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宗子：我的外祖母

死前一年，外祖母已經瘦得不成樣子，神志也不大清楚。半天半天的時間，她就坐在牀上，兩眼呆呆地盯着空無一物的牆壁，不時從喉嚨深處咳嗽幾聲。天氣好的下午，她偶爾會拄杖挪到院子裡，在高背椅上坐下，瘦小的身軀縮在漿洗得乾乾淨淨的黑色衣服裡，像一塊無感無知的木頭。她的臉上看不出表情，但顯然在想事。有人走過，多少會露出受到打擾而有的輕微的訝異感。孩子們不大和她講話，因為她的聽力衰退得厲害，必須湊近耳邊大喊，才能聽到幾個字。

那時我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剛剛工作不久。家裡來信時總是說，你姥娘整天在唸叨你，只要有人在身邊，她就會問，你為甚麼好久不回光山，不來看她。

他們說，老人看來熬不過這個冬天了，身子瘦得沒一丁點肉，輕得像個孩子。

之前的夏天我休假回家，第二天就去東門外城牆埂上科協家屬院的大舅家看她。走進她住的小屋，她正靠在牀頭，一動不動，彷彿在睡覺，對我進屋的腳步聲毫無反應。表妹在她耳邊大聲說：「奶！奶！你瞧誰來了！」

她抬起頭，轉向房門。一剎那間，乾枯的眼睛裡閃出喜悅的光彩，生命忽然一下子回到她臉上。她眼珠兒不動地看着我，上身微微前傾，手在牀沿摸索着，像是要撐住或抓住甚麼站起來。我貼着牀邊坐下，握住她探出的左手。手又軟又滑，冰涼冰涼的，青筋暴起老高，皮膚薄得像半透明的，和骨頭之間不復有黏連，隨着我的輕握而滑動。

我叫了幾聲「姥娘」，她的嘴巴輕輕顫動，發出不連貫的聲音。她是在問我甚麼，但我聽不出來。我就反覆說，都好，挺好，都挺好的。

院子裡陽光燦爛，反射到我身後小屋的地上，我看不見，感覺得到。水管在嘩嘩地放水，是舅媽在洗衣服。鳥和蟬在遠處樹上叫，撲簌簌地像灑了一地的鋸末，很乾很乾的。但在外祖母的牀上，在年久發黃發黑的蚊帳裡面，光線幽暗，像深井的水一樣安靜，像人的意識一樣深沉。

外祖母握在我手中的手讓我有奇怪的感覺，它彷彿是暖不熱的，像蜻蜓的軟腹，又像無害的水蛇的軀幹。我覺得很難受：死亡的影子已結結實實地籠罩在這個世上我最親愛的人身上。

三十多年過去了。那時我還是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那個夏天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

我在北京，日子過得充實而自在，工作之外有做不完的事。和朋友們在小吃店就着拍黃瓜和煮花生喝啤酒，騎車跑很遠的路吃據說是最地道的小吃：朝鮮冷麵，鹵煮，門釘肉餅，涮羊肉。在拿到工資後的幾天，頻繁地往王府井書店和宣武門的中國書店跑，盡情買書，直到囊中空空。我很少想起外祖母，偶爾在夜深人靜快要入睡時想起她，想到的總是每年回家時幾乎是應付公事式的和她見面的情景，然後又想到在她身邊的童年時光，想起每當我拒絕她的好意時她生氣的表情，想到她此刻孤零零地躺在小屋裡，無聊無奈地打發着生命的最後歲月，我不能為她做任何事，我忍不住想哭。

她的子女中有三個活下來：大舅，大姨媽，和母親。母親是最小的女兒。也許是這個緣故，她對我特別疼愛。深秋的一個凌晨，我在外祖母家的廂房出生，她是守護在牀邊的人之一。天還是黑的，窗外樹上，一隻貓頭鷹嗚嗚地叫起來。家人認為不吉利，要拿竹竿把牠轟走。外祖母說，是一隻小貓頭鷹，怪可憐的，於是不趕牠了，不久我也呱呱落地了。我生下來很小，按九斤老太的命名法，也許該叫五斤或四斤半，總之是小得出了常規。經濟苦難，人普遍營養不足，這也不是甚麼稀罕事。外祖母擔心我養不大，但我活得很順利。從我記事起，在她身邊，就常聽她撫摸着我感慨地說：「生下來的時候啊，和個小老鼠差不多，也長這麼大了。」

