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鷗：母女道情

「道情」本是一種說唱的曲藝形式，我這裡說的「道情」與之關係不大。我只是喜歡這個詞，覺得它正好表達了我們母女這一輩子的情緣。讓我慢慢從小說到老。

我三歲時的全部記憶只有一個場景：媽媽在牀上痛苦地打滾，姐姐海燕站在牀邊哭喊：「媽媽你不要死呀，媽媽你不要死呀！」我也站在牀邊，眼睛盯住媽媽枕邊的一個從裡面畫着畫的小瓶子，機械地叨唸：「我要小瓶，我要小瓶。」姐姐哭罵道：「沒良心，媽媽都快死了，你還要玩小瓶。」

其實我的心思根本不在小瓶，我已經嚇壞了，以為媽媽要死了。我不知道甚麼叫死，但隱約知道，那痛苦的翻滾離死很近。

媽媽沒有死，她得的是膽結石。但是怕媽媽死，成為我永久的擔憂，我總是想讓她高興，那樣就不會死了。

每星期天的早上睜開眼睛，我一定要跑到媽媽的牀上鑽進她的被窩。媽媽的牀上有一股香味，被子乾淨柔軟，媽媽的皮膚細嫩光滑，睡在她身邊，心中充滿了安全感。媽媽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睡覺要求的條件很高，身邊不能有人，不能有一點聲響。因此星期天早上對我是彌足珍貴的時刻。

媽媽帶回來兩隻小鳥，關在鳥籠裡。

我圍着鳥籠研究，鳥是怎麼裝進去的。媽媽提起鳥籠上一個小門，捉住一隻小鳥，用紅藥水在牠的頭上點紅點。原來門在這兒，我好奇地提起小門，另一隻小鳥竄出來，飛上楸樹。媽媽連忙跑出來看，一不小心，手中的鳥也飛了。前後兩分鐘，就剩了一個空籠子。媽媽無可奈何地笑了：「不管怎麼說，天空是牠們的家。」

六一兒童節幼稚園開聯歡會，這是我最幸福的一天，因為邀請了家長參加，我可以在冗長的六天寄宿生活中意外驚喜地見到一次媽媽。

中午園裡給大家發絲糕，一人一塊。發到我這裡，只剩了一塊。我決定和媽媽分着吃，還覺得自己做得很得體。絲糕面上有一層紅絲綠絲，核桃仁葡萄乾，中間有一層紅糖。我把絲糕從中間紅糖層分開，權衡一下，自己吃上面的，把下面的遞給媽媽，媽媽接過去，笑笑沒說話。一會兒新出鍋的絲糕又傳過來，媽媽把自己的那塊從上面分成兩塊，遞我一半。我意識到自己的分配不公，不好意思地把上面的那層掰下來給媽媽，媽媽又笑了，搖搖頭。

媽媽給我訂了《小朋友》雜誌，我喜愛得不得了，主要不是故事，而是插圖，賀友直、顧炳鑫、華三川、韓和平，我熟悉到不看名字就知道是誰畫的。一天媽媽下班給我帶回了新的《小朋友》，看得我不忍釋手，該睡覺了，依依不捨地把《小朋友》放在枕邊。夜裡媽媽起來解手，開了一個昏暗的小燈，我趕緊打開《小朋友》接着看，媽媽說：「放下，眼睛會看瞎的。」我不聽，媽媽搶過書，撕成兩半。在我的哭聲中屋子裡重新一片黑暗。

第二天媽媽把補好的《小朋友》交給我說：「對不起，昨天晚上我不該對你發脾氣。」

這是媽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我道歉。

媽媽最愛吃五香瓜子，嗑起來比鸚鵡的嘴還要靈巧。瓜子放在門牙中縫，輕輕一壓，轉個方向，不要一秒鐘，一個整個的微微開口的瓜子殼就丟了下來。我不會嗑，連皮帶仁使勁嚼，然後吐出滿嘴渣滓。媽媽幫我把瓜子嗑開一個口，上下牙把兩瓣殼分開一點露出瓜子仁。我把瓜子仁抽出來，攢着，攢多了一把塞進嘴裡，一口悶，那叫香。

