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 全部
  • 內容
  • 期刊號
  • 時間
  • 欄目
  • 作者
當前位置:首頁 > 月刊

唐詩人:「向南方」與「南方向」──「嶺南寫作」的故事、語言與思想

主欄目:《香港文學》2021年7月號總第439期

子欄目:嶺南風小說專輯

作者名:唐詩人

大半年前,《香港文學》計劃推出一期「嶺南風小說專輯」,邀我一起組稿。專輯邀請作者時,兼顧了作者的生活地域和年齡代際,生活地域上包括了香港、澳門和廣東,代際年齡上,則由三位「八零後」、四位「九零後」和二位「零零後」青年作家組成。這些青年作家的「嶺南寫作」,會有着怎樣的風格?

我以為「嶺南寫作」在突出「嶺南」因地域文化差異有着不同的文學力量的同時,更可以強調「南方以南」的文學經驗蘊藏着何種風格特徵和思想魅力。而這些問題也正是我們在閱讀《香港文學》這個「嶺南風小說專輯」時最可關心的問題。

 

1      「向南方」:南方故事和南方思想

「向」可以意味着題材故事上的「向嶺南」「向天涯海角」……也暗示着「嶺南寫作」在風格趣味上也將具備一種趨向南方、看往「南方之南」的敘事特徵。

「向南方」式的敘事特徵在王威廉小說〈萬寧〉裡表現得最為突出。小說中三個青年從城市來到海邊度假,這是遠離現代城市的一種心靈放鬆方式,同時也是故事特徵層面人物行動的「向南方」。其中的敘事人「我」,是個公司倒閉、投資失敗的城市失意者。另外兩個女性,大學都是學藝術的,一個舞蹈,一個畫畫,學舞蹈的小璐是「我」的未婚妻,學美術的艷婷是小璐的大學同學兼閨密,這兩個藝術生畢業後都很難找到工作,只能去到培訓機構教小孩跳舞和畫畫。嚮往藝術生活與解決生存需求之間的矛盾,小孩子們天真的藝術愛好與培訓老師們悲觀絕望的藝術學習經驗,這些矛盾與悖論,帶給艷婷的是內心的撕裂,是精神的折磨。這三個青年的「向大海」「向島嶼」,其實是逃離壓抑的現代城市生活,是希望在大海裡感受開闊的自由。小說最後,三個青年沿着海邊騎車去到了一座神秘的人工島。艷婷迅速地進入島嶼入口電梯想登島,然後就瞬間失蹤了。神秘的、會移動的島嶼,突然把艷婷帶走。令人驚悚的島嶼,這當然是作為一個虛構的、詩意化的意象來豐富這個小說的思想意蘊。比如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個裝修精美的、可移動的神秘島嶼,它相當於是建立在海上的現代城市。我們厭惡現代城市社會對人的身體規訓和精神壓制,嚮往大海的寬闊與自由,但如果一座現代城市漂浮在寬闊的大海,是可移動的,你敢於進入其中嗎?它是否意味着理想之城?甚或是恐怖之域?小說所提供的這一神秘意象,可以帶來更深層次的思考。作者不是簡單的批判現代城市文明,而是更進一步思考:我們所謂的遠離城市、嚮往大海,或者說遠離塵世拘束、嚮往自由無羈,所「嚮往」的那塊領地其實是不存在的。這裡的大海「一點兒也不安寧,躁動而沸騰,想要摧毀一切」,這裡的島嶼令人寒顫。臨近大海、接近島嶼,才真正能夠意識到大海和島嶼並非很多陸地城市人想像的那般純淨和美好。〈萬寧〉打破了我們關於大海和島嶼的浪漫迷思,喚起的是返歸世俗生活的愛和勇氣。這種思考看似只是在詩意與反詩意之間反覆,實則需要作家的生活經驗來支撐。〈萬寧〉或許可以說明,王威廉的「向南方」式書寫,從故事特徵到思想內涵,都帶着清晰的「嶺南特質」。城市性、海洋性以及發達的科技和神秘的島嶼等等,這些都屬於「嶺南寫作」的地域文化要素。王威廉以這些要素為基礎,以文學的方式發出他對於當代世界城市文明發展和當代人海洋迷思的獨特見解。

