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進：詩壇漫憶

右邊出事的艾青

如果要求只舉出一位中國現代詩人，那麼，我覺得應該是艾青，他算是新詩最重要的領潮人吧。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和艾青也是有關係的。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初，延安的壁報上出現了一些文學作品，引起賀龍、王震等將軍的不滿。毛澤東得訊後，晚上提着馬燈親自去看，也覺得問題嚴重，於是邀請剛到延安不久的艾青去窯洞一談。艾青建議，開個會，由毛澤東談談。這就是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來源。

和臧克家的侃侃而談的風格不同，艾青話語很少，那不多的語言總是幽默風趣，透着詩人的睿智，所以秘魯詩人聶魯達稱他為「迷人的艾青」。一次，我們幾個搞詩評的去看望艾青。有人掏出本子，請艾青題詞。艾青給古遠清題詞：「香遠益清」給阿紅題詞時就開始開玩笑了：「阿紅不是新疆的阿訇，而是詩壇的舵手。」1988年1月18日，重慶發生空難，重慶市委書記蕭秧上飛機前幾小時臨時決定改去成都，才躲過這一劫。我當時在北京完成全國文學獎評獎，正要返渝。當晚作家協會請吃飯，艾青和我同桌。聽我說，我太太發電報來，要我退機票，改乘火車回去，艾青說：「不必。現在是最安全的時候。不可能飛機一架一架地往下摔呀！」我聽從了他的意見。艾青的幽默是一種站在生活之上俯視生活的大智慧：超脫，清醒，深刻。

1985年，艾青在北京摔了跤，張志民等幾位詩人去醫院探視。有人問：「艾青同志，你跌傷的是哪隻腿啊？」他答：「我總是右邊出問題呀！」大家都爆笑起來。艾青接着說：「1957年我當右派，前幾年右眼做了手術，現在右腳又跌傷了。」其實，早在1957年以前艾青就已經開始挨批了。在「右派分子」之前，他已經戴上了「反黨分子」、「壞分子」的帽子。前幾年我在美國俄勒岡大學講學時，我講到艾青。我說，艾青先生是永遠不會感冒的，因為他戴着這麼多的帽子。東亞系的美國學生哄堂大笑。後來王震將軍向周總理把艾青要到新疆去，把詩人保護起來。艾青右眼動手術後，兩隻眼睛的眼光有些向兩個方向分散。我們去他家看望時，同行的廣東青年詩人朱子慶感到很困惑，對我說，艾青笑的時候，我鬧不清楚，是不是對着我的，我不知該笑還是不該笑。他這個困惑倒是惹得我大笑。

也是在北京的一次評獎委員會餐聚，中國作家協會的幾位書記和我與艾青都在一桌。當時國內許多詩人正在熱情地徵集簽名，要求授予艾青諾貝爾文學獎。於是負責外事的書記在桌上對艾青有所埋怨。他說，大家這麼努力，你卻沒有反應。他還說到馬悅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中唯一的漢學家評委。他說：「馬悅然主動給您寫信，您也不回覆人家。」艾青卻一直保持沉默，一直到飯局終了。我感到我的靈魂受到一次清洗，甚麼是人的尊嚴，甚麼是詩的尊嚴，艾青給我上了一堂終生難忘的課。

艾青二三事

艾青似乎從不侃侃而談。機智跳躍、簡短卻極有分量，這就是艾青式的語言方式。

1990年3月，詩人摔倒了，一隻手臂的肱骨粉碎性骨折。他被送往協和醫院。幾位朋友趕去慰問。詩人張志民問：「您是哪一隻手骨折了？」艾青笑了笑：「我這個人從來都是右邊出問題呀！」不但能夠經歷苦難，而且能夠俯視苦難、欣賞苦難，這也許就是艾青之所以是艾青的一個奧秘吧！

1985年12月，我們幾個搞詩評的，利用在京開會的餘暇，相約去艾青家裡。艾青還是那樣，着一件中式棉襖，沉靜而安詳。與其說艾青在和客人對話，不如說他在傾聽客人們的相互交談，偶爾插上半句一句。有人問：「艾老，對詩壇現況怎麼看？」艾青用沉思的目光盯着客人：「我現在看不懂詩了。」又有人問：「最近寫些甚麼？」艾青用手指着窗外：「這不是冬天了嗎？我冬眠了。」就這麼一些短句，艾青對當時詩壇論爭的見解都在裡面了。

