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虹：評《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兼談文學史著書寫

潘耀明先生是散文家、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就已拜讀過他寫的《中國當代作家風貌》和《中國當代作家風貌續編》，這是兩部別開生面的既是作家特寫的匯編，也是史料豐富的論著。捧讀潘耀明的新著《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作家出版社，2021年5月版，以下簡稱《這情感》――筆者註），仍使我不免感到驚訝：一位香港作家兼編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竟然能寫出這樣一部在現當代文學史上「獨一無二」（嚴家炎先生語）的書「信」史著，不能不讓人欽佩之至。

沉甸甸的現當代文學「信」史

首先，這是一本沉甸甸的「大書」。說它是一本「大書」，首先在於其厚度：內頁厚達四百五十四頁，加上封面封底、扉頁版權頁，實實足足一部沉甸甸的巨著。但這只是這部「大書」的外在。打開內頁，大都是作者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先後任香港《海洋文藝》編輯和香港三聯書店副總編輯期間與文壇名宿關於文學的信函往來與墨寶饋贈及其關於書信、墨寶的述評，而這些「舞文弄墨」的文壇名人，幾乎佔據了中國現當代文壇的大半壁江山：艾青、冰心、葉聖陶、茅盾、俞平伯、巴金、沈從文、曹禺、蕭乾、錢鍾書、端木蕻良、丁玲、蕭軍、駱賓基、吳祖光、汪曾祺、臧克家、卞之琳、王辛笛、杜運燮、柯靈、蔡其矯、趙清閣、張賢亮、茹志鵑、郭風、何為、夏志清以及大名鼎鼎的金庸等等。魯迅先生當年曾給孔另境所編的《當代文人尺牘鈔》寫序時指出：「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註釋。」這部書，集中展示了作者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今在長達四十餘年的歲月中與這些文壇大家的魚雁往返與君子之交的纍纍碩果。將其串聯起來，無疑是從文人之「情感」角度揭示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奧秘的一部「信」史。

這部沉甸甸的大著，延續了作者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當代作家風貌》和《中國當代作家風貌續編》的寫作風格，緊緊扣住了「人」的本質，即人的情感、性格、品行與審美趣味，獨闢蹊徑地寫「活」了那些在通常的文學史著中被遮蔽了的作家的人品、文品、個性與真性情。例如巴金，晚年的他身患帕金遜症、慢性支氣管炎等多種疾病的困擾，又剛從十年浩劫的煉獄中九死一生地活下來，他為何要用顫抖的手堅持寫下五卷《隨想錄》？又為何致信香港三聯書店負責人，要求對港版《真話集》初版中「把〈鷹的歌〉內文抽起，以表示抗議」？在〈講真話的巴金〉中作者寫道：「『文革』之後，巴金一直強調『講真話』，他自己也身體力行，為了提醒自己和世人，他不惜挖自己的瘡疤，把自己在『文革』中講的違心話和做的違心事，一股腦兒傾倒出來，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以便痛定思痛，用心良苦。」作者感嘆：「從『文革』走過來的文化人――就是時下的文化人，也不容易正視自己過去的歷史，更不要說本着自己的良知，不做隨風搖擺的牆頭草，不講假話、妄話，要做一個講真話的諤諤之士，可謂戛戛乎其難也。」巴金老人自我反省、勇於自剖而又具有懺悔精神的偉大人格便從這些文字中凸顯出來。與作品文本不同，書信是一種文獻文本，在體現作者意圖方面更為直截了當。在〈憤憤不平的巴金〉中，作者展示了巴金1985年3月13日與1982年7月24日的兩封親筆信，其中前者提及「我的《隨想錄》都是一筆一筆地寫出來的，因為先在香港發表，受到一些人的責難，其實《大公報》還是我們自己的報紙。」巴金因此在〈鷹的歌〉記敘了大公報編輯擅自刪改他的〈懷念魯迅先生〉一文的荒唐做法，比如刪去魯迅「一條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和血」等原話，原因竟然是「牛」與「文革牛棚」有關，簡直匪夷所思，難怪巴老感到憤憤不平！他在1982年7月24日的信中提及「《真話集》希望能在年內出版，十分感謝。」並提到同意作為該書責編的作者在〈鷹的歌〉標題下加上「存目」二字，「以表示抗議」。作者援引巴金的書信所言：「五卷本的《隨想錄》中不少篇章是在病榻中用顫抖的手艱難運筆，『每頁滿是血迹，但更多的卻是十年創傷的膿血』」。以書信為據，以墨迹為證。當我們重溫《真話集》時對雖歷經萬般磨難卻依然嫉惡如仇的巴金也就有了更深刻的閱讀體會和理解。

