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欄目：《香港文學》2015年8月號總第368期
子欄目：閱讀筆記
作者名：何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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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原名張彥，原籍廣東中山，1938年10月生於上海浦東。初名張燕，因祖父認為燕子長大後離家不顧，意頭不好，乃轉燕音為彥。西西在一首詩〈家族樹〉中自言外祖母的外祖母，原籍西班牙，所以皮膚黝黑，長着女巫式折曲鼻樑，而母親的膚色輪廓就是那樣。她沒有折曲的鼻樑，並不太像她的母親，反而她的大妹，成年後愈長愈像。不過西西遺傳了黝黑的皮膚，童年時，鄰居當她是印度人，長大後，她到中東旅行，披上面紗，露出大眼睛，貝都因人（Bedouin）沒當她是外人。中學時，洋老師派她演出莎劇《威尼斯商人》，演甚麼角色？那個猶太商人。
這一陣，朋友叫我一塊玉。我說，呵，我可有個一塊「玉」的故事：讀中學的時候，班主任有一天把我叫去，另外還有其他班的同學，說是讓我們演個戲，慶祝校慶。戲目是《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亞作品。全班同學，只我一人入選，回到班上，我很神氣，老師是英國人，找我演戲，自以為是由於英文比別人強。
角色派下來，原來找我演糟老頭子猶太商人，硬要割切小伙子一塊肉。我人很瘦，又天生黑炭一般，扮糟老頭子根本不用化裝。戲演過後，同學都叫我一塊肉。一塊肉和一塊玉，粵語同音。
我從小就是黑炭，母親自稱黑牡丹，我自認一塊炭。一塊炭也有故事：母親上街，一出門坐上三輪車，我就在車後追趕，當然追不上，一面哭一面自己走回家。好心的過路人看見了，就說：小妹妹，我帶你回家去吧。那人領我過馬路，一直帶我到家對面的印度會去，誤以為我是印度娃娃。
──《花木欄‧一塊炭》
這是西西式的自嘲，那位猶太借貸商Shylock在莎劇中絕非閒角。最初一家人居住在公共租界虹口區的同孚路。西西出生翌年，1939年上海淪為「孤島」，日軍尚未侵佔歐美租界。1941年，日軍偷襲珍珠港，迅即佔領整個上海。為了逃避戰亂，西西隨父母遷往浙江金華蘭溪市上徐村，寄住二姑母家。當時四歲，年紀太小，對之前同孚路的舊居並沒有印象。後來，她知道那是上海石庫門兩層建築的樓上，從樓上的梯級下來，通向一條露天的吊橋，橋道的另一端是一間小房間，叫「亭子間」。
以前，住在一間有木百葉窗，有一個煙囪，牆上滿是圓石子的屋子裡的以前。每天上學，我得走很遠的路。一個人，揹了一個書包。有時候，繞過一個大圈，經過一座花園，叫做哈同。（你說，我那時窮得很厲害，從當年的哈同花園附近到西門鐵橋去上課，往來都是步行，有時連中午的一碗陽春麵的錢也要欠一欠。但是這時卻已經有了跑舊書店的習慣。）街上總是靜靜的，樹下有滿地的秋葉，手掌般大，我就會拾起好些，一路上撕剩一條梗，帶回學校去做遊戲。學校的名字是小沙渡路工部局七個字。操場是闊的，有鞦韆。其他的記憶，零散且模糊。也是以前，在一間有兩層樓初房子裡以前。住在樓上，從梯級上下來，可以通向一條露天的橋道，走到一間房間的門口，那間房，叫做亭子間。
──《剪貼冊‧以前》
亭子間是上海最富地方特色的建築，上面是曬台，下面是廚房，環境其實比香港的劏房差劣，那是人口擠迫，房子不足的惡果。西西記得亭子間，那是後來聽長輩說，並且讀到眾多文人的描寫，魯迅的《且介亭雜文》據說就是居住亭子間的作品。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電影，也留下不少亭子間的寫照。
西西的《候鳥》一書，原本想加一副題：「一些記憶」，她在後記說：
如果這些記憶和過去的時代相涉，並不完全是偶然的事，我們這一輩，的確從小就身不由己，隨着父母為了這樣那樣的原因遷徙，在遷徙裡艱苦地、緩慢地長大。稍為安定下來，又發覺身邊的許多人，又開始了另外的，也許更為遙遠的遷徙。然而，也終究只是一些記憶罷了，這裡面並沒有甚麼因果得失、是非成敗，並沒有一些人寫讀傳記、歷史時的願望：從過去透視未來，從個人或集體的反省裡獲得智慧。我絕不敢懷疑這種智慧，我只是抱歉自己並沒能夠把它帶給讀者。而這，或竟就是小說與個人傳記、集體歷史的分別吧。
