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俊林：蟄存與默存

蟄存與默存，是兩個人的名字，他們的全名是施蟄存與錢默存（鍾書）。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學術文化界，這兩個名字如雷貫耳，是神一般的存在。

蟄存與默存，也是兩種生存狀態，都是個體生命在面臨着嚴峻考驗的時候，所採取的消極保守的態度，其目的自然是為了生存本身。

蟄，《爾雅》裡的解釋是「靜也」，《說文》裡的解釋是「藏也」。清代的段玉裁在給《說文解字》做註解時又加了一句：「凡蟲之伏為蟄」。所謂蟄伏，本意係指一些較低級的動物在進入冬眠時候的一種狀態，因為這一期間牠們不食不動，宛如死去一般。人是高級動物，在肉體上沒有冬眠的習慣，但人卻往往會因為種種原因而進入精神上的冬眠狀態。

默，《說文．犬部》：「默，犬暫逐人也。」意為犬不出聲而襲擊人，引申為保持沉默。造物主賦人以嘴巴，除了吃飯的功能外就是說話，但說話很容易招致災禍，所以最好是不說話，保持沉默。《周易》裡就說：「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荀子也說過：「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可見，說話要說得恰到好處，沉默也要沉默得恰到好處。

說起來，施蟄存與錢鍾書有頗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出身於書香世家，都是少年早慧，都是早年以小說創作盛名一時卻在中年以後轉向治學，最終在相關的專業領域成為大師級人物。此外，就連他們兩人的名字也都是他們各自的父親給起的，來源也都是《周易．系辭》。中國人迷信，認為一個人的姓名往往關係着其一生的生死禍福，故而在取名時極為慎重。錢鍾書與施蟄存的名字似乎確實都具有符咒一般的力量。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那些風雨如晦的日子裡，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場，多少人載沉載浮，乍起乍落；而他們二人或「默」或「蟄」，居然都熬了過來，不但得以終其天年，而且名滿天下。

1905年出生的施蟄存，父親一開始參考《周易．象傳》裡的「見龍於田，德施普也」，給他取名施德普；又取《周易．系辭下》裡面的一句話：「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字曰蟄存。因為蛇是小龍，施蟄存恰好屬蛇，他出生時的農曆十一月正是蛇蟄伏地下之時。相比於德普這個名，施蟄存更喜歡他的字，故一生以字名世。他曾說過：「這個名字判定了我一生的行為守則：蟄以圖存。」

1910年出生的錢鍾書字「默存」，源自《周易．系辭上》裡的「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根據錢夫人楊絳的回憶，錢家素來有「休明著作，百祖無殊」的傳統，家教極嚴。但錢鍾書自幼在伯父膝下長大，伯父中年無子，過於昵愛，致使少年錢鍾書「全沒正經」。伯父去世後，錢鍾書的教育便落在了他父親的肩上。「他父親因鍾書愛胡說亂道，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說話的意思」。有趣的是，「默」字從字源上說，和狗有關係，錢鍾書恰好屬狗，他對於「默存」這個名字也頗為喜歡，所以在日常簽名時，經常會故意將「默存」分開寫成「黑犬才子」四個字。

錢鍾書最初是以散文創作登上文壇的。1941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了他的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隨後又於1945年推出了短篇小說集《人獸鬼》。在這個小說集的前言裡，錢鍾書寫道：「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其中的短篇小說〈貓〉，因為生動反映了一部分學院派知識分子的瑣屑生活而頗引人關注。但一直要到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推出了長篇小說《圍城》，他的創作才能才為世人所公認。《圍城》取得的巨大成功，使錢鍾書大受鼓舞，就又開始籌劃着另一部長篇小說《百合心》的創作。然而政治風雲突變，創作計劃也被打斷。照錢鍾書自己的說法，「大約已寫成了兩萬字。1949年夏天，全家從上海遷居北京，手忙腳亂中，我把一疊看來像亂紙的草稿扔到不知哪裡去了。……事隔三十餘年，我也記不清楚當時腹稿裡的人物和情節。……剩下來的只是一個頑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寫得成，它會比《圍城》好一點。」直到1957年，錢鍾書還在一首題名為〈赴鄂道中．其二〉的詩裡，表達了自己的創作才能因為時代氛圍轉換而被迫中止的遺憾與心有不甘――「晨書暝寫細評論，詩律傷嚴敢市恩。碧海掣鯨閒此手，只教疏鑿別清渾。」在錢鍾書的心目中，自己是有「碧海掣鯨」的文學創作才能的；但現在為時勢所限，只能「疏鑿別清渾」，即從事一般的學術研究工作。錢鍾書自己有這種自信，我們也願意承認這一點。畢竟，《圍城》只是錢鍾書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從古今中外許多大作家創作的通例來看，處女作往往並非其最成功之作。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曾出世的《百合心》應該是一部更為成熟的長篇小說。

