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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福仁:解讀《我的喬治亞》

主欄目:《香港文學》2015年2月號總第362期

子欄目:批評空間

作者名:何福仁

1

西西《我的喬治亞》開始時寫敘事者遇上喬治亞式玩具屋,很喜歡,下了定金;但樂極生悲,出門摔了一跤:

 

我把頂層和地庫全數買下,高興得很,走出店門一邊閱讀說明書,一邊盤算着:我家中的喬治──亞房子,一不小心,踏空梯級,摔了一跤,扭傷腳踝。(頁2;洪範版,下同)

 

她得到的,是一個房子的框架,框架而已,她必須自己DIY(Do it Yourself,自己做),具體而言,一、自己裝嵌、上色、間隔、選配零件,等等;二、配置合適的人偶。有一個完備的框架,好處是不用為外形操心,並非了無掛搭,從零開始。它是英國喬治亞式的。當然,另一面,它也成為規限、制約。然後,全書主要的情節,就是敘事者如何營建、構造這房子的細節,辦法是邊學邊做,試錯、調整;並且參考其他,這包括閱讀、觀察、思考。這是一個認知、學習的過程。西西曾在〈認知的過程〉這樣自剖:

 

我對自己的工作並非很自覺,我一直把寫作當是一種認識的過程,認識自己、認識其他人、認識其它事物。我總是邊寫邊想,尤其是早年的長篇和中篇。但對於短篇小說,我是寫完了又改,不斷嘗試變換角度,我沒有既定的想法,自然沒有既定的寫法。……總之,這裡並沒有一個「論定的」香港,它一直在發展、流變。而近年變化得更快(台灣何嘗不是呢) ,恐怕已不是過去西方種種殖民地論述所能概括。

         ──《聯合報》1994年1月8日

近月我承香港文學生活館所囑,為學員講述西西的《我的喬治亞》。課程的總題生活館設定為《解讀西西》,「解讀」云云,是世紀新詞,與普通閱讀解釋字面的意思略有不同,那是一種喻意的解說,同一本書,每個人都可能讀出不同的喻意。然則我的解讀,或者只是芸芸解讀之一。以下是我的分析。由於這是一本備受忽略,也頗受誤解的書,我引用原書的文字較多,有趣的是,經過梳理後引出來的文字,往往不言而喻。

這書約十萬字,從發表到全書出版,頗有些波折。西西大概在公元二千年構思、寫作,並且開始到歐洲各地觀看微型建築。初稿整理出二萬字,約五分之一,鄭樹森教授知道了,推薦給《印刻文學生活誌》於2004年5月號發表。諸事俱備,以為可以繼續寫完,誰知右手開始失靈,那是手術化療的後遺症,看過各種醫生,包括針灸之類,並無起色,而且越來越差,面對一大疊草稿、資料,以為不得不放棄了。如是過了幾年,其間她學做布偶、做熊,作為物理治療,看來無效。後來因為參加毛熊設計比賽得獎,展覽時要為毛熊寫些說明,開始用左手寫。慢慢重新學寫,計劃縮小,終於把筆記、草稿整理出來,於2008年全書出版。

本書最初在《印刻》發表時,我讀到上引這一段就聯想到1982年9月戴卓爾夫人訪華,商談香港的問題,她離開人民大會堂時,摔了一跤。其後中英協議的結果,香港人獲得甚麼呢?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樣的一跤,身份不同,心態有別,並且,主客從此易位。當時想,這是否一種過度詮釋呢?但古人不是說過:「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清譚獻) 後來通讀全書,如今再讀,益信自己的想法可以成立。西西自稱「對自己的工作並非很自覺」,這話宜從兩方面理解。一方面《我的喬治亞》固然予人很濃厚的實錄色彩,她的而且確買得那麼一間喬治亞式屋子的框架,再仔細經營內部的空間,但西西絕非自然主義的作家,她既寫實,更多的是寫意,「邊寫邊想,尤其是早年的長篇和中篇」云云,不是說下筆前全無計劃,而是構思了大綱、佈局,下筆時不避衝擊和感受,隨機即興,必要時改變計劃。這是開放式的寫作,沒有既定的答案,所以說並非很自覺。尤其因為過去大部分的小說,都在報上連載,隨寫隨發。可另一方面,她又是自覺的,這旅程有個大方向,有最終的目標,她同時預算了其中的變化。例如她近年抒寫《猿猴誌》時親訪各地的野生動物園,探訪本屬原有的計劃,那是感性的體驗。因深入查究,開始時以為靈長目之數只有二百、三百,到最後發覺竟有四百多。作家的運思與材料,向來互相作用;至於誰先誰後,則不能一概而論,就像有了資本,想到如何運用;也有志願做甚麼的生意,再努力集資。《我的喬治亞》的喻意或許是對既有材料的昇華。無論如何,材料既要剪裁,更要汰選,她寫摔跤而不寫去了下午茶,是認定摔跤的作用,尤其因為這插曲是一種反高潮。

想深一層,這種邊寫邊想,當是一種認識的過程,認識自己、認識其他人、認識其它事物的寫作方式,正好結合整個香港回歸後自治的情況,這裡的確並沒有一個論定的香港,一個已然的結局;除非它淪為廢城,不然它是有生命的,它一直在發展、流變,在試錯,也許一錯再錯,然後調整,再出發。西西這種寫法,既是美學的考量,也有現實的依據,跟《我城》以至其他,原來一脈相承。從《我城》(1979年)到《我的喬治亞》(2008年)之間,西西曾緊貼時事與中港關係的變化,寫過大量形式篇篇不同的小說,這方面可參看拙編《浮城1.2.3》。這些,結合起來,可以從一個完整的敘事結構來看,不過要是真的當一個更長的長篇來讀,則似乎還缺欠一點甚麼。甚麼?那是我城誕生的由來。《我的喬治亞》之作,即在嘗試追溯過去,尋根究柢,再接通當下。

然則這小說,是否可以讀成《我城》的前傳?