我想起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在北京國際飯店舉行的艾青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花絮。與會的前蘇聯作家代表團裡有擔任過外交部副部長的費德林。個子高高的費德林是漢學權威，著有《中國文學史》等，他用漢語作大會發言。那天的大會主持人是詩人公木，解放軍軍歌作者。像國內的學術會議一樣，發言人都是坐着宣讀論文的。費德林卻站着講話。公木一再示意他「坐下來講」。費德林剛坐下講了幾句，又不安地站了起來，聳聳肩說：「怎麼能坐着講艾青呢！」全場大笑。會議結束時，在全聚德烤鴨店聚會。宴會快開始的時候，大廳裡突然響起一陣熱烈掌聲：原來，艾青坐着輪椅出現了，在他身後是有「台灣詩壇大佬」之稱的鍾鼎文緩緩地推着輪椅，表情激動而莊嚴。是的，艾青就是艾青。「為甚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將一生的愛都給了土地的詩人，理所當然地會贏得天下人士的廣泛尊重。

艾青是我最敬佩的詩人之一，有兩件往事長留在我的記憶中。

一次是在北京魯迅文學院。詩歌界一個小型活動快結束的時候，作家協會書記處的所有書記在常務書記唐達成的率領下趕到八里莊，就近在一家餐廳請我們吃飯。那是北方的冬季，天寒地凍，可餐廳裡卻溫馨如春。這當然不只是室內的暖氣使然，還因為年過八旬的艾青也來了。我被安排在主桌。席間，馮牧提起諾貝爾文學獎的事。這當兒，主管外事的書記就接過話題談開了。他說，進入評委圈子的華人只有瑞典的馬悅然。中國要實現「零的突破」，此人很關鍵。話鋒轉到艾青身上：「馬悅然給您寫了好幾封信，可是您根本就不給別人回信。」類似的話重複好幾次，語氣中含有焦急。可是艾青呢，不僅不發一言，而且可以說，連眉毛也沒有動一下。好像是在說別人的事，又好像席間正在談論的是蘿蔔、白菜之類的瑣事。謝謝艾青，我從此記住了甚麼是詩人的脫俗境界，也記住了甚麼是中國詩人的尊嚴。

另一次也是在北京，1988年4月，全國第三屆優秀新詩（集）評獎的評委會在北京的北緯飯店舉行。本屆評委會名單在《人民日報》公佈後，經過兩個月的考驗期，沒有接到異議，只有評委會副主任綠原因有作品報獎，依例退出評委會，於是正式開會。評委們入場，工作人員將有關材料擺在每位評委面前的茶几上，然後一一退出。會場上只有評委。艾青說：「李瑛到日本去了，事先投了票，裝在密封的信封裡，待會兒投票時由工作人員當眾拆開。臧克家請病假。開會吧。我這裡有幾封信，都看看。」信在大家手中傳閱，原來是一些報獎者給艾青的信，內容不言自明，艾青公開出來，原因也不言自明。接着，艾青說，叫工作人員把那個東西弄進來。靠近門邊的人傳話出來。「那個東西」結果是一個小蔴袋。打開來，裡面也有一封信：向艾青致敬，同時，介紹自己的詩在各地各級廣播電台播送了多少多少次，詩人收到了多少多少封讀者的信件。評委們接連取出十幾封信，都是中學生寫的，大家笑起來。艾青卻很嚴肅。幾天的評委會，爭論不少，有時甚至爭執不下。但是人人手裡只有詩的尺規。艾青的話很少，他從來如此。但是在他的主持下，也是在他的人格魅力的光環中，詩歌評委會會場遠離了世俗風氣，飄散着濃濃的詩意。評委會開了一週。從各地選報的三百來部詩集中評出十部獲獎詩集。參評的詩集都有一定質量，但中國是詩國，只能花中選花，評委命中注定要有遺珠之憾。那位詩人的集子不幸在第一輪投票中即告淘汰。從投票情況看，艾青沒有投贊成票：他的心中，「國家獎」的尺規高於一切。此後，每當我參加各種各樣的評委會時，我總是懷念那詩意，懷念詩人艾青。