自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王瑤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問世以來，已出版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著可謂汗牛充棟，然而關於「巴金及其作品」的評述，不說千篇一律的套話和違心之語的能有幾部？「要做一個講真話的諤諤之士，可謂戛戛乎其難也」，這同樣適用於文學史著的作者。為此，作者列舉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對巴金人品、文品的高度評價，稱「先生的《隨想錄》樹立了一個永恆的典範――在時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識分子應當如何生活。」巴金去世後，作者將此噩耗告知遠在英國劍橋大學的金庸先生，他夤夜趕寫了一篇〈正直醇雅，永為激勵〉的悼念文章，其中真摯而深情地提到：早年自己讀《家》《春》《秋》時覺得沒有武俠小說過癮，「直到自己也寫了小說，才明白巴金先生功力之深，才把他和魯迅、沈從文三位先生列為我近代最佩服的文人。」如此發自肺腑的真誠評價，遠勝過不少「文學史著」空洞而乏味的千言萬語。類似這樣具有真實情感和肺腑之言的作家評論，在《這情感》中比比皆是，如〈令人惋惜的茅盾〉寫茅盾在建國後，「他的旺盛的創作力委頓了，甚至停止了。」〈曹禺的苦惱和遺憾〉援引英文版《中國現代小說史》著者對「曹禺在抗戰前夕即被公認為現代中國最出色的劇作家」的評價，「作為觀眾和讀者，都希望曹禺像他的其他老友作家如巴金、吳祖光那樣更上一層樓」，然而「曹禺1979年後，剛踏入七十歲，除了寫出奉命之作《王昭君》，再也寫不出東西。」這種不為名人諱言、實事求是的評論，正是當下不少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著所欠缺的。

現當代文學史沒有「假如」

其次，作者在《這情感》中披露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許多「不解之謎」與文壇掌故，還原了真實的文學史實，為研究者解開了文學史上的諸多謎團，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例如，錢鍾書先生在其小說《圍城》之後，另一部已寫了幾萬字的小說《百合心》為何沒了下文，以致海內外不少「錢鍾書迷」以及研究者包括像撰寫、出版英文版《中國現代小說史》的著名學者夏志清先生也一直對書稿的下落心存疑惑，他甚至推斷：「在我看來，錢氏夫婦皆心細如髮，誤扔尚未完成稿簡直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作者卻以1981年4月6日錢鍾書先生接受自己的採訪（那次錢先生還破例讓他做了錄音）對此小說的下落作了清楚的交代：「假如――天下最快活的是『假如』，最傷心的也是『假如』，假如當時我的另一部長篇小說《百合心》寫得成，應該比《圍城》好些。但我不知是不是命運，當時寫了二萬字，1949年夏天，全家從上海遷到北京，當時亂哄哄，把稿子丟了，查來查去查不到。這我在《圍城》的〈重印前記〉提到過，倒是省事。如果稿子沒有丟，心裡癢得很，解放後肯定還會繼續寫。如果那幾年給查到，肯定會遭殃！」關於這段話的可靠性，我們可從1982年11月16日錢鍾書先生致吳福輝的信中得到印證：「最近看見三聯新出版的彥火（即潘耀明的筆名――筆者註）所著《現代中國作家風貌》，裡面有訪問我的一篇談話，一年多前我說不願重印的舊作，現在都陸續付重印了（包括《談藝錄》）！」所以，錢鍾書先生對作者所言不虛，並且為《百合心》丟失後曾「暗自慶倖」的無奈而又灑脫、通透而又自嘲的個性躍然紙上！細讀之下，卻又令人不無惋惜和心酸：「假如」書稿沒丟，錢先生「繼續寫」完了稿，又一部「錢氏傑作」將會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留存，連他本人都說如果「《百合心》寫得成，應該比《圍城》好些」。但是文學史沒有「假如」，丟失了的書稿猶如一去不復返的黃鶴，沒了蹤影。