「嶺南寫作」的「向南方」維度,在專輯中馮娜〈佛從海上來〉、朱霄〈南音〉、陳李涵〈離枝〉等作品中也有很好的、不同側面的表現。其中「零零後」朱霄與王威廉有着近似的身份背景,她成長於西北,剛剛來到廣州上大學,尚沒有王威廉在嶺南這麼長期的生活感受。如此,〈南音〉對嶺南的書寫,都還屬於初步介入的狀態,但這篇作品有明顯的「向南方」而來的時代意味。作者用嶺南粵劇中的南音樂調作為線索,以兩代人的南北方生活軌迹為綱,講述了粵語南音幾十年內的衰落與復興。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處於嶺南改革開放前沿地帶的粵劇團等等都開始要面對市場的力量和金錢的誘惑,越來越多在戲班子學唱曲的人開始下海,或自己離開,或被家人帶離。戲班子越來越少,南音也陷入孤絕境地,幾近失傳。小說中阿水的母親林曼青就是當年的南音學徒,戲班子解散後她和師兄、後來的丈夫陳慕山離南北上。在北京生活的幾十年裡,林曼青和陳慕山經常自己唱南音,這是對南方、嶺南的懷念,但同時也將南音種在了女兒阿水的心裡。南人北上,借着南音,維繫了南方的柔情。陳慕山去世後,林曼青變得孤單,阿水帶她回廣東散心。阿水來到珠璣古巷,無意中聽得庭院深處有人在唱南音,她尋覓過去,與唱南音的老者攀談了起來,又認識了老者的孫子孟春台。孟春台告訴阿水如今南音已開始復興,他爺爺其實是佛山的南音大家。阿水離開時,老者給了她兩張南音講座的門票。回到佛山,阿水帶母親去聽講座,真正感受到了南音的復興熱潮。因為南音,林曼青開始繼續唱粵劇,阿水也跟着在佛山定居下來,她們算是回到了嶺南故鄉。這個故事是感人的,也意味深長。南音不只是粵劇、嶺南文化的表徵,它的凋零與復興,更彰示着一個時代性的文化轉折,這是新時期以來中國傳統文化與民間藝術的命運折射。林曼青和阿水的「向南方」,表面是一個家庭的南北方生活遷移,內在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際遇。〈南音〉當然是一個南方故事,但它的文化概括力遠不止於南方,它具備中國故事的所有要義。

如果說〈萬寧〉和〈南音〉還是從北方到南方意義上的「向南方」,那麼〈佛從海上來〉〈離枝〉則是從更南的地方向中國的南方來。〈離枝〉與〈南音〉有一種精神結構上的近似性,也是以一個具有嶺南地域文化意味的「荔枝」作為引線,牽出一個華僑的歷史遭際,寫出時代變遷下廣東華僑的文化和故土情懷。不過,〈離枝〉涉及了三代人,歷史跨度更大。上世紀四十年代,陳振東和林佩芝新婚不久,便離開家鄉去到南洋謀生,結果因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他被耽擱在南洋無法回國,這一耽擱就是幾十年、一輩子。振東在南洋打拚出一番事業,回國卻遙遙無望,最終重新組織家庭,生兒育女。他給兒子取名念祖,是想兒子能替他歸國回鄉。改革開放後,振東因為愧疚,不敢回鄉。念祖長大後考取了祖國的大學,回到了祖籍地工作生活,並負責照顧老年林佩芝的生活。小說以振東孫女、念祖女兒筱南這個第三代人物作為主要的敘事者,如此安排別有意味。筱南知曉到祖輩、父輩的故事,等於是掌握了自己的歷史,她也是祖父振東和奶奶佩芝之間的情感連通人。筱南的存在,化解了祖輩因歷史遭際而遺留下來的愧疚。無論在故事維度,還是在歷史層面,都實現了最終的和諧。〈離枝〉故事雖然不特別,但這裡面的人物飽含深情,讀來令人感慨萬千。小說最後,年老的振東終歸是回鄉了。他從海上的南方向着祖國的南方歸來,這裡的「向南方」就是「向家鄉」「向祖國」。對於身在海外的華僑而言,「向南方」,即是向祖國,向家鄉,向着自己情感和靈魂的歸宿地。

〈離枝〉的「向南方」,主題是離散與回歸,是感人的中國故事。馮娜〈佛從海上來〉則追溯到古代,去挖掘更悠遠的南方故事、中國故事。馮娜以東晉時期高僧曇摩耶舍從海上來、在塔坡崗上建廟弘教的歷史傳說為底本,想像曇摩耶舍從海上來的所見所聞,以及帶着弟子在塔坡附近村莊托缽乞食的過程。〈佛從海上來〉,無論是追溯歷史深處的人文內涵,還是通過虛構文學故事以探究嶺南地域背後的精神傳統,都在說明嶺南、「南方以南」地區接受海外思想滋養的悠久性。曇摩耶舍這個形象,兼顧了地方性和民族性。因為曇摩耶舍,嶺南有了「佛山」。綜合起佛教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影響來說,塔坡、佛山就不僅僅是廣東的文化資源,更是我們理解中國的一個切口。曇摩耶舍從海上來,這「方向」不是從北方內陸「向」南方來,而是從更南的海上到中國的南方陸地來,並由此逐步滲透入整個中華大地。據作者馮娜介紹,〈佛從海上來〉是曇摩耶舍故事系列作品中的一篇。我期待看到更多的篇目,以驗證一個可能的判斷:在馮娜這裡,曇摩耶舍登岸的塔坡/佛山/嶺南可以是整個世界的中心。從更南的海外往中國的南方去,再從中國的南方(塔坡、佛山)往中國的北方、往全東亞擴散而去,如此「塔坡/佛山」意義上的「南方」就成了整個故事的中心。把一個地方寫成故事的核心點,這並不新鮮,很多作家都喜歡把自己的故鄉寫成世界的中心。但〈佛從海上來〉不一樣,「佛」對於中華大地而言,是作為「釋」而與儒、道文化享有同等的重要性,它們都是中國文化的主導內容。如此,以「佛山」為地域中心的小說,完全可以上升為以「佛山」的佛教文化為圓心的中華文化表達。這不是從邊緣到中心的問題,而是闡述「佛山」如何影響中國、影響東亞、影響世界的問題。新時代嶺南青年的文學書寫,就應該有這種敘事野心,它是地域性作品,但知識視野和思想輻射力絕不被地域所束縛。