書中記載敘事者素素年稚時從河裡撿回來的段落很動人，母親告訴素素：當素素還在手抱的時候，照顧她的姑娘，抱着她在橋上看河，一不小心把她丟進河裡。那時正值冬天，風很大，年輕的姑娘嚇得六神無主，連忙走到河裡去撈，雙腳卻陷進軟泥巴裡，移動不得。忽然岸上經過一個人，二話不說，跑進河裡把她抱起，又把姑娘攙扶上岸。把孩子交給姑娘，走了。《候鳥》這樣寫：
從河裡撈上來，我喝了很多河水，整個人都是濕的，病了很久，老是肚子瀉，又呆頭呆腦，大家都說我的魂魄落在河裡了。家裡的老人家帶香燭到河邊去拜祭，黃昏的時候，他們在河邊喊：素素，你回來啊，素素，你回來啊。……誰知道我的魂魄是不是真的回來了，媽媽說，我一直是個笨女孩。大家都說，我的魂魄還有一些仍舊在河裡，也許是吧，我永遠也不能把我全部的魂魄從河裡找回來了，我以後會一直是個笨女孩。……到我長大了，……我就到處再去找找我的那一點兒流浪的魂魄吧。
西西告訴我，掉進河裡的，其實是她的哥哥。不過母親後來向兒女提及，的確這樣告誡他們：長大了可要一直記得呀，那麼冷的天，這麼一個人跑到河裡去，自己一定全身濕了，而且整個人都是泥巴，長大了，記得要隨時隨地毫無條件的去幫忙人家呀。這掉下水的意象，後來還一再出現。《候鳥》由洪範出版（1991年），約十八萬字。純從主人公林素素敘述，虛構之餘，泰半仍是寫實的；整本書，基本上是她輾轉幾個地方的記憶，從女孩到少女，從小學到中學畢業進入師範學院，敘事的語調、心神，也是從童稚徐徐轉到青年。西西借身於林氏一家小民，在大時代裡掙扎調適，呈現堅韌的生命力，而文字質厚樸實，娓娓說來，有情韻，有餘甘，也有壯闊的波瀾。研究西西其人其文，《候鳥》是起點。
到蘭溪之前，西西找回來那一點兒年稚的記憶，就只有打鈣針，因為一直害怕打針。打針是為了骨骼好、牙齒好。事實證明，年近八十的西西，牙齒還是完整好好的。浙江二姑母家很富有，住的是大夫第。本來住在城裡，因為打仗，才搬到蘭溪鄉下。蘭溪豪族一姓嚴，另一姓祝。祝家曾出祝英台，祝英台真有其人，其事也並不完全虛構，她在舊社會女扮男裝勇敢求學的故事，曾激勵無數女子，可能也啟發了西西。祝家在晚清曾有兩姊妹入宮做太子乳娘，獲賜賞豪宅、田產。二姑母即嫁祝氏後人，擁有火腿莊、綢緞莊；在蘭溪鄉下住的也是大宅，有許多傭人使喚。西西一家住在大宅的廂房。姑丈是讀書人，本身會中醫，卻能醫不自醫，一直有肺病，到杭州看病；姑母是護士，因而相識。據西西記憶，祝家內外大小事務，都由二姑母作主，且打理得井井有條。當時一般女子不識字，她識，更會算術；鎮日呼嚕呼嚕地抽着水煙，坐在客廳正中的扶手椅，分派工作，很有威嚴。
西西說起蘭溪上徐村，七十年後記憶猶新。上徐村是農村，哥哥上課，要到十里以外。西西年紀還小，鄰近也沒有學校收容女生，大人就教她習字，也背背古詩。
姑丈：是素素呀，長得這麼高了。
姑姑：那時候才這麼小。
姑丈：還是落在河裡撈起來的一隻小病貓呀。
姑姑：吃掉我不少蓮子哩。
姑丈：已經上學了吧。
姑姑：我們這裡可沒有學校。
姑丈：吳村那邊呢？
姑姑：寄宿的，只收男生。
姑丈：城裡也沒有女校。
姑姑：只好在家裡温習溫習。
姑丈：看看找不找得到一些課本。
姑姑：哪裡找他們那種課本。
姑丈：就背一些古書好了。
姑姑：背背古詩也好。
──《候鳥》
其他時間，她百無聊賴，終日跟隨一位牧牛女放牛，牧牛姊姊教她認識自然界的各種事物，有時到田裡拔西瓜，用樹枝打破分吃；摘栗子，在地上踩去有刺的栗皮生吃。又到小溪裡捉螃蟹、捉蝦子。牧牛姊姊告訴她，到籬笆那邊的竹林，要小心一隻大公雞，很兇，會啄人。後來西西無意中闖進牠的領土，就被這大公雞追逐，啄了一下，手臂上至今仍留下印痕。結果被姑母宰了。西西說，可惜呵，牠不過是保護自己的家。
姑母午飯後往往在大廳教村裡十來個小孩識字，書本是一字一圖，西西還會背誦出來：「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几桌椅、瓦銅盤」；「一身二手、大山小石」。這些字，她本來都認識，小朋友用蘭溪話唸，她也當起小老師，教他們用國語唸。姑母聽了好笑，但還是不要再教了，姑母說，小朋友都不怕她，會把認字讀書當成遊戲，不再認真了。這位姑姑是個很嚴肅的人，但顯然外冷內熱。偶然，上前線的軍隊路過蘭溪，在山上的廟裡住一陣，小朋友都跑去看，和兵大哥攀談。西西比較熟悉其中一個連長，這連長叔叔會打仗，還會背詩，西西背「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他會接口，「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部隊不多久走了，再沒有回來。大人說，都犧牲了。
