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暢：紀念

她們總是在校車站遇見。

每天傍晚五點鐘，校園東南角的獨棟住宅區前，一輛車頭寫着Shopping Express的大巴車會準時抵達。車上大多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學生，兩年期的碩士或臨時就讀的交換生，捨不得買車，沒錢請考駕照的教練。車裡安靜得透不過氣，只在臨近到站時Stop的車鈴叮地響起。任家瑤每個星期六都坐這趟校車從公寓出發，橫跨一座小鎮，抵達山景城的超市，買下個星期的食材和口糧。

第一次見安迪，她正盤腿靠坐在車站的玻璃窗一側，望着街對面棒球場上的綠茵發呆，社區小學的孩子們正在夕陽西下的球場上奔跑。任家瑤偷瞥了一眼這個身形瘦削的姑娘，穿着寬大的校園帽衫，棕色的直髮，翹起的小鼻頭，厚嘟嘟的嘴唇微微翕動，好像在偷偷哼唱一首甚麼歌。

她原以為她們會在下車後分開。山景城的大超市有兩家，大多數本地人都喜歡去路西的那個，選購區緊湊小巧，牛排可口，芝士的種類多樣，果蔬都是有機的。只有外來客才愛路東的華人超市，熙攘嘈雜，始終混雜着炒河粉和各種醬料的氣味，價格公道，尤其是加州橙，還有免費發放的商品優惠券和中文報刊。任家瑤和安迪都選擇了路東的那家。

如此過了一個短學期，她們倆便熟識了。平安夜，安迪邀請任家瑤到她的公寓開Party。當晚來的大多是金黃頭髮、高鼻樑的美國人，除了化學系的兩三個同學之外，還有幾個讀博的中國人，另外一個便是安迪的室友艾達，一個棕色皮膚的烏干達女孩。他們開了十瓶左右的紅酒和香檳，品嚐了安迪親自烤製的蘋果派和蔓越莓餅乾。艾達做了份烤香蕉和一種叫「馬托基」的香蕉飯。一群人和着美國西部鄉村音樂裡歡快的曼陀鈴，在公寓一層的客廳愜意地扭動着身子。

那是任家瑤來美國過的第一個平安夜。美國對她而言，是冰鎮納帕紅葡萄酒、口味奇特的佐餐芝士、隨處可見的牛排和薯條；是平安夜煞有介事種在院子裡的聖誕樹，聖誕樹上閃着不同顏色的小彩燈；是一群之前毫無交集的人之間生澀的交談；還有虛浮在過往之上的一層薄薄的毛玻璃，只要無人擊碎，便無人知曉。

來美國之前，她又和父親大吵了一架。她泣不成聲，嘶吼着道出多年來的隱痛：明明弟弟是個拖油瓶，被趕走的卻是她。那男人的臉脹成紫紅色，一巴掌扇在她的後腦勺，耳鳴伴着眩暈，她被這巴掌打得眼底充血，胃酸倒流。

「打死我算了。你一直想打死我，對吧？」

「你個小孩崽子，簡直瘋了，都是小時候你媽給你慣的。」

「你好意思提我媽？你對得起她嗎？」她感到一股快意從鼻腔裡溢出。這麼多年，她一直幻想自己能當面挫敗他的大男子主義，可自己手無寸鐵，又寄人籬下，常常不得章法。她用手一抹，虎口一道明晃晃的鼻血。她昂起頭，任由它往下淌。

她早就過慣了天翻地覆的日子。從小到大，生活裡沒有一件事安穩，沒有一個人值得信賴。小學二年級，七歲生日過後，母親搬走了。臨走前，她叮囑她好好吃飯，就像只是去市場買趟菜。父親帶着她，還有一車紙箱和行李，搬到了城市的另一角。一路上，倆人擠在搬家公司卡車的後座，那個扮演她父親的男人說：你媽不要咱爺倆了。她感到舌根一股酸水湧上來，接着哇地一聲吐在那男人身上。他從車座的縫隙裡拽出一塊皺巴巴的抹布，邊翹着指頭收拾邊說：女人真是騷爛貨。

就這樣，她在一夜之間失去了身邊的好朋友。新家很大，房間裡擺滿了歐式的家具，吊燈的水晶明晃晃發亮，天花板四角是純白色的天使雕紋，裡面還住着個喜歡塗脂抹粉的陌生女人。她看起來比媽媽更熱情，講起話來調門更高，臉上總堆着一層摸不透含義的笑。三年級，八歲生日過後，家裡又多了個只知哭鬧的嬰兒，終日裹在一張被子裡，眼睛時常閉着，喝奶和喊叫時也不睜開。她被要求叫他弟弟，她的名字從任嘉瑤改成了任家瑤，弟弟叫任家瑀。名字只差一個字，可他們倆一點也不像。

