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憲：齊默爾曼翻譯

1

宗長申在一家中餐館做跑堂，遇見一位維也納老人，是老闆的朋友。同事稱他「外國老頭」，說他「很好玩」，上海人說「老好白相咯」，他常來飯店學中文，練口語，聽發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歐洲人學中文的很少，年歲大的更是鳳毛麟角。在大多數人眼中，學習是為了生活，為了賺錢，僑居海外的華人，看人對事比較功利，因此就搞不懂這個老頭，認為他有點傻。

每次來飯店，他總是手拿一小紮鮮花和大小不等的巧克力，進門就向老闆娘獻花，用中文講幾句讚譽和祝福的話。

他是維也納人，叫齊默爾曼，住城外。高高的個子，日耳曼人的臉型，年輕時一定是超過一米九的美男子。淡褐色的眼睛，溫和慈祥的目光，眼圈周圍有明顯多餘的肉圈，臉上皮膚光滑，額頭上的皺紋平時看不見，在他講話時如水波流動，下巴留着一些銀白色鬍子。

空閒時，長申很願意與他聊天講話，兩人就成了好朋友。

幾個月後，長申自己開餐館了，老人聞訊找上門來。宗太太見他送來一把非常漂亮的鮮花，又分巧克力給兒子和員工們，就很尊重這位自然又親切的高個子老人。每次他很認真地講中文，也夾着幾句德語，最後關切地問：懂嗎？發音成：凍媽？沒有人糾正他。

飯店放《日瓦戈醫生》電影插曲。老頭問長申：「看過這個電影嗎？」

「沒有。」電影插曲聽了很多，電影看過很少。

「知道這本書嗎？」

「這還有一本書？」

「這是一部小說，195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作者是前蘇聯的詩人帕斯捷爾納克。」老人又說：「我家裡有《日瓦戈醫生》德文版，前兩年俄國剛剛為作者平反，才公開出版這本書，我又去買了俄文版，準備學俄語了。」他的神態認真而堅定。七十幾歲的老人，又學中文，又學俄文，到底要幹甚麼？

在此後與他的接觸交談中，長申想多瞭解他的身世，他也很願意講自己的過去，雖然一切都已經成為了歷史。

1938年，他二十一歲，滿懷理想參加了奧地利軍隊，屬於維也納步兵四十四師。1941年2月蘇德戰爭爆發，他的部隊改編成德國四十五步兵師上前線，攻下邊境城市布列斯特後，六七月間轉向進攻莫斯科，閃電戰失靈，在冰天雪地中停止了攻打莫斯科，慘敗而退，這是第三帝國第一次敗仗。齊默爾曼沒有戰死，也沒有被凍死，他開始對戰爭恐懼，對自己參軍感到後悔，但一切都太晚了。

1942年7月，他又隨德國第六集團軍向蘇聯南方城市斯大林格勒進軍，在城內的巷戰中，他只知如何保命。蘇聯猛烈反攻，1943年2月，德國第六集團軍被全部消滅，他成功逃離，轉回奧地利方向走。

在靠近烏克蘭的山林中，他被追兵子彈打中手臂，大量出血，遇到一位好心的蘇聯農民婦人幫助，養好了傷，婦人希望他留下，但他還是打算回奧地利。在農婦家中，他學了一些俄語口語，這在他此後的逃亡途中很派用處。1945年蘇軍打進維也納城，年底他也逃回到維也納。

1955年，奧地利迎來自由的時候，他老婆帶着兒子跟一個美國兵去了紐約，他就沒有再結婚，在林茨鋼鐵廠做工，直到1985年退休。

聽齊默爾曼講，這個電影《日瓦戈醫生》拍得很好，長申馬上去借片子看，一年之後回上海，又去書店買了中文版的《日瓦戈醫生》。

長申花了三個多月時間才斷斷續續讀完這本書，思考很多問題，想與老頭討論，這期間齊默爾曼也來過幾次，但留在店裡的時間很少。以前長申對他無所謂的時候總覺得他經常來，現在要與他多講講這本書的時候，卻感到不容易見到他了。

