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應鑄：老驥伏櫪——憶醫史專家宋大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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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大仁是我們街道地段醫院的內科醫生，我們一直對他以「宋醫生」相稱。所有的病人都認為他是一個特別好的醫生，他的診病，不像有的醫生那樣敷衍了事，只想多多益善地完成自己的醫療指標。他總是樂於傾聽病人的吐訴，也樂於發表自己關於抗病强身的見解。大多數病人都喜歡他，樂意在他手中問診，而他的一些同事們則視他為迂腐和不識時務。

一天我陪母親去地段醫院就診，那是1966年的下半年，母親因為父親的緣故憂心忡忡，寢食不安，一天天下來，終於病倒了。這時，坐診西醫內科門診室的有四名醫生，幸運的是，護士在分配病人時，將母親的病歷卡放到宋醫生的桌子上。別的醫生走馬燈似的換着病人，而宋醫生這裡進程卻比較緩慢，但我們願意耐着性子等他。總算輪到母親了，宋醫生開始用略帶廣東腔的普通話詢問病况。宋醫生六十來歲，臉色紅潤有光，戴着一副金絲眼鏡，腦側和腦後的頭髮理得光光的，唯頭頂留着一盤黑髮。

母親說最近食慾不振、夜難成眠，而且神思恍惚。宋醫生用聽診器聽了母親的心律和脈動，斷然地說：「你可是心病，心病啊！」母親點頭默認。宋醫生繼續說：「心病難用藥治，心病的起因，一是外界環境的打擊，二是自己內心的軟弱。所以要治心病，一是靠改變環境，二是靠增强意志。在無法改變環境的情況下，若意志戰勝環境則病除，如環境壓倒意志則病增。」我在旁聽着，還真覺得老先生這番話充滿哲理。接着宋醫生又說：「事情來了就得挺起身子挺住，凡事都會過去，沒甚麽大不了的。」

過了幾天，母親身體仍無改觀，囑我去買些菜蔬。菜場就在地段醫院所處的丁字路口裡面。我還沒有走到路口，就遠遠看見那裡圍着一群人，還能聽到一陣陣叫喊聲，我走過去擠入人群，只見宋醫生頸上掛着一塊牌子，靠醫院門邊的牆站着，但他神情傲然，毫無懼色，或抬頭直對圍着他的同事，或仰起頭來遙望遠天，每當這個時候，周圍又是一片呼喊。當一個同事捧着稿紙，宣讀他的揭發材料時，宋醫生不時地打斷他：「純屬無中生有！」於是有人走上前去吆喝，要他端正態度，接受群衆的批判。

後來，在我家門前的那條路上，就多了一個架着金絲眼鏡、體弱斯文、拉着一輛大板車的老者，他就是宋醫生，宋大仁先生。我想，他的坐診權肯定被取消了。大板車上載的是藥品和醫療器材，有時也有廢品和垃圾。地段醫院除了總部，還有幾個分部，他就像一隻負重的螞蟻，在它們之間來來回回地運送物品。

宋醫生拉車的那副神情一如既往，毫不沮喪。他依然穿着他的白大褂，以示醫生身份。俗話說低頭拉車能使力，可宋醫生拉車從不低頭，車上的物品再多再重，堆得再高，他都仰着頭拉，即使累得汗水直冒，臉上那副怡然自得的神情總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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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緣」的說法，若是無緣，即便天天相處一室，也會形同路人。若是有緣，雖然似無關聯，也會千迴百轉地碰到一起。我和宋醫生的忘年交屬於後者。我在對宋醫生的人品和風骨神往多年之後，由於一個偶然的機遇，終於有緣成為他寓所的常客。

宋醫生一家那時住在愚園路近靜安寺的一條弄內，在一幢舊洋樓的二樓和三樓。宋醫生接待客人的地方是位於二樓的臥室兼書房。房間並不怎麽大，一進門，對面就是一張小圓桌，左右各置一把椅子，右邊是臥牀。左邊，靠窗的是一張書桌，上面堆滿了書籍、雜誌和報刊。桌邊有一個帶玻璃門的書櫃。

我第一次和文友尤和周去造訪宋醫生時，印象最深的是一幀宋醫生的彩色照片，掛在圓桌上方的牆上。這是一幅放大的頭像，約一尺見方。鏡框裡的宋醫生和他本人一樣，臉色紅潤有光，目光中瀉出的是一種怡然自樂和陶然自得的神情，和他當時的處境很不合拍。更特別的是，在頭像下面，用工整的楷書寫了他的一首自述詩，記得開首兩句是：「爾係何人，中山狂夫。」宋醫生是廣東中山縣人，故有此語。我驚愕異常，心想這宋醫生真是狂得可以。「狂夫」兩字用在他身上實在妥帖不過，確是他真性情的寫照。我腦中浮現他診病、挨鬥以及拉車時的幾幕情景，它們與鏡框裡神情自得的他，與他自稱「中山狂夫」的題記是完全一致的，體現了他的耿介和處逆境而不餒的書生本色。