弟弟生得白淨，五官精巧，無辜的眼神和微微噘起的小嘴叫人憐愛。不像她，從頭到腳硬梆梆，眉頭鎖緊，眼神機警，好似時刻做好和這個世界對抗的準備。她也想疼愛這個弟弟。畢竟在這個家，她既不是被疼愛的那個，也沒有真真正正疼愛過誰。可到了小學畢業，弟弟還沒有開口叫過她一聲姐姐，也沒聽他喚過任何人。大多數時候，他只是沉默地坐在一旁，像是被關進了一個玻璃籠子，和周圍的一切都無干係。一家人輪番叫他名字，家瑀，瑀寶，乖；用一切能發聲的物件吸引他，可他一直不為所動，固執地搖着頭。他們帶他去醫院檢查聽力，聽力正常。做腦部檢查，沒有發現異常。最後還是大夫的一句話點醒了他們，於是又跑去精神心理科，拿到了一紙孤獨症譜系兒童的診斷。

弟弟每天睜大眼睛看向空無，彷彿一隻受了驚的小動物，柔弱怯懦。出了門，他也不像別家的小朋友，能和她手牽手，手臂環抱她的脖頸，或是用小嘴親她的臉。他要麼遠遠站着，要麼撒歡兒奔跑，要麼就是用相同的頻率哭喊。沒人知道他想要甚麼，為甚麼哭，怎樣才能停下來。徹夜的哭鬧、不明所以的大叫、咒語一般的語言、放空的眼神，像一張大網牢牢捆縛住這個看似富麗堂皇的家。全家人都累了，任家瑤也不再期盼他長大，成為一個不錯的玩伴。

孤獨症？孤獨的應該是她才對。想媽媽的時候，她就借學校收發室的公用電話，撥通那串熟悉的數字，然後哭哭笑笑。偶爾母親偷偷來學校看她，隔着鐵門露出那條淡黃色的絲巾，撫摸她的頭髮問她過得好不好，她一句也答不出。無論怎樣，她都避免不了和一個陌生的女人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身邊始終有一個要麼沉默、要麼發瘋的弟弟，還有一個喜歡用命令口吻說話的爸爸。在學校，她又是那麼不起眼，跌跌撞撞地把答案填在不同的試卷、作業本和習題冊上。每到學期末開家長會，她都默默期盼父親不要給自己丟臉，別對老師大呼小叫，提些沒頭沒腦的意見，把自己給出賣。十歲生日那天，她對着一個插滿蠟燭的奶油蛋糕，感到人生漫長且無意義。

「我們家瑤特別懂事，自理能力強，最適合出國了。」那天親戚們都在場，屋子裡一群陌生人推杯換盞的當口，父親這樣說道。他接着問她喜歡哪個國家，想住公寓樓還是別墅，如果他、繼母（他叫她小玲阿姨，好像在叫樓裡的一個鄰居）、弟弟去度假，可以住進幾個房間，怎麼分配。她故意揚起嘴角，眼角卻不自主地聳耷下來。她內心裡曉得，他們急於擺脫她，好用更多的氣力照顧不會說話、生活不能自理的弟弟。

像她這個年紀的女孩大多喜歡玩過家家，扮演媽媽或護士，照顧懷裡的娃娃。她從不參與，更不想成為誰的媽媽。一個弟弟就夠了。

當她提着兩大行李箱的衣物和日用品，用盡全身力氣和那堆重物搏鬥、歪歪斜斜走出舊金山機場時，眩目的陽光直射在她身後的玻璃上，四周都是太陽和太陽的影子，她感到渾身上下暖洋洋。自由了。自由就是無雲的晴空，鼻腔裡混合着咖啡豆和青草香的氣味，還有身邊不認不識的路人。

出發前她按照學校網站的提示，填寫了航班信息和行李箱的數量。她幻想過迎接自己的是捲曲着頭髮、人高馬大的美國帥哥，也設想過他們都聊些甚麼。一出機場，一個瘦瘦小小的華裔女人舉着寫有她名字拼音的標牌。她試着和她攀談，發現她中文比英文還生疏。穿緊身皮衣的女人叫蘇。她憑着細瘦的身形掄起碩大的行李箱，哐噹兩聲甩進後備箱，然後拍了拍兩隻手掌，喘着氣說，十幾歲就來美國了，嫁給你們學校（沒錯，她說的是「你們學校」）生物系的一個教授。「一路上累了吧？先到我家去坐坐，吃點點心。」她手腳麻利地上車，掛檔，開走。因為時差的緣故，一路飛過來全是響晴的天，任家瑤被疲憊折騰得兩眼放光，右耳朵裡不時冒出滋滋的響聲，像一團分辨不清的收音機電波。

