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翎：如此導師

每一個讀過碩博的人，必定經歷過導師這個關隘。對於我們這一代早期留學生來說，導師的影響可以從學術一路延伸至求職、居留、人脈網以及人生長遠規劃。在我留學期間，國門剛剛開放，世界對中國無知而好奇。一群從長久關閉的社會環境裡出來的人，猝然置身於一個開放型的教育體制之中，應該如何應對和相處，對學生和導師來說都是一個試探和冒險的過程，而語言障礙，又在其中設置了道道雲遮霧障的猜測和誤解。江湖間關於導師的傳言很多，有好有壞。好導師的故事，通常止步於親朋好友間，而與導師交惡的故事，往往傳得很遠，甚至演變成報紙上聳人聽聞的新聞。其中最著名的一樁，是1991年發生在愛荷華大學的盧剛殺人案。這樁牽涉了六條人命的事件，在那一代留學生心中留下了長久的陰影，至今想起，依舊驚心。

我到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求學的時候，已經有了加拿大長久居留身份。入學前就已經決定：畢業後不留在美國，回加拿大找工作――那是導師鞭長莫及的地盤。我和導師之間的關係，去除了許多實際利益的糾葛，因此變得單純。我可以隔着一個安全的距離，靜靜地觀察導師，把她僅僅當成一位學者，或者說，一個知識女性。很多年後我才知道，她也曾這樣觀察過我，只是當年她並沒有告訴我。

1990年，我已經拿到了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的英語文學碩士學位。從就業的角度來看，這張文憑能起的作用，還不如一角牆紙。通過熟人介紹，我在一家香港注資的小房地產開發公司做了兩年秘書。工薪菲薄，工作瑣碎而重複，辦公室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拿各樣瑣事支派我。寫作的夢想擱置在抽屜裡散發着霉味，維生成了最大的攔阻。我急於想找一份相對獨立收入穩定的工作，可是我不知從何下手。溫州人身上與生俱來的經商本能，在我身上離奇地缺失。除了會讀書，我簡直一無是處。我唯一可行的路，就是回到學校再學一個新專業。我向來憎恨與數據打交道，人人趨之若鶩的工商管理和電腦編程專業，對我沒有絲毫吸引力。在缺乏高人指點的情況下，我做出了一個相當魯莽的決定：我要去攻讀交流障礙系（communicative disorders）的語言康復師（speech and language pathologist）碩士學位，因為我覺得這個專業至少可以用上一些文字溝通的背景。

由於無知，我對自己專業背景的嚴重不足沒有足够的認識。這個專業歸屬於康復醫學的範疇，申請讀研的前提條件是具備相關的本科專業背景，修滿生物、化學、統計學、心理學、聲音科學等課程的學分。而我是一個純粹的文科生，入學的最低門檻於我而言已是高不可攀。加拿大設有交流障礙學位的學校，當時總共只有六所。無知者無畏，我向每一所大學都遞交了入學申請，結果可想而知――我遭遇了毫無懸念的全線拒絕。無可奈何之下，我開始轉向美國，畢竟美國的大學數量遠遠超過加拿大。那幾個月裡，我門口的郵箱裡躺着的，都是一封一封的拒絕信。現實慢慢將我推醒，我終於意識到：以我這樣絕弱的專業背景，去申請一個全額獎學金的錄取名額，是無知和狂妄的終極版本。

正當我準備放棄的時候，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是辛辛那提大學交流障礙系打來的。電話的目的，是核實我在申請信中所陳述的內容。其實真正的目的，是為了核實那封信實屬我本人所為。一週之後，我收到了一封錄取通知書。這是幾個月以來我收到的唯一一封錄取通知，裡邊另紙附帶了一項最重要的內容：學費全免，全額獎學金。入學後系裡才告訴我：是我寫的那封申請信，觸動了錄取委員會的若干成員。在那封信裡，我沒有對自己的背景做任何掩飾和開脫――我的缺口太大，不是一兩個補丁可以遮掩的。我承認了所有的不足，也擺上了我自認的强項：我經歷過一個與美國同學不同的童年，貧窮疾病和歧視對我來說，不光是書本知識；我對人性的理解，或許會帶給我更多的同理心，而同理心是從事康復醫學者最重要的素質，其他知識都是可以通過學習來獲取的。

這封「異乎尋常」的申請信，幫助我敲開了一扇我原以為沒有縫隙的門。我的英語文學底子並非一無用處，它至少幫助我把思路組織成一些可以叩擊某些心靈的文字。後來我才知道，我的導師在這件事上起了至關緊要的作用：她堅持錄取一個有過不同生活體驗的、歲數偏大的學生，她認為這樣的學生更成熟自律。