瓜子殼張着口像個小鳥，我把它們排列起來，一大行，「飛呀飛呀飛呀飛，大雁帶領雁群兒飛……」

多少年後，我的瓜子嗑得和媽媽一樣利索。媽媽的門牙已經豁開了人字形的缺口。我幫媽媽嗑瓜子。再過很多年，媽媽的牙齒基本掉光，我呢，門牙豁了口。

上小學了。媽媽每天晚上檢查我的作業，總是不滿意――鉛筆道又黑又粗，筆尖斷了在地上磨兩下接着用，作業像個大花臉。我着急和同院小孩玩呀。

媽媽把我的作業「嚓」地一撕，「重做！」她守在一旁邊盯着，邊替我削鉛筆。我睏得腦袋都抬不起來。

我想出對付媽媽的主意，叫同院的大姐姐替我做作業。她的字娟秀乾淨，竟然每次都混過了媽媽的眼睛，好在我總是無心地拿回雙百分。

媽媽從來不會說謊，我長大了才知道的，所以她也無條件地相信任何人的話語及謊言，包括我耍的小把戲。對這樣的媽媽我以後再也不忍心說一句謊話。

每星期天下午媽媽都會帶我們去東安市場榮華齋買東西，主要是零食，大福果、桂花蟬、龍虱……前提條件是必須睡個好午覺。媽媽的「覺（jiao）」是全家重中之重。生完小妹後落下了失眠的毛病，她睡覺的時候周圍不能有一絲動靜，於是我就成了忠實的守門人，搬把椅子，一個中午坐在通往她房間的門前不許任何人靠近，更不許進去。

媽媽饞，愛吃好的，可是不會做飯。星期天保姆休息，全家就下館子。如果在家吃，這頓就湊合了，永遠是一樣的做法：開一個肉罐頭，切一把蔬菜，和掛麵混在一起煮一鍋糊糊。這樣的星期天真不帶勁。

人說「巧媽媽，笨女兒」，外婆是烹調高手，養了一個會吃不會做的媽媽，媽媽又養出了四個廚藝高超的女兒，一輩子只等享清閒口福。

多少年後，我把做好的飯菜擺在桌上，對媽媽呼道：「嗟，來食！」媽媽咯咯笑着，從牀上坐起來挪到桌邊。

媽媽的盆景假山上好多「小人」，砍柴的，划船的，下棋的，半寸長短，眉眼鬍子都有，我喜愛極了，心中生出無窮無盡的故事。一天趁媽媽上班，我把小人都請進書包帶到學校。午睡時間一邊拿小人表演一邊講故事，同學把我團團圍住，津津有味地聽着。突然老師闖進來，不由分說收走了所有小人，放學後我去要，老師說：「扔了。」那是媽媽的，我的眼淚流出來。

媽媽觀察假山：「咦，小人都到哪裡去了？」我不敢吭聲，沒兩天，一批新生力量又佔領了假山。我偷偷鬆了一口氣。

初中時有同學課間撥雲母，用一個頂端磨成尖刀狀的鋼鋸片，把一塊雲母一層層撥開，最後撥成透明的極薄的片片。這是無線電廠發的外活，做收音機中的絕緣層。家庭婦女領了雲母來撥，掙點錢幫補家用。同學們都覺得很好玩，你試試我試試，一時間撥雲母風靡學校。我也撥上癮了，和胡同的老大媽一起排隊去領雲母。

媽媽堅決反對，說，耽誤學習不說，還吸入雲母粉塵，早晚有一天要得肺矽病死去（這是她說話「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風格）。偶然一次，媽媽撥了兩刀，突然發現其中樂趣：一片雲母可以無盡無休地剝離開來，只要你的工具對頭。於是媽媽戴上花鏡，站在燈下，再也不肯放手。第二天早上一看，她的桌子上撥好的雲母白花花的堆了一大片。

初中畢業我報考了美院附中。初試通過，我高高興興地參加了複試。媽媽嚴肅地和我談話――畫家是自由職業，不能算作正當職業。在這個領域工作的人自由散漫，脫離集體。她說我生性就自由散漫，要當了畫家更是如魚得水，前途是很危險的。