六十年代初那時候，日子艱苦，農村尤甚。外祖母家孩子多，吃起飯來你搶我奪，非常熱鬧，連焦黃的鍋巴也被搶得一乾二淨。兩頓飯之間的間隔，長得無邊無際。孩子們漫山遍野地玩，隨時尋找吃的：野果，地下野生植物的塊根，自留地裡的蔬菜和瓜果。半數的蔬菜都可以生着吃，比如茄子和豇豆，雖然不好吃。快到飯點，我常常忍不住到廚房，看看飯好沒好，問正在做飯的舅媽中午吃甚麼。舅媽說，餓這麼快啊，再等一會兒，就快好了。外祖母在灶下燒火，也不說甚麼。

父母是雙職工，我的童年基本是在外祖母家度過的，差不多是寄養在他們家。

因為纏足，行走不便，外祖母除了冬天到外面向陽的牆根曬太陽，夏夜在水塘邊的坡地上乘涼，不常出門。院子不大，中間低窪，築一個花壇，他們叫花池子，種了一棵香椿，還有梔子花。外祖母常呆的地方，是堂屋外的廊簷下，面對花壇，敞亮，遮陽又遮雨。她在那裡擇菜，洗頭洗腳，搓衣服，縫縫補補。遇到家裡沒人，她便把我從外面叫回來，跟她到臥房，那是她的領地和私密空間，嘴裡絮絮叨叨的，一邊從箱子裡摸出點心給我吃，其中有江米條，本地熬製的一分錢一顆的硬糖，一種叫薄脆的帶芝蔴粒的甜麵點，以及紅棗和柿餅。

點心是晚輩孝敬的禮物，大部分她拿出來，全家共用，一小部分自己留着餓了吃，但多半捨不得吃，往往留了很久，都快要壞了。每到這時候，我都不好意思：一個人躲着吃獨食，是很不光彩的事啊。我推託，跑走，或只吃很少一點。外祖母頂多還只有六十歲，力氣不小，抓着我不放，表情像是在說，你傻呀，他們都有得吃呀，瞧你瘦得像個小鬼判子。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樣子。

我食不知味，做賊一樣緊張，以至於後來我很怕這種場面。如果在外邊玩，外祖母出來找我，讓我跟她回去，我就知道一定是拿點心給我吃。我不聽，她只好拄着枴杖篤篤地走了。

冬天天冷，沒有爐子，沒有炭火，可以擠着睡。外祖母老了，怕冷，特殊照顧，有個手爐，可以塞在被子裡。我就到她的房間睡，睡在最牀裡邊，貼着牆。她偶爾給我講故事，自然是狐精鬼怪，還有老大老二分家和仙女下凡的勸善故事。我記得的最有趣的一個，是一個富家小姐吃煮雞蛋，讓蛋黃哽在喉嚨，沒得氣出了。家人以為人死了，草草安葬了。可巧有個窮小子看上了陪葬的金銀首飾，深夜去盜墓。揭開棺蓋，天黑看不清，加上驚慌，一腳踩在小姐脖子上，一踩，把蛋黃擠出來了。小姐活過來，就此嫁給了那個窮小子。

春秋天，外祖母每天晚上紡線。堂屋裡一盞油燈，我和表姐表弟圍着油燈寫作業，舅媽衲鞋底，一邊閒聊，無非是本村和鄰村的家常瑣事，以及誰家或哪個地方鬧了鬼，出了妖怪。小村莊像是睡進了淺淺的夢裡，不時傳來小孩子的哭聲，或者一隻狗叫引發的一連串狗叫。鄰居的門吱呀吱呀地開了，又喀喀嚓嚓地關上了。紡車聲嗡嗡，緩緩的，柔柔的。外祖母一手搖輪，一手捏着棉花條，抽線，回送，再抽線。紡車和她的影子映在牆上，像是在演皮影戲。

