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苗苗：《好好拍電影》：鏡頭前的導演許鞍華

「許鞍華」這個名字之前最常貼的標籤無疑是「香港著名導演」。她師承胡金銓，開闢香港電影新浪潮，創作有水準，是獲得金馬獎和金像獎次數最多的導演。這種單向度的認識，將許鞍華變成香港電影的一張名片，好在美術指導文念中拿起攝影機，將許鞍華的工作狀態和日常生活的一面，通過紀錄片《好好拍電影》展現出來。文導演從小看許導演的電影長大，能和許導演合作幾部電影，帶着積纍的感念，有溫度地還原了鏡頭背後的許鞍華：她在電影創作中體驗生活、進行自我教育，還通過作品重塑母女關係、表達身份認知。透過這部紀錄片的視角，我們不僅看到生活中的許鞍華，還看到香港文化的變遷。

本土文化和香港精神

當《好好拍電影》開機時，文念中與許鞍華正在合作《明月幾時有》，這不是他們合作的第一部電影，卻是讓他鼓起勇氣邀請「拍攝者」成為「被拍攝者」的起點。當時他在許鞍華的身上看到一種使命感，收集香港的舊景，講述香港的故事，因為一些景與情再不記錄下來，就再也沒有還原香港舊貌的機會。文念中把這樣的領悟，聚焦到許鞍華與香港關係上，從在新界拍攝《明月幾時有》的場景開始，回憶自己在TVB工作時拍攝的關注香港現實的《獅子山下》系列，以及記錄香港離島民俗的《奇趣錄》中的劇集，再到因為《明月幾時有》拿下香港導演協會年度最佳電影獎的時候，第一次激動得哭了，這個主題是貫穿始終的，香港為許鞍華帶來靈感，而她為香港電影帶來榮耀。

但很快，文念中就發現，敬畏香港歷史，感念香港的都市生活僅僅只是許鞍華與香港關係中的第一層。她想拍《明月幾時有》是因為她想講一個香港的抗戰故事，因為這些萍水相逢的人，做的舉手之勞的事，才是許鞍華想展現的香港精神：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無人爭做英雄，但人人都願在危難時伸出援手，共渡難關。

循着這個方向，文念中對許鞍華的電影做了進一步的解讀，發現了更多她的香港習慣：利用有限的資源做無限的想像，只有在資源和預算不足的情況下隨機應變地拍電影，才能得到真正意義上的港產片。當《香香公主》讓她第一次有了內地的大場景大資源大預算卻砸手裡了的時候，許鞍華確實沒有辦法回答回歸二十年後，對她的電影創作有甚麼翻天覆地的好影響。看到這裡，觀眾或許明白了，原來許鞍華與香港的關係是互相成就，她在努力記錄香港的同時，香港也在默默滋養她，不僅僅是好吃的菠蘿包和奶茶，還有道不盡的地方景觀和文化情懷。

世間百態與個人追求

當文念中去訪問電影同行對許鞍華的看法時，無論他們各自的背景如何，都不約而同地提到許鞍華的知識分子氣質。從《獅子山下》系列開始，許鞍華就把鏡頭對準了香港社會中的抗爭群體，將現實寫進自己的故事裡。《投奔怒海》裡被掃射的越南偷渡者，《香香公主》中被清廷絞殺的紅花會教眾，《千言萬語》中被鎮壓的運動分子，都是所謂的「失敗者」，但許鞍華卻想要用電影去救贖這些人，為香港電影注入一些人文關懷，她看到了香港人長久的苦悶，甚至要在歷史的夾縫中尋找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她願意為這些社會運動中的理想主義者在自己的電影中建立一個心靈的庇護所，並且她絕不認為自己是在用悲觀的態度去提醒大家面對現實，而是告訴觀眾人生不會一帆風順，但你可以跳脫出現實的苦難，尋求精神上的超脫。

如果說同行眼中的許鞍華多少帶着點悲壯的色彩，那麼文念中極力塑造的他眼中的許鞍華則更為輕鬆而文藝，他將許鞍華讀書時期受到霸凌的往事聯繫到了她的《今夜星光燦爛》中的乖乖女采薇那樣勇敢，將她喝醉酒唸莎士比亞的糗事解讀做如《男人四十》裡兩夫妻背古詩那樣詩意；甚至還保留了許鞍華對自己外貌調侃的片段，要娶電影當老婆，找文學當情婦；這些俏皮的樣子都是許鞍華極力追逐生活的軌迹，是對她剝去電影導演這個頭銜之後的另一種記錄。

在這個層面上，作為朋友的文念中，極度認同許鞍華將電影作為一種表達工具，能更為具體地記錄自己對生活的感悟，因為在他的鏡頭裡，他想讓大家看到的是許鞍華更為理想主義的世界觀，在極度現實的香港社會裡，尋找更多包容的角落。而也是從這樣的一個切入點開始，這部紀錄片有了更為個人化的入口：即生活在香港的許鞍華，而不是國際電影之都裡的許鞍華。