但也有書稿失而復得的幸運者抑或不幸者。如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曾在中國當代文壇引起軒然大波、被公開點名批判，從此在文壇消失了四分之一世紀的紅學大師俞平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毛頭小子，寫了一部洋洋灑灑的《紅樓夢辨》」。此書稿比錢鍾書的《百合心》幸運，據俞平伯的妻舅許寶騤撰文說，當年他興沖沖地拿着書稿出門去，乘黃包車下車時忘了將書稿帶走，待想起時已杳如黃鶴，自是追悔莫及。過了幾日，卻收到顧頡剛先生（抑或朱自清先生）來信，說在馬路上看見一收舊貨的鼓兒擔上擱着一迭文稿，細看竟是俞平伯的手稿，便花了點錢收購下來。《紅樓夢辨》失而復得，完璧歸趙。作者在〈早慧的紅學大家俞平伯〉中寫道：「假如俞平伯失去了稿件，假如他沒有出版《紅樓夢辨》，就不會發生1954年批判他的紅學研究，『文革』中也不會被當『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來揪鬥……」

然而文學史依然沒有「假如」。在文壇上消失了四分之一世紀之後，俞平伯攜〈1980年5月26日上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書〉歸來，並提出了很有見地的對「紅學」研究的三點意見，「令人刮目相看」：「一、《紅樓夢》可以從歷史、政治、社會各個角度來看，但它本身屬文藝範疇，畢竟是小說。論它的思想性，又有關哲學。這應是主要的，而過去似乎說得較少。二、應當怎樣讀《紅樓夢》？唯讀白文，未免孤陋寡聞；博覽群書，又感迷失路途。……為今之計，似宜編一『入門』『概論』之類，俾眾易明，不更旁求冥索，於愛讀此書者或不無小補。三、本書雖是傑作，終未完篇；若推崇過高，則離大眾愈遠，曲為比附則真賞愈迷，良為無益。……」雖然文學史沒有「假如」，但俞老集畢生對《紅樓夢》研究的這三點意見，顯示了他作為真正的紅學大師的理性精神、真知灼見與錚錚風骨，比起諸多拾人牙慧的把《紅樓夢》當作「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的「紅學家」來，俞老的這三點意見以及他對陳寅恪晚年的《柳如是別傳》及其對吳梅村、陳圓圓等人的肯定「言其努力，弟不欣賞」等直言不諱，更是表明了他具有獨到的文學史觀與批評膽識，這難道不值得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上大書一筆嗎？