其實她有很多畫家朋友，劉繼卣、華君武、王叔暉、阿老等等。她經常和這些畫家聯繫，為她工作的英文《中國婦女》雜誌畫插圖。她很尊重這些畫家，卻不讓我學畫畫。

直到我六十歲以後才又開始畫畫，把我的一生畫成連環畫，我知道媽媽一定特別喜歡看，可惜媽媽已經走了，看不見了。

1969年爸媽去了幹校。我這人懶散，拖遝，收到他們兩三封來信我也懶得回一封。有一次拖了兩個多月沒回信，接到媽媽的電報：「再不覆信，斷絕母女關係。」我才知事情嚴重了。

等到我的女兒滿世界旅遊，若是三天沒收到她的email，才知道睡不着覺，吃不下飯，滿腦子恐怖場面是甚麼滋味。

信封裡掉出幾個乾筍尖，是媽媽幹活時在地裡發現的，不到半寸長短，有模有樣，可愛極了。媽媽最喜愛小巧玲瓏的玩意兒，知道我也喜歡，寄給我解頤。小筍尖告訴我，不管環境多惡劣，媽媽保持着對生活的熱情。我安心了。

夏天的大清早，家屬區（我的小家，在京郊）的路邊蹲着幾個農民，身邊擺着一串串剝了皮的田雞。我蹲下看。農民說昨晚抓的，新鮮着呢。一毛錢倆。我說一毛錢仨，我全包圓。

這玩意兒十幾年前保姆做過幾次，我回憶着她的做法：蔥薑蒜加醬油糖酒爆炒，裝了滿滿一大飯盒，立刻進城孝敬老娘。

那陣除了每天每家限買的兩毛錢豬肉，甚麼肉類都沒有。媽媽臉上笑開了花，大快朵頤。

八十年代初的一個夏天百年不遇地熱，我在媽媽家寫研究生畢業論文，一會兒稿紙就濕透了，胳臂底下要墊厚厚的報紙。媽媽自告奮勇幫我抄稿，一式好幾份，全靠手抄。就我倆在家，媽媽兩腳泡在冷水盆裡，不斷換水降溫。

論文及其複寫稿終於完成了，天下了一場大雨作為獎勵，立時涼快了起來，然後我又順利地通過答辯，獲得碩士學位。想起來我自始至終沒對媽媽道過謝，還因為天熱人躁，說話間常有摩擦生火。孩子永遠欠雙親一個謝字，當想對他們說時，他們已經聽不見了！

媽媽看書有個習慣，先包書皮。包完書皮總要讓我在書皮上寫書名。我說：「你的字那麼好看，為甚麼不寫？」媽媽的字不一般，頗有巾幗英雄之氣，人人看見只道「好字」，常以為出於大丈夫之手。媽媽說：「我的字拿不出去。」換言之，這是說我的字漂亮，她喜歡我的字。

這一輩子媽媽從來沒有一次正面誇獎過我，最多像這樣「曲線救國」式地表示滿意或讚賞。這已經讓我十分滿足了。

四十歲時，我到澳洲去讀書。每一兩個星期給媽媽寫一封長長的信件，詳細匯報我的生活。寫信和讀信是我們互相思念中的唯一慰藉，媽媽把我的每一封信註上編號，裝訂成冊，不時翻閱，如讀小說。這七十多封信件保留了我到澳洲早年的全部記憶，於是就有了我的兩本獲獎的紀實文學作品《海鷗南飛》《遊必有信》。

這兩本書的扉頁上寫着「獻給媽媽」。

我寫信隨心所欲，錯字很多。媽媽回信表示憤怒：「文章就像人的臉，錯別字就像臉上的瘡，若瘡痍滿目，文字再好也吊不起胃口。」每過一段時間就寄來一張我信中的錯字勘誤表。

終於有一次我抓到了媽媽的一個「錯」字――把「撑」字寫成「撐」，我幸災樂禍地高聲擊掌，立即寫信：「想不到您老也竟有寫錯字的時候……」媽媽回信洋洋灑灑談完家事國事天下事後，在最後一頁的犄角旮旯上附了幾行小字：「承你過獎說第一次見我寫錯字。自古以來，『撐』『撑』兩字為一家，『撐』為嫡，『撑』為庶。你查查康熙字典，『撑』字不過為前者的俗字而已。不過我還是要感謝你的提醒，否則至今我還不知幾十年來偏房已經扶了正。」

