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瑤琴：從森林回歸樹木——評「加華文學專輯」

新世紀以來，加拿大華文文學經文學社團、文學創作者和文學作品三方面豐富實績的加持，逐步形成與美國華文文學齊頭並進發展之勢。2022年9月，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約克大學、溫州大學人文學院與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再度聯合主辦「回顧與前瞻：新世紀加拿大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正式開啓三校的第二輪合作，切實推進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及傳播。《香港文學》支持各地區華文文學發展，協同本次三校「工作坊」，特設「加拿大華文文學專輯」，借此聚引海內外加華文學的創作者與研究者。

穩健是加拿大華文文學的發展特點，加華文學業已形成完整的作家梯隊，也具備較為完備的體裁序列，小說、散文和詩歌都不斷湧現優秀的作品。它依然從在地性和中國性兩個維度不斷拓寬文學視域與精耕文化思域。作家具有自覺的問題意識，他們善於發現問題並圍繞問題踐行紥實的史料發掘，因此「非虛構」寫作趨向愈加突出，「非虛構」元素不斷賦能加華文學創新性的型塑。海外華文創作凝練「在地」，寫作者通常從多視角，例如衣食住行，描摹移民在他國的現實生活，將地域特質化入環境、場景、家庭或職場，準確說是一種對當地日常的全方位描繪；海外華文創作建構「在地性」，則要求寫作者近距離觀審區域文化特性，跟蹤華人在地化過程，種族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文化問題等都可生發為刻劃在地性的向度，這是一種對當地日常適應後的認知。同時，故鄉仍是重要的創作落點。張翎說「現代化的進程對人文地貌和鄉情的蠶食速度太快了，我記憶中的故土已經消失。作為一個小說家，我能做的就是把記憶以文學的方式存留下來，希望我的生命消殞之後，我版本的故鄉依舊在我的書中活着。」（1）我們發現，加華文學創作者很注重將「家國」構思從宏大叙事中卸力，依賴個人記憶書寫母國的地方路徑。

專輯含納小說和散文作品，創作者未重複實踐海外華文文學對中西文化比較、身份認同、離散等常規論題的詮釋，而致力於呈現現時情境與人生感悟。三篇小說聚力話題性，作者皆向社會問題對標。曾曉文〈隱形鎧甲〉在華人女性的一段異國求存故事中指向性別弱勢與種族歧視。作者以罕見的麗彩鵐為媒介，糅合性別／族裔兩項複雜命題。小說從記憶追索中開場，「我」剛從美國監獄的百日囚禁中脫身，雖被證明無罪，但「我」失去原先纍積的一切。一位知識女性必須向「活着」低頭，「我」只能先寄居華人老蔣的餐館。當「我」被派去密西西比州處理一單業務時，「我」在汽車旅館結識了青年Piper（派佩），心驚膽戰地借宿其祖母莎妮斯家中。高速公路偶遇成為小說埋設的轉折點，華人女性生存故事繼而完全轉向黑人生存故事。莎妮斯以雜亂的家、混亂的形象示人，但其心靈空間充盈着綿長愛情。她先向「我」介紹了照片裡的哈吉姆，進而叙述他被殺害的過程。哈吉姆愛好觀鳥和攝影，可「那時觀鳥是白人的專利，不該是有色族裔的奢侈愛好」。為了保護麗彩鵐，哈吉姆遭受三位白人的槍殺，因為「哈吉姆有錯誤的膚色，還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小說題眼――「隱形鎧甲」指的是甚麽？莎妮斯說「我身邊的這些東西給我安慰，它們都帶着過去生活的記憶，是我的鎧甲！有些人可以穿上隱形鎧甲，選擇性地遺忘，我做不到……」結合莎妮斯和「我」的兩段人生，讀者能够覺察曾曉文的關懷對象不局限於華裔群體，而是一切邊緣群體。鎧甲和隱形鎧甲的意義不同，人需要鎧甲的保護，所有經歷鑄成鎧甲，而隱形鎧甲只會留存人最成功的一面，而刻意隱匿負面的或者苦難的片段。當「我」在加拿大安居樂業後，回首曾承受的入獄、背叛、辛苦勞作，「我」意識到磨難一直充實着「我」的生命，而由磨難鑄就的鎧甲護衛「我」獲取今日的無所畏懼。

陸蔚青〈彩票〉以小事件折射加拿大普通民衆的生活現狀，並解析其精神困境。彩票機突發故障，打不出彩票，這樣一樁瑣事既引發社區居民日復一日的詢問，又牽動他們對家庭經濟來源的憂心。可以購買彩票是生活常態，一旦彩票停擺，卻暴露出重大隱患，表面看是因勞資糾紛引起社會面罷工，實質是民衆主動出擊以延緩人被機器取代的進程。在小說中，陸蔚青界定了彩票的功能，「它是很多人活着的動力。一週七天，每天都有一個大獎，一天也不閒着⋯⋯再不如意，再疲憊的一天勞作，買了彩票，心裡就安穩了，睡覺都踏實。睡在黑甜鄉中，不僅夢莊公夢美人，還能夢見明天去領獎。領了獎就不再工作，隱入仙境，消失不見，享受榮華富貴。」彩票打破了族裔界限，它是所有人的精神寄託，彩票缺失，突令其心理支撑面發生塌陷。作者又進一步提出彩票給人希望，更是給人無限希望，「它讓你一個夢接着一個，夢一直做下去。這一張沒中沒關係，下一章可能中。下一張沒中也沒關係，下下一張肯定中。這樣一張一張鋪下去，漫長的人生就由彩票鋪平了，溫暖了，有意思了。日子就沒有那麽難捱了。」彩票已不僅僅是與財富掛鈎的一種投機，它負載關鍵的心靈慰藉。彩票站失而復得，恢復了既定社區秩序，而由希望鋪就的人生才能不斷迸發勃勃生機。

