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益懷：純文學品性的追求與堅守——《香港文學》創刊三十週年感言

《香港文學》是香港文學的重鎮，也是世界華文文學的重要平台，我常在想，如果沒有這個媒介，香港的文學該是怎樣的氣象？可以這樣說，《香港文學》創刊三十年來，為香港也為世界華文文學界開闢了一個春意盎然的詩性綠洲。作為一個讀者作者乃至見證者，我想對《香港文學》之於香港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的貢獻，說兩點看法︰其一是凝聚了一大批香港及海內外的作者，形成了一個「香港文學」作者群，展示了豐碩的成果；其二是展現出高度的文學素質，樹立了文學性追求的標杆，具體來說，就是不媚俗，具備超然的純文學品性。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這種高度商業化的社會環境，文學的生存不易，刊物的經營更難。在我的記憶中，香港的一些高品位的純文學刊物，如《八方》、《素葉文學》等，儘管都有不俗的文學表現，至今為人津津樂道，但都無法長期生存，《素葉文學》苦苦撐持了六十八期便告結束，令人惋惜。《香港文學》能夠歷三十年而茁壯，可謂異數。這一方面固然有投資者長期支持的功績，另一方面則是編輯的不懈努力與堅持的結果。

文學刊物也像人一樣，有自己的生命和品格，而且有甚麼樣的編輯就有甚麼樣的刊物風格。也許同是一個文學編輯的緣故吧，我在看一份文學刊物時總不免會犯上「職業病」，以挑剔的眼光來審視，我的閱讀重點不是具體的作品，而是其欄目與版面安排。因為，一份刊物的編輯並不是坐等作者投稿的大老爺，也不是等米下鍋的小媳婦，相反，是一個運籌帷幄又勞心勞力的謀士，其職能是精心的策劃，用心的組稿，細心的審閱，周詳的鋪排。所以，一個刊物的氣象，最終取決於編輯，尤其是靈魂人物主編的視野、眼界與境界。

在香港眾多的文學刊物中，《香港文學》是其中一份策劃有道的期刊，就以每年一月號的「香港作家小說專號」為例，集中展示香港作家力作，儼然成為香港小說的重要展示平台，說是一份年度選也不為過。我相信，投稿年度小說專號的作家，都會鄭重其事，把自己最滿意的作品展示出來。至少，我個人是不敢馬虎的，總是力求有一定的品質。這個專號所刊佈的小說有不少精品，如王良和的〈魚咒〉後來不僅被選入香港小說年度選集中，並獲得獎項，由此也可說明這個品牌所具備的含金量。說來，這個年度專號所凝聚的作家，陣營龐大，成就不凡，從今年這一期的入選名單即可見一斑︰崑南、王良和、羅貴祥、韓麗珠、謝曉虹、黎翠華、游靜、葛亮、李維怡、蓬草、陳惠英、朗天、梁品亮、沈西城、黃淑嫻、黃勁輝、潘國靈、廖偉棠、郭麗容、麥樹堅，可以說囊括了香港當下較具創作實力的健筆與新進，如加上過往的作者，如盧因、陳寶珍、董啟章、王璞、余非等，已可以用一個「香港文學作家群」來命名。另外，《香港文學》不時推出的「散文專號」，也集中展示了不少香港作家新作、力作，績效一如小說專號，有目共睹。同時，該刊又不定期推出海外華文文學特輯，展示不同地區的創作成果或推介名家新作，在這些專輯中，如印尼、泰國等地的華文作品展，都有助擴闊讀者的閱讀視野，內容和風格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這些正是香港這份「老牌」文學雜誌的成就之一。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香港文學》在文學性方面的堅持，也是一個突出的成就。可以說，堅持純文學的辦刊路線，是她三十年不變的宗旨，而且也正是這種不媚俗的品格，賦予了她超然的格調與超卓的地位，成為香港文學的一支標杆。

我這裡所說的「不媚俗」，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則市場之俗，二則政治之俗。

如前所言，香港的世俗環境重商輕文，在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博彩心理、功利投機為社會價值取向的年代，不少文化類期刊都以市場為導向，行通俗的大眾化路線，以讀者的趣味為依歸，於是市面充斥情色暴力與星相命理等的流行文化雜誌；縱使後九七時代，社會風尚有所變化，期刊市場依然是以時尚消費類的次文化產品為主潮，純粹的文學刊物大都慘淡經營，不得不借重流行元素以求存。在這樣的商業文化語境下，從俗是一種堂而皇之的理由和生存之道，可想期刊的市場誘惑是多麼難以抗拒，然而，這三十年來《香港文學》都沒有向市場讓步，始終以高標準的文學尺度甄選稿件，務求以富於文學性的高品質作品饗饋讀者，這實在是難得的堅持。

一說到「媚俗」，大家想到的可能是市井之俗，而在我看來，趨附政治、響應號令，也是「媚俗」的一種表現。香港文壇從來都不是一個「世外桃源」，相反自來不乏政治意識型態的交鋒，且不說冷戰時期的左右對壘，就是回歸後的政治爭拗、陸港矛盾，也都無可避免地會令文學投映出刀光劍影，乃至被挾裹到政治的濁流之中。放眼香江文壇，一些文學刊物不乏應景趨時的濫調，而一些則似乎成了社運刊物，無疑都走上了非文學的道路，他們的一個共同弊病是以政治意識型態為標準，將文學當作宣傳品或號角，長此以往，只會使文刊淪為政治的宣傳機器。值得慶幸的是，《香港文學》三十年來都能保持一種超然的姿態，不捲入任何的政治泥漿戰，而是始終以文學性為第一準則，超越黨爭，超越意識型態壁壘，還給讀者一片詩性的綠洲，給人們一個遠離喧囂的清淨地。可以說，正是這樣一種純文學的堅持，將她從眾多的偽文學期刊中區別開來，成為香港文壇，乃至中國文壇上獨樹一幟的文學重地，值得大家為之鼓與呼。

這就是我個人對《香港文學》三十年功業的認識和評說。最後，我願以一個文學同道的身份，對前後兩位總編輯劉以鬯、陶然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他們的文學理念也許不同，而且風格迥異，但都能秉持一個文學理想，堅持文學性的品性，無疑已贏得讀者的認同，同道的讚賞。

祝福《香港文學》，並期望她成為香港的「文藝春秋」，成為海內外讀者與文學人都共同珍視的文學家園。

                                                    
2015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