2

與往日不同，這一天，齊默爾曼用雙手捧了很大很大一把鮮花，顏色精心搭配，豪氣十足，大約由五十多枝名貴鮮花組成，與過去僅僅三四枝鮮花相比，讓人大大地吃驚。

老頭怎麼了？

飯店裡的客人都露出讚賞眼光，老頭又從包裡拿出很精緻的三盒維也納名牌巧克力放在酒台上，長申太太馬上拿出大花瓶，把花插入，放在酒台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長申先開口：「你結婚了？」自他老婆去美國之後，他一直單身到現在。

老頭回答：「比結婚還愉快的事。」他拿出一個圓銅牌。「剛從維也納翻譯局拿到的，俄文國家翻譯。」

一個飽經戰爭折磨，妻走兒別的老人，從莫斯科大戰、斯大林格勒大戰中逃出來的老兵，長申以為他對世上一切人間喜樂悲哀已經無所謂，此時卻看到了他似乎返老還童了。近八十歲的人，一個翻譯執照，至於那麼興奮嗎？不過，長申和太太當然要多講幾句祝賀的話，這一大把鮮花和巧克力價格不菲呀。

老頭笑道，「我會把這個故事講出來的。」

隨着柏林牆的倒塌，1992年蘇聯解體了，他要把積壓在心頭多年的願望變成具體行動，要回到蘇聯去看看那些救助過他的山區農家婦人們，還有她們的孩子們，說不定其中也有他的孩子。他知道二戰以來這些人生活很差，苦於政治環境和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對立，一個奧地利人很難去蘇聯旅行和探親訪友。他平素生活簡單樸素，從不去度假，只是愛好看看書，學學語言。現在突然出現這麼大一個問題，他的第一個想法是，先把父母留下的那一棟房子和地產出售，另外用自己的房子做抵押，去銀行貸一些錢來，等從蘇聯回維也納後，再努力想辦法還給銀行。

於是，他開始學一些俄語，聽莫斯科電台的廣播，蒐集地圖，他想要去的地方有三個，俄羅斯近烏克蘭地區，以及在波蘭附近的兩個地區，俄羅斯大使館一直要他等消息。

3

齊默爾曼在一個俄羅斯人聚集的咖啡館找人練習口語時，得到了一個信息，近期從俄羅斯來的人逐漸增多，德俄翻譯工作很需要，特別是有國家牌照的。

鑒於以上情況，老頭決定去維也納大學上俄語課，爭取在一兩年時間內考出那個翻譯牌照。決心已定，此輩人生雖無大的成就，只想再做這一件事，特別是看了那本俄語版的《日瓦戈醫生》，他對蘇聯人民產生了深深的同情。

從維也納大學外語學院俄語課程初級班開始，他又讀了中級班、高級班、口譯班和筆譯班等等短期進修課程，兩年時間裡很少外出，除了大學就是在家，有空還去俄國人的咖啡館，在那裡做一些不需要牌照的翻譯工作，幾乎免費服務，只收一些公交費和一份客飯的錢。

在學俄文的過程中，他對《日瓦戈醫生》俄文版反覆地閱讀做筆記，對作品中具有詩意的文字和段落、景色描寫、意象手法、敘事方法的特色、用象徵來表示人物心理，都一一做了筆記。

兩年後他報名參加翻譯牌照的考試，當時有十五人報名，大都是一些在維也納出生的中年人，大學專業是俄語的，還有從俄羅斯移民來的青年，又在維也納讀了七八年大學，德語都在碩士水平，也有博士生，僅齊默爾曼是一個特例，他只有大學各類進修班的學歷，他的第一個條件就不符合必須有大學本科學歷的要求。他再三與院方交涉，一次又一次去政府發牌照的機構諮詢，考試局同意他例外參加考試，因為覺得他能考出的概率幾乎為零，事先告訴他，參加面試的考官都是維也納最好的俄語教授，其中兩位是維也納大學的俄語老教授，另兩位分別是格拉茨大學來的俄語教授和從薩爾茨堡大學來的俄語方面的專業人才，對應試者有很高的要求。

