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人：重新發現九零後的青春——讀宋阿曼〈啊朋友再見〉（評論）

關注九零後作家作品已經很多年了，我一直有一個疑惑，就是發現沒多少九零後作家願意花很多精力、持續地去寫他們的青春生活。對於九零後一代而言，他們的青春在文學世界是怎樣呈現的，這好像一直很模糊。尤其與韓寒、張悅然、春樹、李傻傻、七堇年等眾多耳熟能詳的八零後作家關於八零後一代人的青春書寫相比較的話，這種模糊感就顯得更為突出了。現有的寫過青春題材作品的九零後作家裡面，像鄭在歡、徐曉、周朝軍、張聞昕、蘇笑嫣、修新羽、丁奇高等等，他們在寫完幾個中短篇或者最多一個長篇之後，也迅速轉移了創作主題。對於這一代際文學創作現象，我們可以解釋說是八零後作家寫青春寫得太多，人們談起青春文學就跨不過八零後的青春敘事，這對於九零後作家而言構成了一種「影響焦慮」。又或者，九零後的青春記憶與八零後的青春生活沒有甚麼大的區別，以至於多數九零後作家難有熱情再去講述？這些理由只是可能，但無論如何，九零後作家普遍不太熱衷於青春話題卻是事實。多數九零後作家即便是寫青少年階段、校園時代的生活，也都會轉換為其他話題，比如城市、家庭以及情感等等，目光很少聚焦在青春成長問題上，讀者、評論者也很少將它們解讀為青春敘事。這種不青春感，或許也是很多人判定九零後作家早熟和文風相對傳統的一個緣由。

在九零後作家普遍「不青春」的認知前提下，我讀着宋阿曼〈啊朋友再見〉這個中篇時，就覺得親切和有點激動。親切感首先來自於這個小說所講述的故事與我個人的成長經驗有很多共通點，比如小說中寫到的中學時代遭遇「非典」，比如好朋友變成社會混混，比如放棄一切興趣愛好埋頭苦學只為高考考上一個好大學，以及考上大學後再不能回中學母校，甚至如小說中敘事者「我」的身份：讀了碩士、博士，然後作為大學老師……這些情節很可能是很多八零末、九零初出生人的共同的成長記憶。當然，作為具體的事件，它們並不為所有同代人共用。我想講的是，這些零碎事件背後的年代經驗具有普遍性。這個「年代經驗」是超越每個個體的具體遭遇的具有共通性的心理感受。比如小說寫了上課傳小紙條、週末跟着「差生」泡網吧等等具體的事情，從小學階段到上大學之前，這些事件本身只有小說中的人物經歷過，小說外的人的經歷不可能完全一致。但這並不妨礙作為同代人讀者的我們與小說所講述的故事形成共鳴，原因就在於作家寫出的這些具體事件背後，隱藏着一種清晰的年代感。比如通宵泡吧經驗，每個人記憶中的泡吧感受並不同，但泡吧本身就足以引發年代感；還如備戰高考，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狀態，但那種為高考放棄一切的心理經驗卻是為同代人所共通的。因年代感十足，小說中那些看似平常的成長記錄，就都顯得別具意味，它們如普魯斯特筆下瑪德萊娜的蛋糕，每個事件―觸點都會勾起同代讀者的無限回憶。