車子七拐八拐進了一片別墅區。任家瑤歪着腦袋看花草整潔的庭院，簡約寧靜，帶點日式枯山水的味道。打開房門，一隻柴犬搖着尾巴衝過來，吠個不停。進來吧。蘇的英語流利得就像她身體的一部分。任家瑤脫了鞋走進去，蘇端來一盤冰冰涼的三明治，火腿裡夾着冰碴兒，生菜葉把牙冰得生疼，還有一杯苦到舌根發澀的美式咖啡。任家瑤急着去看公寓，放行李，在天黑之前安頓好，準備起身告辭。蘇笑說，我話還沒講完，你着甚麼急？她折返回臥室，半晌拿了本《聖經》，翻開，繁體中文版的。有信仰的人有福了，上帝願你平安喜樂。她說完，悠悠將半杯美式倒進喉嚨，之後將一張名片塞進書裡，遞到她面前，上面是他們帕羅奧圖華人教會的聯繫方式和禮拜時間。臨走，一隻加菲貓從樓梯下來，踱步到廚房一側的食盆處吃貓糧。一隻老貓了，跟了我十年。蘇說。

蘇周到地將一盒自製的餅乾塞進她懷裡，替她找到了領房間鑰匙的小木屋，麻利地填了報到卡，扛了件行李，送她進了位於十一樓的公寓房間。之後的幾個學期，蘇打過三次電話，叫她來參加教會活動，還有免費的晚餐享用。她害怕那種過於團結的集體，害怕身在那樣的集體裡要命的疏離感，所以每一次都婉拒。再之後便漸漸和蘇失去了聯繫。臨近畢業，她在華人超市遇見她，叫她，她回頭望過來，臉上浮出尷尬的笑容。她顯然不記得她是誰了。

任家瑤和大多數美國人的關係都像是這樣，不失禮貌卻很難親近，認識的少，能叫出名字的更少，叫出名字還能聊上幾句的，就只剩下安迪了。她常常覺得，只有和安迪在一起時說出的英語像是母語，身體的一部分，沒有虛飾的成分，不需要搭配誇張的表情和手勢，該怎麼樣就怎麼樣。而其他大多數時候，從她嘴裡遛出來的一連串刻意為之的美式語調，就像幹活時一件不順手的工具，任她用力揮舞，仍笨拙不已。她不甘心，卻無人請教，只能學着身邊的同學，走到校園的中心廣場上和學生社團的領隊攀談，去參加陌生人的派對，到球場看根本不懂的橄欖球比賽，大口吃尺寸驚人的漢堡、煎蛋卷，去網上搜他們愛看的脫口秀，註冊他們使用的社交網站，走路和迎面走來的人友好地微笑。她給自己起了個簡單易懂的英文名字，和《艾倫秀》裡大名鼎鼎的艾倫一樣，好掩飾拗口的「家瑤」帶去的尷尬。

可她依然是派對裡端着酒杯傻笑的人，被問到為甚麼來美國學東亞研究時手足無措的人，因為聽不懂談話裡夾雜的俚語而愣神的人，只要超過兩個人同時說話就一句也聽不懂的人，把自己武裝成別人、走在校園裡卻仍然唐突的人。她用十幾年的時間學習一門語言，從上學起每個雙休日都被剝奪了去，可她依然羨慕她的美國同學可以一目十行地閱讀，臨考試前抱佛腳也靈光。面對成堆的閱讀材料和論文文獻，她只能熬夜，放棄週五晚上的狂歡、週末的野餐時間，生啃。她無數次迷失在那些字母和單詞裡，儘管來美國前，她已經花費兩年時間準備考試、從早到晚記下長長的單詞。第一次拿回熬夜寫完的期末論文，上面赫然一行紅字寫着：「Improve your English.」（加強你的英語。）

寫下這行字的D教授是個華人，二十歲跑到美國，嫁給了一位波蘭裔美國人。她的英文和中文一樣好，在美國的學術圈混得如魚得水。她機敏，聰慧，能一眼識破論文裡的邏輯漏洞，瞧不起大多數學術同行，可能也包括自己的學生（任家瑤曾親眼見她將論文報告甩在學生臉上，說，以後寫成這樣不要來見我）。有一回，任家瑤在校園裡遇見她，她正夾着厚厚的書從對面走過來，當她脫口而出「老師」時，D教授並沒有停下來，只斜瞥了她一眼，緩緩走遠。隔天她在課堂上說，這裡是美國，不要說中文，下次請叫我Professor。

「她可能只想忘記些甚麼。」安迪聽任家瑤說完，眼睛移向車窗外。校車朝山景城移動，窗外除了奔流的汽車，一個人都沒有。這裡的人行道修得窄，窄到容不下兩個人並排走，窄到甚至不像人行道，只是路旁不起眼的兩道擺設。在一個差不多所有人都開車出行的國度，除了乞丐、瘋子、酒鬼，沒有人在天黑之後走在大馬路上。華人飯店、韓國按摩店、鞋店、乾洗店、銀行、學校、駕校、牙科診所、理髮店，才傍晚五點鐘，小鎮上幾乎所有店舖都黑着燈，只有加油站的招牌通體發亮。

