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惠民：仁者之風　山高水——痛悼曾敏之先生

1月3日下午，驚悉曾敏之先生於當天早晨仙逝，享年九十八歲，未及期頤。

初聞噩耗，十分沉痛，再翻檢出近十年來曾老給我的十來封親筆信，更是難抑心中的悲痛……

猶記一個多月前，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在廣州開幕前一天，還抽空和幾位老朋友一起去華僑醫院看望過病中的曾敏之先生。一進病房，看到曾老消瘦的面容，一種莫名的傷感湧上心頭。誰都知道，華文文學事業，是這位三十年代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的文壇新秀、四十年代連續兩晚採訪周恩來而一舉成名的《大公報》記者，中年遭逢種種不公平待遇甚而被打成右派投入牛棚，晚年傾注全部心力於華文文學事業的領軍人最為掛心的事情。作為中國世界華文文學事業的開創者、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名譽會長的他，這次卻不能躬逢其盛，不但不能出席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在他，該是晚年的最大遺憾吧？），還住進了近在暨大咫尺的醫院的特護病房，真是人何以堪！看望時，張炯、饒芃子、劉登翰、陶然先生都眾口一詞地勸慰他安心住院，會一天天好起來的。我還亮出了剛剛出版、前一晚才拿到手的自選集《邊緣的尋覓》給曾老看，他寫給我的詩，經他首肯，作為「代序」置於全書首頁，使拙著大為增色。對曾老的嘉勉提攜，我當面再次表示了感謝。他邊看書，邊連連說：「好！好！」我祝他早日康復，他則頻頻點頭。當時心中還暗想，曾老，您一定能挺過這一關，您百歲壽誕之日，我一定再赴花城為您賀壽！

沒想到，僅僅四十多天後，曾老就離我們而去。 與曾老交往的往事一幕幕浮上心頭……

初見曾老，是在二十三年前的1991年，那年7月，我第一次參加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 傍晚報到時，剛進入翠亨村（中山先生故里）的翠亨賓館，老遠就看見大廳裡燈光下，一群人圍着一位古稀老者在交談，老者着西裝，打領帶，談笑風生，氣度不凡。同行的元洛師兄向我介紹說，那位老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曾敏之曾老，香港作家聯會的創會會長，1946年他當《大公報》記者時，曾以一篇〈十年談判老了周恩來〉名聞天下，成為中國記者中採訪周恩來的第一人，時年二十九歲……

翠亨會後，便常有和曾老見面的機會，基本上都是一些會議場合。近距離的接觸，較為深入的交談，拜讀他幾次賜贈的新著，聆聽他在多次學術會議上的講話，確實讓我獲益良多。聽聞他為了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的成立而以古稀、耄耋之年奔走於粵、港、京之間，全心投入而又功成不居，也逐漸感知了他對事業的一片深情，領略了他開闊寬容的胸襟風範和人格魅力。從他的身上我真正切近地懂得了，何謂學者襟懷，何謂領袖風範。我贊同有的朋友對他的概括：既有學者的智慧，又有記者的敏銳，哲人的思想與詩人的激情兼備。廈門大學朱雙一教授認為，曾老「堪稱華文文學研究之父」，我高度認同。

1997年2月，我從韓國結束客座回國路過香港，由老同學陶然（時任《香港作家》總編輯）安排，與香港文學界的幾個朋友見面餐敘，其中最年長者，就是曾老總。2000年我到台灣中央大學開會回蘇經港，曾老總特地做東請我餐聚，除陶然外，還專門約了著名評論家璧華，介紹我與他相識。席間問起，才知道曾老是自己一個人搭地鐵來的，真是沒想到！那時曾老已年過八十，精神卻那樣健旺，又如此重情重義，令我不禁既欽佩無已，又深受感動。

2002年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成立以後，因為忝列學會領導層而要不時參與一些小範圍的會議，於是，和擔任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名譽會長的曾老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多，幾乎可說是年年見面，一年見上兩三次的情形也是有的。使我永難忘懷的是，曾老多次在會上人前對我的褒讚與肯定。2003年在第二屆海內外華文文學研究機構負責人聯席會議上，曾老在講話中感謝多年來給他「鼓勵」、「扶掖」的朋友（其實那時我還沒寫過專門單獨評論他的文章，只是在主編的《台港澳文學教程》中列有他一節），列舉了四、五位同行專家的名字，且把最年輕的我列在最前面！這讓我大感意外，更覺得擔當不起。曾老提攜後學的拳拳愛心，於此可見一斑。

2005年秋日，由陸士清、秦嶺雪幾位朋友策劃了一個小規模的筆會，在杭州西湖畔金溪山莊祝賀曾老八十八歲米壽，我也應邀出席，並代表蘇大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給曾老敬獻了一個花籃，曾老十分開心。回蘇不久，就收到他國慶前夕寫的一封信，除談及近時他為籌劃成立「世界華文文學聯會」返港之事外，還再次講到我在杭州祝壽會上的發言：「垂顧與溢美鼓勵之情，令我感激涕零。此種古道熱腸、重義輕利的風格，於今之滔滔俗世，已難複舉！而您對衰朽如我更扶掖有加，有生之年難以忘懷，愧難回報就是了」。他對重義輕利的推崇，我感覺，絕不只是對我個人行事風格的一種肯定，而是他的基本價值觀的宣示，是他為人處事的一種方式，表明他對學界的某些不正之風絕不容忍、認同。「垂顧」、「扶掖」等語本用於長者對晚輩，卻被曾老用在比他年輕近三十歲的我身上，讀着他的信，我一則深感惶恐，一則又無法不被他謙和的仁者之風與真情深深打動！歷年賜贈給我的幾本書，都是寫「曹惠民教授指正」（甚至「教正」），落款有時是「曾敏之贈」，有時竟直書「弟  敏之」，或「曾敏之拜」，他待人接物保留着傳統士大夫的古風遺韻，言傳身教，給我很深教益。