1945年，抗日勝利後，西西七歲，一家人遷回上海，住中正西路三四五弄二號，門牌易記得很。中正西路之前叫大西路，之後不久，改叫延安西路至今。街名可也會隨人事遷徙。斜對面的里弄叫美麗園，鄰近靜安寺，西邊遠處則為兆豐公園，近旁又有愚園路。西西經常到公園玩，看池塘的蝌蚪、游魚。同住的家人，父母之外，還包括祖父母，後來又多了外祖父母、姨姨。西西有兄弟妹妹四人，大哥（張勇）、兩個妹妹（張舜、張禹）、幼弟（張堯） 。搬到中正西路，西西九歲，不多久妹妹張舜出生，再後是幼妹。幼弟則到了南方香港才出生。中正西路的房屋，本來是上海跑馬場的馬厩廢址，由叔叔安排；叔叔從外國回來，在洋行工作，會跟洋人打交道。父親先帶西西到來。由蘭溪回上海，父女坐的是烏篷船，經過富春江，然後是錢塘江，走了好幾天。安頓好了，也替西西找到學校了，才接母親等一家團聚。1968年，西西這樣懷念她剛逝世的父親：
他們說，在眾多的孩子中，你最愛我。我們總是在一起。我們是那樣地坐過船的，好闊的好淺的錢塘江。每天早上，你就給我梳辮子，我們在一個城裡找到一間有個大煙囪有個大花園的屋子，晚上就睡在一張榻榻米上。我每天上學，就坐在你的腳踏車的後面，有一次，你為了避開一輛吉普車，我就坐在地上了。
──《交河‧港島吾愛》
屋宇環繞馬匹運動場而建，西面是一列棚屋，東面是分為三排十二幢二層高帶閣樓的平房，棚屋是馬厩，平房則屬馬伕的宿舍，可以養鴿。戰亂時，馬不可能照跑，丟空了。馬伕也離開了。他們住近門口的平房，本來是辦公室，地方相當寬敞。樓頂有煙囪，煙囪再不吐煙，於是有鳥兒在其中築巢。屋後有大片泥地，有一陣，父親一位朋友還帶來兔子暫住，成為她的玩伴。最特別的是這裡有冷熱水的瓷洗盆，英式壁爐，可燒柴。只是一直不用，於是只供應冷水。浴室有花灑，又有抽水馬桶，無疑都是當年全中國最先進的設備。西西很喜歡這屋子。上世紀八十年代，西西到內地旅行時，先後兩次重訪舊居，第一次仍在，再去已完全拆卸，變成高架橋之類。
我受喬治亞房子簡明樸實的外貌所吸引，其中也不乏別的理由。我特別喜歡兩面坡屋面的房子，也許因為我曾經住過那樣的房屋。那時候我才八九歲，住在上海的大西路，後來改為中正西路，如今再改為延安西路。故居附近有一座靜安寺，對面是一個名叫美麗園的小住宅里弄。我家住的是大院子中的平房，院內一片空地，西面是一列棚屋，東面是分為三排十二幢二層高帶閣樓的民居。這大院子不是普通的住宅，而是馬廄的棚屋，十二幢房子住着的都是馬伕，空地供馬匹踱步。我們住的紅磚平房是職員的辦公室。後來，馬匹遷走了，馬伕離去了，才變成普通民居。我非常喜歡那座平房，牆上都是卵石，一列百葉木窗，兩面坡屋頂，還有一個大煙囪。花園可以種花。記得一位叔叔曾經帶了幾頭兔子來，因為他的老家打仗，要寄住在我們家，兔子成為我們的玩伴。那麼好的房屋，但同樣因為戰禍蔓延，我不得不隨父母離開。
許多年後，我重返上海旅行，多次還到那裡去看房子，起初覺得殘破了許多；後來再去看，已給拆掉了。我很難過，好像我有些甚麼已經真的失去了。這種感情，並不是把這個那個拆掉，然後當地產項目發展的官僚所能瞭解的。我特別喜歡江南鄉郊的房子，因為它們也都是兩面坡頂，簡明樸素，它們和喬治亞房子很相似，只不過屋頂沒有一左一右兩個煙囪，而是從屋脊兩端各伸出一隻蠍子。
──《我的喬治亞》
未到蘭溪之前，父親張樂任職海關檢疫員，商船進入上海，就隨同醫生上船檢疫、消毒。他穿上青蛙似的連套衣，戴上防毒面具。有一次，還帶了西西去，讓她留在小船上觀看。當年的虹口區，有個小廣東，聚居了許多廣東人，由於屋宇稠密，大車不能駛入，倘遇火災，消防車進不來，於是和廣東鄰居自發組織街坊滅火隊，一有火警，就每人拿一把斧頭合力搶救，彼此守望相助，所以有斧頭幫之稱，並沒有貶意。周星馳電影《功夫》的上海斧頭幫則是黑幫。
父親公餘參加足球比賽，退役後成為裁判員、教練。因此認識曾在上海出賽五年的中國球王李惠堂，後來移居香港後獲李的轉介進入九龍巴士公司工作，當查票員，並成為九巴足球隊教練。當年南（華）巴大戰，是香港體壇盛事。西西第一次去看足球，在上海，是在母親的肚子裡。上海一次足球大賽，父親擔任裁判員，由於是轟動的決賽，母親也挺着大肚子去捧場，步履蹣跚，那時候西西才七、八個月大。後來在香港，父親清晨到花墟球場帶領球員練習，往往就帶了西西同去，她自己也在場邊練跑，然後一起上茶樓。她還記得當年的足球名將，如鮑景賢、何應芬、李大輝。然後才坐巴士上學去。回到學校還早呢，她就在校園背書，所以默書總拿滿分。