 

2

《我的喬治亞》裡有兩種不同的人物,也有兩種不同的對話,符號並不一樣,要知所區別。人物方面,主人公自是經營喬治亞屋子的敘事者,名字叫愛倫,恰巧這是作者西西的英文名,另有一位但聞其聲的對話者,以及敍事者的一家人,他們在終篇時茶聚,提出各自心目中理想的家。這些都是有血肉的真人,跟敘事者同時同地,他們的對話,用「○」表示,試舉一例,我們開初聽到的,一句接一句,連綿不斷,因話提話,基本上沒有分歧:

 

○ 把門關上的時候,

○ 玩具屋真像一個櫥櫃。

○ 但有建築物的外貌。

○ 一旦把門打開,

○ 就看見一座樓房的內景。

○ 是一幢玩偶之家。

○ 不,仔細看,站遠了看,我看見許多不同的景象。 

 

可是到了後來,當說到理想,人各有志,就顯出差異了。這方面暫不徵引。何以點明這些人跟敘事者同時同地?因為另有一類人物,是敘事者製造的人偶,即居住在喬治亞房屋的喬先生(泰倫斯) 一家,包括喬太太(麗莎)、湯姆(喬家少爺)、瑪麗安(照顧湯姆女傭)、布朗太太(管家)、愛德華(喬先生弟弟),他們來自十八世紀的英國,敘事者按照當時英國人的髮型、服式搜集,或加以依樣改裝。這是人和時間空間配合的問題。喬治亞時代的房屋,宜乎以喬治亞時代的人偶配合。這小說饒有趣味的是,還附上屋子和人偶的圖片,說明人和屋的構造是作者真實的體驗,不是紙上假空的想像。這裡順帶指出,作者大量地活用自己的生活經驗是一回事,可並不等同敘事者;這畢竟是小說,要是真人真的自以為可以和假人不斷通話,且長篇纍牘,這恐怕是精神病的徵象。喬屋一家的人偶之外,還有其後外來暫居的百麗菲,她是當代漂亮的模特玩偶;以及瑪麗安寫信的對象黛西。敍事者跟部分人偶對話,或者人偶與人偶之間對話,用的符號是「──」。全書合共四十四個對話(包括瑪麗安的書信),其中「──」比「○」要多許多,這也是西西小說常用的對話符號,例如《我城》,有論者曾對這種對話方式表示很反感,認為標奇立異。不過如果涉獵過喬伊斯等人的現代經典,就會知道這是少見多怪。

嚴格說來,小說裡實在的、真正的人物,只有一個,那是敘事者,所有動作由她承擔。人偶都是虛擬的,是被造物,並不承擔動作,而是對動作作出反應、表示意見。作者只通過對話表現他們,因為目的在理念,是想法,不在人物的塑造。他們活在對話裡,在對話裡流露各自不同的心態。即使收結時敘事者的親戚聚會,這些可不是人偶,但眾聲複調,目的是表現不同的理想,而不是塑造不同的人物。

對話,佔全書四分之一篇幅,的確是本書最引人入勝的地方,也是小說之為小說的活眼。首先,從審美角度看,在長篇描述沉實以至磨人的工序之後,來一段對話,變換一下形式,可以帶來活力和戲劇性,重新逗引閱讀的興趣,有暢神的作用。而且,全書分七十一節,節與節之間,往往由對話分場。

其次,對話讓造物發聲,化實為虛,從寫實轉為寫意,突破了既定的敘事框架。這是造者與造物的交流,作者與作品的互動,打通了今與古、中與外、人與物的隔閡,呈現多層次的觀點和角度。

下面舉幾個例子,以見被造之物不是一味被動,默默無語的死物,他們原來也有想法、意見,而且隨着本書的發展,進入政治和經濟的思考,他們的主見變得越發反映個性。開初,敘事者經過一番努力經營之後,不免沾沾自喜,以為屋子裡的人偶(我本來寫「住客」,轉念一想,他們才是屋主啊)一定稱心滿意,也許美言一兩句吧,然而,喬先生有話要說:

 

我讓喬先生坐在書房裡靜靜地看書。他這樣子是愉快的,我想。

──還可以吧。

──哦,聽你的口氣……

──請您給我一把坐起來舒服的椅子。

──你坐的這把是可以旋轉的書房椅子,和書桌配成一套。

──一套當然很有氣派,不過您看,椅座不是太高麼?我吊着雙腳。椅子是否舒服,真正坐的人才知道。金字塔看來是很牢靠的,但是否舒服,還得問問裡面的法老。(頁7)

 

他們會主動爭取,道理也符合情理:牢靠是一回事,舒適與否是另一回事,這方面誰更有發言權呢。小說藝術有一通識:小說家一旦把人物寫活,則人物即形成自己的意志,譬如小說家本想把他處死,卻不得不順應事態發展讓他存活。即使虛擬世界,也自具規律與邏輯。至於作品完成後,作者如果不死,至少要承認作品有自己的命運。當敘事者提到吳爾芙,這時候輪到喬太太插嘴:

 

──對不起,請問吳爾芙是誰?

──啊,對不起,喬太太,她是十九、二十世紀的人。我是否誇大了?我只是想到女子也應該有一個自己的房間。

──對對,我怎麼會拒絕呢;但我寧願限定這麼一個好地方不談政治。男人不談政治就好像不像男人似的。這是他們的餐後甜品,就讓他們留在煙霧瀰漫的飯餐裡談個夠吧。(頁11)

 

相近的訴求,人偶之間表達的方式呈現微妙的分別,這位有教養的喬太太,表述自己的選擇時比喬先生婉轉得多。至於敘事者表現的謙遜,開誠聆聽,同樣值得肯定;也因為這種尊重,造物才勇於發言,才可以發言。互相尊重,彼此平等互對,這毋寧是對話的先決條件,對話的精神。

再然後,造物更會提點造者:

 

──對麼,喬先生,人可不是機器。

──對,我們通常不會質疑設計者。只是,如果你再認真一點,我們會更加感激。

──是的是的,我還在學習,我們一直在彼此學習。(頁26)

 

質疑設計者,通常不會,不等於完全不會。到了後來,小說進入更嚴肅、認真的話題,敘事者說到十八世紀的政治文化,提到盧梭對封建社會甚麼都看不順眼,對封建社會歧視女性的觀念卻大力表揚,在《愛彌兒》中認為女子的一生是為了要取悅男人,要讓男人活得甜美愉快,而英國的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對此表示反對。這位瑪麗,一般人只知道她的女兒,那位寫出科幻小說之祖《佛蘭肯斯坦》的瑪麗‧雪萊,可是這位母親瑪麗,其實也不簡單,她是女性主義的先聲,為女性爭取權益。她目睹法國的大革命,認定共和政體比君主政體優勝,和英國當時最出色的思想家,例如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59-1797)論辯。這時候,喬先生忽爾插入說話,表示不同意敘事者的闡述,這方面,敘事者必須承認喬先生既作為那時代的人偶,他好歹有自己的感受、想法,應該受到尊重:

 

──對不起,希望沒有打斷你,盧騷先生對女性的看法我們也很難完全認同,幸福應該由兩性合力創造,對不對?可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女士對法國革命的意見,我也不敢完全接受,認為那就合乎理性。

──啊,喬先生,是嗎?

