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和：十年雲飛風起——余光中「香港時期」的影響力

余光中1974年從台灣來香港，1978年，有名在一篇文章中說：「我知你亦有興趣寫一篇『余氏詩派的誕生』，追溯這詩派的因緣、影響和流變等等。……他的影響真大，他的模仿者真多，他的詩真可以成派的。我以為，這派有流變就好了，最怕不能變，變不出來。」（1）換言之，余氏來港四年，就發揮了明顯的影響力，引起香港詩壇的反響。為甚麼余光中能對香港詩壇發揮這麼大的影響力？

余光中影響力強大的原因

討論影響，其實是考察「播送者」與「接受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傳統的影響研究，集中於前者，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德國「接受美學」和「讀者反應理論」的興起，才將研究引向接受與影響的相互關係，意即接受與影響是同一過程的兩面：（2）

             影響

        A  ――→  B

播送者←――接受者

            接受

當我們提出余光中對香港詩壇產生強大影響力的時候，我們同時不能忽略：為甚麼余光中當時得到廣泛的接受？余氏影響力如漩渦擴大，除了因為他是台灣名重一時而又別具風采的詩人，容易產生明星效應外，余氏的學院地位、詩歌風格、香港當時的社會意識、香港詩壇之呈現較大的真空裂隙，以及青年文學獎、《詩風》、香港青年作者協會，有意無意間在七、八十年代發揮了凝聚、朝向余光中的力量，鞏固了接近余光中詩風、詩觀的文藝風氣，都有一定關係。

余光中1985年9月離港回台，在港十一年，除去1980至81年他回台北師範大學英語系客座一年，在港足足住了十年，是他自謂的「香港時期」，並自豪地在詩中說「踏出十年的雲飛風起」（3）；而此「風」，當然可以指「余風」。這段時間，香港只有兩所大學――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當時兩大的職銜採英制，每個學系大多只有一兩位教授，甚至沒有，因此教授的地位相當尊崇。余光中應聘來港，即領中大中文系教授銜，詩人、學者、教授集於一身，加上盛名，很自然成為目光、意識的歸向，更是新詩、現代文學的當然發言人，和文學講座、文學獎評委的理合人選，這些背景，已有利余光中幾乎是全方位參與香港文學活動，發揮影響力。

余光中的詩歌，明朗耐讀，文辭凝練、高雅、華美，節奏鏗鏘，具有強烈的古典氣息，較能符合習慣了古典詩形格的讀者口味，和一般人對「詩意」的理解以及對新詩的接受程度；換言之，余光中的詩風，本身就頗能契合一般讀者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視野」，較易吸引讀者閱讀、為讀者接受和模仿。加上當時的香港社會，讀書風氣不弱，很多大學生在關心國事的同時，多涉獵文學書籍，對余光中的作品並不陌生。台灣詩人之中，余光中非常知名，且已來到香港，容易親炙。第六屆青年文學獎主席張楚勇在接受《呼吸詩刊》編輯訪問時就這樣說：「當時要看好的現實文學並不容易，至於新詩，五、六屆的作品為何多余光中的影子，因大陸當時沒有好詩，朦朧詩也未出現，余光中似乎是唯一學習模範。」（4）這番話頗能反映當時的青獎幹事對余光中的定位，也點出了中國當時的詩歌狀況，側面解釋了早期的青獎，為甚麼幾乎每屆都請余光中任評判。1976年文革結束，許多火紅的青年不是聲沉影寂，就是由熱情而冷靜，作深切的反思，逐漸調整自己一度左傾的文藝觀。那時候，香港不少知識分子對祖國、民族的命運仍關心，普遍有一股鄉愁、文化鄉愁的情緒。余光中重視藝術手法、回歸傳統抒發憂國懷鄉之情的詩歌，或沉鬱或激昂或悲憤，頗能契合香港當時的社會意識、知識分子的民族情懷和對民族性詩歌的閱讀期待。