上小學後，讀到高爾基的《我的童年》，是改編的連環畫。我發現書中高爾基的外祖母，簡直和我外祖母一模一樣，都是那麼慈祥和藹，從不生氣，從不打人罵人。

她對我異乎尋常的鍾愛，是誰都可以看得出來的。有一次，舅媽就以開玩笑的口氣對我說：「你姥娘對你，比對她幾個孫子都愛。」我心裡說，你不也是最寵表弟嗎？視表弟為心肝寶貝的還有外祖父。無論在村裡還是在家裡，誰要是惹了表弟，外祖父不鬧個天翻地覆才怪呢。這和外祖母對我一樣，有甚麼道理好講呢。

大姨媽說，外祖母年輕時，人是出名的能幹，性格堅強，能吃苦，可脾氣真是不好，她和我媽犯了錯，鐵定逃不過一頓暴打。我媽則說，人老了，性格會變得越來越和善，我們小時候，可沒你這樣的福氣。

他們的話我一直將信將疑，因為我看到的外祖母，從來都是最慈祥的。不過有一點，我沒有見過她笑。

按今天的標準，她是個矮小的人，但在村子裡，是很正常的身高。她瘦，偏小的臉，皮膚白。眼睛不大，但眼珠子黑亮，眼窩似乎也深。嘴巴的線條尤其生動，寫這篇文章時我看着她的照片，覺得她長得其實很洋派，年輕時候，應該是很端莊的。外祖母永遠一身對襟的黑色或深藍色的土布衣服，深色的褲子，戴着黑絨的老人帽，帽沿一塊橢圓形的綠色飾物，不知是塑膠還是玉石。

她拄着枴杖，走路不快，但遇事着急，也會匆匆向前趕。夏天孩子們喜歡在村邊的塘裡玩水，她如果得知我也下水，一定着急發怒，因為每年夏天都能聽到孩子玩水淹死的壞消息，我的一個小學好朋友就是這麼死的。她急沖沖地「跑」來，把我趕上岸，把拉我下水的孩子罵得狗血噴頭，就差拿枴杖敲他們了。

我們自然有對付的方法。玩得開心的時候，聽見岸上的「哨兵」叫，你姥娘來了！一抬頭，就見外祖母的身影出現在山坡小路上，她一邊走，一邊喊：還不趕緊給我上來，瞧我不打你的屁股！待她走到塘邊，表弟們便用身子擋住我，一邊說，誰誰不在。或者互相擊水，讓她不容易看清水裡都是誰。他們還教我沉下去，憋一口氣，憋十幾秒鐘，外祖母一看，果然我不在，也許就放心離去了。

大姨媽家的兩個表弟經常來外祖母的村子，目的是把我帶到鎮子上，去他們家住。外祖母知道他們來的目的是引誘我，不免把他們當作「敵方間諜」，罵他們「小寡子子」，假如看見他們，一定不依不饒。他們知道姥娘對大家好，內心是敬愛她的，不願抗拒她，於是不進村，等在屋後山上，派一個村裡的小孩子給我帶信，我到山上和他們會合。然後不走村前，從村後溜之大吉。

我喜歡大姨媽家的兩個表弟，還有一個表哥。在他們家我玩得開心。但外祖母不捨得我走，何況她知道，姨媽家境不好，我去，等於給姨媽增添了負擔。但她從不這麼跟我說，她說，你傻，在這裡吃得好啊。

到了上小學二年級那年，我回到父母身邊，每年只有暑假和寒假去鄉下。每一次，雖然從放假第一天就去，住到開學前一天才走，外祖母仍然不高興，說住的日子太短。送我走的時候，每次的話都一樣：「放假再來呀！」

她知道，我大了，不可能再天天守着她了。

在她離開人世之際，我未能趕上見她一面，這是她的遺憾，也是我的遺憾，無法彌補了。

父母等到喪事辦完，才寫信告訴我外祖母過世的消息。他們怕我一定要趕回去，既耽誤工作，又花錢。河南離北京不算遠，但來回的火車和汽車票，我也得半年才存得下來。

收到信的那天中午，我在辦公室，把信讀了兩遍，沒有覺得悲傷，只是心裡空蕩蕩的，彷彿有人把一塊東西掏走了。離下班還早，不能回宿舍。坐了一會兒，直接下樓去資料室看雜誌去了。