──柏克先生認為人類建構的文明,是有價值的,不能任意搗毁,我們當然要改進,但必須以安定做前提。安定,然後才能繁榮。法國的革命,流血、暴力,會怎樣走下去呢?英國有自己的路,當年威廉和瑪麗登位,通過「權利法案」,肯定了人民的各種權利,例如可以自由請願,自由發表政見,這是一個寬容社會的基礎。後來,又通過一系列的法案,把權轉移給國會,又容許宗教自由,更重要的是,其中一個叫《叛國法》,君主不能以叛國的罪名加諸異見者,等等。這是光榮革命的成果,革命,不一定非流血不可的。(頁121)

 

喬先生的話說得洋洋灑灑,代表一種中產知識分子的意見,他反對非理性的破壞,強調各國有別,英國不能走法國的路,英國已建立一個「寬容社會」,有保護各種人權的法案,不必流血的革命。他的話,令人想到:你這二十、二十一世紀的他者,可知道歷史的具體細節,憑甚麼就指指點點我們的事呢?這方面,下文再分析。喬先生與喬太太不同,那是表達形式之別,喬先生和弟弟愛德華不同,卻是思想上的。喬先生享有長子繼承權(Primogeniture),可以獨佔父母的遺產,其他庶子則需自謀出路,當年出路甚窄,不外從軍,或者當牧師之類。愛德華即從軍到美洲去,受傷後回來,心神有很大的轉變,後來成為作家,為社會上受欺壓、剝削的弱者發聲。書中說長子繼承權也有好處,限制了貴族的膨脹,土地得以維持完整、集中,比土地分割,更有利擴展,然後引文學大家撒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的妙語:「長子繼承權使每一個家庭只出一個白癡。」

喬先生不是白癡,不過是既得利益者,趨於保守,也可以理解。他願意為弟弟安排工作,保證弟弟的生活之資。但弟弟寧願往外闖。他們兩兄弟的對話,雖善意,卻呈現不同的價值觀:

 

──出外?你要到哪裡去?

──倫敦,或者其他地方,我會到城市去。

──你找到工作?

──總會找到,我還年輕。

──你的腿好了嗎?兄弟,仗可不是你打輸的。

──不,遲早我們會輸。

──真的?告訴我一些美洲的東西。

──那是一場遠離我們的獨立戰爭,這戰爭也把我改變了,我受傷時獲得一家農夫收容,把我收藏在牛棚裡,替我療傷,給我食物,然後送我上路,回到部隊去。其中一個黑人,成為我的好友。

──一個好心的黑奴。

──對我來說,他是一個比許多人更自由的人。

──真的?……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甚麼問題?

──你的傷真的好了嗎?

──啊,好了,謝謝,從沒有比現在更好的了。

──你離開前,可要到來,多住幾天,而且你一定要多寫信,答應嗎?

──答應。(頁114)

 

上引種種對話,最適合用前蘇聯巴赫金(M. Bakhtin, 1895-1975)複調小說的理論解讀。巴赫金曾比較史詩與小說,認為史詩表現的是記憶,而非認識,並沒有相對性的意識,那是已然完成、確定不變,而且統一的世界觀。換言之,那是獨白型的。小說則充滿可能可塑,這種體裁在形成的過程中永遠在尋求、研究、審視自己。(《史詩與小說》)

小說的語言,他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為典範,則是對話型的:讓不同的人,包括作者與主人公,主人公與主人公,平等地對話。所謂對話,固然是人與人之間的應答,就是個人內心的自我論辯,也可以是對話,重要的是不同意識的抒發,哪怕是多麼分歧、對立。情節的開展、人物的刻畫,反而並不重要。當然,另外更多的小說,充滿對話,巴赫金認為只是獨白,是作者一個人的意識,他操控所有的人物,把人物客體化,分配是非道德,貌似許多聲音,實則是封閉的一言堂。他舉托爾斯泰為例,說:「作者意識和作者語言,從不面向主人公,不詢問主人公,也不等待主人公的回答。作者既不與主人公爭論,也不表示贊同他們。他不和他們交談,而是談論他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下同) 後來他改變了對托爾斯泰的看法,認為托爾斯泰的小說也有潛在的對話性。

對話與獨白的分別,簡而言之,是前者容納異見,表述不同的聲音;後者,只有一個唯我獨尊的作者,耳朵只聆聽自己的嘴巴。巴赫金說實現和貫徹對話是小說藝術的新立場:

 

這種立場確認主人公的獨立性、內在自由、未完成性和未論定性。對作者來說,主人公不是「他」,也不是「我」,而是不折不扣的「你」,也就是他人的、另一個同等地位的「我」(「你是你」)。主人公是一種非常認真對話交往的主體,而不是演說式的表演,或者文學程式的對話交往。這種對話(小說整體上的「大型對話」)不是在過去,而是在當前,是在創作過程中即時發生的。

……

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構思,主人公不只是作者說話的對象,不是默不作聲的啞巴,而是言論具有充分價值的載體。作者構思主人公,就是構思主人公的議論。……因為只有採取對話和共同參與的態度,才能够認真聽取他人的話,才能夠把他人的話作為一種思想立場、一種觀點來看待。只有心存對話,我的話語才可能既同他人的話語緊密地聯繫,又與他人的話語不相融合,既不吞沒他人,也不把他人溶解於自身,而充分保持獨立。

……

讓主人公和作者分享平等的發言權,是否意味作者喪失主權?又或者意味生活的真相是眾見的合成、平均數?不是的。巴赫金根本反對統一且是唯一的聲音。人的主體身份並非先驗,也不是一塊鐵板,而是在與他人交流、撞擊裡不斷構建的過程,唯有在雙方平等的對話中,既從內部「自己眼中的我」去審視,同時借助外部「他人眼中的我」去發現;我在自己身上找到他人,再在他人身上找到自己。我和他人彼此作用,同時又保持差異,各自獨立。這是互為主體,共相依存;不是去中心,而是多中心。

 

複調小說中作者新的立場具有正面的意義。要是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作者的意識完全沒有得到表現,那是荒謬的。複調小說的作者意識,在小說中無所不在,並且發揮高度的積極性。只是這種意識,其功能與形式,與獨白型小說不同:作者意識不把他人意識(即主人公們的意識) 變為客體,也不在他們背後給他們做結論。

……

複調小說作者要做的,並不是否定自己和自己的意識,而是極大地擴展、深化,以及重建自己的意識(當然是按照既定的方向) ,以便包容具有同等價值的他人意識。

 