清晨的空氣新鮮而寒涼，我覺得自己像馬，像河水，像飛鳥，但有時又覺得自己像石頭，像書包，像父親的釘鞋。四百公尺的一個圈子，我急跑一段，緩步一段，再急跑一段，又緩步一段，我跑一個圈，休息一會兒。跑步的確是快樂的經驗。父親並沒有跑步，他只看球員們跑，看他們的體操，看他們練習射門。……
六點半過後，早操的一群人從球場出來，在破曉的街道上，步行到附近的一家茶樓上去喝早茶，幾桌子的人，仍然只有我一個女孩子，大家總是叫我吃這個吃那個，我面前的碟子全是點心。在黑暗的球場上，我看不清楚別人的臉，但在茶樓上，我可以仔細地辨識這些人，報紙上有他們的照相，有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多半是足球明星，但我看看他們，也不過是很普通的人，有的和善愛笑，有的慷慨激昂。
──《花木欄‧花墟》
母親陸華珍，同籍廣東中山。父母親，有些有趣的故事。2012年，西西接受《南方人物週刊》的訪問，西西告訴記者邢人儼幾個故事，我都聽過，記者的記錄以西西的第一身自述，其中一個是這樣的：
我母親和男友拍拖，拍了七年都沒有結婚。我父親娶了一個太太，突然死了。在一個親戚的葬禮上，父親見到我母親，覺得這個女子也不錯，就和我母親相親。他知道我母親有一個男友，戀愛了七年。他就帶了一把手槍，找到那個男人，指着他說：
「你怎麼搞的啊，和一個女子戀愛了七年，又不娶她，辜負了人家的青春，人家等你這麼多年，你娶不娶她？你不娶她，我娶！」
結果，我父親娶了我母親。這個故事是我母親寫下來的。
記者還記了西西母親的另一個故事：
那時，我有個朋友畫插畫，替出版社出一些「三毛錢」小說。每本三毛錢，幾頁紙，都是愛情小說，一個小說四萬字。我的《東城故事》就是這個四萬字小說。他讓我幫他的插畫配小說，我說，好啊。我寫這個有四百塊稿費。
我母親見在我寫稿，問我，你在寫甚麼？我說，我寫四萬字就有四百塊稿費。她說，這麼好啊，那我也寫。她就真的密密麻麻寫了四萬字，一開始就寫了父親拿手槍來逼婚。她是用廣東話寫的，我想糟了，廣東話沒有人會出。書最後沒有出版，所以我欠我媽媽四百塊稿費。我媽媽很喜歡稿費，結果沒有，她也忘記了。
要補充的是，那個朋友是畫家蔡浩泉，「幫他的插畫配小說」，當然是謙稱，不要以為是圖畫說明。四百港元，在當時是很高的稿費。當年，一般工人月賺約三百元；1966年香港天星小輪頭等兩毫，加五仙，即引起示威抗議，成為社會運動。
《東城故事》是西西出版的第一本書，那是1966年。母親寫的，並沒有標點。「在一個下午天陰無陽光兒女們都已上班去了我獨自一個在家中寂寞無聊回憶起以往的故事我是生於宣統二年農曆十一月初五日……」這是母親自傳的第一句，後來，成為了西西小說《玫瑰阿娥的白髮時代》收結的一句，白髮阿娥，以母親晚年為原型，這小說最後融入白髮阿娥的意識，母女重疊，不分彼此。宣統二年，即1910年。父親在外努力工作，母親操持家務，照顧一家老小，很能幹，從內地遷居香港時，父親一個人先到香港看看環境，找工作找房子，半年後還是她獨力帶着外公外婆、兒女，辦理各種繁瑣的手續，領着兩個隨嫁而捨不得的樟木箱子輾轉到港。不過她也有點玄妙。西西小時一次感冒，喝過她的靈符水。這靈符水，她用毛筆在白紙上畫一道只有她自己才曉得的符，把符燒成灰，泡上開水，拌了個混濁，然後叫西西喝。據母親說，這是祖傳秘方，可以遠溯到張天師，但不傳外人，只傳張家媳婦，好替家人治病。她又會按曆法占算，為是否移居香港而占算吉凶。
我不曉得別的張家媳婦會不會畫我母親的那種符，如果不會，那麼，我母親可要成為據稱能夠手繪張天師祖傳靈符的最後傳人了。自她以後，再沒有一位白髮斑駁的老婦人，坐在一個幽暗的角落裡，喃喃地對她的女兒說：張家的媳婦，和李家的媳婦，黃家的媳婦，不一樣……
──《花木欄‧畫符》
對着曆本，媽媽要講的故事才多呢，圖書裡頭還有甚麼春夏秋冬的皇帝，媽媽也會算，把生日呀，時辰呀合在一起，數數手指，又算出來了。生在皇帝头，一世永無憂，媽媽說。生在皇帝肩，一世富萬千，媽媽又說。我要媽媽給我算，她算了一陣說：素素，你是生在皇帝足。我想糟了，這麼大的一個皇帝，從頭上數下來，一直數到腳，腳一定最差了。但是媽媽說：也還好，生在皇帝足，踏破荒山嶺，離祖方成福。將來如果能到別的地方去，就也有福氣了。離祖方成福？那麼，我就像煙囪上的那些鳥，飛到別的地方去吧。