「我也想忘記。記住有甚麼好。」任家瑤輕嘆了口氣。「你被你父母打過巴掌嗎？打這裡――」她拍了拍自己的後腦勺。

「那裡倒是沒挨過揍，但是有一次鼻樑被我爸打塌了。」任家瑤不敢相信，美國家長也動手打孩子。她從課本上學到的是：這裡的家長講民主，孩子不僅能直呼他們的大名，十八歲以後還可以隨意脫離家庭，外出闖蕩。不像自己，永遠被捆綁在一群並不喜歡的人周圍，等到他們老了，還要盡孝道，為他們養老送終。

「和男人有關？」之前每談到男人，安迪便會露出標誌性的笑容，一雙尖尖的虎牙搭在厚嘟嘟的下嘴唇上，頑皮極了。可這次她沒笑，眼目低垂，擺弄着手指。「不，他可能只想忘記些甚麼。」

從超市買好食材之後，倆人拖着兩袋食物走到車站，滾動站牌的滾輪讀班次，發現末班的校車已經開走。任家瑤和安迪便到馬路對面的越南河粉店吃晚飯。河粉店開在不起眼的小路路口，開店的是一對越南夫婦，英文講得不好，只聽得懂菜品名稱和錢數，其他交流一概省去。偏偏是這家河粉店，成了任家瑤每週的執念。十三美元一碗的熱氣騰騰的火車頭，牛蹄筋、牛丸、牛肉片樣樣足，洋蔥和薄荷恰到好處，河粉順滑可口，浸上生豆芽，湯汁的濃郁香氣頃刻漫溢開來。倘若是在冬夜，趕完論文作業過來吃上一碗，豈不美哉。比起經過改良的中餐、能量過高的西餐，河粉和鮮蝦春卷的存在就是一份救贖。吃粉的間隙抬起頭，發現安迪也吃得不亦樂乎，誇讚連連。

「我發現我們的口味還挺像的。」任家瑤用湯匙舀起一口泛着油光的湯汁。「你這樣是怎麼在美國生存的？」

「我這樣才好生存，甚麼都能吃。我可不想在口味上找甚麼原鄉，吃力不討好。」安迪的唇間發出吸溜吸溜的聲響，活脫一個蹲在麵館門口吃麵的北京大爺。

「你老家是哪裡啊？」

「西雅圖，再往前就是舊金山，再往前可能是福建？」

「福建？」

「聽我爸說，祖父那一輩是來美國淘金修鐵路的。我的姓氏是洪，不是黃顏色的黃，是洪水的洪。」

「你見過你祖父嗎？」

「照片裡見過。梳辮子，穿馬褂，和我一樣是個厚嘴唇。」安迪擤了擤鼻子，輕咳了幾聲，想起那張被染了色的照片上，祖父漠然望向她。

祖父洪福輝，一介中醫的子嗣，指甲縫裡還積有陳年的黃芪粉末，憑一張乾癟的東方面孔，講尾音拖長的洋涇浜，在唐人街開了間小洗衣店。先是靠猛抖肩膀搓搓洗洗，後來買進幾台轟隆作響的洋玩意，省力卻費水，只有遇見不好伺候的主顧才用得上。再後來兩撇金黃鬍子的治安官一上門，店門被貼上封條，折騰了大半年景，只得關門。臨街再開個飯館，賣祖傳的煲湯，其實用的是熬中藥的手藝，食材和佐料用量，就如中藥沫一般，指尖一觸便知口味輕重。來的客多半是攜家帶口的美國中產，洪福輝這才悟到，吃飯絕非活命那麼簡單適意，更可當做一種體驗和奇觀。誰想一年不到，中餐館一樣被查封。再後來，他索性跑到唐人街的市場附近，租了個攤位賣豬肉，供養仨兒子。再後來美國人排華得緊，聽說是嫌這群「黃皮膚」如蝗蟲一般侵蝕美利堅的土地，搶了他們自己人的生意不說，還把街區搞得烏煙瘴氣。這群面孔和衣着相似的「異族」，像螞蟻一樣勤奮，比狐狸還精明，不分晝夜地勞作，壓根不在乎拿到手的鈔票。於是在這遍地黃金的地界，不消三年，滿街的洋人開口閉口喊他們作「中國佬」，用石子砸窗戶，僱人掀肉攤，動輒還舞槍弄棍，偶爾還彈子橫飛。總之生意做不下去了，一家人搬到西雅圖，誰想和舊金山一個鬼樣子，連當地的警察都跟着嚷中國佬、東洋鬼，唐人街家家戶戶不得安寧。

「聽說後面很慘的。病了都沒醫生給看，自己又搞不到草藥。」

「唉，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我們想像不到咯。你想像得到嗎？每次走到圖書館門口，看見那塊方方正正的華人紀念碑，都覺得不真實。木材是他們砍的，地基是他們挖的，礦是他們採的，苦活累活都是他們幹的，有時候命也將搭進去，到頭來被人當禍害，只落得個冰冰涼的紀念碑。」