另一方面，當時的香港詩壇甚至整個文學界，也缺乏深具風采、獨當一面的大將；西西、也斯雖則已寫出很好的作品，但當時資歷尚淺，仍在發展階段，影響力有限，讀者主要是一些留意香港文學的大專學生，他們的作品，因香港出版困難，結集較遲，西西最矚目的，始終是小說。余光中打入香港文壇初期，香港實在鮮有足堪相埒的強手。陳錦昌（陳汗）在與筆者關於「余派」筆談的文字中，便如此分析當時的形勢：

約於七○年中至八○年中，余氏來港任中大教授，以名氣和成就來說，確具明星風采，風靡大批文學青年，加上當時香港本土詩壇幾接近真空狀態，故形勢更一面倒。五十年代力匡、馬朗相繼絕筆；古兆申、何達作風稍嫌偏激；而最重要的「中國學生周報－大拇指－素葉」體系的作家攻小說散文者多，有的離港深造，有的發表星散而未結集；其餘戴天、蔡炎培在傳媒方面偶然活躍。以兩所大學而言，港大中文系講師多埋首古典研究，現代文學之在中大卻適逢際會，名家如蔡思果、陳之藩，稍後的葉維廉、小思，少壯派的梁錫華、黃維樑、黃國彬，其中以余光中創作最旺盛，最熱心獎掖後學，理論深入淺出，語言幽默機智，又常與海內外到訪的名詩人如辛笛、鄭愁予等開辦座談會，年青作者受影響突飛猛進的比比皆是，可以說是七、八十年代香港文學最強而有力的發動人，……。（5）

此外，余光中、青年文學獎、詩風社之間無形的連繫，不但加強了余光中的聲勢和影響力，更鞏固了以余光中詩觀、《詩風》為主導的文藝風氣。余光中擔任多屆青獎詩組評判，數度負責撰寫評後感，大大增加他的「發聲」機會，在褒貶得獎作品之時，流露了他的詩觀和詩歌品味，引起投稿者注意；而青獎又邀請他、黃國彬、黃維樑主持新詩創作研習班，指導學員創作和欣賞新詩。這樣的安排（前二者既是詩歌導師又是詩獎評判），是變相向學詩者、投稿者推介沙田詩人以及他們的詩歌品味，某些得獎者，像陳德錦、曹捷、鍾偉民，都參加過由他們主持的新詩創作研習班。微妙的是，第五、六、七屆青獎新詩高級組的冠軍作，似乎都應合了余光中詩歌的某一個稜面。第五屆陳德錦的〈樂與怒〉，應合余光中憂國懷鄉的情結；第六屆余紹基的〈觀世音〉，應合余光中的古典美感經驗和對中國文化的孺慕之情；第七屆鍾偉民的〈捕鯨人〉，應合了余光中對新穎統一、唯美意象的追求以及要戰勝永恆的豪情壯志，因此他特別激賞此詩「洋溢着青春活力與無畏的進取精神」（6）。這三屆青獎新詩組都由資歷最深、名氣最大的評判余光中撰寫評後感，他對上述的冠軍作稱譽有加，可見都是他的首選。種種應合加起來，就有可能成為投稿者解讀的「信號」：接近余光中的詩觀甚至模仿余光中的詩風比較容易得獎，甚至有可能得冠軍。