在筆試都通過的情況下，面試一天只能進行兩位，每一位大約需要兩個小時，應對考官的發問。大多數考生在一個半小時時就被停止考試了，因為考官們對水平不高的考生不願再考下去。

四位考官每人分工，政治經濟、文學藝術、法律哲學、醫學神學，每個考官都提兩個問題，齊默爾曼的俄語回答使他們很滿意，第一輪考試進行了四十五分鐘。第二個內容，主考官出一個主題，考生發揮演講，講一個小時，這難度最大。

主考教授是維也納大學的，從1938年開始學俄語，已有五十多年的教學經驗，馬上要從大學退休的人，看到齊默爾曼與自己同齡，前半輩子戎馬生涯，後半輩子做工，近兩年參加大學短期班，很憐憫齊默爾曼，說，「你自己找一個主題，講講吧。」

齊默爾曼想一想，認真地回答：「我就俄國近代文學作品《日瓦戈醫生》，談談我的理解以及對小說的評價。」

考官平時一般到這階段，已經精力不集中，聽上半個小時，隨便提一個問題，就能難住考生了。

《日瓦戈醫生》俄文版是1988年出版的，距現在只有六年左右時間，四位考官不一定每人都認真看過，在俄語系中也不是每一位老師都能夠講好的，而齊默爾曼自出版德語版時，就非常喜歡這本書，自學俄語後，更是專心研讀，兩種語言的對照學習也起到了互補作用。

考官沒想到他能講這本書，沒開講之前對他就有了一種敬佩。

老人以專業的水準，把故事中的人物情節用詩一樣的俄語串聯起來，又對作者的歷史觀做了深入全面的分析，這是全書的核心部分，也是得獎的主要原因。他對書後部分的一些詩歌，也從藝術語言的角度談了自己的看法，對於有爭議的一些問題，也把自己的各種觀點闡述得井井有條，一下就抓住了這幾位教授的注意力，讓他們覺得，這位沒讀過俄語專業的考生像是在發表自己的博士論文，非常優秀。

一個小時很快就過去，那位監考局的工作人員猛然想起，必須給四位考官送咖啡了，平時在這個時間點，大多數都結束了。考官們已經忘記了身份，忘記了應該拿一杯咖啡喝，也忘記了不是來聽文學專題報告的。

最後，考官們在評語中給了他最高的成績。這個沒有好好讀過大學的老人，花了這麼大的精力把俄文學到這般地步，一定有特殊的動機。主考官問齊默爾曼：「你生活中不缺錢，過慣了簡樸生活，年齡已經是該享福的時候了，那麼為甚麼一定要考這個俄語翻譯牌照？」

老人簡短地把他在1938年至1945年二戰中的經歷敘述一下，然後補充說明，從1938年至1941年，他作為軍人專門負責押送坦克，把奧地利中部城市聖．瓦倫丁的坦克工廠生產的坦克，通過火車押運到慕尼黑。

「作為一個奧地利人，我一直在懺悔參加德軍、把戰爭加諸於蘇聯人民，我在他們面前是一個罪人。」見面前五位考官神情凝重，他從自己的座椅上站立起來，把西服袖子推到肘彎之處，解開襯衣的紐扣，捲起袖管，一道又寬又紅的大傷疤露在考官面前。

「在逃亡中，我受到追兵的槍擊，手腕被子彈打中，流了很多血，是蘇聯山區的農民把我從樹林中揹回去，我才活下來，他們對我有恩。現在一些蘇聯人，與五六十年前已經大不相同，他們來到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城市定居，作為一個曾經拿着槍去射殺他們的奧地利士兵，我不能在漫漫長夜的懺悔中死去，我要拿出我的所有力量去幫助那些來自蘇聯的移民們，幫助一個一個不能發揮專長的『日瓦戈』醫生們，一個一個渾渾噩噩的『拉拉』們，他們的移民生活是那麼艱難與無助，他們的父母幫了我，我要幫助他們。

