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衛東：解讀郁達夫的三個關鍵字

郁達夫作為一位個性鮮明、風格獨特的現代作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已經得到公認。關於他的小說的主題、特徵、價值，學術界漸漸有了較為穩定的看法，不再有甚麼爭議，一般只是闡釋的角度略有不同。但是，該領域始終保持着一定的熱度，可謂「說不盡的郁達夫」。大體說來，評論所關注的主要是感傷、頹廢、憂鬱、苦悶、零餘者以及個性解放、心理疾病等問題，而以「感傷」、「頹廢」、「憂鬱」這三個關鍵詞的出現頻率最高。

這三個概念，不僅在郁達夫的小說中頻繁出現，在許多評論文章（包括郁達夫本人的論說文）當中也是關鍵詞，幾乎已成為郁氏小說的標籤。但這三個概念通常被當做同義詞使用，缺少清晰的邊界。我認為，它們分別對應着人物的情感、行為和精神三個層面，而精神層面的意味尤為重要。將它們連綴起來，不是要闡發小說中隱含的微言大義，而是希望理出一條新線索，在一個長時段的文學史視野中重新審視郁達夫小說的價值，理解其啟示意義。

郁達夫小說的情節性不強，幾乎是在靜態地呈現人物的生活狀態和心理狀態，因此，人物幾乎就是小說的全部內涵所在，基本上可以完整地折射出作品的主題和內涵。

關於郁達夫，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有專節討論，約九頁紙的篇幅（含註釋）。錢理群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將其列入「自敍傳」抒情小說，視為該創作潮流之始，只有三頁紙的篇幅加以概述和評價。一個創作量不太大，僅有五十多篇小說存世的中短篇小說作家，能夠佔據這樣的地位，算是相當不錯了。中國大陸後來的研究成果，雖然不能算單薄，但就學術創新點而言，大體是在類似的框架中，做些小修小補的工作，少有振聾發聵之論。

在漢語思想當中，感傷、頹廢、憂鬱經常用作貶義詞，而且其內涵較為模糊，用法較為靈活。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即使是欣賞郁達夫的作品，為他辯護的人，也是小心翼翼地談論其作品中的感傷、苦悶、頹廢、憂鬱等情感或者語調。確實，在心理層面，這些情感或情緒都是消極的，只有當它們成為一種表徵，或者說，當它們指向某種深層次的情感或思想、生存狀態時，才有嚴肅的意義。

所謂感傷，即多愁善感，指一個人的情感反應比常人靈敏、豐富、細膩，而且通常指消極、低沉的情感，比如憂傷、失望、自憐等。這個詞既可用來描述作品中的人物，也可用來描述作品的風格。有時候，感傷近乎矯情或煽情。在郁達夫的每篇小說中，都有一種濃郁的感傷氣息，而且，感傷是郁達夫有意識的追求。比如《銀灰色的死》首段寫景之後說「這也是逐離人，無窮傷感的時候」，末尾是一則頗多細節描寫的告示；《沉淪》一開頭就是「他近來覺得孤冷得可憐」，結尾則是「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自憐和感傷的氣息一以貫之；《蔦蘿行》通篇悲苦、溫柔的獨白，《青煙》以大量篇幅討論「我」的憂鬱……充滿自戀色彩的內心獨白，所佔比例很大，遠遠超出了同類題材的小說，甚至有「無病呻吟」（伊藤虎丸語）之嫌。

對於這種感傷情緒或情調，不僅當初的讀者會有強烈的反應，今天我們讀來也會很有感覺，儘管有的時候會感到不適。這是因為，郁達夫的抒情筆調，不僅迥異於古典小說的敍事方式，而且違背了中國文學的詩教傳統，即「哀而不傷」和「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審美原則。在古典詩歌乃至小說、散文當中，連第一人稱代詞「我」都較少出現。這是一個暗示：個體應該隱藏在敍述者的背後，不動聲色，抑制住個人化的情感和思想的表達。而郁達夫大多數小說中的「他」其實就是「我」，小說的作者、敍述者和主人公，遊離於群體身份的、形象鮮明的個體的人。郁達夫的特異之處正在這裡，如此「過分」的近乎宣洩的感傷，無疑給讀者和文學史留下了深刻的印痕。