現代文學史上的恩怨情仇

在當今眾多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著中，較多的是文學思潮和運動更迭史，或是作家作品羅列史，很少看到被視為「文壇掌故」的文人之間的恩怨情仇，比如魯迅當年與梁實秋、與蘇雪林、施蟄存等人打筆仗，前因後果究竟為何？往往語焉不詳，成了不知來龍去脈的無頭案。而《這情感》則不為名人諱，不懼文人惱，擺事實，列書信，從而成為具有血肉豐滿、別具一格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部作家別傳。比如沈從文與丁玲、與蕭乾之間的一段文壇恩怨。〈恩義情仇――說沈從文與丁玲的關係〉一文，從美國著名漢學家金介甫考證沈從文早年的一首愛情詩〈呈小莎〉開頭，作者披露了沈從文與丁玲早年即是「毗鄰而居」的湖南鄉黨，也曾對丁玲有過「精神上的單戀」。作者回憶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編《海洋文藝》時，曾收到沈從文寄來的文稿，「寫他在胡也頻被國民黨槍殺後，如何向徐志摩籌措路費，如何假借丈夫的名義，冒着生命危險，於1931年2月護送丁玲母子安全返湖南常德家鄉，最終延誤了返學校教書的期限，因而丟掉了飯碗」，但沈從文無怨無悔。甚至對那本後來令丁玲與之反目的《記丁玲》中，「也隱約可見沈從文對丁玲包含着愛慕和關切之情」。在作者看來，雖然「丁玲視沈從文充其量是一個道義相存的知交」，雖然沈從文從三十年代主編《大公報》副刊，成為「京派」作家首領開始就已被左翼文壇冷眼相對，但至少在五十年代前期他們之間的關係並未惡化，作者寫道：「沈從文在情緒最低潮的時候――被稱為『精神失常』的時候，丁玲偕夫婿陳明去探望他；五十年代，丁玲還為生活拮据的沈從文送去二百萬元人民幣（在當時是一筆大數目），可見丁玲對沈從文也是眷顧的。」七十年代末，丁、沈因日本漢學家中島碧女士上門拜訪丁玲並贈送香港版《記丁玲》而「交惡」之後，也並非像有的作者所寫的「就此恩斷義絕」。作者認為，一開始丁玲雖然「勃然大怒，並在全書做了一百二十條批註」，但1981年她在紀念〈胡也頻〉一文中，對沈從文雖有所指責，但並未指名道姓，從其所寫「文字可見，丁玲是筆下留情的。」直到1983年4月丁玲訪問巴黎，「被記者圍問之下才大為生氣，公開表示沈從文寫的『那本《記丁玲》全是謊言』」。但丁玲去世之前，在給友人的信中表示：「去年我在廈門讀過一篇批評這本書的論文，我也建議不要發表，實在認為他也受過一些罪，現在老了，又多病，寬厚一些好了……」，由此看來，丁玲對沈從文此時已不太記恨了。筆者以為，作者這樣的分析與描述才是合情合理的。1981年仲春，作者作為香港三聯版《沈從文文集》的編者，在廣州與沈從文夫婦及其助手會晤，「談到丁玲時，沈先生並沒有太大的反應，他也不諱言過去兩人是好朋友。如果我的直覺沒有錯的話，沈先生還是很喜歡丁玲的。」作者相信：「假如沒有上面那一段曲折的原委，丁沈這段生死之交，應該不是這樣的結局。」那些喜歡加油添醋、憑臆想猜想舞文弄墨的文學史家們，不該臉紅嗎？

類似的情形還發生在沈從文與蕭乾這對「師徒」之間。在〈蕭乾與沈從文的師徒恩怨〉中，作者寫道，在蕭乾的文學道路上，「第一個恩師是沈從文。1931年蕭乾在北京輔仁大學與安瀾合編《中國簡報》，經國文課教師楊振聲介紹，去採訪沈從文，沈從文十分欣賞這位勤奮、進取的文學後輩，從此成為文學至交」，並經常與他通信討論文學問題，親切地稱其「乾弟」。作為初出茅廬的文學新人，蕭乾的小說處女作〈蠶〉經沈從文之手「細心修改過，把別字謄清了，把虛字去掉」，並且「在當時赫赫有名的《大公報》副刊刊登了。」〈蠶〉也因此成為蕭乾的小說成名作。1935年他大學甫畢業，即由楊振聲和沈從文聯合推薦而進入《大公報》編文藝副刊。此後，沈從文為蕭乾的短篇小說集《籬下集》親自寫了〈題記〉，其中給予作者以高度評價：「他的每篇文章，第一個讀者幾乎全是我。他的文章我除了覺得很好，說不出別的意見」。不僅如此，這「師徒」倆還聯名出版了文藝書信集《廢郵存底》；上海「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蕭乾因《大公報》縮版遭到遣散，此後的生活費都是楊振聲和沈從文給予補助的。「凡此種種，都可說明沈從文對蕭乾的恩重如山及無微不至的關懷，已超出一般師徒關係。」但令作者疑惑不解的是，從1979年開始與他打交道，「在蕭乾早年贈送給我的作品，包括蕭乾與夫人文潔若寫的相關蕭乾傳略中，對沈從文這段恩情卻隻字未提，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據沈從文的助手、考古學家王在接受採訪時提到「沈先生對蕭乾有意見，一說到蕭乾就生氣」，還寫了長信宣佈與之絕交，「措辭之嚴厲是不可想像的」。晚年的沈從文與蕭乾之間究竟發生了甚麼糾葛？外人諱莫如深。