《詩風》是香港罕見的長壽詩刊（1972～1984），詩風社同仁如黃國彬、羈魂、胡燕青、王偉明等，都十分推崇余光中，前三位詩人更或深或淺受到余光中的明顯影響。早在1973年6月余光中還未來港任職中文大學之前，詩風社為慶祝創刊一週年，邀請他來港分享創作經驗，余光中應邀前來，《詩風》同仁雀躍不已，十分感動，多年後對這件事仍津津樂道。《詩風》同仁對余光中推崇備至，常把他的詩編排在詩刊的最前列，以示重視，又在〈編者的話〉稱譽他刊於《詩風》的作品：接觸這本詩刊的讀者、作者，不但感到余光中的名字如雷貫耳、身影高大，也被經常「灌輸」一種圍繞余光中詩歌的評鑑品味。余光中對這本詩刊亦全力支持，經常惠稿，形成雙方緊密的黏合力，有如《詩風》同仁的精神領袖。如果說，很多文學流派都有一個文藝陣地，作為力量的凝聚點，釋放或宣揚某種文學品味；《詩風》明顯的「親余」、「崇余」取向，難免被視為余光中力量的集結處。從秀實和梁世榮把被指為「余派」卻與詩風社毫無關係，只在後期《詩風》發表過兩首詩的王良和，（7）歸入「詩風派」或「詩風社」的奇怪做法，（8）可略窺在一些人的心裡，存在「余派」與「詩風派」的對應甚至互換關係。「沙田四人幫」之一的黃國彬，是《詩風》主將，「幫員」除余光中外，黃維樑的新詩、詩評詩論亦常見刊於此；梁錫華專攻散文，相對而言，投稿較少，只有零星的詩論。但總的來說，他們與這本詩刊建立了良好而親密的關係，把友朋的親和力帶進詩刊。社會學者梁世榮，甚至把余光中、青年文學獎、詩風社，視為香港詩壇的權力核心：

余光中……在「詩風社」的核心人物黃國彬及知名文學評論家黃維樑的推介下（見黃國彬《從蓍草到貝葉》及黃維樑《火浴的鳳凰》），余光中儼然成為詩壇祭酒，詩作一經其品題幾乎有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功效。余光中歷任七十年代多屆青年文學獎的詩組評判，青年文學獎的詩組得獎名單及作品又會先刊於《詩風》月刊，有後勁的得獎者日後又往往成為該月刊的投稿常客。這樣，余光中、青年文學獎、「詩風社」結合成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前期香港詩壇的權力核心，其實力表現在透過文學獎的頒發、詩評（文學獎的或刊於月刊的）、發表園地的操控，這組合可左右香港年輕一代詩人的選材、美學觀、風格。（9）

梁世榮的分析，並非沒有道理；余光中、青年文學獎、「詩風社」的微妙結合，在香港小小的詩壇，不難形成一股文藝風氣。

還有一個梁世榮沒有提及卻被指為「余派基地」的文學社團香港青年作者協會，聚合了頗多異常活躍、屢獲文學獎、被視為「余派」新星的青年作者，引起文壇對「余派」更大的注視。1982年香港青年作者協會成立，核心的籌辦者，大多是得過青年文學獎的新人。創會主席陳錦昌是余光中在中文大學的學生、副主席陳德錦是第五屆青獎新詩高級組冠軍得主。除余光中外，與余光中關係密切的作家如黃維樑、鍾玲也應邀擔任顧問；儘管香港青年作者協會成立之時邀請了十七位背景、路向相異的顧問，（10）「力求文學無界限、無宗派」（11），外界卻有香港青年作者協會是「余派基地」的言論。筆者是這個協會的創會幹事之一，據筆者理解，外界有這種說法，和創會正副主席陳錦昌、陳德錦（都被視為「余派」詩人），以及部分活躍的會員如鍾偉民、王良和、陳昌敏、唐大江、李華川等，不是帶有「余派」標記，就是與陳德錦創辦的《新穗》詩刊關係較為密切，顯然有一定關係；而這批活躍的幹事、會員，大多很欣賞余光中，舉辦的活動如朗誦會、作家探訪等，更常以余光中為焦點，而顧問余光中對協會亦非常支持。協會不但邀請余光中為《香港青年作者協會成立紀念文集》寫總序，請黃國彬寫詩序，更邀請余光中、黃維樑、黃國彬、梁錫華（即「沙田四人幫」），在1983年2月18至20日於長洲慈幼靜修院舉辦的文藝營中，擔任專題講者，讓參加者接觸沙田文學、受「余派」詩觀「熏陶」；余光中離港回台時，又在協會的刊物《香港文藝》第六期（1985年12月）辦惜別余光中的專輯。種種做法，可能令敵視「余派」的人，感到香港青年作者協會有明顯的親余光中路線。姑勿論「余派基地」的說法是否合理，（12）但這個名稱，恰恰顯示有人感到余光中對年青作者影響力強大，並且在一些社團中紥根。這段期間，以余光中為首的沙田詩人的詩觀、品味，覆蓋廣，影響深，不少人都受到影響，詩作傾向感情濃烈、講究文字凝練古雅、超凡的想像幅度、重視套式比喻、追求獨到而唯美的意象；而順着這股文藝風氣的要求，更易得到推動這股文藝風氣的前輩，和受到這股文藝風氣支配的同輩所認同、稱許。許多新詩作者，尤其是初接觸新詩的青年，閱讀、投稿、參賽，難免會碰到這股文藝風氣，也就是說，他們往往在這股文藝風氣裡創作，順之得到較多發展的機會，逆之變相受到壓抑，儘管余光中等人不一定有壓抑他人的意識。照錢鍾書的說法，「看他們對具體作品的褒貶好惡，樹立甚麼標準，提出甚麼要求，就容易瞭解作者周遭的風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好比從飛沙、麥浪、波紋裡看出了風的姿態」（13），既然有名點出「余氏詩派的誕生」、余光中影響真大、模仿者真多，梁世榮甚至觀察到一股力量，「可左右年輕一代詩人的選材、美學觀、風格」；那麼，我們或者可以把探討的焦點放在：他們樹立了甚麼標準？提出了甚麼要求？