隨着柏林牆的倒塌和東歐陣營黑幕的刺破，我曾經想回到當時救我的蘇聯農民和婦女家中去，幫他們改善生活。但現在他們的制度還不允許我自由地去旅行，我只能把自己的時間、精力和金錢用在這些來奧地利的新移民身上，只有這樣我白天吃飯才有味，晚上睡覺前，手捂着胸口，可以對上帝說：我問心無愧。

這一切就是我看了《日瓦戈醫生》後的感想，作者從日瓦戈醫生苦難的生活中提煉出來的宗教情感，激勵着我為那些新移民服務。」

說着，老人放下襯衣袖管和西服袖管，從口袋中拿出一塊布手帕擦掉臉上的淚。

「非常對不起，」老人停頓了幾秒，欠身彎腰，「我的演講完了。」

主考官告訴監考官員：「我們的考試結束了。」監考官對齊默爾曼講：「你可以走了。」

老人慢慢地站起來，再次彎腰，表示謝意和尊重，然後拿起桌子上的帽子，走出房間。

考官們都同時情不自禁地鼓掌歡送，主考官沒有鼓掌，因為手中拿着剛擦過眼睛的紙巾。

4

長申賣掉飯店後，經營「亞洲超市」。齊默爾曼去法院大樓做翻譯時，會順道來小店。小小的超市，賬檯上常出現幾枝鮮花、幾塊巧克力，小店成了他與長申夫婦見面的新地方。

商店顧客多的時候，他無聲地站在角落邊，客人走了，長申請他坐在賬檯旁唯一的椅子上。他是近九十歲的老人了，還是不斷地用中德文詢問生意如何？健康好嗎？兒子現在學甚麼？有甚麼打算？「一定要讓兒子講中文，學好中文。」這是老人每次不忘的關照。

他學中文的認真與十五年前一樣，會講許多中文之後，還是那兩個字「凍媽」。

當太太也在店裡時，長申就把老人請到對面意大利飯店喝咖啡，吃披薩，與老人多聊一些時間。

有一次問他為甚麼不再結婚，他說他有一個女人，但不生活在一起，他完全可以照顧自己，婚姻是幫助那個女人。即使他不願再多講，長申也明白了七八分，莫非他也在假結婚過程中？只是不知道假到甚麼程度？當然周圍人真結婚，也不知道他們真到甚麼程度。

每次與他分手，摸着他越來越瘦的大手，少了很多的熱量，不能用很多力氣了，就有一份隱隱的擔心。九十多了，前胸又傾斜一些。夾着舊皮包，風雨中來來回回。但咖啡館中的講解，他有叫必到，奔走在各個國家機構。

2008年夏天，長申收到一份葬禮通知，是齊默爾曼老人去世了。兩個月前還見過他。

葬禮在維也納十九區山上墓地。走近墓地的小禮堂時，長申聽到了音樂聲，《日瓦戈醫生》電影插曲，悲傷的心情緩和了一些，如果不是手中的花圈，還以為參加音樂會。

長申和太太放下花圈之後，得到一把鮮花和幾塊巧克力，說是老人的遺願，女的送花，男的送巧克力。這天，葬禮特意準備了兩百包鮮花和二百份巧克力，最後全部送完。主持人說，今天全部奏《日瓦戈醫生》音樂，是老人最後的願望。在禮堂一角，七個人的小樂隊，從開始到結束，一直是這音樂。