從這個角度看,對話型的小說,是一種民主的文學形式,是多元化社會的實踐。人類各種各樣的爭鬥,尤其在政治上、宗教上,何曾獲得解決?長期爭鬥的結果,早就各備一套自我合理化的單一話語。除非把異己族滅,而這明顯並不可能,唯有放下獨尊的自我,和對手公平地對話,多元競秀。巴赫金複調小說的意義是為異己平反,異己不是客體,而是與我同等價值的另一主體。從對方的角度設想,則自己何嘗不是異己?有異己方有自己。考慮當下人類的生存處境,這是一種最合情合理的生活方式、生活態度。看來創作者如果不甘於藝術的創發,真要對社會實務有所貢獻,則先要形成對話型思維。否則自詡是個「大我」,全世界在聽我發言,在背後做人物的結論,其實只是坐在郵輪的房間裡對着窗口自言自語。

複調其實是西西小說的一大特色,像長篇《哨鹿》、《哀悼乳房》,像短篇《感冒》、《肥土鎮灰闌記》,等等,甚至早期的《瑪利亞》已見雛型,而這,遠在巴赫金在上世紀成為西方顯學之前。

 

3

為甚麼作者喜歡喬治亞式房子?為甚麼是十八世紀英國?讀者會這樣追問。第一個問題,書裡敘事者有所解釋,而剖白逐步深入,顯示心路歷程的微妙變化。首先,這是受喬治亞外觀的吸引:

 

英國的木頭玩具屋有許多類型:都鐸王朝式、維多利亞式、鄉村茅屋式等;最吸引我的是十八世紀的喬治亞。喬治亞(Geogrian)建築,是由於當時連續在位的四位英王都叫喬治。其實譯成喬治也可以了,但我還是比較喜歡喬治亞的叫法,以便跟名詞區別。這種建築以簡潔、和諧、嚴整著稱,源於希臘神殿和意大利+柏拉底奧形式,房子四方形,大門開在正中,兩邊是窗子,前後斜落兩面坡屋頂,對稱均勻,連煙囪也建在屋子一左一右,端正,穩重。大門進內是樓梯,房間分佈兩側。屋子兩層,但可加配一層地庫和一層帶老虎窗的閣樓。我把頂層和地庫全數買下,高興得很……(頁2)

 

然後,原來也有個人的理由:

 

我受喬治亞房子簡明樸實的外貌所吸引,其中也不乏別的理由。我特別喜歡兩面坡屋面的房子,也許因為我曾經住過那樣的房屋。那時候我才八九歲,住在上海的大西路,後來改為中正西路,如今再改為延安西路。故居附近有一座靜安寺,對面是一個名叫美麗園的小住宅里弄。我家住的是大院子中的平房,院內一片空地,西面是一列棚屋,東面是分為三排十二幢二層高帶閣樓的民居。這大院子不是普通的住宅,而是馬廄的棚屋,十二幢房子住着的都是馬伕,空地供馬匹踱步。我們住的紅磚平房是職員的辦公室。後來,馬匹遷走了,馬伕離去了,才變成普通民居。我非常喜歡那座平房,牆上都是卵石,一列百葉木窗,兩面坡屋頂,還有一個大煙囪。花園可以種花。記得一位叔叔曾經帶了幾頭兔子來,因為他的老家打仗,要寄住在我們家,兔子成為我們的玩伴。那麼好的房屋,但同樣因為戰禍蔓延,我不得不隨父母離開。

許多年後,我重返上海旅行,多次還到那裡去看房子,起初覺得殘破了許多;後來再去看,已給拆掉了。我很難過,好像我有些甚麼已經真的失去了。這種感情,並不是把這個那個拆掉,然後當地產項目發展的官僚所能瞭解的。我特別喜歡江南鄉郊的房子,因為它們也都是兩面坡頂,簡明樸素,它們和喬治亞房子很相似,只不過屋頂沒有一左一右兩個煙囪,而是從屋脊兩端各伸出一隻蠍子。(頁160)

 

然則喜歡喬治亞,多少是移情作用。巴赫金在〈審美活動中的作者與主人公〉裡指出,進入移情的角色,還得回歸自己,這是入而要出,去而須返,要是沒有這種自身的回歸,那就是把他人的痛苦(就當是痛苦吧)作為自己的痛苦來體驗,那是病理現象,而非審美。兩位研究巴赫金的專家,解說云:

 

構造自我的方式是通過一種探求活動:我走向他人,然後同我的自我一起回歸。我「進入」他人的意識;通過他人的眼睛來觀看世界,但我決不能完全融合這觀察事物的視角,因為我完全的融合,就越會受限於他人的視野,也將消除對話所需的差異。(Katerina Clark, Michael Holquist, Mikhail Bakhtin, 1984)

 

對喬治亞房子的敘事者而言,回歸甚麼呢?真正的歷史,個人的、城市的。本書臨近尾聲時,湯姆主動追問敘事者,是否真的喜歡喬治亞房子,敘事者的回答,也許才是終極的原因:是為了重建歷史,抗拒遺忘。歷史不容割裂,也不能選擇,一個人自小居住的地方,往往也無可選擇,就像名字,是父母起的,是僅餘下來洋老師分派的:

 

──你真的喜歡我們英國的喬治亞房子?

──喜歡甚麼,喜歡就是了,無需特別的理由。我小時父母把我從中國大陸帶來,我在這裡讀書、長成,我的老師許多都是英國人,那時我還不知道甚麼是殖民地,我這個名字,也是洋老師在墨板上寫下的一大堆名字,讓同學選擇,輪到我就只餘下這個。後來你們的政府離開了,我們自己的卻急不及待推出大堆新措施,要超英趕美,又好像要清洗記憶似的,東拆西拆,更有人用殖民地東西留下來有甚麼居心做藉口。也是在那個時候,我看見喬治亞房子,一見就喜歡。我喜歡喬治亞,不等於說我就願意住進裡面;我喜歡傳統的四合院,難道就嚮往長期住在四合院麼?我經營我小小的房子,無論好歹,我是在重建自己的記憶。(頁207)

 

「我喜歡喬治亞,不等於說我就願意住進裡面,」易言之,不一定非喬治亞不可,更不等於說這是擁護英國的殖民統治。在殖民地長大,並沒有原罪;不能矯情地拿民族主義的概念上綱上線,不能因為貼上殖民地的標籤,就一概要打倒,合理,還須合情。