兩人吃完了河粉，付過飯錢又給了小費，手裡提着麵包水果，沿着清冷的街道往回走。任家瑤想像自己正走在上海南京路熙攘的人群中，兩側是開得火熱的小吃店，烤香腸、烤冷麵、烤優酪乳、烤串炸雞、鮮奶茶――從前再自然不過的景象，轉眼成了上個世紀一般的念想。

「你祖母呢？也是福建一道過來的吧？她能理解嗎？」

「理解？她只是可憐，可憐和理解是兩碼事。祖父原先在福建老家說了個姑娘，倆人在一起的時候她還沒成年呢。後來一洋相隔，音訊全無，祖父到死都不知道他那髮妻究竟是人是鬼。」

「原來你祖母不是福建人，是到這邊才認識的。這麼算起來你是移民第三代。」

「是啊。祖母一個在白人家庭長大的美國女孩，又是家裡老么，從小被寵上天。她哪裡知道甚麼叫挨餓。我祖父同她講，鬧起災來，村裡的樹都叫人啃吃了，馬吃的包穀都叫人分吃了。人靠天吃飯，不是耶穌上帝，是老天爺。我祖母以為他在開玩笑，市場裡的菜和肉那麼多，家裡還有南亞來的傭人做工，人怎麼可能挨餓？」

「這樣的兩個人怎麼會在一起啊？」

「別看我祖父人是乾乾瘦瘦，做生意精明得很。年輕的時候人長得不錯，身體又好，英語說得遛，各式禮節都不生分。祖母是他開的那家中餐館的老主顧。那輩人的事我們說不好。」

「那你後來又回去過福建嗎？」

「不能說是『回去』，只能說『去』了一趟，觀光。和我爸跟着旅行團去過一次，轉了轉土樓，跑到三坊七巷看了看。我們就是過路的遊客，當地人眼裡不懂事的老外。買了點牛軋糖當做禮物就回來了。」安迪掂了掂手裡的購物袋，苦笑。

任家瑤和安迪橫穿過一個小鎮，撞見了一隻野貓，從路邊人家的院子裡撿了一顆酸澀的苦柚。她們一度試着講中文，安迪只講出了「你吃了嗎」、「天氣真好」、「我是安迪」之類的客套話，除了華人超市和口味上的包容之外，一種血脈的影子已然從她身上徹底抹除了。

「沒有人能真正瞭解別人的事，不是嗎？」她們走到安迪的公寓門口分別，安迪說。之後任家瑤又獨自在校園裡走了一段路。她腳踩在路邊的松木屑上，走過DMV（美國車管局）低矮的辦公房，消防局的院落，一對覓食的浣熊翻着垃圾桶裡人類留下的食物殘渣，一隻野雞飛上樹叢消失不見。這裡是美國，她想，這是她的二十一歲，總要做點甚麼，才好不讓自己徹底走失。

前兩天母親打來越洋電話，說自己腰病犯了，動了個小手術，「不過已經可以下地走路了」（想要隱藏甚麼的時候，母親會無意識地提高嗓音）。父親倒在酒桌上，送去搶救，算是挽回了一命。弟弟依然叫不出別人的名字，也聽不懂人家叫自己。上個星期在特殊學校，他狠敲了一個同學的後腦勺，說只是為了打個招呼。家裡賠上不少醫藥費。那女人在電話那頭說，在外面要照顧好自己，家裡人幫不了你了。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那男人的意思。

她就這樣被丟在了外面，一片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人間淨土，除了交學費，就和那個家再無關聯。這裡的學生個個是人精，聰明得體，好勝心強。他們攀比考試分數、參加社團的數量、擔任的職務；會演奏樂器、能說好幾門語言，在人群裡閃閃發光；寫起論文來引經據典，能當眾表達反對，自信開朗。他們像水滴一樣自然地融進大學校園這片海域，奔騰、下潛皆是自如，只有她是一滴油，在浪頭間兀自翻滾。

校園網站的首頁發佈了一則新聞：一位新加坡籍的化學系學生將劇毒、無色無味的化學物質鉈分批次地放進美國室友的水杯和食物中，最終導致她的美國室友在短短兩個星期內多器官衰竭身亡。據報道，這位新加坡籍學生品學兼優，曾獲得學校頒發的最高學術榮譽獎學金，她所在的實驗室正在為登上《科學》雜誌的封面而努力。