 

2      「南方向」:南方語言與南方精神

其實,無論是從哪個方向的「向南方」而來,都意味着嶺南正越來越成為文學書寫的對象。今天許多青年作家,關注和書寫嶺南這片土地上的歷史文化和現實生活,背後普遍有着一個民族性甚至世界性的精神視野。當然,這也並不是說以往的「嶺南寫作」缺失超越地域的東西,而是強調新的南方青年從小即生活在一個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時代,他們對具體地域的歷史或者生活呈現,都可以很自然地流露出作家所關注的普遍性問題。梁寶星的〈月亮往事〉就是一個典型的跨民族、跨區域題材小說。梁寶星把整個故事的發生地放到了日本,但敘事人「我」來自中國。「我」在日本報社工作,突然接到「第一個在月球上生活了三個月的人」――竹內先生的採訪邀請。「我」和報社記者飯島茵子於大雪天來到竹內的隱居地輝夜山,開始了一個神秘的採訪對話。竹內說他當年在月球上看到了時間,並且看到了自己前世的模樣。他的前世是一個二戰期間生活於菲律賓的士兵,名叫希恩.克拉克,死於一個日本兵的刺刀下。死後,「他的靈魂在菲律賓徘徊了很久,在巴丹半島上逗留,在太平洋上行走,直至1984年出現在這個地方,成為一對日本夫婦的兒子,名為竹內秋野。」「我」和飯島茵子無法理解竹內這一荒誕的奇觀。直到小說最後,「我們」找到機器人月讀,問它希恩.克拉克是誰時,月讀回答說這是個菲律賓人,二戰期間被竹內拓夫刺死,「我們」才恍然大悟。小說比這個概括更駁雜,但故事框架已能說明,這個作品跨越了中國、日本、菲律賓,文學空間已延伸到了整個東亞、東南亞。而小說主題方面,既有全球性的科幻色彩,更帶有反思戰爭的意味。顯然,梁寶星這個小說有着想要介入世界文學版圖的野心,他希望借着科幻之力跨越太平洋,提升漢語寫作的世界性品格。作者梁寶星生在嶺南,既有着清晰的地域性,更有跨越太平洋的文學雄心,是一顆新崛起的嶺南之星。

直接通過題材、故事、人物的跨地域來彰示一種寫作的世界性野心,這是「嶺南寫作」值得繼續拓展的一類書寫方向。

在前述關於王威廉、馮娜等作品的闡釋中,或許已經說明了一種講述嶺南故事所能具備的民族性、世界性意義。但在故事之外,或許還可以補充上嶺南敘述的語言和精神。這在曾繁裕〈牛雜佬的而立之年〉、李懿〈豹窺〉、巫宏振〈皺褶〉、岑攀〈年卅晚〉幾篇中表現得尤其突出。香港作家曾繁裕寫的是一個跨香港、深圳雙城的家庭故事,他用了很多粵語詞彙,像開篇一句就是「填得滿好」,後面還有「心情一下燒乾」「呷小杯的功夫茶」「拍拖」等等,更不用說人物的直接對話了。包括岑攀〈年卅晚〉,小說中一家人在年三十晚「打邊爐」,這「打邊爐」就是粵式火鍋,而小說語言方面,不用說那些粵式的菜品名稱必然是粵語,如「半隻老鴨煲沙蔘玉竹」「宮保蝦球」等,還有一些表達也直接使用了粵語,像「搬咗」「邊個係英雄邊個係狗熊」等。粵語的使用看似是一個文學語言的選擇問題,但它其實直接牽涉着嶺南作家創作的主體性內涵。曾繁裕、岑攀使用的粵語表達,也不是刻意用粵語來彰顯一種南方性,而是這種表達背後有着粵語寫作獨特的敘事精神。比如岑攀這篇小說〈年卅晚〉,以老人林秀珠的口吻,敘述了年三十晚一家三代人大團圓打邊爐的情況。打邊爐本只有清湯,但年輕人的口味早已被城市網紅火鍋所影響,他們心目中的火鍋就是四川的、辣的。為迎合兒孫輩的口味,林秀珠也換了鴛鴦鍋。但吃的時候,那些沾了辣味的餐具,還是侵入到了林秀珠堅守的清湯一側。作者極為細緻地寫出了打邊爐全過程,也用心地表現出了每個人的語言、表情和動作。這種敘事,看似極其日常,但因為它足夠細緻,我們能在其中看到豐富的超越「打邊爐」本身的時代意蘊。在岑攀、曾繁裕這裡,我們幾乎看到了城市新寫實敘事的全新光輝。