至於何以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喬治亞房子固然產生於這世紀的英國,如前所引,由於當時連續在位的四位英王都叫喬治。但更深刻的理由是,我城的過去,好歹與英國最密切,也無可否認英國的影響,而一切又源自十八世紀的英國。負面地說,不可能是其他空間、時間。十八世紀對英國而言,是充滿活力的盛世,這時代產生工業革命,推動物質文明,但也可說遺禍至今。當時唯利是圖的英商,為大量的商品尋找出口,還振振有詞,認為鴉片也只是商品,由是侵略中國,產生鴉片戰爭,一個小小的漁村淪為英國的殖民地,這就是香港。戰爭之前,英人曾遣使來華,清政府不知彼也不知己,緊抱一套唯我獨尊的天朝心態。這些,書中都有所交代,這裡無需費詞。總括而言,中英並沒有真正的對話。書中有一段敘事者與喬先生的對話,篇幅較長,喬先生從倫敦回來,帶回當時新出的書本,反過來要送給敘事者。他們就從當時英國的名著說起,斯特恩的《項狄傳》、約翰遜的《拉塞拉斯》,然後提到當時最流行的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對話雙方,意見開始分歧,再說到亞當‧斯密《國富》,進而爭論自由貿易的問題,這種打破共時、接通中外、真實與虛擬的對話,已非巴赫金所能想像,敘事者說:

 

──自由貿易帶來經濟的繁榮。但要搞清楚,英國並沒有真的推行自由貿易,等到整個經濟局面成熟,不怕競爭,才貫徹鼓吹不干預;那至少要等一百年後。新興的美國,更要經過三百年漫長的保護政策,才誇誇其談自由貿易。十八世紀的自由貿易,是對經濟落後的國家講的。笛福的魯賓遜就是這種心態到中國來做生意。

──我看不出有甚麼不對。

──他的貨物,竟有鴉片。這是販毒。

──販毒?

──鴉片一直是禁品,不是我們中國人的一杯茶。笛福其實從沒到過中國,卻在續集中借魯賓遜之口把中國極盡詆毁,建築、服裝、家具、港口、船隻、軍隊、宗教,統統一無是處。他看得上眼的只有陶瓷和長城。但他寫長城,卻是一副侵略者的眼光,說根本抵禦不了炮火。建造長城,是為了抵禦中國人自己發明的火藥麼?約翰遜博士同樣沒到過中國,但講長城,就客氣得多。他又斷定中國人無知、骯髒……有時候,自利和公義是會產生矛盾的,特別是在自由貿易的口號下,這個國家強加之於另一個國家。

──我沒有看過續集。

──對不起,大概你也不想再看了,但在十八世紀,肯定有不少英國人看過,他反映也影響了不少貴國的同鄉,大約一百年後,就發生了鴉片戰爭,香港之成為香港,由此而來。

──鴉片戰爭,香港?

──我城。

──?  (頁110)

 

4

玩具屋有兩類,一為兒童玩物,另一為成人藏品。至於名字,沒有明顯分別。書中第1節指出,兒童的玩物,則構造簡單,經得起敲打,最重要是不含毒素,稱為玩具屋(toy house或doll’s house)。用作收藏觀賞的,側重的是屋子,不一定有玩偶;在十七、八世紀,原是貴族人家的擺設,十九世紀末,才漸漸普及,稱為娃娃屋(dollhouse),或者同樣叫玩具屋,也稱作玩偶屋。不管是哪一類,都通稱為微型屋,或者袖珍房子,同屬迷你型。但微型屋又不一定是玩具屋,建築師做的模型,就不是玩具。敘事者自稱這所喬治亞屋子屬於第一類,即玩具屋,當不得珍藏,但為屋子收集各種擬製與仿真,成為一本小說的模特兒,曾為香港書展2011年度作家展品之一,則已非孩童玩物,可觀而不宜玩了。

書中說明玩具屋源出德國,盛行於荷蘭,再傳遍歐洲。本來是有錢人家的玩意,其後平民化,走進普通人家。一方面這是玩具,另一方面同時是教育,教導兒童認識生活,所以屋子從外至內,總反映真實的生活。如今經典的玩具屋,由於都是實物的微型版,可作珍貴的歷史文物,都收藏在博物館,著名的更成為國寶。歐洲大部分的名作,西西都親臨參觀過,據敘事者的描述,包括德國、荷蘭、瑞士、英國等地的博物館;以及台灣袖珍博物館。其實並不止此。其中一次我曾隨她到英國參觀一個玩具屋的展銷會(Dollshouse and Miniatures Fair),書中只寥寥二十字,說搜集得一件漂亮的高背書桌,是在「英國旅行時,遇上娃娃屋展銷會,特別乘火車去看」(頁72),我可以略作補充。這種集市在英國各地,大型的小型的,每月都有舉行。展出的固然有商家的製作,更多的是個體戶自己的製品,別以為這是中產階級的玩意,其實豪宅與茅舍,豐儉隨人。哥德在法蘭克福故居的玩具屋,連閣樓,足有五層高,令人驚嘆;寫彼得兔子的波特女士在湖區山頂舊宅保留的玩具屋,小巧樸實,也另有風味。而且製作者絕大多數是普通平民,不少已經退休,大抵男的做厚重的框架,女的做椅桌橱具之類。敘述云:「原來我們連造房子也受商人的擺佈,他們生產的玩具屋都是一幢幢漂亮的大房子,而不會是簡樸的茅舍。幸而各地不少玩偶屋的主人已經另起爐灶,自己建些茅屋村舍,二層高,二、三個房間,溫暖,樸素。」(頁65)觀眾則男女老幼都有,屋迷互相交流,展示自己的製作,告訴你製作上小小的並非不重要的竅門;也有的婉轉地暗示,他做的耐看些,便宜些。大家融入一種同一話題而不同表述,既親和又對立的氛圍。

這類實地實物的參觀,加上玩具屋雜誌的訂閱(英美這種雜誌甚多),為作者提供寫作的材料,尤其是感性的體驗。她身體力行,自己也動手做,那時她的右手還沒有失靈。至於英國十八世紀的歷史,微觀的,宏觀的,主要通過閱讀。書中記述的喬治亞時代的種種,從一個房子出發,包括室內的地庫、書房、臥室、沙龍、閣樓、家具、顏色、內外牆、中國風牆紙、地板、天花線、條紋、桌布、風格,僕人、賣妻,等等,而至整個國家,東印度公司、馬戛尼爾訪華、大旅遊、珍妮紡車、農業、羊吃人、污染、消費革命、泡沫、掃灰童、黑奴、教育、園藝家、設計家、新舊新門監獄、新門小說、衛生、城鄉、收藏家、刊物、娃娃屋小說,等等。我稍稍計算,約五十多項,每項大約千多字,若即,也若離,這些畢竟不是真切的經驗,寫的更不是英國歷史,目的是追溯我城的過去,「因為造房子的緣故,我逐漸翻查英國過去的歷史,這些歷史,如何跟我們截然分割?這之前,我只是略識之無。」(頁65)至少有兩三次,人偶叮囑敘事者,你不是當事人,你這是外人的眼光看過去,我們比你清楚。不過,當說到工業革命所謂自由貿易的後遺症而產生我城,則非十八世紀的人物所能知:

 

──鴉片戰爭,香港?