坐在書桌前面那張轉椅上的宋醫生，含着笑意，招呼我們坐下，很快，他就毫無距離地和我們交談起來，彷彿我們是他的常客。更令我意外的是，對我們幾個年輕人，他絲毫不現以前我見到的那種狷傲之氣。他真誠、隨和、懇切，把我們視作沒有代溝的朋友。他的話題縱橫無涯，他的議論汪洋姿肆。從醫學而哲學，從文學而藝術，從歷史而人文，從自然科學而社會科學，沒有不涉及的領域，甚至連航天技術也是他感興趣的話題。而且，他每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聽他談話，聽他意氣風發的議論，勝於在書本裡狩獵，因為他看問題的角度非常特別，常常會對你確信無疑的論點提出質疑和挑戰。我意識到他是一個勤於思考的人，一個不隨波逐流的特立獨行者。這時，他給我的印象不再單單是一個懸壺濟世的醫生，而且還是一個知識淵博，談吐自若的謙謙學者。後來我才知道他確實是一個學者，一個論著甚多並卓有建樹的學者，一個學貫中西的醫史專家。

初次到訪，我們就忘情地談到了夜深，當起身告辭後，宋伯母一直把我們送到樓梯口，用帶廣東腔的滬語說：「要再來哦，你們要再來哦。」於是，我便成了宋府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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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造訪宋府，宋醫生總是坐在他書房裡的那張轉椅上，不是伏案閱讀或書寫，就是背對着書桌，靠在椅子上悠然地閉目養神。見到我們來訪，馬上會睜開眼睛，精神抖擻地投入談話，絲毫看不出有所倦意。有時，在他太太和兒女們參與談話的情況下，他會乘隙閉一下目，蓄一下精神，然後又議論風發起來。他就是這樣一個善於勞逸調節，凡事拿得起放得下的智者。我也終於明白了，他為甚麽總是有那樣紅潤的臉色和飽滿的精神。

多次的隨意交談，使我對宋醫生有了更深的瞭解，知道他雖然是西醫內科的門診醫生，但對中醫有很深的造詣。他自幼家貧，但刻苦好學，在醫學院求學時，同時攻讀西醫學和中醫學，獲得雙料文憑。他向我們描述了他負笈求學時的一個故事：醫學院的晚自修有規定時間，每到熄燈時，他總還在捧讀書籍。校監雖欣賞他的勤奮好學，又怎敢經常違反校規，於是不得不拉下電閘，把他逼出教室。後來，事情傳到院長耳中，惜才的院長買來一大包蠟燭，讓校監在熄燈後特許他留在教室燃燭夜讀。有了這個特權，他常常通宵達旦，幾夜工夫就把院長送的蠟燭都用去了，然後便節衣縮食，省下伙食費來自備蠟燭。說到這裡，宋醫生感嘆萬千：「知遇之恩，終生難忘，沒有當年的醫學院院長，就沒有今日之宋大仁啊！」

宋醫生身上始終洋溢着一種激情，一種浪漫天真的童真。身處逆境，即便性格再爽朗的人，也免不了會變得謹言慎行。可我們從不見他有愁容和懼色，他始終是那樣的精神煥發，談笑自若。

宋醫生身上還有很深的詩人情懷，他喜愛寫詩。每當看到我們這幾個文學青年來訪，他會興沖沖地拿出自己新近寫的舊體抒懷詩，徵詢我們的意見。儘管我們不懂舊體詩，但也能讀出他的激烈壯懷，讀出他對生活的熱情和信念。宋醫生在地段醫院有一位詩友，是一名國學底子深厚的老中醫，姓白，每每見他身穿灰色長衫走在街上，一手提着手杖，一手撫着下巴上的長鬚，一副老夫子的派頭。這位白醫生和宋醫生被認為是地段醫院「古」「洋」兩怪，但宋醫生我行我素，如常地與他切磋醫術並吟詩唱和，與之保持着深厚的交誼，展現了無畏的詩人風采和坦蕩的君子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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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知道，宋醫生的職業雖然是診病的醫生，可他最鍾情的是對中國醫學史的研究。早在青年時代，他就抱憾中國醫學史的研究是一塊尚未開墾的處女地，於是立志要做一名開山者。他常常感嘆地說：「中國醫學源遠流長，理清它的歷史脈絡，乃我不辭的使命。」他的醫史研究是從收集醫史文物和對它們進行考據開始的，然後發展到對歷史上淹沒的醫界人物進行挖掘，收集和整理他們的墨迹、遺著和事蹟。