被謀殺身亡的那位美國女生的朋友和親屬從佛羅里達州趕來，在中心廣場拉起橫幅，分發傳單，夜晚時點起蠟燭，公開紀念這位陽光、熱心的二十歲女孩。校方遲遲沒有出面解決，只派了三五位安保人員維護現場的秩序。這幫親友和少數幾個在校學生只能無限延長紀念活動的時間。但畢竟他們各自也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於是久而久之他們開始變得躁動和憤怒。中心廣場矗立的一座羅丹思想者的仿製雕塑身上塗滿了抗議者的憤怒。中心廣場原本光潔的地面被人用五顏六色的粉筆塗上了惡毒的咒語。論壇上開罵的雙方似乎找到了面對面的由頭，紛紛聚集到中心廣場。原本就混亂不堪的廣場重新變得嘈雜，年輕氣盛的學生們誰也不肯放過誰，社團招募和工作招聘被迫叫停。偌大校園的交通樞紐就此被封鎖。任家瑤會在上下課途中故意避開那裡，她也說不清自己到底在害怕甚麼。

「這幫人，過火了。」安迪在自助食堂碰見任家瑤，坐在她斜對面，熬夜做實驗之後她的眼睛看上去有點紅腫。

安迪認識那個瘦瘦小小的新加坡女孩，她們的實驗室在同一層樓。她戴着厚墩墩的眼鏡，頭髮高高束起，臉上總掛着謙遜的笑。聽和她同實驗室的同學說，下課後她總是第一個來，最後一個走，物品和儀器擺放得井井有條，實驗日誌也寫得比大多數人認真。她是化學系當屆最勤奮的學生，時常被導師當做範本教育新入學的學生。「她的母親是華人，父親是馬來西亞人，她從小在新加坡長大，接受最好的教育，一路以來都是第一名。認識她的，沒有人說過她一句不好。」

「人那麼好，怎麼會選擇殺人呢？」任家瑤低頭自問。她突然被同一種感覺擊中――那天在搬家公司卡車的後座，從胃裡翻騰上來的恐懼感，對不確定的恐懼。

「可能就是因為太好了。人不可能沒有瑕疵。修修補補，磕磕絆絆才是尋常的人生。你看那些過分完美的人，或者被要求過分完美的人，最後總是崩壞，要麼傷及自己，要麼禍及他人。」

「可她的室友又做錯了甚麼？」任家瑤有點生氣，安迪總是把最顯見的問題搞得像哲學問題。

「她室友不是同專業的，她倆壓根兒沒有甚麼交集。聽說她室友的父母都是矽谷上市公司高管，不需要拿獎學金繳學費也綽綽有餘。她在數學系簡直是天才式的傳奇，導師都豁免她可以不用來上課。不論多難的題目，一看就懂。她尤其擅長寫理論方向的論文，上個學期期末好幾門都拿了A+。」

「甚麼意思？因為她優秀所以她就必須死？」任家瑤忍不住喊了出來，隔壁桌的兩個男生朝這邊望了望，很快又回到他們的遊戲裡。

「你別急，先聽我說完。」安迪嗆了一口可樂，鼻腔咳得發疼：「天才是藏不住的，聽說她總喜歡和那女孩炫耀，很有可能不是故意的。說甚麼這門課我不用學就懂了，這次論文我是隨便寫的。聽一個認識那女孩的人說，有一次她去請教室友一個數學公式，室友解釋明白之後，無意間說了句：你們亞裔數學不是都很好嗎？」

任家瑤沒有搭腔。她想起自己討厭的一個人，一個甚麼都比她好的人――舒婧童。她家境比自己富裕，喜歡拿日本產的文具送她。她學習比她出色，常半開玩笑似的和她說：這題多簡單，你怎麼連這也不會。她不需要和後媽、弟弟生活在一起，會向她展示父母送她的生日禮物，多是價格不菲的書包和音樂盒。讀到高年級，她倆幾乎同時迎來了月事，都處在情竇初開、懵懵懂懂的年紀，喜歡聚在一起討論隔壁班的男孩子。可到最後，任家瑤喜歡的男孩子都圍着舒婧童轉，而她頂多只是為她送情書的報童。舒婧童對她不差，經常邀請她去她家看書房裡的精裝書，偷試她媽媽的裙子和口紅。但說不上為甚麼，在舒婧童面前，任家瑤總覺得自己低人一等，這種感覺漸漸轉化為一種她無法消化的憤怒，還有從心底裡溢出的厭惡。她暗自希望避開那個人的光芒，好讓自己重新明亮起來。

舒婧童、被殺死的美國姑娘、因為沒有吃過苦所以過分開朗的人，他們都沒有罪，即便有，也罪不至死。任家瑤不想承認，在十一歲的內心深處，她曾無數次假想自己舉起屠刀，砍向那個令她難堪的女孩子。她幻想她對自己下跪，乞求原諒，同意和自己對調人生。這樣她便可以住進三層樓的別墅，擁有同樣的玩具和禮物，還有父母毫無保留的愛。她會過得很幸福，像一個小孩該有的樣子，無所顧慮地攀比，爭吵，玩鬧，索要，享受她本就該享有的一切。

