邀稿，熊式一曾將「八十回憶」四篇（〈代溝與人瑞〉、〈初習英文〉、〈出國鍍金去，寫王寶川〉、〈談談蕭伯納〉），以及巴蕾（James Barrie）三幕喜劇《難母難女》（Alice Sit-by-the-Fire）給《香港文學》刊登。

〈寫《中國新文學史》的司馬長風〉是對司馬長風的負面批判，直指司馬長風對中國新文學的認識相當淺薄，《中國新文學史》錯誤百出。其實，早在劉以鬯這篇文章之前，夏志清的書評〈現代中國文學史四種合評〉（收於《新文學的傳統》），以及陳國球的論文〈詩意與唯情的政治──司馬長風文學史論述的追求與幻滅〉，已對《中國新文學史》有詳細的討論了。

舊文新編：司馬長風、何達、施蟄存、傑克、李輝英

劉以鬯的評論集《舊文新編》，追憶司馬長風、何達、巴金、施蟄存、傑克、李輝英，披露不少書信，都是文學歷史資料，這些在《舊文新編》輯二中的記人散文，都收於《同道心影――記憶中的文友》了。

〈我所認識的司馬長風〉比〈寫《中國新文學史》的司馬長風〉有更多書信材料，從中可知司馬長風在《快報》與《明報》專欄寫作方面的考慮。

何達在1976年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1976至1977年間，何達在歐美巡迴講學，〈長跑不倦的何達〉中，劉以鬯引錄何達的信，從信中可知留學生界非常喜歡聞一多的故事。1986年9月，何達在劉以鬯主編《香港文學》第21期刊登詩作〈聞一多〉，最後兩句是「在他活着的時候╱是我最幸福的時刻」。

〈憶施蟄存〉一文主要提及施蟄存和劉以鬯，二人就戴望舒逝世三十五及四十週年，為《香港文學》編輯紀念專輯，在稿件上的種種安排。這兩期（第2及67期）都有珍貴的資料刊登，先是1941年7至9月《林泉居日記》片段，其後是戴望舒譯賽爾房特思（Miguel de Cervantes）《吉訶德爺傳》（Don Quixote）譯稿第四章，都十分珍貴，施蟄存的整理厥功至偉，劉以鬯的刊發也是功不可沒。

〈記傑克〉述及傑克（黃天石）為基榮出版社主編《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令劉以鬯看到傑克在流行小說作家以外的另一面。另外，《快報》在1963年創刊，劉以鬯擔任副刊編輯，傑克不單連載長篇言情小說，也在1967年，為《快報》的小說版《快活林》將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的長篇小說《Of Human Bondage》譯成中文並連載。《Of Human Bondage》今通譯《人生的枷鎖》，而傑克譯為《煩人》。〈記傑克〉一文點出傑克的兩面，一面是寫商業味較濃的流行言情小說作家，另一面是引介經典西方文學的人，這又與劉以鬯有幾分異曲同工。

〈記李輝英〉中提及李輝英與劉以鬯多年的稿件往來，從戰時重慶的《掃蕩報》到戰後上海的《和平日報》，再到五十年代初香港的《星島週報》、《西點》半月刊，以至新加坡的《益世報》，還有劉以鬯回港任職的《香港時報》。從劉以鬯的憶述，可見二人多年的情誼，李輝英更在信中道：「總之，我等雖未結金蘭，可謂皆有此心，惟盼今後守望相助，患難與共，則與願已足。我兄以為然否？」

劉以鬯引錄的書信中，1911年出生的李輝英原自稱為弟，後改自稱為兄，畢竟劉以鬯生於1918年。到1991年李輝英去世，劉以鬯「聽了這句話，我大吃一驚，視線頓時被淚水弄模糊。」這句也可見二人的深厚友誼。

《同道心影――記憶中的文友》中的文章，並不以抒情見長，而以述事為先，但〈記李輝英〉的結句，還是展現了真情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