早年，宋醫生的醫生職業有一份豐厚的收入，可都被他用在醫史研究上了。業餘時間，他愛逛文物市場和舊貨市場，他尋覓的不是可以藏之增值的珍寶，而是和中國醫學有關的史籍、藥典、醫案、製藥和診病的用具，以及涉及醫學的古代字畫。它們樸拙無華，但宋醫生看重的是它們在醫史研究上的價值，所以賣主再怎樣抬高價格，他都會慷慨解囊。一次他在地攤上看到一個很普通的石臼，眼睛一亮，斷定是古時的製藥工具，用來搗碎烤乾的藥材。胸無城府的他不懂欲擒故縱的謀略，面對此物喜形於色。精明的賣主揣摩他志在必得，便漫天要價，讓他花了不菲的代價才如願以償。

購回醫史文物，接下來要考據它們的年代和使用機理，他得耗費大量精力來閱讀各種古籍，如醫書、藥典、醫案、野史、筆記、地方志等，像大海撈針一樣，從中收集佐證材料。他撰寫的這類醫史論文有數百篇之多，發表在不同的報刊雜誌上，他全數珍藏着。

然而，這些工作都只是他實現自己宏大目標的準備階段，他的真正抱負是撰寫一部自成系統的中國醫學史，他孜孜不倦，窮一生的精力，即使處境再艱困，也不言放棄。後來，有些停刊的考古、自然科學和技術類的雜誌開始復刊，他認為其中總會有他需要的材料，便把這些雜誌都訂下，堆在案頭高高的一大疊。他整天坐在轉椅上伏案閱讀，因患白內障，目力不佳，故而總見他手中執着一個放大鏡。

為了撰寫他的中國醫學史，他通過香港的朋友，和撰寫《中國科技史》的英國漢學家和皇家科學院院士李約瑟通信，與之切磋這部他構思中的史書。一天，我去訪宋醫生，他從一個大信封裡拿出一張書籍封面大小的照片，上面有五個大字：「中國醫學史」，用毛筆豎寫的，旁邊有三個小字的落款：「李約瑟」。是李約瑟為他的專著題寫的書名。

撰寫這樣一部醫學史，無疑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單憑宋醫生老弱之身的一己之力，確是不堪重負。由於宋醫生目力上的障礙，加以他又沒有一個通曉醫學和古文的得力助手幫他整理和抄謄文稿，所以這部書的撰寫進展甚慢，直到宋醫生棄世都未見脫稿。壯志未酬，英雄落淚，這恐怕是宋醫生畢生最大的遺恨。

儘管，《中國醫學史》這部醫史巨著未能告成，但宋醫生對中國醫學史的良多貢獻，是醫史界有目共睹的事實。例如，宋代撰寫《洗冤集錄》的法醫宋慈，如今是人人皆知的歷史人物，當年就是通過宋醫生的挖掘、考證、整理，他的生平事蹟才得以清晰完整，他在法醫界的歷史地位才得以確定。甚至他湮沒在漫長歲月中的墓地，也是在宋醫生的考證下才尋覓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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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年以來，宋醫生的另一宏願，就是建立一個中國醫史文物陳列室，進而使其發展為一個中國醫史文物博物館。他深知他收集到的數千件醫史文物的價值，它們足以用實物的形態來闡述中國源遠流長的醫學發展過程。但是惜乎，它們如今只是被堆積在他家每一間房間沿四壁的壁櫃裡，這些壁櫃是他特意請木匠打製的。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宋醫生年事已高，但是老驥伏櫪，壯心不已，他建立醫史文物陳列室的宏願猶在。但也清醒地認識到憑一己之力是無法實現的，所以發函和一些中醫學院聯繫，表示只要對方有建立醫史陳列室的意願，他願意無償捐出自己的所有收藏，並在建室過程中全力指導。最後他和廣州中醫學院達成合作協定，於是，他的所有收藏被南運廣州，隨後，他本人也義無反顧地偕老伴離開上海，雄心勃勃去施展他的抱負。

1985年的某日，我突然得到驚人的噩耗，宋醫生回上海出外辦事時，突然雙腳發顫摔倒，送醫院搶救不治，溘然長逝。

我參加了宋醫生的追悼會，瞻仰遺容時，想到他老人家未竟的事業，禁不住淚水潸潸，孔明《後出師表》裡的八個字在我耳畔迴響：「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宋醫生離開我們已有三十餘年了，近日，偶然中我讀到一冊本世紀初出版的《閩北掌故》，赫然看見這樣一段文字：「1955年，醫學史專家上海宋大仁先生委託建陽縣政府調查尋找宋慈墓……終於在距崇雒一里多路的昌茂村旁山坡上的叢林中，找到了宋慈墓。」我欣慰歷史沒有忘記宋大仁先生。

可以告慰宋大仁先生的是，他念念在茲的中國醫史陳列室早就在廣州中醫學院建成，並擴展成廣東中醫藥博物館，他無償捐出的數千件醫史資料和文物正在面向世人，佐證着中國醫學的輝煌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