到晚上，一個人在宿舍，熄燈躺在牀上，才真的傷心起來。我想到外祖母的孤獨，也許所有的老人都是孤獨的，她只是無數人中的一個罷了。那一年，舅舅工作調動，全家搬到城裡，外祖母非常不情願地離開了生活了幾十年的村子，離開村頭小山坡下簡陋的小院。她好像一棵樹，老了，樹心枯了，經不起移栽了。她一下子衰弱了很多，更加沉默寡言。她沒法適應新環境，城裡也沒有熟悉的鄉親和她聊天。有一回她病了，病得挺重，多日不見好轉。鄉下親戚來看望她，她趁此機會堅決要求把她送回老屋，說是死也要死在那裡。大家拗不過她，以為她這次可能熬不過去了，用架子車（長途客車太顛簸）拉四十多里路，把她拉回村裡。回到老屋住下，外祖母竟自豁然病已。

我想到她對我的牽掛。後來我知道，臨終時刻，親屬來到她的病榻前，作最後的告別。她處於彌留狀態已有好幾天，話不能說了，眼睛還睜着，從每個人的臉上看過去。不知誰說，老人遲遲不肯合眼，是在等人啊，一定有她捨不得的人還沒到。也許是迴光返照的緣故，她的目光明亮了許多，固執地在小小的房間裡尋找。於是有人俯身在她耳邊說：「你是在等曉鈞吶？是嗎？他路遠，來不了啊。」說了幾遍。那時她可能完全聽不見了，聞言無所反應。他們又在她耳邊大聲唸我的名字，她似乎明白了，再過一會兒，她走了。

我爬起來，打開檯燈，在紙上寫下：

「那雙青筋暴露的手……」

我大約寫了二十多行，寫不下去了。那首詩一直沒完成。

外祖母對於我大學畢業去外地工作，始終懸懸於心。她覺得人在外地，總歸不是事。後來年事漸高，她確實如我大舅所說，人「糊塗了」，好多次對我媽說：「曉鈞是不是犯了錯誤啊，不讓回來了？」大舅在一旁插嘴：「人家大學上得好，分配到北京工作去了。北京是首都，大城市，不知道比我們這兒強多少，那是誰都能去的啊？」外祖母不管，堅持她的看法，並且央求大舅：「你們想想辦法把他弄回來，擺桌酒席，送禮，託個人，把他弄回來。」大舅說，這事我辦不了。

去世那年，她依然放不下這件事，一次次對大舅說：「這些天我老做夢，夢見曉鈞坐飛機在天上，那麼高，掉下來了。你快去他媽那兒問問，是不是出了事？」氣得大舅大吼：「你別瞎說！人家好好的，你咒他啊？他媽聽到了不罵你才怪。年紀大了，盡說不吉利的話。」

這些都是春節回家探親時他們講給我聽的。他們說，你姥娘這輩子，孫子輩五個，外孫輩八個，最記掛的就是你。

過了春節，我騎自行車去鄉下。外祖母葬在村後半山坡上，和她的長輩在一起。墳塋新起，尚未長出野草。墳頭對着竹林，竹林下面不遠就是從前的老屋，現在還空着。山坡上的茅草割過，草茬上片片殘雪。山毛柞子樹脫盡硬梆梆的邊緣帶毛刺的葉子，不那麼威風了，有點畏畏縮縮的。竹林還是綠的，但綠得很僵，看上去也和枯黃了差不多。溫度雖然低，沒有風，不覺得冷。我們在墳前把帶來的紙燒了，火燄在陽光下顯得很蒼白，若有若無的。紙灰盤旋而上，隨着淡煙四散。這塊我小時候的玩耍之地，我童年的故鄉和家，至此終於在我心中陌生起來，無復從前的滋味和意義。

外祖母的照片還存在我的手機裡，她留給我的唯一的紀念物，一枚民國三年的袁世凱銀元，當年她當作可以幫我買很多東西的值錢寶貝鄭重傳給我的，被我帶到北京，帶到紐約，還珍藏在集幣盒裡，儘管我有了好幾枚品相更好的袁世凱銀元。

2021年10月7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