呈現事件背後的年代感，意味着宋阿曼寫這個小說，並不滿足於記錄某幾個特殊個體的成長遭遇，她是要用劉玄、高喜榮、范軼川以及巧蓮等人物形象，寫出一代人的青春年華，甚至有野心想把一代人當中多種類型的生命軌迹都呈現出來。「我」劉玄是小說中的敘事者，也是作者着力要塑造的年代見證者。在小說中，劉玄有一種比同齡人更成熟的心理和目光，於是她作為敘事者既是在回顧青春經歷，也是在審視着自己以及同代人的成長過程。為此我們在小說中能夠讀到很多非常理性的年代感判斷。比如九零後上中學時，正是交友軟體QQ最風行的時代，很多學生對網路聊天和QQ空間的裝扮特別熱衷。作者寫及這些經歷時，有一段很理論的話：「我們是兩個由符號和繁體字組成的昵稱，在虛擬網線裡，我們重新成為同一類人。網路和現實不會被人混為一談，網路更書面更隱秘，網路新身份隱去了日常邏輯與個人過往，人人都可以為自己捏出雕像；而現實就是現實，撕掉昵稱，我們不過就是一群普普通通甚至乖乖巧巧的初中生。所有人堅決不打破這堵牆壁。」對過去的生活經歷作出如此理論的解釋，這是敘事人劉玄已經是大學教師的身份前提下才有可能。小說中這類特別理性的話語很多，大部分屬於敘述者成年後回憶過往時的反思性表達，但也有部分是敘述者當年就已具備的、有點超越年齡的成熟感受。比如與大自己四歲、小學沒畢業的保姆巧蓮相比較，劉玄意識到她們雖是同代人，但未來必然是無法交叉的兩個生命圈：「我普通不過，但相比巧蓮，我成了擁有了特權的人――可以做不切實際的夢。『可以』如此簡單的詞，卻是像天塹一般地存在。不知是為巧蓮，還是為我窺破了這道命運題的無解與莫測，我的眼淚快要抑制不住。我別過頭，迅速將它們抹去。我拿起圓規以同一圓心、不同半徑畫了兩個圓。」這種理解相對於一個才上初中的女孩而言，太過深刻了，有少年老成之感。

劉玄的「早熟」，是知識層面的――「當時的我已經開始思考許多嚴肅話題，為了解惑，我將圖書館的名著區一排排讀過去，試圖在那些被命運支配的人物身上尋找回應」，更是成長經驗纍積而來的。使得劉玄比其他人更為沉穩的「成長經驗」，也並非作家刻意提供，或者說先行預設，而是用了很多維度的情節內容來鋪陳。比如家庭方面，劉玄的父母經常不在家，她可以算是半個留守兒童，她大部分時間住在外公家，時刻感受着外公嚴肅的表情，領略着外公獨特的行事風格，包括後來母親癌症化療情況，這些情況塑造着劉玄敏感而成熟的心理世界；最重要的是，小說重點講述了劉玄在小學時遇到的奇葩班主任，以及年輕美麗、自由瀟灑的舞蹈老師，包括從好朋友高喜榮的家庭情況和性格變化過程中獲得的友情理解，這些構成了劉玄擁有比同齡人處事更成熟、更能洞察人心和更能理解別人情緒的經驗基礎。總而言之，小說所有的內容，既是在講述劉玄等人的成長故事，也是在編織一個值得信任的敘事者劉玄。這個敘事者當年的「老成感」，不是她回憶過往時作為大學老師因為有知識而老成，而是她當年的成長環境使然。

為甚麼要把主角、敘事者塑造成少年老成角色？或許作者宋阿曼並不刻意要以此形象特徵來表達甚麼，但我以為這個問題極具意味。九零後一代在社會上給人的印象普遍是乖巧和溫順的，包括九零後作家，目前為止他們的作品呈現出來的風格也大多是偏傳統、重知識、特理性，沒有八零後當年寫青春時的那股叛逆勁和尖銳性，即便有也表現得相對隱晦。對於這種代際性的文學風格差異，我們不能簡單以八零後的青春文學風格為標準，以此批評九零後作家不夠銳氣。我們需要從九零後一代人的成長歷程、青春經驗中獲得資源，以理解這種相對傳統、比較早熟的代際性文學風格差異。對此，我以為宋阿曼〈啊朋友再見〉就是一個很好的文本，她用敘事者劉玄的中學生活和青春際遇，為九零後一代人的性格與風格作了解釋與辯護。

閱讀〈啊朋友再見〉，是對九零後青春的一次重新發現，也是我們重新理解九零後創作風格的一個契機。如果我們願意相信敘事者劉玄，也就等於可以理解九零後一代人為何會如此年少老成。這不是九零後不如八零後叛逆的問題，而是年代不同了，這一代人的成長環境塑成了他們的沉穩品格。對於八零後而言，叛逆者如韓寒可以對一切都無所謂。但對於八零末、九零後以及更年輕的零零後一代人而言，因為中學時代嚴酷的選拔性考試，以及愈來愈嚴密的社會層級結構，一切叛逆的都被淘汰、被出局。叛逆不再是一種值得書寫的精神――叛逆者因為不再能繼續受教育，因而不再能書寫，能書寫的其叛逆基因也已被中學時代的各類考試所磨滅。這一代作家創作風格的老道與沉穩，背後是時代風氣的日益循規蹈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