余光中等人樹立的詩歌標準、要求

「沙田四人幫」之中，除梁錫華外，其餘三人都積極介入香港的詩歌活動，各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力，結合起來則更為明顯。三人都有詩論、詩歌主張。余光中來港初期，寫過評戴望舒、聞一多、郭沫若詩歌的論文，但詩中的觀點對香港年輕詩人的影響不大，反而是為第六、七屆青年文學獎詩組所寫的〈評後感〉，以及為《香港青年作者協會文集》所寫的總序〈桂葉初覆額〉，在褒貶具體作品時所表達的取向、準則、要求，成為不少欣賞余光中詩歌的青年詩人的參照。黃國彬和黃維樑論詩、賞析詩歌的文章甚多，有些準則的旗幟更相當鮮明。

大致而言，余光中、黃國彬由於對詩歌的熱情極大、志向極大，都有意以詩歌作為生命的終極追求，強調詩歌的永恆價值，作為對有限生命的超越，所以余光中第十二本詩集的書名叫《與永恆拔河》，黃國彬第一本詩集的名字叫《攀月桂的孩子》。他們特別欣賞宏大、壯美的事物，也常常言及偉大，也以追求偉大為志。余光中早期談論藝術的文章，如〈偉大的前夕〉、〈不朽的P〉，都呈現了這種意識。黃國彬在〈論偉大〉一文中，更明確提出詩歌要達到偉大的三個條件：1.大；2.超凡的想像幅度；3.飛升天宇，目眙聖光，直達靈視境界。對偉大的崇仰，令他們的情緒容易為宏大的事物激發，以至對永恆的星體產生宗教情懷、流露回歸宇宙原鄉的意識。

余光中和黃國彬的詩常處理家國民族的題材，憂國懷鄉更一度是他們的共同心結。這種心結，竟發展至認為偉大的詩歌都與家國民族之情有關，（14）甚至成為文學獎的評選傾向之一。余光中在第五屆青獎〈詩來稿總評〉中說：

本屆優勝之作，有一個可喜的現象，便是中國人民族意識的提高，對於中國的河山文化頗深思念。另一個現象則是對於香港地區的現實題材頗知探討，乃能擴展新詩的主題。最成功的作品當然是兩者兼具，站在香港地區的角度來表現民族意識。（15）

這番話，頗讓人感到余光中對家國民族題材的偏好和期待，而「最成功的作品當然是兩者兼具，站在香港地區的角度來表現民族意識」，令人想到余光中《與永恆拔河》那些以香港為背景，最終通向家國民族之情的詩歌及其表現手法。細心的讀者不難發覺這番話，似乎是余氏詩歌的鏡像。黃國彬在第六屆青獎的評判感言〈六年辛苦不尋常〉中，將香港與大陸相比，也流露出心懷中原、對祖國山河的戀念情意：