──《候鳥》
2000年，母親在香港過世。
在中正西路居住時，西西就讀新閘路小學三年級（當年稱為上海市立第十區第一中心國民學校），初期坐父親的腳踏車上學；年紀稍大，母親和哥哥也來了，就跟隨哥哥一起上學，一起放學。放學回家，需走三十分鐘的路，起先她還緊跟着哥哥，走着走着，哥哥回頭，往往不見了妹妹，只得自己一個回到家。原來西西一路逐户店舖觀看，仔細地看，看做燒餅、麵條，賣冰水，每天看，仍然看出新鮮，看出趣味。途中經過著名的哈同花園，又稱愛儷園，這是當年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園，築起圍牆，為猶太富商哈同所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花園廢弛，淪為日軍兵營。走過熱鬧的店舖，就進入花園的前街，路的兩旁都是法國梧桐。這給西西很深刻的記憶。秋天時，長街上飄滿焦黃的落葉，落在每個人的髮上，拍打在每個人的臉上。小朋友拾來，用葉梗耍鬥。法國梧桐，生長在中國的土地上；許多年後西西到巴黎旅行，惦記的不是羅浮宮，不是聖母院，而是法國梧桐，不，是因為異鄉的法國梧桐而想起稱得上故鄉的法國梧桐。離開故鄉的法國梧桐，何嘗不是候鳥？
法國梧桐也像羅蓋，兒童都在這晴天遮陽、陰天蔽雨的大傘下長大長高，但法國梧桐自己彷彿經久不變，除了每年更換一次綠衣黃裳。三、兩歲時必須仰頭看它，十幾歲時仍然要仰頭看它。許多年來，它既不離鄉別井，也不到處流浪，沉默地站在固定的位置，反而是當年樹下嬉耍的小孩子，長大了，離開了。
──《交河‧法國梧桐》
以前的以前，她的故鄉，本來在廣東中山，那是孫中山的故鄉，但她並不是在中山出生，中山也並沒有親戚，成年後回去旅行，沒有特別感覺。她童年的記憶在上海，在浙江，但這兩個地方，真稱得上故鄉麼？問題在說的可不是她自己家裡的言語：廣州話。廣州話一說漏了嘴，同學就取笑她「餛飩麵」。客舍似家家似寄，她們這一輩人，因為抗日，因為內戰，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久不久就不得不遷徙，說得不好聽，是「流離」；較好的比喻，則是「候鳥」。
第一次逃難到鄉下，母親給她做了個小布袋，放了些衣服和乾糧，布袋上面縫了一塊白布，上面寫了西西的名字、父母的名字，還有姑姑的地址。這其實是所有逃難小孩的寫照。人同此心，吾母當年在香港淪陷逃難上大陸，同樣在我姊姊哥哥身上縫上父母的名字地址。有幫助麼？有的，但許多許多人失散了就永遠失散了。第二次遷徙，從南方的上海到更南方的香港，母親再沒有替她填寫這樣的白布，因為她都懂得、記得，她長大了。《候鳥》是一個成長的故事，那些年代，成長無疑是漫長而艱苦的歷程。1989年西西患癌病，接受連串治療，病癒。在治病期間斷續寫成《哀悼乳房》（1992） ，揭示治病經過，以及對疾病、對生命的種種思考。大病初癒，西西和哥哥兩個人重返上海，那是哥哥第一次返大陸，哭成淚人。
假期時，一家人喜歡去廣東茶樓杏花樓喝茶，她可以吃到廣東人的點心，她還可以聽到其他人說她的母語廣州話。人，歸根究柢，活在自己的語言裡，語言才是一個人的故鄉。
在杏花樓就好了，無論哪一個人都講廣州話，老闆講、拿蒸籠來的那些人講，連桌子旁邊，或者隔鄰板壁那一邊的人也講。從來沒有人會喊：餛飩麵，餛飩麵。媽媽說，上了杏花樓，就好像回到了故鄉。咦，我的故鄉就是杏花樓嗎？媽媽說：我們上杏花樓吃的是「點心」，它們的名字叫「燒賣」，叫「蝦餃」叫「豬腸粉」……真是奇怪的名字。豬腸粉是這樣子白白的，裡面有許多蝦米。媽媽說：我們中秋節吃的月餅，也是杏花樓的，杏花樓的月餅就是我們家鄉的月餅。如果老師出一個題目要我作「我的故鄉」，我可不可以寫：我的家鄉是蝦餃、燒賣，我的家鄉是蓮蓉月餅，我的家鄉是杏花樓？
──《候鳥》
西西小時看倫文敍故事、童話《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記》等等，有的在圖書館借，有的在書店打書釘，有的向小店舖租，就坐在店門口的小櫈上閱讀。都是小人書，繪畫為主，後來連環圖變成了電影，只不過沒有配音。小時沒有甚麼玩具，在內地還可以跟母親姨姨去聽戲看戲，都是紹興戲，生活算是不錯的，到港後讀書往往要為學費書簿費發愁，已沒有餘錢玩樂，只有埋頭讀書。中年後，她忽爾對各種玩具產生濃厚的興趣，包括布偶、微型屋、毛熊等等，心理學家可能解釋，這是童年的一種補償。但她同時會把玩物轉化成為藝術，她自己動手做，包括文字的寫作，用她的話說，這是一種「積極的遊戲」。