我的生活在1990年冬天進入了一個重大的轉折。那年年底，我辭去工作，把所有的家當打成兩隻箱子，離開生活了五年的卡爾加里城，買了一張單程機票，忐忑不安地飛去了辛辛那提。報到的第二天，導師在辦公室召見我。導師五十多歲的樣子，高大，微胖，一頭金色的碎鬈髮，神情高冷，毫無客套寒暄的意思，單刀直入地問我：你自我感覺英文在哪個級別？這個坑有點深，炫耀和自謙都填不滿，我囁嚅地回答還過得去。她緊接着問我語言康復師的職責是甚麼？我開始背書：幫助有語言障礙的人，如中風後的病人、說話結巴的人、先天性發音結構畸形的人，恢復語言能力。她打斷我，說還有一個功能你沒提到，是幫助有口音的人改善發音。那一刻我心裡泛上一絲不祥的預感，這個預感幾乎立刻得到了印證――她建議我轉到系裡另一個相關專業，主攻聽力康復，這個專業有儀器支撑，不用完全依賴語言。

從導師辦公室出來時，我已經改換了專業。還要過很多年，我才會真正意識到導師在那個時間點上的點撥是何等及時和睿智。這個決定對我後來的就業、工作環境以及寫作，具有無法估量的意義。而在當時，我只覺得腿腳有些發軟。世上有些真相太狠，需要婉轉的表達，才能降低震級。我當時的臉皮還不够厚，我不知道能不能在這樣的直言鞭笞之下捱過三年。

開始上課了，我發覺班級裡的每一位同學，都畢業於相關的專業，其中有來自埃及的五官科手術醫生，中國名牌醫科大學的畢業生。他們與教授之間的交談，是一場又一場術語的盛宴。頭顱的十二對神經，快速傅裡葉變換，正態分佈，耳蝸三小骨，電子誘發反應，術中聽力神經監測……每個詞對我來說都是新詞，聽起來完全是天書。但我發現傻也有傻的好處：由於我完全沒有接觸過這些領域，我不需要把這些名詞和概念在腦子裡轉換成母語，再找出中間的對應。和其他外國學生相比，我的無知給我省去了二次轉換的時間。我跌跌撞撞膽顫心驚脊背發涼地坐過每一堂課，一個學期過去了，才稍稍鬆弛下來，因為我開始感覺這個完全陌生的專業，竟然不比那個我自以為熟悉的英語文學專業更複雜。從某種意義來說，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比頭顱的十二對神經更能引人誤入歧途。

我在課業和實習的途程中孤獨地掙扎。導師一如既往地高冷、遙遠，除了回答我的課業問題，她從不過問其他。我不指望從她那裡得到諸如關注慰撫之類的心靈鷄湯，我在努力學會自給自足。沒多久，學校勞資矛盾爆發，教職員工決定罷課罷工。導師堅決和工會站在一起，公開加入罷課的行列。然而私下裡，她卻挨個通知同學，把課堂轉移到她家中。到了她家，我才發覺她的居住環境很簡單，椅子不够，衆人席地而坐，彼此挨得很近。「我不想誤你們的課，只能這樣折中。不要告密！」導師說。我的心裡動了一動：一個人原來是可以這樣持守原則的。

導師講課的風格和她平日的言行很一致，簡潔，高冷，不輕易賞賜讚揚，偶爾甩幾個黑冷笑話，其間的含義經常是離開課堂之後才醒悟過來的。一旦醒悟，一個人走在路上都會笑出聲來。導師極其注重訓練學生對病人解釋病情和預後狀况的能力。有一次導師讓全班同學一一對假想中的病人解釋助聽器中「語音信息直接傳送」（direct audio input）的概念，我自鳴得意地甩了許多專業名詞，被導師毫不客氣地賜了一個低分。在她的概念裡，一個不能用淺顯易懂的語言和病人溝通的人，是不合格的聽力康復師。到學期結束，學校規定學生要匿名填寫對任課老師的教學評價。導師在評價表上加了一段註解：我認得你們每個人的字迹。我臉皮薄，感情很容易受傷，你們看着辦。全班人收到評價表時都不禁莞爾。今天回想起來，我忍不住替導師捏了一把汗。在現今綳得很緊的政治正確校園氛圍裡，導師的這段話很可能會導致一場終止她職業生涯的軒然大波，而在當年，連課桌都能辨識那只是她的獨特幽默。

我畢業時，美國最大的助聽器公司Starkey開啓了實習生制度。這是積纍臨牀經驗的一個好機會，我提交了申請，並請導師為我寫一封推薦信――在我的印象裡，這是唯一一次我有求於導師。她面無表情地嗯了一聲，便再無話。全美這麽多的畢業生，競爭寥寥四個實習名額，我沒抱任何指望，已經開始準備整理行裝回加拿大，卻意外地收到了Starkey的錄取通知。兩週後我飛去位於明尼阿波利斯的Starkey總部報到，實習生部主任一見面，就歪着頭打量我，說「我正好奇能讓導師寫出這麽一封推薦信的人，到底是個甚麼樣子。」我怔住。我和導師在課業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個人交集。她在那封推薦信裡到底寫了些甚麼，對我至今還是一個謎。