臧克家與重慶

2004年，我從大洋彼岸回來不久，就收到臧克家夫人鄭曼先生的信。信中說：「克家在重病監護室。我們盡力想拖到秋天，讓他闖過百歲大關。」臧克家1905年10月８日生於山東省諸城縣，所以，有「拖到秋天」之說。但是噩耗傳來，這位世紀詩翁終於在那一年2月5日走完了他輝煌的生命歷程。當中國新詩研究所的畢業生從各地給我打來電話報告從網上得到的消息時，我還半信半疑。2月6日和臧克家女兒蘇伊的通話，才使我不得不確認，臧老真的離開我們遠行了。

臧克家是新詩發展史上一位偉大的詩人。從1933年在聞一多、王統照、卞之琳等的贊助下出版處女詩集《烙印》起，在大半個世紀裡，臧克家始終將他的同情與熱愛獻給自己的祖國，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尤其是中國的農村和農民。他的偉大在於他的心永遠與祖國、時代、人民相通，這是臧克家最突出的人格操守和藝術品格。1949年他寫了名篇〈有的人——紀念魯迅有感〉：「有的人死了／他還活着」。臧克家正是這樣的人。

臧克家與重慶的關係很深，重慶人對他的感情也很深。在沙坪壩的名人廣場豎立着他的塑像，鐫刻着他的詩篇〈歌樂山〉。在抗戰烽火裡，1942年8月，他從河南葉縣徒步到達重慶。到重慶僅幾天，就與鄭曼女士舉行了婚禮——所以，重慶對於臧克家還有別一番意義。在重慶的第一年，他住在張家花園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宿舍裡。第二年8月移居歌樂山的賑濟委員會留守處，一直到抗戰勝利。1946年7月才離開重慶到南京。

在重慶的四年，是臧克家創作豐盛的四年。他出版了好幾部詩集，如《古樹的花朵》、《向祖國》、《感情的野馬》、《國旗飄在鴉雀尖》、《生命的秋天》等等。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被他稱為與《烙印》作為「一雙寵愛」的詩集《泥土的歌》。他還出版了回憶錄《我的詩生活》，這是臧克家撰寫回憶錄的開始。詩集《寶貝兒》是臧克家從事政治諷刺詩創作的成果。他的自選集《十年詩選》也在1944年由重慶時代出版社出版。

一直到晚年，臧克家都對重慶充滿懷念。1985年，《重慶晚報》副總編劉子茵託我向臧老約稿。臧老寄來的就是他的著名散文〈歌樂山‧大天池〉。在文中，臧克家深情生動地回憶了在歌樂山的時光。文章一開始他就寫道：「歌樂山大天池，一提起這個名字，我心裡就直冒熱氣。在困苦的戰時，我在這山窩的農舍裡度過了三年多愉快時光。」他有一首〈歌樂山〉：「我放棄了歌樂山／我永遠佔有了歌樂山」。他在1978年懷着深深的思念寫了一首〈憶山城〉，詩中唱道：「山城它是一位故人／醒時夢裡常來入目」。

1989年，重慶出版社編輯出版《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系》，出版社沈世鳴總編輯請臧老擔任《詩歌卷》主編。臧老為了編好這本書，尤其是為了這本書的序言，付出了許多精力。據說，臧老晚年給吳奔星和我寫信最多。《臧克家全集》收入八封致我的信，其中，有五封都是在討論這篇序言。他在信中說：「為了這個序言，我花了大工夫，看了大量材料，醞釀了好幾個月！」

1986年6月西南師範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成立，臧克家欣然同意擔任顧問教授，並出資在新詩所為優秀研究生設立臧克家獎學金。他這位顧問教授可不是掛名的。他對新詩所的建設十分關心，時時提出他的意見和建議。對於我，臧克家也很關心。我比他年輕三十多歲，但他老是叫我「呂進老友」。不過，對於我來說，臧老的確不僅是前輩和老師，也是感情頗深的忘年交的朋友。他不因我的年輕和資歷較淺而輕視我。我們往往平等地討論問題，達到一致意見。在〈呂進的詩論與為人〉一文中他寫道：「他的求實態度，多少校正了我個人的偏激看法。」記得，有一段時間，我在重慶的西南師大和成都的西南交大同時擔任「雙聘教授」。他和鄭曼先生、蘇伊都寫來好幾封信，要我注意休息，不要太勞累。對於我想離開西南師範大學回故鄉成都，臧老來信說：「到成都另闢天地，可是複雜。應付須費心機，望權衡何去何從。」我聽了他的忠告，留在了重慶，留在了新詩研究所。八十年代中期，我的太太得了大病，住院手術，生死難卜。臧老和鄭曼先生十分焦急，一再來信問候。這種問候持續了十來年，一直到我的太太的健康出人意料地徹底好轉。這事使我們全家一說起就很