重返上海時，父親轉到太古船務工作，負責登記船隻來往、工人的賬務。內戰結束後，洋船不再來，公司倒閉，拖欠工人薪酬，釀成工潮。父親身陷老闆與工友的夾縫，自身不保。失業後一直找不到工作。由於食指浩繁，1950年，父親隻身到香港尋找機會，香港另有兩位姑姑，還有朋友，也許可以介紹工作。他成為九巴僱員後，一家九口移居香港。候鳥是因應時間而不得不選擇空間，但其實也無所謂自由的選擇，但憑本能的敏覺導航，尋找順適的生活。
媽媽說，我們要到南方去，我又覺得有些難過。如果要到南方去，屋子可以帶去嗎？煙囪可以帶去嗎？竹籬笆可以帶去嗎？還有，木板房子裡的一棵樹，像人骨頭的浴室，百葉窗，石卵鋪砌的牆都可以帶去嗎？我是這麼喜歡這個地方。
──《候鳥》
小時候的西西，經歷過兩次戰火，一次是抗日，另一次是國共內戰；她目睹時代遷變，政權轉移。1949年，她通過百葉木窗的隙縫看見解放軍入城，兩排軍人，沿着馬路兩旁，一個跟着一個，肅穆、沉默地向市中心走去。走了三、四個鐘頭，然後走盡。之前軍人還在屋宅牆腳外休息、守待，一牆之隔，大家都不敢做聲。後來知道，軍隊從兩翼進城，家在城西，相對平靜，城東就戰鬥了好一陣，還發生巷戰。在《候鳥》裡的描寫，即使在兩岸作家筆下，也很罕見。那時她還小，十一歲，在上海。然後，她用了較多的篇幅寫晚上回到停課已久的學校參加慶祝會，當時父親在港，母親則接姑姑的電報已赴港看望父親的病，她自己隨着大隊在街上遊行，整夜走走停停，小孩都莫名其妙，她全身雨濕，疲累不堪，天亮後再獨自走路回家，終於病倒了，病了很久。
我想
我又掉到河裡去了
河很深
河很冷
我一直沉下去
沉下去
──《候鳥》
到了1997年，她再次看見解放軍入城，在熒屏之前，她在香港，那時已接近六十歲，她曾思前想後，用不同的形式，寫過許多反省這些轉變的作品。留在內地的二姑母呢，二姑丈在抗日後早逝，沒兒沒女，把地產、財富一概獻給政府。母親有兩個妹妹，一個遇人不淑，丈夫酷賭，把家業散盡；另一個，比母親年輕得多，正當戀愛蜜運，後來嫁到鄭州去了。兩個都留在內地。西西一家，和內地的親戚從此分隔。內地政治運動風起雲湧，繼而文革，也失去聯絡。再通消息，已是二三十年後的事，那時候，上一輩都老了，有的過世了，而候鳥，也有的變成了留鳥。〈春望〉（1980） 在收結裡，西西寫一位老太太聽到內地一位妹妹可以來港探訪，心情忐忑，好像和兒女對話，其實是自己的沉吟：
「如果阿明他們來，可要煮一大鍋飯了。」
「能來嗎？」
「要是我的身體不是這樣衰弱就好了。」
「可以來的話，要不要辦入境證？」
「叫家寶去問一問。」
「真的能來嗎？」
「容易嗎？」
「會批准嗎？」
「青年會有地方住？」
「酒店一定很貴。」
「他們會來住多久？」
「一個禮拜？半個月？」
「阿明的眼睛，可以去看看林醫生。」
「也許要看眼科。」
「該帶他們到哪裡去逛？」
「山頂？」
「海洋公園？」
「乘渡海輪，地下鐵，隧道巴士。」
「要不要去看電影？」
「都是武打，大概不大好。」
「還有甚麼裸體的，也不要去看。」
「還是不要看電影。」
「可以吃蛋糕。」
「婷婷最好吃蛋糕，還有雪糕。」
「各式各樣的雪糕，隨她選，胡桃呀，杏仁呀。」
「我還沒有見過婷婷。」
「比美華長得還要高呀。」
「梳小辮子。」
「買個洋娃娃給婷婷。」
「婷婷不知道喜不喜歡運動鞋。」
「還有，請他們吃餛飩麵。」
「鄭州沒有餛飩麵。」
……
2
我睡覺的時候
火車在跑
我醒來的時候
火車在跑
我吃飯的時候
火車也在跑
火車真耐跑呀
如果是我
早跑不動了
火車帶我跑到郊外
帶我看見許多田
許多樹
許多山
許多河
很闊很闊的天空
我對媽媽說
我真喜歡火車
──《候鳥》
離開生長的地方，小小的背包裡沒有帶走甚麼，只有越劇名伶徐玉蘭演出的各種曲本和「戲橋」：以往介紹劇情的小單張，隨戲入場時附送。徐玉蘭的越曲，她一直會唱，徐反串賈寶玉，在上海曾風靡一時，就像粵劇裡的任劍輝。如果她懷念上海的甚麼，除了大路西的舊居，就是再不能看徐的戲。於是到港不久，這小小的粉絲寫了一封信到上海玉蘭劇團，要求徐送她一幀照片。果然，不多久，她收到徐玉蘭和王文娟兩幀簽名的合照，身穿解放軍裝，信裡有信，還附了字條，是劇團裡一位先生請求她把信轉寄到台灣的親友去。她照做了。如是轉遞了好幾次，因內地三反五反而終止。1987年，三十七年後，她把當時中國內地重新開放後最好的小說家如莫言、李銳、韓少功、王安憶等人的作品寄到台灣去，先後出了四本選集。事後還親自送書、送稿費到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當然可以郵匯上去，但當時大家都喜歡外幣，更希望面敘。結果她自己收到的版稅都花在旅費上了，但她很愉快。