作為一個天才的早熟作家，施蟄存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就發表了〈鳩摩羅什〉、〈將軍底頭〉、〈石秀〉等著名小說，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學來解釋人物活動的深層動機，在當時的文壇令人耳目一新，從而使他自己也成為新感覺派的一員主將。但置身於「紅色三十年代」的文化環境，他的創作也因此遭到了左翼作家們的激烈批評。樓適夷說他的作品「是金融資本主義底下吃利息生活者的文學」，錢杏邨說其作品「是證明了曾經向新的方向開拓的作者的『沒落』」。左聯成立以後，施蟄存也做過轉向的努力，寫了〈鳳陽女〉、〈阿秀〉、〈花〉等描寫勞動人民的小說，但都以失敗告終。他由此意識到，自己在思想上傾向革命，但不適應左翼作家的創作方式：「倘若全中國的文藝讀者只要求着一種文藝，那時我惟有擱筆不寫；否則，我只能寫我的。」此後隨着他遠赴雲南大學任教，就基本上再沒有進行過小說寫作，如他在半個多世紀後回憶的那樣，「一肩行李，飄泊西南，從此放棄了文學」。雖然在這期間，他也曾有過兩部長篇小說的寫作計劃，一部是《銷金鍋》，以南宋首都臨安為背景，寫當時的國計民生情況；另一部是《浮漚》，主要是想記錄抗戰八年的生活。但終因生活不穩定，未能如願。晚年的他就此解釋說：「這是職業改變的結果，倒不是『江郎才盡』，寫不出東西來了。」但考慮到施蟄存終結小說創作的1937年，正是抗戰爆發的第一個年頭；時代動盪加以社會大環境的變化，顯然成了更為決定性的因素。

抗日戰爭的爆發，是一個大時代的開端。它改變了絕大多數中國人本來平靜的生活，也打破了施蟄存與錢鍾書從前一直安享的那種一邊讀書一邊寫作的悠遊歲月。此後，他們都為了生計所迫，飽受輾轉流離之苦。1937年9月，施蟄存應校長熊慶來之請，到昆明的雲南大學任教。他於9月8日踏上西行的旅途。一路倒換汽車，途中遇敵機干擾，自己又生病住院，可謂歷盡艱辛。直至9月29日方抵達昆明，歷時整整二十一天。他在日記裡說：「歷浙贛湘黔四省，途登萬里，日逾兼旬」，並感覺「華夏之大，亦既震愕；關河之阻，誠足貧辛」。次年3月，他將自己這次長途跋涉的經歷，整理編成了《西行日記》。

1939年，錢鍾書也為了要陪侍老父，決定到湖南安化藍田鎮的國立師範學院任教。結果因戰事初起，交通工具不敷分配，加以沿途旅客異常擁擠，在路上走了三十四天。與錢鍾書一路同行的鄒文海回憶說：「我們10月就從上海訂船票赴寧波。繼而日人封鎖海口，不有通航，一直到11月初才得到船公司通知，定期出發。到達寧波後，大家鬆口氣，方感真正脫離了敵人的魔掌。從寧波到溪口，一節乘汽油船，一節乘黃包車，足足走了一天，此後則全部坐乘長途汽車，每站都得停留三天五天，不是買不到票，就是等待行李到達，沒有一站是順利通過的。」錢鍾書當時曾有〈吉安逆旅作〉一詩記述了當時的經歷：「聽雨居然此亦樓，瀟瀟心上合添秋。空因居獨生深念，未為閒多得小休。清苦數峰看露立，蒸騰一突對冥搜。眼前風物無堪戀，強挽詩人七日留。」後來他將從上海到湘西的這一段旅途經歷寫進了《圍城》，那便是小說裡的第五章。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本是中國古代文人的一貫傳統。在抗戰之前，無論是施蟄存還是錢鍾書，他們的生活相比大多數普通老百姓來說還是比較安寧舒適的，盡可以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裡自得其樂。現在，戰爭來臨了，已經無法安放下一張平靜的書桌，這使得他們只能暫時告別了從前一味株守的書齋，來到了社會的廣闊天地，從而也更有機會瞭解廣大民眾尤其是底層民眾的真實生活。