感動。

臧老是詩人性格，為人坦誠，肝膽相照，有甚麼說甚麼，沒有手段，沒有城府。毛主席的〈沁園春‧雪〉的「原馳蠟象」原作「原馳臘象」，是臧克家在受到毛主席接見時，向毛主席提出的修改意見。這件事已見諸於多種回憶錄。八十年代初，我聽說臧老給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寫信，建議他做事要三思而後行，講話要控制感情。我不太相信，心想，再直率，可能也不會直到這個地步吧。最近《臧克家全集》出版，我果然查到了這封信。我還記得，當時耀邦叫人給臧老送去一籃荔枝，和一封信。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和一個偉大的詩人的人格光芒四射。臧老從諫如流。1986年全國文學獎評獎，臧老報送詩集《落照紅》參評。這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臧老晚年的詩集。評委們的意見是，這本詩集對於臧老來說代表性不強，最好不授獎。於是，與臧老溝通的任務就落在了我這個評委的頭上。我對臧老說，建國以後，你沒有報過甚麼獎，這本詩集如果得獎，就將是您在解放以後唯一的獲獎作品。但是照我看來，這本詩集遠遠沒有您許多集子重要。臧老欣然應允。一個評獎難題就這樣輕易地解決了。臧家原在趙堂子胡同，我在那裡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在臧克家的教育下，這是一個十分有教養、十分講禮貌的家庭。我和樂源、樂安、小平、蘇伊都結下了深厚友誼。到北京出差，只要來得及，都去看看。有次我去，正趕上吃飯。蘇伊特地做了一盆土豆沙拉。臧老生病，不能吃飯，就坐在我旁邊作陪。他說，我吃飯要求不高，一個饅頭，一盤花生，可也。夏天的一天，我去那裡，臧老就吩咐在小院裡擺上一個小桌，給我放上西瓜，全家圍我而坐，看着我吃西瓜。武漢一家雜誌由臧老掛名主編。這家雜誌突然停止向我贈閱刊物了。一次，我給臧老寫信時順便提及此事。誰知，臧老從當期開始，就把他的贈刊轉寄給我，一直到編輯部改組，重新向我寄刊為止。這中間大概有一年左右。我去趙堂子胡同，往往一見面，臧老就滔滔不絕——文壇，詩歌，《詩刊》，等等。這時常常是鄭曼先生提醒他：「呂進同志遠道而來，你不要一個人說，讓呂進說說嘛。」但是這個提醒往往只管得了三五分鐘，他又忘情地依然故了。2002中秋節，臧克家在來信裡附了一張條幅：「呂進老友好：念舊元是人常情，千山萬水不隔心——極想你的百歲之童臧克家」。2002年冬天，我去北京開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時去紅霞公寓看望了臧老。接到我的電話後，他一直躺在牀上等候，手中還握着寫好的一張條幅：「呂進老友，多年不見，醒時夢裡，時時想念」。沒有想到，這就是我們的最後一次見面。

臧克家留給中國新詩的遺產是豐厚的。十二卷的《臧克家全集》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寶貴財富。歷史將證明，臧克家是偉大的詩人。臧克家的詩歌和崇高人品也將永遠地照耀着我們。

為毛澤東改詩的臧克家

有研究者稱，詩人臧克家在新時期以後給前輩詩人吳奔星和我的信最多。也許是這樣，我大概收到他的信不止百封之數吧。《臧克家全集》第十一卷收入「致呂進」共八封，其中有四封是談《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系‧詩歌編》的。這套總字數一千二百萬的《書系》由重慶出版社出版，《詩歌編》由臧克家任主編並執筆寫序。他對序言慎之又慎，將序言文稿寄給我，託我斟酌。收到我的修改稿後，臧克家來信說：「即刻讀了你的修改稿。修改甚少，但甚得當，我以為甚好。」臧克家就是這樣虛懷若谷的人。一位詩名滿地的人，要有這樣的境界真是不容易。