有人說選擇就是批評，我自薦選編這兩本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小說選，不敢說是批評，只不過是因為近年看了中國大陸的小說創作，跟以前的比較，完全是另一個樣子，非常驚喜，總想告訴朋友，也同時想聽聽朋友的意見，然而傳聞費事，而且想想，別的人，喜歡文學的人或者也有興趣看看，那就編選兩冊書吧。
──《紅高粱：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小說選1‧序言》
初來香港，她十二歲，一切新奇，第二天就嚷着要自己上街，母親給她一塊港元。她走了一回，看見一所電影院，正在上演石燕子的《方世玉打擂台》，她自小喜歡看電影，買了張前座票，但看這電影時很震驚，因為她第一次在熒幕上聽到演員說廣州話。在上海的時候，她在家裡說廣州話，出外和大小朋友說上海話，上學則說國語。在香港，最初上學，廣州話會聽會說，開初卻不會讀書。讀書，老師特別批准她用國語，老師說大家聽聽國語也好。當年大家還不作興稱國語做普通話。
她初來香港，一家人借住親戚的地方，稍後租住九龍紅磡寶其利街，才算有了自己的家。在填海之前，紅磡樓宇的對面是船廠，後面是海。船廠的汽笛聲成為他們的報時鐘。如今寶其利街只餘街尾的觀音廟，仍然香火不絕。她一直對空間很敏感，《候鳥》一書同時細描了初期的居住環境。父親逝世後（1968年），她們一度搬到親友在北角棄置的照相店，店裡留下許多攝影器材。他們乘便學習了沖曬。哥哥長大後因此成為攝影師，曾任職麗的呼聲新聞部，棄用的新聞片，經主管的許可，給了妹妹。妹妹從蕪雜的新聞片中拼貼出有趣的《銀河系》（1966）。這種串連既有材料，翻出新意涵，成為她慣用的技巧，例如：〈瑪麗個案〉（1986）、〈浮城誌異〉（1986），等等。幾年後從北角重返土瓜灣，居住美利大廈；台灣詩人瘂弦寫信給她，寫成土瓜灣「美麗大厦」，她居然也收到，於是一直不改。許多雜誌書籍，放不進郵箱，郵差也親自遞送。多麼濃厚的人情味。這大厦住了不同籍貫的新舊移民，鄉音難改，且把不同的生活口味帶來，同樣可以溝通，融洽共處，更能自發組織防盜。這是當年香港的縮影，但這種不同而和，彼此相助的精神，是否已經失去？她後來寫成眾聲複調的小說《美麗大厦》（1977）。
這大廈住了各種各樣的平民，說着各種不盡相同的語言：主要是廣州話、上海話、國語。大家可都平和、踏實地活下來了，雖然老學不好對方的話語，卻無礙溝通。過去的香港人總把「外省人」一概看成是上海人，近年跟台灣、大陸來往多了，才弄清楚他們的分別。認識別人同時也就更清楚了自己。我在上海出生，幼年在上海的時候，很渴望聽到廣州話；離開了上海，聽到上海話反而另有一種親切的異鄉情韻。
──《美麗大廈‧後記》
記得許多年前，一位編輯朋友想到舍下來做訪問，我直言相告，家母年老體弱，需要休息，不甚方便。她說，那不要緊，到你的小房間去談談好了。我只好笑，因為舍下總共三個隔間，一是浴室，一是廚房，此外則是個約二百呎的正方形空間。在我家，客廳、飯廳、臥室、茶座、花園、運動場，的確一切齊備，端看你怎麼看，而且，它還是不錯的書房。
──〈在書房裡玩隔間遊戲〉
再然後，1997年，搬近土瓜灣九龍城碼頭。讀書時在協恩中學，教書時就在母校對面的官立小學，超過半個世紀都在土瓜灣度過。她不單在土瓜灣寫作，還寫過許多與土瓜灣有關的作品。土瓜灣是舊區，卻是個人文薈粹的地方，目前也經歷翻修、拆卸與重建。一個宋朝的末代皇帝曾流落於此；這裡也曾有過一個三不管的神秘地區：九龍城寨。一個由政府屠宰中心改造成本地藝術創作家的工作室，再演變成牛棚藝術村。當年，錢穆、唐君毅等人在桂林街創辦新亞書院以及新亞研究所，新亞研究所則於1956年遷入九龍土瓜灣農圃道。這些史學、哲學名家在這裡傳道授業，余英時是新亞第一屆畢業生。其中牟宗三曾長期在土瓜灣居住，他的一家之言，大部分就是在這地方完成。他離港赴台前，經陸離介紹，西西和我曾在新亞旁聽他講《易經》，我沒有恆心，工作也忙，經常缺課，西西可一直用心聽講，並且寫成長文〈上課記〉（1995）。