此後的錢鍾書先後輾轉於國立藍田師範學院、震旦女子文理學校、暨南大學等地，為生計奔波。與此同時，施蟄存也在昆明、香港、永安、廈門等地飄來飄去，依次執教於雲南大學、永安中等師資養成所、廈門大學、三元江蘇學院等。直到1949年，天地玄黃，大陸山河易色。錢鍾書才有機會再一次回到了已經暌違有十年之久的清華園。而那個時候的施蟄存也已於三年前就回到了上海，在調換了好幾所大學之後，最終落腳華東師範大學做了一名老師。

1957年春，毛澤東做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著名講話。4月，中共中央正式號召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當時錢鍾書的叔叔錢孫卿正參加全國人大會議。他十分猶豫是否要在會上提意見，就召集在京的親戚商議。大家意見紛紜，錢鍾書十分堅定地說：「根本就不要說。」這時候的錢鍾書變得異常的敏感與警覺，這和他早年留給人的那種口不擇言、隨意臧否人物的「狂直」印象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就在這年秋天，他在去湖北探望父親的路途寫下了〈赴鄂道中〉一組詩，其中的兩首是：

弈棋轉燭事多端，飲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應褪淨，夜來無夢過邯鄲。

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懣雷。

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

據楊絳說，錢鍾書的這兩首詩蘊含着他對當時社會政治氛圍的真實感受。詩中的「弈棋」「轉燭」「懣雷」「脫葉」「啼鳩」等眾多意象，都表達了在一場山雨欲來之前知識分子的那種惶惑不安心理。在隨後的大鳴大放中，他保持一言不發，以「默」圖存。「反右」運動正式開始後，錢鍾書的眾多師友和親屬紛紛落網。家族中的錢孫卿、錢鍾毅、錢鍾漢都被劃為「右派」，連遠在華中師範大學任教的父親錢基博老先生也因為給當局上了一份萬言書而受到了激烈的批判。而錢鍾書本人則平安地度過了1957年，始終沒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和錢鍾書相比，施蟄存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本來在經歷了建國初期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改造運動」之後，特別是在1954年親身體驗了對自己的老師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之後，施蟄存已經下定決心不再寫甚麼文章了。1956年夏天，隨着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施蟄存所在的華東師範大學當局開始鼓勵教師們鳴放。這時，上海《文匯報》的一個專欄也向施蟄存約稿。施蟄存一開始不免心存忐忑，只是寫了幾篇不痛不癢的小品文聊作敷衍。但看見情形似乎並不像他預想的那麼糟糕，就在1957年6月5日發表了〈才與德〉一文，大膽質疑當時的用人制度：「近來各方面暴露出來的某些幹部，品德之壞，在舊社會裡都是駭人聽聞的。」這下引來了禍端，不久，《文匯報》就發表了夏之風批判施蟄存的文章〈也談才與德〉。6月2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另一篇批判施蟄存的文章〈辟《才與德》〉，稱施蟄存「對今天的幹部政策放了惡毒的一箭，……以『第三種人』的『公正』姿態，向黨、向革命吐出誣衊性的唾沫！」《人民日報》定了調子，其他報刊開始跟進。於是，各種大批判接踵而至。這其中，用力最猛的是姚文元。他在這年《文藝月報》的第7期發表了指名道姓的大批判文章〈駁施蟄存的謬論〉，斥責施蟄存已經不是以前的「第三種人」了，「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卻以在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的人民之外的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第二種人的姿態，挺身而出，施放冷箭了」。緊接着，施蟄存所在單位華東師範大學也開展了對他的批判，有人說他「宣揚封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有人說他「一貫反黨反社會主義」，還有人誇張地說：「談起右派分子施蟄存，大家恨得咬牙切齒。」有了姚文元的加持，施蟄存的厄運自是不可避免。同年8月，他被定為右派，先是告別了講台，接着被下放到上海郊縣嘉定勞動，直到兩年以後才回華東師大中文系資料室工作。根據徐中玉的回憶，「『反右』之後，蟄存先生的職務、學銜、原工資全被撤去，給貶到系資料室去搬運圖書、打掃衛生、應付門面」。此時的施蟄存日子頗為艱難，一度甚至到了要變賣藏書以維持生計的地步。這一期間，施蟄存開始收集碑拓，從事金石文字研究。他後來在《北山集古錄》的自序裡說：「我在1958年以後，幾乎有二十年，生活也岑寂得很。我就學習魯迅，躲在我的老虎尾巴――北山小樓裡，抄寫古碑。這是一個諷刺，因為魯迅從古碑走向革命，而我是從革命走向古碑。」

