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德錦：哲人與戀愛

好像是某個偉人說開的：誠實是處世良策。在很多處境裡，這話不見得有用；但如能誠實面對一己內心，也不向人隱瞞，當事人至少感到問心無愧。

這陣子我召集十多位年紀不輕的同學寫自傳，又建議他們讀傳記，其中有胡適的《四十自述》。文學革命後，胡適力倡傳記文學。他理想中的傳記是不虛美不隱諱，使傳主能以真面目示人。換了是自傳，則必須誠實面對自己一生，以「赤裸裸的敘述」，「給史家做材料」。

胡適年青時好酒貪玩，過年時與外甥跑到廟宇打算砸神像，佯醉逃過責罰。這性格長大後還未改變。在上海教書時因喝多了，誤傷巡捕而被罰金。三十歲時他在日記中自剖：「我沒有嗜好則已，若有嗜好，必然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賭……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

這浪漫個性不太適宜做文人，也不宜做端正的學者。但個性內在的張力，沒有片刻停止運動。「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寫得一手漂亮舊詩詞的胡洪騂，改名胡適，終於敢宣告舊文體為「死文學」，與一群新青年以白話寫文作詩。

那年頭我們考大學前要唸胡適的〈新文學的建設理論〉，冗長的敘述加上老師的批評，總不完全相信舊文學毫無價值。高屋建瓴畢竟還要堅實的地基，那時新文學的成就未足以顯示理論的絕對正確。但文章理據充分，說服了不少戀棧舊文學的少年轉向新文學。回看這位年少時也曾尊重傳統、不忘整理國故的北大教授何以能有理有節地提倡白話文學，便想起「矯枉過正」這句老話。胡適立心要不講對仗不用典故去寫《嘗試集》那些淺白得叫人傻了眼的新詩，盡了向舊文學示威的任務，豈就是要當個文學革命的英雄，出出風頭？

〈新文學的建設理論〉不單是一篇理論，還可看作是胡適自己的人生哲學。文學創作要運用活文字，活文字才可表達活的思想，才是「個人主義」的體現，才是「實驗主義」的義旨。他的「新詩」是不是高屋上閃亮的瓴瓦，反而不重要。

這影響不止一代人的理論，雖說是時代所催生、朋輩的互勵互策，但其背景卻蒙上胡適獨特的心理因素。要不是歐美文壇也吹着變革之風，抽象畫和意象詩湧現，作為留學生的胡適也許不會亦步亦趨，豪氣干雲地開展文學革命的道路。假如沒有遇上韋蓮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從她的畫作的創造性看到文學藝術的前景，並得她的鼓勵，他的文學信念，像「八不主義」、「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也未必能在文壇上打響聲威。

「人定勝天」，話是這樣說，一旦走起運來，不管是好是壞，人就相信是上天指使他行動，至少為他鋪了路。信仰無神論的胡適也不知命交何宿，碰上韋蓮司之前已許下婚約，那時他只十四歲。母親馮順弟為他選定了江冬秀為媳婦。他沒有悔婚，還向韋蓮司解釋他不能忤逆母命，不能不顧全女家的顏面。婚後一年，他向叔父坦言自己向妻子「極力表示閨房之愛者，亦正欲令吾母歡喜耳」。

嗯，怎麼胡適不反對舊禮教而追隨「易卜生主義」，爭取婚姻自由，與這位新女友結合？但命運真巧，胡適在康奈爾大學認識的這位教授女兒，不但有良好教養和藝術天分，還能創作可用手觸摸欣賞的畫作，能認同柏拉圖式戀愛。她不介意這學弟回到中國，成全一個高貴的家族使命，而她決定在家鄉一生獨身。

柏拉圖式戀愛，同肉體之愛不同的是，前者更容易成為純粹的精神交流，雙方關係因肉體靠近而會減少其純粹品質。韋蓮司在胡適婚後十多年，也曾去信向他表示他心中那「幻想中的女士」已成過去式，她不過是一個「胸脯不豐隆、不擅持家、腦筋不好」的小女人，不是他應追求的對象。披上那「禮貌的外套」，人人未必能成君子；除下外套，則與禽獸庶幾無別。胡適心裡也許已將婚姻與精神戀愛作了二分，並以一己的方式調和融合，成為他生命的獨特形態，既無愧於舊倫理，又能從精神戀愛中得到心靈滿足。

從前讀過一本書，叫「大哲學家的小故事」之類，書中幾十個小故事，沒有多少跟婚戀有關。坦白說，有點沉悶，看得昏昏欲睡。不是說，沒有男女戀愛故事所以不好看，但這類故事，比失言失信搭錯車之類確實更能驗證哲學家的信仰。試想，羅素更換女伴算不算是一種反基督教的經驗主義？沙特與女人簽訂「開放關係」又彷彿是「存在先於本質」的身體力行。

胡適算不上是個標準的哲學家，他的小故事也不少，不只是年輕醉酒，或婚後與曹誠英在杭州的一段戀情。然而，有哪些能使旁觀者莞爾而笑而不致漫嗟輕嘆？生命的涓涓滴滴，在其最底層處也是嚴肅的，何況是一生一世的戀愛？胡適曾引述哲學家康德的話：「不要把女性視作玩物，並以此作手段，達成自私、不純潔的目的。」胡適仰慕康德，但他對感情一事沒自欺，因為這三段情都真摰，都沒有成為玩世弄人的手段。對韋蓮司，他低吟「共穿幽徑趁溪斜，我和君拾葚，君替我簪花」；回想杭州往事，是「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記起新婚明月夜，自道「十三年沒見面的相思，於今完結」，「鏽了你嫁奩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樣」。每段戀情，心情不同也同樣用心，這不是哲學理念所容易詮釋的。

哲學如人生，說來容易，但假如不包含抉擇，也就是不痛不癢的哲學，不少人處世幾乎都是「差不多先生」。胡適大抵不是哲學家，卻在矛盾中做了抉擇，包攬了婚戀的愛和苦，可說是這位白話文領袖最不平庸的一頁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