可是，香港的生活圈子小，作家得不到祖國大地、河山的熏陶，所見所聞不廣，所觸所感不深，創作時也有很大的局限。（16）

黃國彬將兩地環境作比較，由此而得出香港的「小」，包括生活圈子上的、地理環境上的（缺乏祖國的名山大川），造成本地創作者的局限；似乎意味要突破此局限，就要多親近祖國大地、河山。而這種崇大輕小、朝向中原的心態，與黃國彬的偉大意識、崇高美學自有關連，更重要的，是應合着他的家國民族情結。第五、第六屆青獎詩組，較多這類題材的作品得獎，看來與評判的這種心向有關。

在技法上，余光中、黃國彬都擅比喻，他們特別推崇或欣賞的蘇東坡、錢鍾書，都是用喻高手。這種內在的偏好投射於外，則是特別欣賞精妙的比喻、新穎的意象，而意象則應力求統一，避免互相干擾。余光中、黃國彬論詩，常聚焦於意象、節奏，余光中更指出「意象和節奏，應該視為一首詩的第二意義」（17），經常加以強調。這有意無意間鼓勵了一些年輕人走意象派詩歌的路線，第六、七、八、九屆的青獎，初、高級組都有不少意象小詩得獎，與余光中、黃國彬鼓吹「意象論」，而他們又擔任評判大有關係。文字方面，他們都強調準確、凝練，余光中尤其不喜歡忽長忽短、參差不齊的詩行，認為「不宜聽任一句過長，而致倍於他句」，建議「長句超過二十個字，不妨分成兩句」。（18）他們也強調詩歌要結構嚴謹，推展順當合理。此外，他們都反對晦澀，黃維樑尤其標舉「明朗而耐讀」的大旗。他說：

好的詩貴在耐讀，但耐讀不必與明朗互相排斥，就好像美貌與智慧可以並存一樣。所謂耐讀，指的是用字精確、比喻帖妥、前後呼應、感情配合、象徵值得尋味、機智令人解頤，這些都是不用犧牲明朗才能獲得的。（19）

他在〈馴悍記――建立新詩的尊嚴〉中，批評寫新詩者的七大毛病：極端個人、人稱錯亂、喧賓奪主、浮濫不實、亂鑄新詞、任意分行、蠻不講理，並謂自己的「文學趣味接近古典主義的明朗、理性和節制」。（20）這和黃國彬認為失敗的作品，「主題含混，焦點模糊，結構鬆散，語言混亂，意象雜糅」（21）等毛病加起來，尤能見出他們的要求，體現為照顧理解、全局統一、焦點清晰、講求邏輯發展，意即把文本視為一個和諧、有序、向中心輻輳的統一體，無論語言、思路、形式，都規規矩矩、整整齊齊地納入、臣服於這個圓滿、聚焦、統一、有序、合理的封閉式格局。

縱觀這三位沙田作家評詩、賞詩、論詩的觀點，同多異少，時見互相呼應，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的香港詩壇，具有相當明顯的指導性；不少初出道的年輕詩人，在這股文藝風氣中創作，都受到這些詩論影響；而屢獲文學獎、詩觀詩風受到余光中影響的年輕詩人，更被視為「余派」。

【註】：

（1）      有名：〈信簡〉，《羅盤》8期（1978年12月），頁48

（2）      樂黛雲：〈接受與影響〉，《比較文學原理》（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頁43～64

（3）      〈古風三首〉第一首〈天馬行〉，刊於台北《藍星詩刊》第九號（1986年10月5日），頁106。收入余光中《夢與地理》（台北：洪範書店，1990），頁56～57