禮堂中放滿了花圈，女的穿深色衣裙，男的全部黑色西裝。儘管今天下葬的老人與他們關係很遠，有的僅僅是一面之交，大家都聞訊而來，老人在眾人心中有口碑。

有一個叫娜拉的三十幾歲的俄羅斯女人站在留言本邊上，她是齊默爾曼太太。留言本上極大多數寫的是俄語，有些人寫的多一些，幾乎每個人都寫上一兩句，也有德語。

長申和太太用中文留言：再也聽不見你的「凍媽」，我們都懂你的一生，你做的一切。天堂不需要牌照，好好休息吧。

你給我無數美麗鮮花，教我真正的維也納語，我會給你送上鮮花和巧克力，講中文給你聽，好好休息吧。

蓋棺前，看見老人胸前衣服上放着一本小說《日瓦戈醫生》和一塊銅牌，邊上是那本大家寫的留言簿。

5

一個月後，長申在俄羅斯人咖啡館得到齊默爾曼太太的電話號碼，請她來小店對面的意大利飯店吃飯，想問她一些老人最後的情況。

在長申和太太面前出現的娜拉，她的身材，她的臉樣，特別是她的藍眼睛，很像電影《日瓦戈醫生》中女主角「拉拉」的形象。因為與齊默爾曼有關，三人都有一種不一般的心情。

面對面坐着，長申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藍眼睛，不說話時就直盯着看你，想看出你的下一句話。第一次在葬禮上見到她時，她頭頂着一條透明黑紗巾，落下搭在兩邊肩上，遮住大半個臉和眼睛，看不清她眼睛真正的顏色，悲傷的心情讓眼皮遮蓋了一半眼球。現在正對面，讓長申想起安徒生《海的女兒》中「她的眼睛是蔚藍色的，像最深的湖水」這句話。此時，她自然地透露出靈俏機警的神色。

四年前，娜拉認識老人也是在俄羅斯人咖啡館，他幾乎免費為她翻譯了全部學歷證明，她最後還是不為大學所接受。眼看簽證馬上要過期，娜拉請求老頭與她假結婚，先在維也納住下來，她要借錢付假結婚的費用，老頭阻止了她，表示不收錢。

兩人私下簽了一份協議，現在她已經享受國家給她的「寡婦金」，這是奧地利政府對死者家屬的生活補貼。她想找一份工作。長申問她四年來靠甚麼生活，她講，前兩年，她用兩個手做了一個動作，長申明白這是一個表示性交的動作，她是性工作者。後兩年，在飯店裡做酒台和跑堂，同時學護士課程，希望以後在醫院做護士。

老頭在公證處有一份前兩年寫的遺囑，要把父母留下的房產和一小塊土地，以及自己的房產和全部財產，其中一半交給一個人，請他去找到自己在蘇聯時幫助過他的那些農民婦人，分發給她們，或者她們的後代。另一半在維也納交給一個人建立俄語學習班。娜拉同意明年去俄羅斯找那些幫助過老頭的農民婦人，也同意以後在俄語班中做義務教師，老頭當初就看好娜拉是好人。

長申問娜拉，是不是瞭解老人以前的家庭生活？

娜拉不停地講，引起了飯店那位「西西里」老闆的注意，他特地走過來，看了一眼她，笑嘻嘻地對長申說，你又有了一位這麼漂亮的女朋友。

相互做了介紹之後，聊了幾句，長申有意無意地說，老闆如果需要工人，她可以過來試試，老闆隨意答了兩句話後，也就離開了。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也有一位俄羅斯年輕婦女，從靠近波蘭邊境地區的蘇聯小城市來到維也納，還帶了一個小孩。中介收了錢就找不到了，母女倆幾乎流落街頭，有人請老頭想辦法幫幫忙，老人見她帶着孩子，非常可憐她的處境，他不收一分錢就辦了假結婚手續，讓母女兩人住在家裡幾個月，後辦好了工作證，有了工作後，母女才搬出去住。那天葬禮時，她一家人也來了，她的丈夫也是從俄羅斯來的醫生，現在收入很好，老人葬禮她拿出了十萬歐元（儘管老人存錢足夠）。她說，以後墓地有甚麼賬單可以直接寄到她家裡。

老頭因為與這個女人的假結婚，還鬧出了一件事。

俄羅斯人中有人向警察局誣告老頭為了假結婚，接受這個女人很多錢，有關機構把他們兩人同時傳呼到兩間不同的辦公室裡，其實他們兩人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聯繫了。