臧克家自奉甚儉，他的生活很簡單，因簡單而平靜，因平靜而快樂，臧家總是其樂融融的。一次我到北京，去看望他，到了午飯時間了，他堅持要留我吃飯，女兒鄭蘇伊特地做了一盆土豆沙拉招待我。臧克家正在生病，不想吃飯，就在餐桌上陪我。他用濃濃的山東腔對我說：「我對吃飯的要求：大蔥，大蒜，大餅，再加花生米。」說得我笑起來。他不吸煙，不喝酒，一日三餐的確也就是這三「大」加一「米」。但是對別人，他可慷慨了。每天在胡同散步的時候，臧克家都特意在褲袋裡裝滿糖果，遇到玩耍的小孩就分發，引起一片歡騰。八十年代他掏出四千元在新詩所設立獎學金，在八十年代，四千元可不是小數啊。在他去世後，他的夫人鄭曼先生依據臧克家的意願堅持把這筆資金增加到一萬元。

臧克家真誠，坦率，直來直去。毛澤東曾經給鄧穎超寄詩，「請痛改為盼」。但是，有「痛改」毛詩的修養和水平的，特別是有「痛改」的勇氣的，很少很少，而臧克家就是替毛澤東改詩的人。1957年初，毛澤東約請臧克家和詩人袁水拍去做客。臧克家就借此機會向毛澤東請教，〈沁園春‧雪〉中的「原馳臘象」的「臘」怎麼講。毛澤東沒有作答，而是反問臧克家的意見。毛澤東的「臘」可能是指「真臘」，即柬埔寨的古稱，古柬埔寨出產白象。臧克家建議改「臘」為「蠟」，這樣，「山舞銀蛇」和「原馳蠟象」就更加對應，「蠟象」也更通俗，毛澤東欣然同意。七年以後，1964年元旦，在《毛澤東詩詞》出版前，按照毛澤東寫出的名單，中辦邀請朱德、鄧小平、彭真、郭沫若、臧克家、馮至等人座談，徵求意見。臧克家在會後將自己在發言中所提的二十三條意見，交給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臧克家說，後來公開出版的《毛澤東詩詞》採納了這二十三條意見中的十三條，最著名的是對七律〈登廬山〉的修改。「一山飛峙大江邊，躍向蔥蘢四百旋」，在毛澤東的手稿裡是「躍向蔥蘢四百盤」；而「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在手稿裡則是「熱膚揮汗灑江天」。定稿和手稿相比，的確詩意更濃。

魯迅讚許的馮至

馮至是大學者，研究杜甫和德國詩人歌德的專家，治學深固，學風嚴謹。1983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授予他歌德獎章。當然，馮至的主要身份還是詩人，他和奧地利詩人里爾克是當年「九葉」詩群的偶像。馮至非常寬厚，待人以誠。1993年去世前，他的女兒對在醫院病牀上的他說：「有甚麼不高興的事就發發脾氣吧，對身體會好些。」他居然回答：「你叫我怎麼學會發脾氣呢？」馮至的詩質地很純，借日常生活事象，回歸內心，抒寫生存感觸和生命狀態，靈氣迴旋。在詩藝上，馮至特別講究含蓄，詩篇如羚羊掛角。啟功先生說：「唐以前的詩是長出來的，唐詩是嚷出來的，宋詞是講出來的，宋以後的詩是仿出來的。」而新詩呢，是想出來的，馮至的詩卻是創出來的。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昨日之歌》、《北遊及其他》到《十四行集》，可以說，馮至是新詩重建規範的前鋒。魯迅對他那個時代的新詩，整體上評價不高，但是卻稱道馮至是「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

1988年，第三屆全國文學獎的詩歌獎評委會在北京舉行。馮至和臧克家算是最年長的評委，他們都不住飯店，每天從家裡趕到會場。幾位年輕一點的評委請他倆寫字。臧克家的字是大家晚上去臧府拿的，而馮至則是自己帶到會場。在讚許聲中，一張張條幅次第打開，真是內容與書法雙佳啊。寫給我的是：「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呂進同志雙正，馮至」。這是清代藝術家鄭板橋為自己書齋題寫的對聯。鄭板橋以「詩、書、畫」三絕聞名於世，尤擅畫蘭竹。他有許多名聯，如「室雅不需大，花香不在多」等。「刪繁就簡三秋樹」使人想起鄭板橋的題畫竹的詩：「君看蕭蕭數片葉，滿堂風雨不勝寒。」「領異標新」是馮至追求的藝術境界，他在給一位朋友贈書上題詞：「功夫此生多浪費，何曾一語創新聲。」這雖是自謙，但也足見他對「創新聲」的看重。有人突然想起，說：「馮至先生，你可沒有蓋章啊！」馮至「呀」了一聲，將墨寶悉數收回，第二天又帶到會場一一送給我們。