──我城。

──?  (頁110)

 

敘事者於焉取回發言權。其中,寫到十八世紀最可怕的房子,原來是新門監獄,但這種房子並沒有過去,新的新門監獄變得更可怕:

 

十八世紀的新門,囚禁的是人的肉身,但此前此後的監牢,要囚禁的卻是人的靈魂,例如中世紀的宗教異端法庭,二十世紀二次大戰時期納粹的集中營,這些,都過去了,二十世紀末以迄今,最恐怖的監牢,其一設在伊拉克阿布格里(Abu Ghraib)。

我陸續讀到美軍虐待戰俘的報道,已見怪不怪了。鴉片戰爭產生的南京條約,除了誕生了香港,英國人還取得所謂「領使裁判權」,即是說要是英國人在中國本土犯法,並不由中國裁判,而交由英國領使裁判;其他各國,包括美國,接着也取得同樣的權利。據學者剖析,鴉片戰爭的原因,其一是中西法治理念分歧,我們知道,戰爭的導火線是新界一位村民和英兵爭鬥被打死,林則徐要英人交人嚴辦。據說外國人不信中國法,認為是人治的,因為疑犯要證明自己清白,而不是,像普通法那樣,控方要證明疑犯有罪,否則利益歸於被告。二百年後,一個號稱自由、民主的超級大國為了對付恐怖分子,在這裡那裡設立監牢,監禁的是潛在、可能、涉嫌的恐怖分子,這是中國古代的莫須有。

阿布格里是其中一個這樣的地方。最近看到哥倫比亞當代畫家、雕塑家博蒂洛(Fernando Botero)畫阿布格里美軍虐待戰俘的作品,集中繪畫囚犯被虐的苦痛,悲天憫人,而不必畫出虐人者的猙獰。(頁146)

 

工業革命,又何曾真的過去?少年湯姆對外面的世界很好奇,透過喬屋對面的電視,看到廿一世紀的天災人禍:

 

──我看見許多東西。真奇怪,這麼小小的四方盒子,裡面卻有許多東西。

──湯姆少爺,你怎麼不去做功課呀,學校的作業都做好了麼?

──盒子裡那麼多可怕的東西。將來的世界真是多災多難。整座大厦倒下來了。有一個地方海水沖上岸,淹沒了鄉村。

──做功課……,湯姆少爺……。

──有一個地方的小孩子很瘦,只有皮包骨頭。很好看的冰山碎裂,掉進水裡。大白熊生活得越來越困難了。我可不要活在這樣的世界。瑪麗安,你有聽我說麼?你怎麼睡着了?(頁48)

 

他後來看到大自然更多的災禍、小地方無日無之的遊行。他這個年紀,對生命,對存活的意義,以至對將來的世界,充滿困惑、憂慮。他會問照顧他的瑪麗安,人死後會到甚麼地方去,他早夭的哥哥也叫湯姆:「──當你叫湯姆少爺,我有時懷疑,你其實在叫我的哥哥。」他追問:

 

──我不會到外國打仗麼?像叔叔那樣?

──怎麼會呢?叔叔是你家的幼子,不當牧師的話,就只好當兵,可你不同,你只要把書讀好。(頁79)

 

然後,當叔叔從美國獨立戰爭回來,受了傷,他問叔叔是否真的把敵人殺死了,叔叔告訴他打仗就是這麼一回事,這是軍人的工作:

 

──你也受了傷。爸爸好像很生氣,是因為我們打輸了?

──我們失去了美洲。但湯姆,到你長大後,你就會知道,事情複雜得多。

──有多複雜,叔叔?

──到你長大,你也會到外面去看看,你會發覺天地之大,無論你居住的地方大小,無論膚色、種族,甚至無論是否相信同一個上帝,我們都是平等的,我們都有同樣的權利,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我那次受傷,暈死了過去,幸好有一戶農家把我拯救過來,帶回家去了,他們為我療傷,直到我精神好多了,才把我送回部隊去。(頁115)

 

愛德華叔叔離開喬屋之前,叔侄之間還有過三次對話。一次,叔叔告訴湯姆他給報刊寫稿,寫掃煙囪的男孩;另一次,寫纺織廠的女童工。他們同樣受生活所迫,不人道地工作。這是十八世紀的社會現象,他希望喚醒大家的良知,改變這麼殘酷的社會。這當然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想法。湯姆說:

 

──將來的社會會變好嗎?

──會的,當然會,但人類必須努力。

──我看世界會越來越可怕。

──湯姆,你怎麼會這樣想呢?

──我不知道,也許是夢見。

──應該樂觀地看,我寫文章,就是認為人間還是有希望的。(頁115)

 

書中他們最後一次說話很有意思,叔叔問湯姆在學校讀書,最喜歡甚麼科目。湯姆答最喜歡歷史。叔叔說:「好啊,歷史這一科很重要,即使不喜歡,也要好好用功。」然後湯姆這個「問題學生」問到亨利八世何以會把著名的學者、作家湯瑪士‧莫爾殺了。莫爾就是那位《烏托邦》的作者。叔叔答:那是亨利八世想有一個兒子繼位,皇后辦不到,就想離婚另娶,但天主教並不容許離婚,他就改信新教,不再聽令於羅馬天主教教廷。湯姆問:

 

──這和莫爾爵士有甚麼關係?

──湯瑪士‧莫爾是大法官,是大學者,很會寫文章,很有影響力,當亨利八世下令所有人要宣誓同意改宗,他認為這不對,拒絕了。他曾主張宗教自由。他也不是拒絕,他只是保持緘默,拒絕宣誓同意罷了。

──喔。

──莫爾很懂得法律,你知道,有人說他申辯時提出:在法理上:緘默表示同意(silence gives consent)。

──緘默表示同意?

──對,他當時的處境很困難,我們叫這個是兩難的困局。當你按着聖經說,我同意,這麼一來就違反了自己的信念。人要有信念,湯姆。可是要是你說不同意,就要殺頭了;你要考慮你的家人。莫爾的太太、女兒、女婿都勸他,只那麼一句同意罷了。

──真替莫爾爵士難過。叔叔,如果你是莫爾爵士,你會說同意嗎?