倒是我討了個沒趣。

從澳洲回北京探親，我幾乎全部時間都守着八十多歲的媽媽。她總是叫我：「過來，拿着本子。」我坐到她身旁，她說：「我說，你記。」說的是兒歌：「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檳榔……」或者詩詞：「誰道飄零不可憐，舊遊時節好花天……」要不就是大段背誦古文：「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及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這是她失語後背誦的最後一段古文《多爾袞致史可法書》）然後她說：「你去拿書對照一下，看我背得對不對。」我找出唐詩宋詞、古文觀止，都對！

這是她每天的「功課」，樂此不疲。

媽媽滿腹經綸，卻無人喝彩，她抱怨說：「她們（其他姐妹）都沒耐心聽。」我有。從小她就教我唸古文，現在我願意天天陪着她沉浸在她的精神生活中。

媽媽老了，走不動了，整日北窗高臥，聽我給她唸誦古文。一遇生僻字詞或查找字詞出處，媽媽就令道：「拿《辭海》來。」

媽媽的《辭海》是中華書局在民國三十六年發行的合訂本。封面用牛皮紙細心包着，邊角裹着膠帶。辭典她只用這一本，是她的寶貝。

辭典的字小如蟻頭，沒有拼音，只有「XX切」，多文言。我拿着放大鏡，給她唸。她躺在牀上合眼聽着，好像在欣賞音樂。

媽媽去世後，這部《辭海》我帶到了澳洲，伴隨我至今。

媽媽看見別人在香港買的一個兩寸長的工藝品棺材，特別喜歡，託香港的大舅給她買一個。「棺材」買到了，大舅請去北京的朋友帶給媽媽，香港人迷信，都嚇得連連搖手。直到大舅自己來北京，「棺材」才到媽媽手裡。媽媽做了一個小人偶躺在裡面，有高帽有美髯有長袍，把「棺材」擺在她的書桌的格子架上欣賞，頗有鼓盆而歌的風範。誰說棺材不吉利了？媽媽天天守着，不也活到了九十歲。媽媽走後，小棺材我帶到了澳洲，又成了我書桌上的擺設。

媽媽乳房裡有個瘤子，四十年代在大連看過醫生，說三十年後會變成癌。我嚇壞了，天天哀求：「媽媽你去查查吧。」被我磨得不耐煩，媽媽去檢查了。回來說：「告你一個好消息，沒有變成癌。」三十年過去了，瘤子果然生變，診斷為乳腺癌。在我們焦急萬分的等待中，醫生說切除後化驗，良性的。

幾度驚魂，和媽媽在一起的日子更越覺短促。

媽媽中風了，不能動，不能說話，但是腦子依然清楚，人生最悲慘的境地莫過如此。

我趕回北京陪伴她，如果可以，我一定要一直守在她身邊，可是半年後我必須回澳洲做一個早就安排好並且不能再拖延的大手術。一直沒敢和媽媽說，只是在臨走的前一天告訴她：「我要走了，過些時候就回來。」媽媽睜大眼睛看着我，猜不透她想表達甚麼。忽然，幾滴清淚順着媽媽的眼角滾下來。媽媽從來不哭，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見媽媽流眼淚，我的心頓時裂成碎片。

幾個月後我終於又回到媽媽身邊，一進門奔到牀前：「老娘！我回來了！笑一個！」媽媽瘦弱得已經脫了形，她沒笑，她已經不會笑了。

幾天之後，媽媽溘然長逝，她是撐着一口氣等我回來呢。

爸爸比媽媽早走三年。我們給爸爸買了一個雙穴墓，碑上也刻了媽媽的名字，沒有描金。媽媽看見了，說：「我堅決不關在那個黑洞裡。人的靈魂是要自由飛翔的。」她的手在頭頂揮了一圈。

她拿出早就立好的遺囑――遺體送給協和醫院做實驗，骨灰隨便撒在甚麼地裡肥田。

媽媽去世後，我們照遺囑辦事。那時捐贈遺體的人很少，醫院舉辦了一個鄭重的接收儀式。

在留給她的墓穴裡，我放進一個精緻的盒子，裡面裝着媽媽生前的愛物――外婆留給她的一串琉璃彩珠。在入葬之前，我從那串珠子上取下一顆，做了一條一顆珠子的項鍊，戴在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