1989年，我應河北人民出版社之邀，主編一部《外國名詩鑒賞辭典》。我給馮至寄去初步選目，請他寫序。一絲不苟的馮至在一個半月之後才覆信：「去年在北京相聚，轉瞬又將是一年了。祝新詩研究所對於中國新詩的發展做出更多的貢獻。」接着，他就選目提出了詳細的意見，並且寫道：「編這樣的辭典，要周全非常不容易，因此我不敢寫序。請你原諒我不僅未能遵命，還不揣冒昧地提出了那些不一定正確的意見。」馮序雖然落空，但他提出的各種建議相當有水平，編輯班子照單全收。這本辭典後來在河北省獲獎，序言是我改請杭州大學飛白教授（詩人汪靜之的兒子）寫的。這事過去二十多年了，每每想起，我都在對馮至先生的深深懷念中獲得學風上的警醒與教益。

細心淘洗的世界

詩人方敬心氣很高，不太輕易佩服別人。在他的書桌上擱着一個玻璃相框，是詩人卞之琳的照片，這也是方敬書房裡唯一的照片。方敬談起卞之琳，總是非常敬重。在方敬去世後，卞之琳寫了一篇悼念文章，題目是：〈脫帽志變‧追憶方敬〉。

對於卞之琳，圈外的人好像不是像對臧克家、艾青那樣熟悉。所以卞之琳幾次生氣地對我說：「我不是卞之琳，是卡之琳」，他是指的有些書刊老把「卞」錯排成「卡」。人們提到他的作品，往往就是那首〈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2000年卞之琳去世的時候，北京一家報紙的新聞標題就是〈寫「斷章」的人去世了〉。這首詩是卞之琳1935年在日本客居近半年回國後，在山東濟南省立高中執教時寫的。其實，卞之琳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是融古化歐的新詩大家，他出身北京大學外文系，又是我國著名的莎士比亞專家。國外對他的研究一直不斷，美國學者漢樂逸的專著《發現卞之琳——一位西方學者的探索之旅》就有影響，1983年出版英文本，2000年出版中文本。

新詩研究所成立的時候，我們想聘請兩位顧問教授，一個是臧克家，一個是卞之琳。當時的考慮是臧克家代表現實主義道路，卞之琳代表現代主義道路，這樣，可以為新詩所的建設從不同角度做出指導，讓新詩所全面地健康發展。而且我知道，這兩位前輩雖然詩觀有距離，關係卻非常親密。卞之琳出門散步的時候往往要到臧家坐坐，聊聊，臧克家也常常提到卞之琳。卞之琳做事嚴謹，喜歡淘洗，喜歡提煉。所以他編自己的文集，入編的標準很嚴，棄作多，散佚多。對於聘任顧問教授事，我也怕他顧慮太多，所以給他專門寫了一封長信。他考慮有半個月吧，給我回信：「我原不想成為你的包袱，可是又想到『人和』問題。你們上下都重視新詩研究，成立新詩研究所也是全國首創，左右有新知（例如鄒絳和你），舊好（方敬），終於還是決定答應下來。」

新詩研究所的開門弟子叫柳揚，是浙江考來的，後來在英國倫敦大學拿了博士學位，現在是澳大利亞的新南威爾士國家博物館亞洲部主任，江澤民訪問博物館時，他做全程陪同。柳揚從新詩研究所畢業後，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工作，我就給他一個任務：星期天都去看看卞之琳，幫忙做做家務。柳揚後來在出國前一直堅持這樣做，也從卞之琳那裡學得不少東西。卞之琳對人對己都很嚴，從不馬虎。但是他愛才，他十分喜歡柳揚。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一天，他突然給我打電話，推薦新詩所一位考生，他說：「這個人一定會有發展的，如果行的話，拜託你把他收了吧！」卞之琳說的這個人就是安徽的陳強（筆名江弱水），從新詩研究所畢業後，又去香港讀了博士，現在是浙江大學的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