──為甚麼這樣問呢,湯姆?

──你會考慮妻子、兒女,同意宣誓,只簡單說我同意,承認國王的做法?而不必成為……?

──烈士。要求別人成為烈士,那必得是在非常非常特別的時刻。我的情況簡單得多,我還沒有妻子兒女,其實我從美洲回來,親眼看到許多事物,讀過一些書,這些日子,我對許多事物反覆思考,有了不同的想法。要是莫爾說我同意,在最後關頭,在不傷害其他人的時候,我是理解的。但湯姆,湯瑪士‧莫爾之所以更值得我們尊重,因為他一面表現出勇敢、無畏的精神,另一面又很人性,他愛惜生命,愛護家庭。他沒有放棄原則,但也努力、靈活地周旋,他抵制宣誓,又想辦法保住性命。

──叔叔,可以告訴我你打仗受傷的情況嗎?

──好的,但湯姆,記着:緘默的自由,就像打仗,是自由的最後防線。自由是甚麼呢?自由就是你可以對任何公共事務發聲,表示意見,尤其是不同的意見。這很重要,但更根本的是,你可以保持緘默,拒絕表示意見。緘默,有時候也是一種意見。當他們要求你說甚麼,規定你說甚麼的時候,同時就規定你怎麼說。(頁140)

 

這是一位十八世紀生活在君主極權時代的知識分子留給我們的智慧:當平等對話變得不可能,緘默,拒絕表態,是自由的最後防線。緘默表示同意,但有時,卻是抗議。緘默也是有聲音的,要放在現實的處境去聆聽。歷史啟示我們,無論你願意與否,你可能會失去這種自由,不得不表態。簡化的表態,為表態而表態,其實已違反文學的本旨。

 

5

喬屋一家人偶之外,還出現一位現代的時裝娃娃百麗菲,敘事者在買來玻璃櫃前,暫時把她安置在喬屋裡,她和湯姆聊起來,本來隨意的談話,卻扯到了生存的意義、遊戲的本質。她另有一番見解,在後來以至其他的世代,這些見解,一如她的時裝,容或百變,好歹流行一時:

 

──我是人偶?

──你的麻煩來了,當你追問:我是甚麼,就沒有好日子過。

──我是人偶,不是人?

──人是有生命的,會生老病死,人偶不會,你不會,我也不會,我們都是根據人的形象塑造,你是木頭做的,我則是樹脂。

──我不是人?

──不是人有甚麼不好。人可不是一切生靈的唯一界定。我們不會生病,只是破爛;不會死亡,只會腐朽。不會自相殘殺,不會為自相殘殺想出許許多多的藉口,連我們這些玩偶,也可以成為人類彼此仇視爭鬥的工具。我們青春常駐,大不了是過時;這是人的口味問題,變得也真快,也許是因為他們的生命太短暫吧。我們呢,沒有意外的話,可以活幾百幾千年。

──為甚麼我是玩偶?為甚麼我住在這座古怪的屋子裡?為甚麼你會從天而降?

──不要問,不要問,許多事情不是我們可以明白的,你問問人類吧,他們也沒有明確的答案,只會越說越複雜,結果糾纏不清,然後又互相吵鬧。你就當是冥冥之中的命運吧。

──命運?

──就是懂得你的條件限制,明白自己的優劣。譬如我搬到這裡,就不是我的意思,我多麼渴望住的是大屋,漂漂亮亮的讓人欣賞。但我們既然恰巧在這個時間這個地方邂逅,何不也愉愉快快地相處。來,還是幫我把門外的行李搬進來。

……

──百麗菲,你可知道,這是我們喬家的房子嗎?

──當然知道,但可不要把我當成入侵者好不好?你以為你還生活在封閉的農業社會麼?何況,我也不過是暫時寄居一下罷了,誰又不是呢?

──那麼到這世上來又有甚麼意義?

──意義?人出生了還不是走向死亡,我們呢,走向腐朽。所以還不如做好自己的工作,小夥子,你看,我喜歡我的工作,我做得多漂亮。

──你說是人造我們的,那麼又是誰造人呢?

──這我可不管,人是喜歡遊戲的動物,十七世紀的巴洛克,十八世紀的洛可可,都是遊戲,人,就是遊戲的動物,Homo Ludens,遊戲就是人的本質。哈哈,人自己會否成為其他甚麼的玩物,有何不可?你可不要掃興,破壞遊戲。

──即使是人偶,我也要做一個有意義的人偶。

──你也許聽得太多童話,聽瘋了。(頁128)

在課程裡曾有朋友(應是一位老師)問我:愛德華叔叔是否代表作者西西的聲音呢?我答比較接近,但又不完全是。所有喬屋裡的人物,分歧,甚至對立,總有一部分屬於作者,反映作者的心聲,可又不能等同。這是複調小說的精義。百麗菲的生存哲學,恐怕不是西西所能認同,但百麗菲說「人可不是一切生靈的唯一界定」,卻是她後來的一本書《猿猴誌》的主題。

百麗菲提到Homo Ludens(遊戲的人),這令人想到荷蘭文化史家約翰‧赫伊津哈(J.Huizinga,1872-1945) 1944年同名的名著,赫伊津哈指出人喜歡遊戲,遊戲是人的本質,文化充滿遊戲的成分,文化即從遊戲之中產生。他列出遊戲的五種特徵:一、自願參與;參與者是自由的。二、打破日常真實的生活;是生活的間歇、裝飾、擴充。三、空間和時間有限定:在特定的空間內「演出」,在特定的時刻「完成」。四、所有遊戲都有規則,破壞規則的人要摒棄出去。五、無關功利。

經營一所玩具屋,的確是一種遊戲,敘事者是在嚴肅與不嚴肅之間假裝遊戲(play-act),但遊戲,誠如西西一次在接受錄音訪問時指出,也有積極與消極之別,消極的遊戲,純粹是打發時間;積極的遊戲,則逗引參與者的積極性,發揮創意(香港電台:《人文風景》張灼祥訪問,2009年9月19日) 。在經營玩具屋的遊戲過程中,她發揮創意,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城市。書裡敘事者和人偶最後的一句話是:

 

──愛倫,很高興認識你。

──我也是,小朋友,請不要介意我開的玩笑。(頁208)

 