而在現實中，她不過是將憤怒和厭惡通通內化成了一場針對自己的屠戮，使自己變得更隱忍懂事，溫順純良。她不能那樣說，她不能說她羨慕那個新加坡女孩，羨慕她對一個吞噬掉自己光芒的人實實在在地動手了。她更不可能走到廣場上，光明正大地加入悼念的人群。她想忘記些甚麼，最後卻為這樣的念頭而羞恥。她替自己羞恥。

「喂，你想甚麼呢？」安迪朝任家瑤眼前晃了晃手，「表情嚴肅得嚇死人。」

「這次你站哪邊？」

「我？我已經快被實驗虐死了，求導師期末考試給個通過。」安迪用力揉了揉眼。她的導師要求之嚴格，性格之孤僻是出了名的。雖然學術名聲在外，業內人人都對他的嚴謹敬上三分，可成為他的學生可不是甚麼幸事。他總愛問他們三個問題：這個你懂不懂？懂了為甚麼不去做？做了為甚麼沒有成功？他只看結果，從不在乎你為了這個結果付出過甚麼。開始每次被他找去訓話，安迪都會大哭一場，找任家瑤喝酒訴苦。尤其是一臨近考試週就一晚接連一晚失眠，感覺熬不過去了。那一年，本來愛笑的安迪看上去疲憊極了，連去超市採購也因為爬不起來耽擱了。她去看了校醫院的心理醫生，開了點抗抑鬱的藥，這才慢慢好轉。「他一輩子獨身，為了科學追求不能容忍任何人的存在。」她替他開解，說不上是站在誰的角度，「我達不到他那樣，但至少也別被他擊垮。」到後來她在這件事上變得淡漠，抱怨也是用自嘲的口吻。

「對了，我剛買了輛二手車，抽空咱倆去公路旅行吧。我十八歲就拿駕照了，技術還算可以。」安迪麻利地放好餐盤，大步走出了餐廳，消失在圖書館門口的草坪盡頭。

考試季臨近，所有人都忙着應付考試和論文。圖書館二十四小時自習室擠滿了複習的學生，他們提着暖水瓶，揹上睡袋和複習資料，吞下一瓶瓶功能飲料，徹夜不眠，拿出百分之二百的學習激情。圖書館門前的草坪、宿舍樓樓下的花壇、咖啡店門外的木椅、教學樓走廊，席地而坐的都是讀書、寫寫畫畫的人。中心廣場自然無人光顧，被謀殺女孩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轉眼到了畢業季，校園裡登時熱鬧起來。遠道而來參加畢業典禮的家長們，拍畢業照的學生們，各大公司的招聘，圖書館門口和餐廳裡的慶祝活動，飄動的彩帶和氣球，沿路擺出的零食攤子免費為學生和家長發放燕麥巧克力、杯子蛋糕和咖啡。所有人都知道故事短暫地結束了，卻又都在期待它將如何開始。

畢業典禮前夕，任家瑤陷入了不知所措的空虛之中，她完成了學業，拿到了畢業證，功課算不上多好但也沒有很糟。但，接下來呢？她拿着自己寥寥幾行的簡歷穿梭在學生中心的招聘會上，既不知道自己要找甚麼工作，也不知道甚麼崗位需要她。她迄今為止唯一的工作經驗就是在學校的東亞圖書館做兼職。每個週三和週五晚上，她都會先將還書箱裡的書擺回到書架，然後坐在空無一人的圖書館門口。圖書館位於校園的西南角，那裡除了野鴨和浣熊幾乎少有人去。為了節約空間，修在地下一層的圖書館設置了可移動書架，圖書管理員可以通過搖動滑輪手柄開合書架。為了省電，圖書館乾脆做了感應燈，只在有限的幾張書桌上加裝了檯燈。每次搖動手柄時，書架都會發出尖利的吱吱聲，響徹整個圖書館，這時感應燈會一盞接一盞地亮起來，又一盞接一盞地熄滅。任家瑤有時候會不住假想書架之間出現一具屍骨或鬼魂，追着她跑。她只能以最快的速度擺完書，然後呼噠噠地跑向前台，那裡雖然也沒有人，但至少永遠都有光。

流連在大大小小的公司招聘攤位前，最後她發現對自己感興趣的只有中國鄉村的支教項目，幾個美國富人家的孩子創辦的，只談情懷，幾乎沒有薪酬。她還飛去洛杉磯和紐約參加了兩次面試，一個是科研機構的助理，一個是大型賽事主辦方的媒體協助。她飛回灣區之後一直在等面試的錄用通知，那時距離離校日只有不到十五天了。