岑攀、曾繁裕使用粵語以及敘事上的新寫實風格,背後還有一種更值得討論的敘事精神,也即他們的寫作是為南方、為嶺南人而寫。他們不再像此前絕大多數嶺南作家那樣,敘事時自然會有一種「向北方」而寫的潛意識。扭「北望」為「南向」,「南方向」即嶺南作家在創作時不再需要刻意為了獲得北方的認可而寫。嶺南作家可以有一個更直接的接受對象,那就是南方的讀者。當然,並不是說哪裡讀者數量大哪裡才值得「向」。「向」着讀者市場,這一因素決定的往往是網路文學敘事。而對於目前主要還是純文學寫作意義上的嶺南風寫作而言,如果要確立自己的文學主體性,就有一個敘事學層面的意向性結構問題。曾繁裕、岑攀、李懿的寫作,內在的精神結構就取消了「北望」的維度。曾繁裕要表現的就是梁鴻興在而立之年的各種遭遇,愛情的、事業的、家庭的,包括回到深圳後面對親戚時的,這些外在的「聲音」基本都無法與梁鴻興的內心同節奏。梁鴻興或許可稱作是香港的「躺平」青年,他有自己的生活,但似乎沒有另外的、更多的慾望。李懿〈豹窺〉也有近似的精神結構,不過是從女性形象入手,城市也轉到澳門、珠海,小說中的幾個青年,賭博、自殺以及敘事人金慧蘭那無厘頭的「復仇」,都是「躺平」青年的另類行為表現。這類寫作,我們看不到作者有甚麼「北望」情懷,他們只是單純地表達出了自己所生活、所熟悉城市中一類青年的生活狀態。至於讀者在哪,作家並不在乎。但也正因為這種「不在乎」,這些小說所揭示的青年,才足夠真實,足夠有審美價值。這些青年形象,不是作家在某種「主義」理念指導下所捕捉的合符某種理想形象或現實需要的形象。這些形象就是這些人物自己,他們因能夠成為自己而成為了小說中豐富立體的對象。文學形象的真實,也就確保了作家敘事精神的獨立。

 

當代中國有很多類型的地域文學,嶺南地域也有着悠久的文學傳統。如今,嶺南的青年一代作家,在繼承傳統的同時,更需要突出「新」。尤其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趨勢下,嶺南新青年的新文學就得有新的故事內容、新的語言風格、新的敘事藝術、新的價值發現、新的思想創造,而最根本的是要有新的敘事精神。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的嶺南寫作相對於其他地域的漢語寫作,要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異質性、獨特性,前提即是敘事精神的獨立。這種「獨立」不是說要告訴人們南方以南的廣闊地帶「有寫作」「有作品」,這只是文學力量的表層現象而已,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寫作能夠真正立足於粵港澳大灣區等廣闊領地的文化傳統和生活現實,書寫出有別於江南寫作等地域寫作的故事和形象,並以其獨特性散發出豐富駁雜的精神魅力,以至於能夠影響中國文學發展進程和介入世界文學版圖。當然,期待新時代嶺南青年作家的「嶺南寫作」能夠綻放全新的思想光芒的同時,也可呼籲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批評力量的積極介入。青年評論家曾攀說:「南方的當代版圖始終在匯聚中擴展,並且在新的區域性整合中,形成了豐富的闡釋學內涵。」(曾攀:〈南方的「復魅」與賦型〉,《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從傳統的嶺南到今天的粵港澳大灣區,從以往的都市寫作到今天新一代青年的新城市書寫,嶺南意義上的南方文學會有怎樣的「闡釋學內涵」,這既取決於有多少青年作家能夠加入到新時代的嶺南寫作,也取決於有多少評論家能夠意識到新時代嶺南青年作家的「新」之所在。

 

(本文為廣東省作家協會特別扶持項目《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文學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並受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基地自設項目資助。)


唐詩人 文學博士,暨南大學文學院講師,首屆廣東省簽約文藝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