所謂頹廢，通行的解釋是指一個人意志消沉、精神萎靡。除了在情緒上有各種消極的表現之外，更重要的是：個體拒絕按照社會所設定的晉升之階去追求上進。這是對於現實生活所持的態度，而不僅是一種情緒或情感。換句話說，感傷不一定導致或伴隨着頹廢，感傷不一定是不思進取，不一定要否定、抵制現實社會中的生存法則。關於郁達夫小說中的頹廢，早期的爭議頗多。郭沫若、周作人、丁易、許子東等人持肯定態度，認為頹廢是人性本然，或者是在表象之下隱藏着揭露和反抗，蘇雪林則斥之為「賣淫文學」。當代學者李冶孜結合郁達夫的成長歷程、西方的「零餘者」形象、自殺和疾病的示弱，將郁達夫的頹廢歸因於他對生活的憎恨，可謂深中肯綮。（〈對生活的憎恨：郁達夫小說「頹廢情調」新論〉，《衡陽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最後說到憂鬱，這個詞的用法最靈活，歧義也最大，很容易與其他詞語混淆。最常見的混淆，是將憂鬱與苦悶乃至變態心理相提並論，而忽略了憂鬱與精神世界的關聯。將憂鬱症和苦悶、哀怨等情緒誤認為憂鬱，將心理疾病與精神困境混同，是中國文學研究界的常見毛病。在我看來，心理活動多遵循「刺激――反應」模式，無論它多麼複雜多變，基本上都是外在刺激的結果，受制於環境、他人和遭遇。而精神活動則正好相反，它以某些理念和原則為核心框架，努力抵禦來自環境的壓力，有能力克服人性的弱點，反抗現實，臻於自我超越的境界。簡而言之，心理屬於形而下，精神屬於形而上。郁達夫小說中的主人公，確實都有那麼一絲超凡脫俗的憂鬱氣質，具有自發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傾向，但相對於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純度和強度似乎都相距甚遠。楊劍龍認為《南遷》、《胃病》、《馬纓花開的時候》有着或濃或淡的宗教色彩，其悲劇基調來源於基督教的懺悔和拯救意識。（〈論郁達夫小說的宗教意味〉，《江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10期）但總體而言，郁達夫在小說中多次提到的憂鬱和憂鬱症，都是心理學或精神病學的意義上的。他筆下的主人公，儘管稼接了來自西方和日本的「現代性」因素，但就精神實質來講，仍然未脫離中國古代落魄文人的框架，他們大體上都只是懷才不遇，而非在得意之時看到人生的空虛和庸俗，進入難以言說的憂鬱狀態。可見他自己也缺乏自覺，他精神或者靈魂意義上的憂鬱意味，主要是來自國外文學的經驗，思想還是較為含混，尚未達到自覺狀態，缺少深度和力度。

關於郁達夫小說的整體性解讀，張法的文章特別值得注意，它高屋建瓴，頗有啟發性。張法認為郁達夫的小說體現了「五四」的複雜性，一方面，它把「五四」的個性解放推向了一個新高度，高超的藝術功力顯示了新文學的實績；另一方面，它不是向前衝鋒去戰鬥，建設新文化新道德，而是偏離主流，衝向了沉淪。這正好體現了「五四」個性解放的悖論，其時代價值就在於「以呈現出個人沉淪的方式而對沉淪中的個人進行了大膽的肯定」。他還對《沉淪》中的文人、病體、自然、色癡四大因素做了分析，認為中國現代化催生了郁達夫小說，但不可能讓它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長。（〈解讀郁達夫小說〉，《江漢論壇》1999年第9期）

郁達夫一脈，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恐怕是無法留存的，更無法發揚光大，因為它所呈現或曰「建構」的世界顯得過於陌生，超出了中國作家的想像力。

郁達夫與魯迅不同，他從反面提出了人的問題，從消極的意義上，甚至是無意識地打開了一扇個體誕生的大門。郁達夫的小說，塑造了一種新的屬於現代主體的人物類型，但它還沒有完結，還難以令人滿意，還有待於中國當代文學和華文文學續寫。郁達夫之所以「說不盡」，是因為他所揭開的個人問題，仍然是中國文學、中國社會、中國思想所難以處理的一個課題。無論是指責郁達夫的暴露癖，或者陶醉於郁達夫所暴露的多少有些不堪的人性，似乎都不太合適，可惜，這卻是最易被後人所襲用的視角。

不管是人的問題，還是文學審美的問題，都不是郁達夫所能解答的，或許也是漢語新文學所難以解答的。無論如何，用漢語寫作的人，有理由做出更多的嘗試，在所謂「形而上」和「終極關懷」之類的問題上稍事逗留，讓文學染上那麼一點理想主義的氣質。這，大概就是郁達夫給予當代漢語文學的最寶貴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