身份定位和母女關係

如果說為香港拍電影是許鞍華電影生涯的一大目標，那麼另一個小心願，則是通過電影尋找自己的身份定位。在本片裡，許鞍華不斷地與來到香港的移民發生共情，而這種相同的感觸其實來自於許鞍華自己的移民經歷，她的故鄉在東北，成長於澳門，來香港求學，所以她的電影總有尋找身份的故事，並且許鞍華很願意分享自己的人生經歷，她會把自己不同階段的成長故事直觀地表達在電影人物身上，《客途秋恨》裡，她還原了自己小時候讀古詩，長大了在英國學習的經歷，甚至細節到了爺爺接她放學回家路上的小互動，可以說她在記錄香港同時，也同時將自己的人生回憶錄寫在電影裡。

對許鞍華來說，「故鄉」與「他鄉」的概念是模糊的，唯有「在地」是真實的。電影從許鞍華的「鞍」字談起故鄉的定義，比起故鄉是指代一個實實在在的地方而言，許鞍華會認為故鄉更像是一個概念，只要某個地方賦予了一個人獨特的自身習慣和生活方式，那麼它就是「故鄉」。就好像導演許鞍華，只存在於「香港」，離開這個地方，許鞍華就無法進行電影創作，從這個層面上來說，香港就是導演許鞍華的「故鄉」。而「他鄉」則更多地是一種情緒，在《客途秋恨》裡，許鞍華用了整整一百分鐘去講母親身處「他鄉」的憂思，其實她早就發現，人對於故鄉的眷戀是源於對現實的不滿，即使真的回到了來時的地方，也不見得會停止對「故鄉」的懷念。人在哪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得到「在地」的啟發，找到自己喜歡且能堅持下去的事，正如香港對許鞍華導演身份的滋養，可以讓她不去追尋自己究竟是個中日混血，還是大陸來港移民，而選擇成為為香港講故事的人。

通過文念中的抽絲剝繭，觀眾可以發現引發許鞍華最大的自我反思的是來源於因為母親的日本人身份帶來的文化衝擊。在她與親人的描述中，許鞍華從小就與母親理念不合，母親沉默而嚴肅，審美傳統；可許鞍華調皮而搞怪，打扮西式；所以她從小就不願與母親同住，並且一直扮演着一個倔強而不服管教的角色。但通過鏡頭，我們卻發現許鞍華對母親有着很深的依戀，已年過七十，這是一個連她自己都進入可能需要他人照顧的年齡，堅決不願意送母親去養老院，要與母親同住在公屋，因為電影路演而晚歸，需要打電話給母親交代自己的行程，甚至為了探尋養老問題，去拍了《桃姐》。這言行不一的展現，讓我們更為深刻的明白，她早已完成與母親的和解，只是她自己不願意承認罷了。

文念中在分享時說，他與許鞍華在拍攝前有過溝通，許鞍華會告訴他甚麼時候他可以拍，甚麼時候他會被拒絕，以及成片上映前需要讓她過一遍。將這樣矛盾的素材擺在一起，或許也是導演本人想要提醒許鞍華，她與母親的關係其實是相互陪伴，就如電影裡即使與母親相對無言地坐着，也要一起喝完咖啡才回家那樣，在母親面前，許鞍華永遠都是個未長大的孩子，只是欠一句說出口的，媽媽，我很愛你，我不捨得與你分開，《客途秋恨》與《桃姐》替她表達了對母親的情感，電影成為了她情感的寄託。

生活體驗與自我教育

正如許鞍華在電影裡與母親對話那樣，許鞍華將拍電影這件事等同於人生探索，她不喜歡一成不變的規範模式，最好的電影就應該呈現最自然的生活面貌，所以她願意嘗試不同類型、不同風格、不同題材的電影，甚至會在電影裡實現自己想像中的生活樣貌，諸如《姨媽的後現代生活》裡那個活成一齣喜劇的姨媽，荒誕卻真實。但更多的時候，本片想要表達的或許是許鞍華在拍攝電影的生涯中的成長。

《好好拍電影》裡鮮有地近距離捕捉到了許鞍華生氣、受傷的鏡頭，她會因為過於投入思考而模糊現實與虛幻之間的界限，會因為創作理念爭鋒而陷入固執與妥協的博弈；但這種性格上的交鋒，在紀錄片的前後是有改變的。紀錄片的前半段，許鞍華在描述自己學習電影製作時，說自己因為剪輯電影時的自我立場而要跟人打架，甚至有一場她在片場發飆的戲；但到了電影的後半段，我們看到了更多工作人員微笑着談論許鞍華發完脾氣之後更為有禮貌的「賠禮道歉」，以及她在片場與工作人員討論拍攝手法時，會以對方的專業經驗出發，這種轉變，也可以被視作是一種成長。

在整個紀錄片裡，許鞍華不斷地回顧自己的事業起伏，她並沒有流露出惋惜或者懊悔，而是永遠將期待擺在下一部，即使每一部電影都當成是最後一部電影來對待，她的眼睛裡對於未來的創作總是有光的，無論是文念中還是許鞍華，他們都把拍電影當成是一種修行，而等待下一部電影的機會，則是他們的修行裡最難熬也最誘人的。

影片的最後，以許鞍華榮獲威尼斯電影節終身成就金獅獎時的感謝詞為結尾，當她喊出「電影萬歲」時，作為觀眾的我，也不禁想要感謝文念中導演，讓我們擁有這樣一部紀錄片。沒有這部紀錄片，我們也許看不到一個會擼貓的許鞍華，它讓我們在遇見了香港傳奇的時候，也看到了一個更為精彩的普通人許鞍華，她與孤獨為伴，卻始終對電影赤忱而往，與寂寞同行，卻堅持對創作忠實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