文革結束以後，劫後餘生的施蟄存迎來了學術的大豐收，他以「北山四窗」著稱於世，在所謂東窗（古典文學））、西窗（外國文學）、南窗（現代文學）與北窗（金石碑版）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並先後出版了《唐詩百話》《水經註碑錄》《詞學論稿》《北山集古錄》《金石叢話》《文藝百話》《北山談藝錄》等眾多著作，在學術文化界都引起了熱烈的反響。錢鍾書在文革期間雖然沒有受到多少衝擊，但其時政治統率一切的社會氛圍足以讓他噤口不言，以默圖存。現在環境寬鬆了，他便開始在自己的領域裡奮筆不輟。雖然掛名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但他卻是一個有名的「不要辦公室，不要秘書，也不承擔具體事務」的「三不」院長。逃離了各種喧囂的政治運動與社會活動的錢鍾書，心無旁騖，專事著述，除開為早年的《談藝錄》做增補外，先後又撰有《管錐編》《也是集》《七綴集》《槐聚詩存》以及《石語》等著作。幾乎每一部作品的問世，都產生了洛陽紙貴般的效應。

中國的士人向來有「不平則鳴」的傳統。唐朝的韓愈就說過：「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北宋著名文學家兼政治家范仲淹也曾主張「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但父親的取字「默存」，在錢鍾書身上的確發揮了作用。所以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寫作《管錐編》時，講到了《周易．大象傳．頤卦》中的「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時，錢鍾書寫道：「皆斤斤於嚴口舌之戒而弛口腹之防，亦見人之懼禍過於畏病，而處世難於攝生矣。」1992年，錢鍾書發表了自己對於青年們的寄語：「一個人對自己身邊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與他們說話時要十分謹慎。……總之，心中毫無阻礙，說話毫無顧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這些談話都透露出了說話者本人對於禍從口出的高度警戒，以及那種飽經憂患之後心有餘悸的複雜心緒。相對而言，晚年的施蟄存很少對人說起談話的藝術，雖然他的經歷比錢鍾書更為坎坷。倒是1986年在好友傅雷去世二十週年紀念的日子，他寫了一篇〈紀念傅雷〉的懷念文章，其中有這麼一段話：「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剛直。在青年時候，他的剛直還近於狂妄。所以孔子說：『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傅雷從昆明回來以後，在藝術的涵養，知識學問的纍積之後，他才成為具有浩然之氣的儒家之剛者，這種剛直的品德，在任何社會中，都是難得見到的，連孔子也說過：『吾未見剛者』。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說：『願你安息吧』，只願他的剛勁，永遠瀰漫於知識分子中間。」

如果把錢鍾書的談話、施蟄存的紀念文與1927年魯迅在香港對着年輕人的演講對照起來看，應該是很有意思的。魯迅在這篇題名為〈無聲的中國〉的演講裡說：「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六十年斗轉星移，社會環境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每一個時代都有着它不同的風景，而不同的時代環境在每一個生命個體身上所打下的深厚烙印，足以令我們的這些後來者深思。