（4）      張婉雯：〈訪問張楚勇、馬輝洪〉，《呼吸詩刊》2期（1996年9月），頁6

（5）      陳錦昌是香港青年作者協會的創辦人兼第一屆主席，由於筆者聽到一種言論，說香港青年作者協會是「余派基地」，於是就這方面的問題與陳錦昌筆談。筆者的問題是：「你和一群青年作者創辦了香港青年作者協會，並任第一屆主席。後來有一些言論，說作協是『余派基地』，據你所知，為甚麼會有這種說法？這會否因你是余先生的學生，而青作協的活動常常邀請余光中、黃國彬、黃維樑、梁錫華參與有關？」筆者的問題在1999年8月6日傳真給陳錦昌，陳的回應文字在同年9月27日晚上十時傳真到筆者家中

（6）      余光中：〈青青桂冠──新詩評後感〉，載《第七屆青年文學獎文集》（香港：第七屆青年文學獎籌委會編印，1981），頁126

（7）      分別是〈十歲〉（99期，1981年8月）；〈螺之聲〉（103期，1982年4月）

（8）      秀實在〈找尋香港詩壇〉中，把香港詩壇分為七派：1.「超然派」；2.「秋螢／羅盤／素葉派」；3.「詩風派」；4.「新穗派」；5.「南來派」；6.「遊離派」；7.「新生代派」。在「詩風派」下，他列寫了「黃國彬、羈魂、胡燕青、王良和、吳美筠等」人名。此文刊於1995年7月24日《星島日報．書局街》，版D1。梁世榮在〈嚴肅文化VS流行文化〉中說：「對號入座，它（筆者按：指鍾偉民的一番話）既罵『詩風社』的黃國彬、王良和，……。」見1995年10月8日《星島日報》，版C8

（9）      〈從《捕鯨之旅》說起──鍾偉民現象〉，《星島日報》（1995年10月1日），版C8

（10）    他們是余光中、葉維廉、盧瑋鑾、戴天、劉以鬯、黃繼持、胡菊人、胡金銓、鍾玲、黃維樑、蔡炎培、陳韻文、吳羊璧、沈登恩、王辛笛、也斯、蘇恩佩。見蔡振興、葉娓娜主編：《香港青年作者協會文集》（香港：香港青年作者協會，1983），頁35

（11）    筆者與陳錦昌的筆談，1999年9月27日

（12）    陳錦昌不同意香港青年作者協會是「余派基地」的說法。他在筆談中回應道：「外間傳言青作協是『余派基地』，在組織上而言是不可能。我作為青作協主席最大的貢獻是組織運作，卻愧無能力制訂任何指導路線，我們曾先後兩次召開三十人以上的文學討論，希望共同協議出一些方針，但會員次次爭拗劇烈，結果只好維持無原則的自由原則。就算我本人真心死硬要擁護余光中主義，也絕難統一眾見，憑這個會發揮甚麼黨派力量……」（1999年9月27日）

（13）    錢鍾書：〈中國詩與中國畫〉，載《七綴集》（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0），頁2

（14）    1983年2月18至20日，香港青年作者協會、《突破》雜誌、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假長洲慈幼靜修院聯合舉辦文藝營，邀請余光中、梁錫華、黃國彬、黃維樑分別主持專題討論。18日下午，在余光中、黃國彬主持的詩歌討論會上，余光中說出偉大的作品都與家國民族之情有關的話，當時筆者在場，對這句話印象極深。黃國彬的詩〈夜宿長洲慈幼靜修院〉，便是這次宿營的印象，收入《吐露港日月》（香港：學津書店，1983），頁121～122

（15）    《第五屆青年文學獎文集》（香港：綠林出版社，1985），頁84

（16）    《第六屆青年文學獎文集》（香港：第六屆青年文學獎籌委會編印，1980），頁145

（17）    〈從經驗到文字──略述詩的綜合性〉，《盤古》11期（1968年2月28日），頁36

（18）    見「余光中的評語」，《香港文學展顏第三輯》（香港：市政局公共圖書館，1986），頁285

（19）    見〈八十年代的香港詩壇〉，《香港文學》2期（1985年2月5日），頁47

（20）    同註（19）。另〈馴悍說――建立新詩的尊嚴〉，收入《香港文學初探》，頁138～150

（21）    〈香港的新詩〉，見黃國彬：《文學的欣賞》（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6），頁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