這是動人且圓滿的告別式。然則,喬治亞房子的装修和佈置完成了麼?之前,敘事者和喬先生談到裝修工程的拖延,喬先生明白人情世故,說這是傳統,總是沒完沒了的,敘事者彷彿自我解嘲的答,並且再進一步:

 

──總是這樣?其實玩具屋的內外工程的確永遠也沒完沒了,因為一切都可以隨時更換。比如說,我們的玩具屋可以成為一幢玩具屋的博物館。(頁77)

 

然後,敘事者在敘述裡重提:

 

娃娃屋吸引屋迷之處,正是它的流動、非完成,偶然凝住,卻又準備隨時變更。它是流動不息的活水,我們觀看它時,它不過也剛巧停下來觀看我們。(頁77)

 

娃娃屋原來也可以打破固定的框架,開放形式:

 

打破屋子的框框,以盒子形式代替,並非二十世紀的新事物,早在紐倫堡的櫥房佈置就有了。……房間盒子設計者於是獲得更大的自由,也不必兼顧鄰室。……

房屋形式解放了,同時也擴大了內容,以前只是一幢房子,一個家庭,漸漸地,由於房間盒子流行,任何場景都可以再現,商店、花園,也出現了新景象,商店可以是緊貼時代的快餐店、的士高,花園也可以是摩洛哥花園、日本花園,甚至有人設計法庭審案、喪禮靈堂。這些嚴肅、悲哀的人世物事,已遠離了兒童快樂、單純的世界。再進一步,設計貧民區、遊行、集中營,有何不可?這些地方,更不應該有漂亮的外框了。(頁196)

 

我喜歡的是建築和家具,我可以用紙板做屋子和家具,加上圖畫,擺滿了一屋子,我的喬治亞變身成為小小的紙板建築,變成家具博物館。英國的鐵路可以變成藝術館,荷蘭的教堂可以改為博物館,香港的牛棚變為學舍、展覽室,這叫「跨界規劃」(crossprogramming)。是的,為甚麼要限制自己呢。(頁204)

 

這畢竟是小說,提出思考,而無需答案。全書最後一節是家庭日,親友聚會,各自表述自己理想的屋子:有的喜歡鄉村,有的喜歡城市,各有所求,各有不同,甚至有的犬儒,根本就不相信有「理想的屋子」:

○別問我,我根本就不相信這一套,我不信人可以在世間找到理想,你解決這個問題,又會產生另外的問題,你以為問題在屋外,原來同時就在屋內。(頁212)

 

這之前,敍事者回答湯姆,同樣指出:

 

──不會的。將來的世界,會有許多不同的制度,大家吵吵鬧鬧,甚至打打殺殺,付出許多代價,總以為自己的最好,並且要強加給別人。(頁106)

 

最後,是這樣的:

 

○房子也會思想,有喜怒哀樂,你何不問問它,為甚麼把它弄得那麼不協調,那麼脆弱?何不問問,我們怎會把這個星球搞得千瘡百孔?

○你呢?這一位,你看來像來自十八世紀。

 

6

這是一本相當豐富的書,啟發讀者思考的還有政治體制的問題(共和政體/君主立憲)、環保問題、現實主義與真實的問題,等等,當然,還有寫作的問題。書中女傭瑪麗安是一個努力上進的人物,無論工作多忙,睡前總翻翻書。一次,湯姆問她:

 

──那你看的甚麼書?

──一位新作家的小說。

──有寫美國獨立戰爭麼?

──沒有。

──有寫法國大革命麼?

──沒有,這一本沒有,但是否一定要寫,要證明她關心時事?(頁124)

 

這位在十八世紀下旬出現的新作家是誰?沒有點明。本來應該是珍‧奧斯汀,但她的小說要到十九世紀初才正式出版,她不寫美國獨立戰爭,不寫法國大革命,在某些人眼中,是沒有反映社會現實。法國大革命尤其搞得天翻地覆,震動英國,引起對政制的爭辯,可奧斯汀的小說淡定地隻字不提。她顯然是刻意的,她關心的是永恆的人性,愛情、親情。而事實證明這絲毫無損她的文學成就。瑪麗安幽默地反問:是否一定要寫,要證明關心時事?是的,讀《我的喬治亞》,可不要錯過那些睿智而幽默的筆觸。

總結而言,這是西西的另一本傑作,至少有三點特色:

一、內容的開拓:

以玩具屋為題材的長篇甚少。有的,誠如書中所說,都是鬼怪靈異,只為消閒,不宜兒童。

以玩具屋的構建為框架,追溯產生這屋子的時代場景,而這場景又跟後來作者生活的現實場景(產生香港,牽涉中國,也影響這世界)接連,這就是新內容,這種認識是逐步開展、深化的,既回顧,又呼應眼前的現實。另一面,也讓我們思考創造者與創造物的關係,框架是一種制約,內容必須互相配合。

構建玩具屋是一種遊戲,自己動手,積極參與,則這遊戲也是創造。這書其實也指出遊戲在文化的積極意義,人在遊戲裡認識、發現他自己。

二、形式的創新:

玩具屋的構建看似寫實,框架內的人偶,各具代表,雖屬虛構,但戲假情真,他們跟作者以至彼此的對話,是匯通中與外、人與物、古與今、真與假,既有分場的功用,同時說明造物原來都有思想感情,包括外來的、暫居的,都自有生命。他們會主動和造者協商、提出意見。這是複調小說的擴充。各種人物都有發言權,且能平等對話,自尊尊人,這毋寧是作者理想的體現。

細描自己動手經營內部空間,學習、探究、試錯,這形式跟現實社會的經營,同樣結合得天衣無縫。

三、香港獨有:

這是只有香港人才能寫的小說。從九七的歷史大框架來看,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中國政府為港人提供一個框架,框架裡的內容還需港人「自己做」。這是寓言的讀法。而這寓言,則唯香港作家的體會最深切。

人總是努力營建自己牢靠的家,理想不盡同,且受歷史地理各種各樣條件的制約,但不是說無需努力,也無能為力。制約可以轉化成優勢、力量。在眾聲複調裡,一家人那樣,彼此尊重,然後互相競秀。書名《我的喬治亞》,一如《我城》,「我」固然涵括「我們」,無需廢詞,更重要的,其實是對每個個體的肯定,對獨立人格的尊重,這是互為主體,並且,這又是在「我們」之前的謙遜。

而建設是持續不斷的過程,永遠沒有完成,不能論定。這小說正在寫,一直寫,豈獨西西一個人,其他香港人都參與了。


何福仁,香港大學畢業,主修中國文學及比較文學。著有詩集《龍的訪問》、《如果落向牛頓頭腦的不是蘋果》,散文集《書面旅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