山眼同樣跟進熱點社會話題，她留意近年數度佔據輿論焦點的中國人赴海外產子報道。〈一次漂洋過海的出生〉描寫白焱和孔菲飛頗為曲折的「歸去來」。「加國寶貝」可以代理家庭海外產子相關業務，但無法為產婦提供實時的情感服務。產子後，賬單才是夫婦的心病，歸國又遙遙無期，孔菲飛無暇享受初為人母的喜悅，她無比焦慮自己在異國的處境。白焱歸來及時拯救了瀕臨崩潰的新手母親，但夫妻倆必須面對賬單的連番追擊。海外產子製造的系列窘境令其難以招架，他們不由得重新評估這趟產子之路的真正價值：以為孩子好的名義安排其出生地，真的能為其搶佔後續人生的所有先機嗎？

叙事和抒情是專輯散文的兩翼，兩位作家立足個人經歷，表達生命感懷。張翎在〈導師〉裡說「記憶就是這樣主觀，霸道，所以世上才會有一千層的灰，層層都是真相，只是真相和真相各自不同。」斷聯三十年後，她心血來潮地主動尋訪導師，一場尋找也是完成一次記憶的驗證。辛辛那提大學交流障礙系啓動張翎的人生轉向，但導師當年無情地將其「發配」至聽力康復專業，多年後她才領悟其睿智。導師極少與其私下寒暄，卻出人意料地為其寫了實習推薦信。1993年，導師更是見證了張翎的人生重大節點，當她獨孤地站在畢業典禮的舞台上時，台下只有導師是為她而來、為她祝福。重逢時，導師始終如一的「簡潔，高冷，不輕易賞賜讚揚，偶爾甩幾個黑冷笑話」。這篇散文播放一幕幕的往日重現，張翎細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留學生與國外導師之間「試探與冒險」的相處，一位她「無法形容」的導師，從往事中神采奕奕地走出來，氣質顯明且人格清晰。

孔書玉〈王蘭的村莊〉是一篇文化散文，記述在悉尼北郊的邦定納（Bundeena）藝術村對藝術家夫婦沈嘉蔚王蘭的訪問。對於沈嘉蔚而言，「他的畫魂還在遠方的故鄉和歷史間遨遊。」而王蘭「幾乎實踐了所有的藝術媒介和形式，從木刻、銅版畫、連環畫到大型木雕和壁畫」，她執著地用藝術描繪生活與情感。作者展示村莊裡藝術家的工作方式與生命情態，他們頗為一致地充分感受着、傳達着自由，似乎「全世界都是他們的天空和海洋」。

張翎在最新小說集《如此曙藍》的創作談裡寫下：「我們用眼睛觀察世界，所以世界會帶着我們的眼睛所納入的獨特角度和色彩，我們的眼睛賦予了筆下人物質感。但時間改變眼睛，眼睛改變視角，視角改變人物的情緒和情感。」（2）時間改變了故鄉，也改變了人，人在多重文化歷練中獲取新知，故而產生了對人生的不同感知。薛憶溈在《希拉里．密和．我》對此進行了闡釋：「在這個全球化的大時代，在這個信息共享的大時代，我們都變得無法理解對方了，我們都變得以為是對方變了……」（3）全球化的作用正是孵化故鄉和人的皆變，華文文學之所以會反覆落筆於移民與故鄉的有隔，往往是强化故鄉之變，而省略自我之變。加華文學創作者提供了很好的創作範例，他們强調一切都會變，在「中國故事」與「他國故事」的書寫裡，他們更願意將個人放置於文本，訴說個體的體驗與思考。

當前加華文學從寫「森林」向寫「樹木」過渡，創作者先前採用對中西文化的俯瞰式比較，因此創設標誌性的「交錯叙事」，而現今依循由宏觀到微觀的創作理念，認同行為方式、處事模式和價值理念上文化差異的必然存在，轉而開發文化差異的各種細節。為生計忙碌令新移民倏忽間已經在陌生土地上長出「細細的根鬚」，這種無察覺的落地，反而是華文文學研究較少論證的。近年來，加華創作者用不同體裁的作品令我們得以重新去理解新移民的「忙碌」，重新去正視新移民的「為自己」，問題式寫作與細微處開掘越發成為加華文學的創作主流。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新世紀海外華文小說的中國藝術思維研究」（21BZW135）的階段性成果］

【註】：

（1）      張翎：〈故土，我的重荷，我的救贖〉，選自《廢墟曾經輝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頁93

（2）      張翎：〈世上情緣：關於《如此曙藍》的雜想〉，選自《如此曙藍》，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

（3）      薛憶溈：《希拉里．密和．我》，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頁262～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