兩年前暮春之日，九十六高齡的曾老，從廣州坐着輪椅乘飛機北上出席學會在復旦大學召開的「華文文學學科建設研討會」，會前他曾興致勃勃地希望自己「還期策杖遊江南」的夙願得償，結果卻因突發足疾而未能來蘇州大學出席會議的後半段，更未能和我們同遊瘦西湖，在我，可真是說不盡的大遺憾。會後，他在6月4日特地來書，信中述說：「只因老病腿疾轉頻劇痛未能追隨諸賢赴蘇州參訪蘇大，遺憾可想。何時再到江南，於我衰殘之年，難卜後會之期了」，讀之令我心酸不忍。又提及我贈他之書，「您對學術研究之殷誠與識見，反映您對華文文學的貢獻。期待您的史著問世，您的整合創見具有遠瞻的影響，特致敬意。讀您的舊文，對師道友誼的追述，表現的真誠純樸，歷久彌珍，證之如今澆薄的世道人情，已屬罕睹了。感佩何如！」 在另一封信裡，他還說：「在我的人生過程中，幸能得與您結為忘年之交，多承關懷，令我不勝銘感，您與陶然兄都是我的知交。」曾老認我為「忘年之交」、「知交」，我在深感榮幸之餘，更把它看作是曾老對我的激勵期望。此後的日子，我總時時提醒自己：所言所行，是否與曾老的期望有悖。

2013年初，曾老得知我主編的《台港澳文學教程新編》將由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時，特地在3月6日賦詩〈七律一首――奉贈惠民教授〉以賀，詩云： 「縱筆勤探兩岸潮，知珠識璞藝評高。潛心絳帳栽桃李，遠播神州樹座標。翰藻馳思騰美譽，縹緗長卷證辛勞。環球拭目誰爭勢，抒展華文載體超。」幾天後，又寫了一首〈浣溪紗――奉贈曹惠民教授〉，詞云：「如椽筆探港台文，辨璞識珠最認真，著述長卷賦先聲。絳帳勤栽菁莪美，藝林共仰德行深，華文邁世作幹城。」字裡行間，充滿對後學的提攜嘉勉之意，曾老還親筆把七律寫在宣紙上寄來。去年，我要出一本自選集，想把曾老的另一首題詩（見拙作《邊緣的尋覓》，此處不贅）作為該書的代序，便徵詢他的意見，他很快來信表示同意，又特地用傳真發來親筆所寫數語，並說「您的享譽，是實至名歸」，在我，則把這話看作是對我的鞭策。其實，他不僅對我如此器重厚愛，據我所知，曾老對真誠治學的後輩學人，從來都是不吝讚譽之詞，顯示出他的高境界、大胸懷。他對後學的關注、幫助、提攜、獎掖、褒揚……時時感動着我，內心也一直以曾老為楷模：為了華文文學這份志業，當盡一己微薄之力，扶持舉薦年輕學人，俾使事業常青，後繼有人。

幾十年來，曾敏之先生（筆名望雲）出版的著作已近四十種。作為一個報人，曾老有傳奇般的人生經歷，作為一個學者，曾老有深厚的學術造詣，同時，作為一個文學組織家、社會活動家，他又有罕見的凝聚力、號召力，求諸兩岸三地，也足稱碩果僅存，罕見其匹。2003年香港特區政府曾特別授予他榮譽勳章，表彰他對現代華文文學的傑出貢獻，是最好的說明。

曾老在回憶半個多世紀前在《大公報》「程門立雪」受教的往事時，說到感受最深切的教誨，便是當時主持《大公報》筆政的總編輯張季鸞先生向編輯、記者告誡的一番話：「我們常有一種覺悟，就是要做一個完善的新聞記者，必須由做人開始，個人的人格無虧，操守無缺，然後才算具備一個完善的新聞記者的基礎。」現在來看，「人格無虧，操守無缺」這八個字用以概括曾老一生，可說十分貼切。他也曾自道，自己是「右手拿筆，左手拿梅花」。所謂「右手拿筆」即繼承中國文人「文以載道」的傳統，以筆報國（正如他多次所言：「書生報國，禿筆一枝」）；所謂「左手拿梅花」，即堅守做人的氣節和操守。環顧當下的文壇學界，如此人格，如此操守，曾老之後，何其難覓？

前輩的風範、風骨，山高水長，是我們這些後學最應珍惜的精神財富。當此「滔滔俗世」，「面對澆薄的世道人情」，我從內心深處知覺，曾老對「古道熱腸、重義輕利」風格的肯定和我的導師錢谷融先生對「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推崇，在為人處世的價值觀上，其實是深度相通的。這些無疑是我立身處世的最高信條、準則――我將此生力行，直到最後。

曾敏之先生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的功德業績將不會為後人忘記。特撰一聯，獻於曾老靈前：

音容宛在  望雲山高，

風範永存  德懿水長。

                               2015年1月曾老仙逝次日寫於姑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