德國著名的漢學家鄧成博士曾把錢鍾書的作品譯成德文，她有一次對人說起自己在北京拜見錢鍾書的經歷。錢鍾書曾對她說：「現在，許多青年讀者看了我的小說《圍城》，一定要看一看我是甚麼模樣的。其實，你吃了雞蛋，何必一定要看雞呢？」錢鍾書還謝絕了美國好萊塢片商的多次盛邀，他說：「我現在是中國式的硬木椅子，擱在那兒挺結實，搬搬就散架了。」對於施蟄存，青年學者楊迎平關注多年，也一直想寫一部關於他的傳記。當她向施蟄存寫信徵詢他本人的意見時，後者在1993年4月15日的回信裡說：「關於我的作品，你不要多寫，多寫了，一則發揮不出新的觀點來；二則還有許多極左分子不高興。我有些像沈從文，只想藏頭不露尾，正在竭力求隱士，你理解嗎？」

1998年12月19日，錢鍾書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八歲。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先生後來著文懷念道：「他從來不善應酬，除了談書本以外也無話可說。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誤認為他愛擺架子，看不起別人。其實我知道他是個很真誠直率，很關心別人的知識分子」，「（他是）一個好讀書作學問的知識分子，一生正直淡泊，與世無爭，像他給自己起的別號『默存』那樣，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從來不說假話，也很關心別人」。2003年11月19日，施蟄存在上海去世，享年九十八歲。他生前的年輕同事兼忘年交李劼說：「我在華東師範大學就讀、執教前後十四年，印象最深的前輩，乃施蟄存老先生。這並不僅僅因為施先生在學術上的聲譽，而更是因為老先生在數十年淒風苦雨中的從容和鎮定。」「當年施先生在『文革』中彎腰曲背地站在批鬥台上遭受凌辱時，照樣風度翩翩。頭上的帽子被打飛掉了，他撿起來，拍拍塵土，重新戴上，從從容容地站回原地，繼續挨批挨打」，「（他）是整個時代的最後一道人文風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中國文化界有「南施北錢」的說法。他們一南一北，遙遙相應，都扛過了那一段特殊的歲月而「存」了下來，也都算是高壽了。

施蟄存與錢鍾書也曾有過短暫的互動。他們之間的相互往來，大致時間是1938年到1939年之間，地點是在上海。此時的施蟄存正忙着編雜誌印圖書，錢鍾書則剛剛失去了西南聯大的教職而困居於此。據晚年的施蟄存回憶：某次，他與錢鍾書一道去造訪著名詩人王辛笛。王辛笛請他們吃飯，還送給他們一人一本詩集。賓主道別之後，錢鍾書對施蟄存說：「這個王辛笛，他的一隻手在寫詩，另一隻手在做甚麼呀？」王辛笛當時從事金融工作，錢鍾書暗諷詩人的另一隻手在賺錢。施先生對此很不以為然，認為「錢鍾書太刻薄」。施蟄存也對人說過他對《圍城》的印象，只一句話：「洋才子說刻薄話」。由於這是私下裡的談話，料想錢鍾書在自己生前沒有機會看到。當然，迄今為止，也一直沒有發現錢鍾書對於施蟄存有過片言隻語的評價。

「以人為語默，與世為雄雌」，是唐朝詩人陳陶〈避世翁〉裡的詩句。「明知古人仁，語默各有時」，北宋政治家兼詩人王安石也在〈自訟〉一詩裡這樣自省。人活在這個世間，生存是第一大事。這話說起來簡單，但實踐起來很難。人畢竟是血肉之軀，無時無刻不在與各種自然或社會的力量相抗衡。莊子在〈大宗師〉裡說過這樣的話：「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錢鍾書與施蟄存當然都是「知之盛」者，也就是有大智慧的人。但想想他們作為學貫中西的大師級人物，卻一個是蟄以圖存，一個是默以圖存，也就挺讓人傷感的。沒辦法，活着就是這麼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