女的膽小怕事，被問了許多問題，在辦公室裡就開始哭哭啼啼。

老頭開始以為是自己翻譯的事，當被問第一句話「你老婆昨天晚上的內褲是甚麼顏色？」時，馬上明白問話者的意思，他回答說：「如果你是個人想要問我這個問題，你應該先去問問你爺爺和你爸爸和你邊上那位同事這個無聊的問題。」

兩位問話的官員一聽此話，臉由白轉紅。但面對這個八十多歲的老人，只好先壓一壓心頭的火氣。

老頭又講：「如果你是代表國家問我這個問題，我要先問問你，德國奧地利在二戰中給俄羅斯人民造成了多少災難？在戰場上死了多少俄羅斯人民？我是一個二戰老兵，為國家賣命，聽國家指揮去殺戮俄羅斯人民，差一些死在俄羅斯。現在有幾個俄羅斯女人兒童想移民奧地利，政府沒有理由拒絕，應該為她們提供方便，應該以贖罪的心態來對待蘇聯的移民，特別是婦女兒童。」

辦公室很熱，老頭開始把襯衣的袖扣解開，捲起袖管，露出他手上的疤痕。兩位官員明白了，這是一個在戰場上受過傷的老兵，萬萬不可與他爭辯。

「你們還沒有問的問題，我可以回答你們，我沒有為此而收一分錢，如果你們要以知道不知道女人的短褲顏色，來判斷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婚姻是真是假，你們已經超過了法律賦予你們的權力。你們沒有資格坐在這裡問我。」

老頭從舊皮包裡拿出一張名片放在官員的面前。

「你們作為國家公務員，智商還不及我家鄰居的那隻貓，坐的椅子也會噁心，我的屁股也感到。」老頭特意把「屁股」講得很響，這是維也納人侮辱對方的說話方法。

兩位問話者一看，名片上的名字是彼得．齊默爾曼。他們知道這是維也納赫赫有名的大律師，好像是他的兄弟。

把自己唯一兄弟的名片遞上去，維也納沒有一個國家機構願意與他打官司。當年，老頭生活最艱苦的時候，還一直出錢讓這位兄弟讀法律大學，這是老頭第一次利用兄弟的名片。

見兩位官員幾乎講不出甚麼，老頭想他們大概處於「噁心」狀態，也就不理他們，拿起包，神氣地大搖大擺走出了辦公室，還不忘講一聲「再見」，最後的發音拖得很長。

這個故事在維也納俄羅斯人圈內傳得很廣，也有許多人講得很神奇，加油添醋的，甚至有人講，兩位官員跪求老頭不要把這件事講給自己的律師兄弟聽。

直到最後，長申才想起問，老頭是生甚麼病而去世的？

娜拉也表示對不起，忘了講這件事。她臉上顯出沉思又不快的回憶神色。

兩個月前，老頭在咖啡館，與一位新來的俄羅斯青年講解房契條文，這種講解，他從來不收費用，有時候一個晚上總有四五個人在那裡排隊等待他的解釋，個別維也納人利用契約設立陷阱，讓新移民經濟受損失，老頭很生氣，經常給那些沒有經濟能力的新移民解釋結婚契約、租房合約、租店合約、做工的合約等等。

那天晚上，咖啡館裡有兩個俄羅斯黑社會的人因某些事情發生爭吵，最後雙方拔出手槍，齊默爾曼在不遠處，不幸被亂槍擊中腹部，馬上去醫院取出子彈，一個星期後死在家中。

戰場上他多次地避過了子彈，而這次，上帝一定要讓他飲彈而亡，只有聽從。

與長申談話兩個星期後，娜拉開始在對面這家意大利飯店上班，她從那位「西西里」老闆口中知道：若沒有對面中國人的介紹，就是自己不拿工資給老闆洗碗，他也不會考慮。她甚至想，他們是不是一夥的。

那天在對面吃飯的時候，娜拉問長申家裡情況，甚麼時候來奧地利的，當長申講起自己只有一個兒子，娜拉閃一閃她的漂亮藍眼睛，笑嘻嘻地說：那麼我做你們的女兒。

她是個聰明人，她說想學一些中文，就問長申：爸爸的中文怎麼講。

長申認真地說：「爺老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