這期間安迪一直在等博士錄取通知，有兩所公立學校在視頻面試時已經對她表示出了興趣，但正式通知遲遲未到。安迪每天臨睡前和起牀後都不停刷新學校郵箱，希望能有一封郵件徹底解救她。她同系的同學要麼已經拿到了博士offer，要麼已經簽了頂尖製藥公司的合同，要麼因為論文發表的數量突出直接進了研究所。看着身邊的人陸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安迪甚至搞不清楚自己為甚麼非要讀博士不可。導師並沒有給她甚麼可行的建議，只讓她先試試，給她寫了份簡短卻有力的推薦信（之前的恩怨算是一筆勾銷了）。這四年做過的研究她只是完成了需要完成的部分，極少從中得到甚麼滿足感，更不要說興趣了。如果硬要說原因的話，可能只是那個亞裔男孩在分手前不屑地甩下一句：「你都不知道自己要甚麼，化學系不讀博士這四年也浪費了，還有甚麼前途可言？」

那男孩叫凱文，十幾歲才到美國，每天在健身房練肌肉，習得了美國人交流所需的一切，只有在提到亞裔身份時才變得沉默寡言。他說自己從不敢去追「純美國女孩」，意思是「不純的」就可以試試。他們因為聊起過去的事在一起了，聊起未來又倉皇地分手了。安迪繼續做實驗，完成專業課考試，在圖書館通宵複習，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只是有那麼一段時間，她喪失了睡眠，只能靠成倍吞服抗抑鬱藥勉強入睡；一次還稀里糊塗地用紅酒送服安眠藥，被送進了校醫院。對於分手造成的影響，安迪絕口不提，無論是和任家瑤、室友艾達，還是對遠在西雅圖的父母和最親近的姐姐，她一次也沒有說起過。那是她自己的事，他們倆之間的事，她生命裡一次微不足道的轉捩點。

一個晴朗的夏日，安迪和任家瑤約好一起去華人超市買下個星期的食材。有了車，她們再也不用為遲遲不來的校車而擔心了。車子開到超市門口，引擎熄火，任家瑤拎起事先備好的購物袋正準備下車，安迪坐在駕駛座上長舒一口氣，眼睛望向前方，說：不然，我們出發吧，就現在。

車子啟動，兩個女孩興奮地大叫起來。安迪打開車載音響，Albert Hammond的嗓音在燥熱的空氣裡打旋。任家瑤奇異地感覺自己正和道路兩側的棕櫚樹共舞。華人飯店、韓國按摩店、鞋店、乾洗店、銀行、學校、駕校、牙科診所、理髮店，從兩側的車窗疾速後退。

她們駛入公路，一路向南。沒有商量，沒有計劃，只想到更溫暖的地方去。去看更遼闊的大海，置身太陽落下和星辰升起的時空。中午時分，她們開進了紅杉樹林的地界。雙腳踩在鬆軟的泥土上，四周環繞着細瘦入雲的千年古樹。熾烈的夏日陽光從高處灑落，穿過紅杉樹的枝葉後變得清涼舒爽，向森林深處望，猶如一條條潔白的蠶絲從空中織入大地，大自然的呼吸仿若肉眼不可見的精靈，在織物上輕盈地舞蹈。只需輕吸一口氣，樹林潤濕的空氣便同泥土、古木、陽光、樹葉的氣息融為一體。兩個人沒再說一句話，只不自主地走着，走着。直到感到疲憊，才回到乾旱燥熱的陸地上。

車子在一號公路上飛馳，暮色漸漸昏沉，她們在聖塔克魯茲小鎮的汽車旅館過夜。旅館距離沙灘海岸只有不到一公里。夜色降至，海灘上的遊樂園燈火通明，吵鬧着要棉花糖和冰淇淋的孩子、夾起衝浪板四處尋找海浪的少年、靠坐在海邊長椅上享用漢堡的老夫妻、在溫吞的海風中熱吻的情侶。她們脫了鞋子，拿在手上，在溫熱的沙灘上慢悠悠地散步。通向森林的蒸汽火車停靠在遊樂場門口，吹氣球的小丑在人群中跳舞，一位白鬍子爺爺在一旁彈吉他唱歌。她們走進一家海鮮餐廳，喝兩杯紅酒，把全部的味覺都貢獻給螃蟹肥美的絨螯。她們決定甚麼都不去想，未來，前途，後悔的日子。

第二天一早，她們的車子會繼續開到一號公路上。一面是捲起浪花的大海，一面是岩石絕壁，海鷗在半空起落，象海豹在沙灘上慵懶地滾動。開過蒙特雷灣，不久就看得到著名的十七公里，再往南就是大瑟爾和比克斯克橋。

她們會在某一天的日落前趕到那裡，看更遼闊的大海，置身太陽落下和星辰升起的時空。

星星升起的時候，任家瑤像是自言自語般：「上一輩的人總說，『你們這點困難算甚麼，我們年輕的時候缺吃少穿，不還是一樣扛過來了。』他們總愛說，『你們這代人，太脆弱。』」

「我們經歷的，為甚麼就不能叫痛苦呢？」

「不是只有他們希望忘記些甚麼。」

一顆流星倏地從頭頂劃過，她們莫名想閉上眼許個願，為了忘卻，也為了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