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明仁：日佔時期香港報人的珍貴記錄

1981年7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教授皇甫河旺帶了幾位學生助理，到港島上環荷李活道《華僑日報》報社訪問創辦人岑維休先生，這個訪問是「香港資深報人口述歷史」的一部分。岑先生受訪時八十五歲。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15日日佔期間，《華僑日報》持續出版，沒有中斷，岑維休親身經歷整段「香港淪陷」歷史，因此他的訪問內容彌足珍貴，是香港報業史上唯一一位報紙老闆的日佔慘痛回憶。

今年是日軍佔港、香港淪陷八十週年，重讀岑維休的口述歷史，仍然感受到一眾報人在日佔期間的朝不保夕。岑先生以「受害人」身份道出如何忍辱負重、委曲求全。筆者摘錄岑維休口述歷史其中一段，已足令人扼腕：

「在長長的三年八個月中，我們實在不好過，一覺醒來，如果聽到報道部或憲兵部『請』去談話，那將是一件令人喪氣而耽心的事。有一次，由於《華僑日報》刊登一段廣告（並非新聞），被東區憲兵隊叫去『談話』，憲兵部就在現在的跑馬地黃泥涌道聖保祿女子中學。我被帶去一間小房，暫不派人訊問，而由許多頭兇猛的軍犬看守着。如是者一坐就是大半天，連大小便也不敢去。因為我恐怕一移動，這些兇猛的軍犬就會撲過來。大概憲兵們認為我受夠了，才施施然過來，指責我們刊登這段廣告的不是，我當時唯有自承疏忽，他也很快換另一副面孔，先斥退了那些軍犬，然後我們又談論許久，才將我放走。去時未晌午，出來時已是晚上了。至於這段廣告內容，現在已記不起，錯處出在哪兒，日憲兵不講，我當然也無從知悉。但無論如何，不能不自承錯誤，否則後果更不妙。在此雙方都處於畸形環境與矛盾心情之下，《華僑日報》終於渡過了三年零八個月。」

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岑維休和《華僑日報》上下滿以為可以重見天日，豈料不久岑維休又要面對另一場劫難，他被國民政府列為「漢奸」通緝。岑維休在訪問中這樣說：「《華僑日報》仝人正深慶幸得以重見天日，但不旋踵，我們再罹一次災難，此即面臨被野心家陰謀劫收的厄運。劫收者不只從所謂黨政軍三方面向《華僑日報》進攻，還發動輿論機器，製造歪風，向《華僑日報》進行圍剿。這種歪風，由1946年起，持續了三、四年。一直到1949年才平息下來。《華僑日報》為應付這種衝擊，物質消耗，元氣大傷固然不在話下，而精神方面所受的壓力使我們實在無法忍受，瀕危者屢，還幸港府當局、全港市民深明底細，由始至終都間接直接、堅定無私地站在我們這一邊，使劫收的狂徒野心難以得逞，這是最最令人鼓舞，而要向香港政府和全港市民深致感謝的。」日佔期間《華僑日報》沒有撤離香港，岑維休因此被國民黨「肅奸委員會」列為漢奸，要引渡他到廣州受審，因為得到當時的港英政府保護，拒絕引渡，岑維休才幸免於難（詳情可參閱筆者所著《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

岑維休亦有憶述香港淪陷期間市面慘不忍睹情況，他說淪陷後的香港，1942年情況還好些，43、44年很悲慘，香港人掙扎在日本統治者的暴政之下，加上飢餓，人們着實不容易生存下去。餓殍載道，港九都有發生飢餓者吃死人肉事件，甚至有垂危街頭還未斷氣者被飢民割肉，街道上被父母遺棄的嬰兒也特別多。

岑維休在接受皇甫河旺訪問後，隔四年逝世，因此，淪陷期間的報業史料是他生前僅有的一次披露，這份口述歷史筆錄後來交給香港新聞博覽館收藏。2011年，筆者退休離開報紙總編輯崗位，2012年修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課程，論文範圍很早便計劃好，準備寫日佔期間香港的報業情況，後來輾轉知道皇甫河旺教授曾經訪問過岑維休先生，與皇甫教授聯絡後，獲贈上述的口述歷史筆錄副本，我以此為基礎開拓論文的研究和寫作，經過兩年多時間，論文終於完成，論文題目是：《日據時期香港報紙「附敵」問題研究――香港《華僑日報》的個案分析》，2015年通過論文答辯，獲北京大學頒授碩士學位。2017年，我把畢業論文稍作增刪，與其他文章一起結集成書出版，書名改為《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今年是日軍佔港、香港淪陷八十週年，此書仍有一讀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