直到蕭乾去世之後，他的夫人文潔若託人帶給作者一篇蕭乾遺作〈我與沈老關係的澄清――吾師沈從文〉，作者將它發表在自己主編的《明報月刊》2001年第12期，才揭開了這兩位文壇名人晚年「失和」的謎底。此文除了記敘他與沈先生的師徒情外，特別提及「文革」末期，蕭乾曾為自家及沈先生的住房向有關部門做過反映，但沈先生卻不領情，兩人相遇時還「聲色俱厲」地斥責了他。蕭乾在文中總結他之所以會和沈先生「交惡」，認為還是當時的政治環境，人心扭曲使然。比如，1957年沈從文曾在文聯大樓公開批判蕭乾，他「竟把我協助美國青年威廉．安瀾編了八期的《中國簡報》（這原是一份樸質地對外宣傳中國新文學的英文刊物），聳人聽聞地說成是蕭乾『早在三十年代就與美帝國主義進行勾結』。」在那個知識分子成天挨整、人人自危的年代，沈從文為了自保，「難免也被迫說出違心的話，做出違心的事。」1977年，他甚至勉力寫了一首政治長詩〈紅衛星上天〉，但並未能夠發表，「這原不是沈從文的本心，牽強不來。」隨着「文革」結束，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的到來，沈從文和蕭乾師徒之間「交惡」的堅冰也開始消溶。蕭乾在此文中披露，他與沈先生的矛盾在晚年已達致和解。1988年春，經《人民日報》記者李輝牽線搭橋，沈從文答應與蕭乾見面，然而天公不遂人願，就在蕭乾等待李輝出差歸來帶他登門拜訪沈先生，希冀與恩師一笑泯恩仇之際，「五月間沈從文老師這顆文壇巨星，突然隕落，就失去了機會。」

遺憾，永遠無法彌補的情感缺憾。但缺憾往往伴隨着人生。此外，無論是終生「苦戀」的卞之琳，孤獨終身的趙清閣；還是妙語如珠的錢鍾書，頑童本色的汪曾祺；抑或愛寫「怪詩」的杜運燮，「一鳴驚人」的張賢亮；更有「文采風流」的吳祖光、愛美成性的蔡其矯……文學史不是木乃伊，唯有真實地寫出作家生動真實的情感波瀾，才會有鮮活滾燙的文學情致，有着生命質感的文學史著。

結語

綜上所述，《這情感》一書，是近年較為罕見的不掉書袋，不對所列作家、作品面面俱到地做出蓋棺定論式評價，充滿着知人論世的真知灼見和知微見著的一語中的。不過，既是反映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實，書中的一些瑕疵也不能不說，較為突出的是一些年份有誤，例如〈蕭紅與端木蕻良〉一文中寫蕭紅「迄至1943年在香港逝世」（P81），查蕭紅是1942年1月22日（一說23日）病逝於香港瑪麗醫院的，「1943」應是筆誤。同文中，寫「於1989年杪，邀請他（端木）與夫人來港講學，……（後）他又以『體力不支』婉謝了（見附信）」（P84），然而在前頁刊出此信的說明文字「這是1982年12月20日端木給我的信，信中提到他不能來港。……」顯然，此信說明文字「1982年」有誤。在〈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成書故事〉一文中，寫沈從文的這本凝聚其心血的著作，「當時已毫無出版的希望。……一直到1957年，才聽聞一點風聲」，而下文寫道「那時候，……有人向沈從文提議勸他找找江青、姚文元他們」，而被沈從文斷然拒絕（P378），這裡的「1957年」應該是「1975年」才對。此外，所選篇目似乎水準有參差不齊之嫌，尤其是有幾篇還類似急就章，如〈蕭乾對二十一世紀的寄望〉〈曾獲毛澤東召見――受政治衝擊較少的臧克家〉等篇，不能不令人稍感遺憾。然而，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任何一本書籍大概也是一樣的。無論如何，《這情感》作為不是文學史煌煌巨著，卻又遠勝一般堆砌文字、毫無情感的書「信」評述，正如著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家嚴家炎先生在本書序言中所說：書中披露的「通信和書畫登陸內地還是首次，而本書中的採訪筆記，更是首次公之於世。我相信，對上述文藝家進行的如此大量、多次、有實錄的採訪，迄今為止，海內外包括大陸在內，只有潘耀明先生一人做到了，由此可知這部作品彌足珍貴。」（P2）

這本著作鮮活而又厚重，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確實「應該是獨一無二的」。

2021年9～10月寫於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