1993年夏季，我參加了辛辛那提大學的畢業典禮。這是我的第三個學位，但前面兩次由於畢業季發生的種種意外，我都沒能出席畢業典禮。場面熱鬧而新奇，每次校長叫到一個畢業生的名字，底下都是親友團雷鳴般的喝彩聲和掌聲，空中滿是拋起的帽子、氣球和花束。在那樣的氛圍裡，我似乎是一個局外人。我人生許多重大的節點都是獨自度過的，已經習慣孤獨。可是那一天，我突然希望這人海中，有一張臉是為我而來的，有一個聲音，是單獨屬於我的。和前面兩個學位不同，這個學位跨度太大了，只有在抵達終點時，我才真正覺出了其間的艱辛。那一刻我想念親人。我從校長手裡接過證書，突然聽見人群中響起一聲孤獨而嘹亮的歡呼：「Zhang Ling, way to go!」那是我的導師。導師高高地舞動着雙手，碎鬈髮被汗水濕透，一貫緊綳的臉上綻開了裂縫，有情緒流出。我低頭急急走下了台，怕人看見我的眼淚。

畢業後我回到加拿大，先在溫哥華，後在多倫多，開始了我的聽力康復師職業生涯。我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十七年，用薪水支撑着寫作的夢想，每天都在工作、家庭、寫作、閱讀、社交和旅行之間齒輪般地轉動，恨不得一天能生出二十五個小時。繁忙的生活節奏，讓我很少有時間去回想辛辛那提的歲月――那是前塵往事。直到新冠疫情爆發，我被截去了翅膀，活動半徑大幅縮減，世界突然變小。有一天，我毫無緣由地想起了導師，急急上辛辛那提大學的網頁，已經找不到她的名字。我心裡咯噔了一聲，又趕緊去翻看谷歌和臉書，後來終於在臉書上看到了一個與她名字相同的人。我立即發去私訊：「你是……（此處省略二十個字），我是……（此處省略五十個字）。」那人秒覆：「我是。記得。」還是她一貫的風格。那一刻，我脊背發顫，是寬慰，也是後怕。寬慰的是：她還活着。後怕的是：萬一她已經走了，我該如何面對自己的愧疚？我還沒來得及告訴她：我臉皮够厚，受得了她的直截了當；我聽懂了她的每一個冷笑話，有些是當時，有些是過後。

疫情終於漸漸平復，我決定去看導師。從多倫多開車，跨越紐約州、賓夕法尼亞州，抵達俄亥俄州。八九百公里的路程，把我帶到了導師的家門口。對，還是那個家，還是那張地毯，三十年前認識過我們的屁股。導師更胖了，也更老了，走路顫顫巍巍，腦子依舊犀利如刀。「你發出威脅要來看我，沒想到還真來了。」她說。

我們坐下來，說着些前塵舊事。我所記得的，她竟然絲毫沒有印象，而她記得的，則是另外一些事。記憶就是這樣主觀，霸道，所以世上才會有一千層的灰，層層都是真相，只是真相和真相各自不同。我終於有機會說出了我的負疚和道歉。我告訴她：我對她撒了謊。當年我投在她門下，原本動機不純。我並非真愛這個學科，它只是我的一塊跳板，一件工具，我利用它幹了別的事。她聽了，淡淡的，不置可否。

我真的需要為自己當年的動機負疚嗎？在十七年聽力康復師生涯中，我把每一天的八小時都奉獻給了我的病人。我用心對待每一位走進診所的人，包括從戰場退役的老兵，從戰亂之地湧來的難民，從切諾貝利逃離的工程師，在沒有安全設施保護下聽力受損的建築工人……我至今清晰地記得一位二戰老兵，戴着我給他配的助聽器，站在辦公室的鳥籠前流下眼淚的樣子。「四十年了，我沒聽過那樣美妙的聲音。」他指的是籠子裡金絲雀的婉啼。我兌現了當年在申請信中所作的承諾，幫助了一群需要幫助的人。我盡了心。動機真的如此緊要嗎？我這樣自我開脫。

「我不記得從前你有這麽多話。」導師和她的丈夫（一位也給我們授過課的教授）異口同聲地說。我想說：「那時我還沒長好，現在我長過了，你們錯過了我的正好」。我還想說：「你那個時候兩眼如冰刀，我敢瞎開口嗎？」結果從我舌頭上溜出來的，卻是另外一句話：「疫情把我憋壞了，兩三年的話放在一天裡說。回家我會做三個月的莫言」。

就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的導師也在碼字。她碼的是另外一些字――她要手寫兩百張明信片，自費寄給本州的兩百個家庭，鼓勵他們行使民主權利，參加2022年11月的中期選舉投票。這幾年美國發生了太多的事件，最近一樁攪動了她平安的事，是最高法院對婦女墮胎權利的裁決。

這就是我的導師，一個無法用形容詞歸納和界定的人。高風亮節，憂國憂民，師德醇厚，這些詞都沾點邊，卻又都不真是她。她就是如此一個不受形容詞管轄的人。這樣一個無法形容的人，教出了一堆學生，保不齊其中也會有幾個無法形容的人。這幾個無法形容的人裡，或許也會出三兩個教授，各自再教出幾個這樣無法形容的學生。在某個不確定的未來，地球上或許會走動着一大群都是這樣無法形容的人。想至此，我竊笑：那個場景是有點窘，卻也美好。

2022.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