下課時恰巧碰上一位乘搭飛機專程來港
到書院來聽牟宗三先生講課的作家
一同步出校園後在土瓜灣天光道上
替他截取的士趕時間赴機場回台北
他匆匆對土瓜灣橫掃一眼說道：
你怎麼能夠住在這樣的地方
而且住了這麼久？我的確
在土瓜灣一住住了將近四十年
書院對面的中學是我的母校
書院旁邊的小學是我教書的地方
以前這裡是種瓜種菜的農田
遠些是港灣；同樣的問題
大概不會問這裡的印裔，以及越來越多的
新移民，我也曾是新移民
我們恰恰經過一條橫街叫靠背壟道
抬起頭來我可以看見附近一幢沒有電梯的舊樓
四樓上有一個窗口打開了一線縫隙
那是牟老師狹窄幽暗的小書房
他老人家長年伏案瞇起眼睛書寫
長年思索安頓生命的問題
無論住在哪裡總是漂泊
但牟老師畢竟在土瓜灣住了許多許多年
土瓜灣就有了值得居住的理由
──《西西詩集‧土瓜灣》
在馬頭圍道和土瓜灣道，幾群樓房已經在維修了，房子的喉管都生了鏽，該換銅管，窗門要換掉鬆脫的扣鎖，梯間的通道和天花像住滿了睡懶覺的白蝙蝠，外牆的石磚，紙皮石一一需要填補、髹漆，工程繼續了半年也只完成了一半。最先是搭竹棚，那是了不起的技藝，陳二文簡直看呆了。搭竹棚是七八個人一起合作的，橫木和直木構成井字形，斜木支撐轉角，師傅當然是主持大局者，眾人都聽他的號令。他大聲說話，地面上的徒弟輩大聲回應，竹子一根一根向上傳遞，才一會兒工夫，七八個人一齊站在同一水平的竹上，用膠帶把竹紥緊，用利刀把膠帶割斷。看得最興奮的原來是小花，如今牠站在窗台前，雙腿站直，雙手向上攀住紗網，從背後看，牠的形體像字母H，牠一直站在窗台上模仿，彷彿牠也是搭棚的一分子。
……
花阿眉從土瓜灣道回來，如果抬起頭，如果她的眼睛夠好，她過馬路後或者可以看見對面樓宇九樓上面有一隻小貓，兩手攀着紗窗，坦露花白的肚子，恰巧在看着她。
──《土瓜灣敘事》
來港以後，環境不同了，當年的小康之家變得相當清苦，在《候鳥》裡，素素只有一個妹妹妍妍，現實生活裡西西可有哥哥和兩個妹妹，幼弟不久在港出生。加上外公外婆（公公婆婆在內地過世），同住的還有一位遠房親戚，老的太老，小的小少，全家九口就只靠父親一個人的收入，在內地的積蓄、母親的一些金鐲鑽戒，很快就變賣殆盡。
西西來港時是秋末，學校已開學，並不招收新生，她只能等待到翌年暑假。第二年，她自覺長大了，知道表弟就讀小書的中學部招生，決定自己去找，在離家不遠的地方，走上一條斜坡，找到那所學校，報了名，再經過考試，因為遲學英文，英文不好，只考了備取，但終於取錄了。這是香港名校：協恩中學。香港中學當年採六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然後會考。西西初中時在中文部，高中時學校增設英文部，照父親的囑咐，轉到英文部去，理由是前途比較好；儘管她自己老大不願意。由於生活艱苦，常為學費、堂費、各種雜費苦惱。原來學費十八元，另有堂費十八元，幸好堂費上下學期只各收一次 （香港的義務教育，要等到1971年，開初只是六年小學免費）。每月一號，班主任按例逐一點名學生收取。而父親的公司每月二號發薪，所以要到三號才能繳交，每次走到老師面前，紅着臉說三號才能繳交，當然尷尬難堪。曾有一位老師替她墊支，這位老師的課，她特別用功。也曾有富裕的同學借錢給她。好幾個冬天，她都只能穿着薄薄的布衫和毛線衣上學，一直鬧傷風，母親問她夠暖嗎，她總說夠暖。厚厚的英文歷史書，她買不起，要看旁邊同學的書。她鄰座的同學剛好是班裡成績最好，可也最驕傲，典型的snobbish，對所有同學都不理睬。第一年，她當然並不受老師、同學歡迎。
但她漸漸適應了香港的生活，第二年，經過不斷的努力，她的功課趕上了，開始贏得老師和同學的認同，尤其是中文科，作文她經常取得最高分，比鄰座還要好。老師在課堂上讀出她的文章，還有文章刊登在校刊上。學校有一鼓勵學生的做法，學期成績滿八十分的學生，可以在禮堂上台由校長親自頒發成績表。
……忽然校長叫到了我的名字，我真是不相信呢。
身旁的同學把我一推，我就走上台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鞠了三個躬，匆匆忙忙就走了下來，在操場裡，同學都圍着我，看我的成績表，忽然，所有同學都來和我說話了，那個全班最驕傲的同學還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但她對其他同學，仍是不瞅不睬。
──《候鳥》
大家都認識她，包括高中班的尖子。老師讓她打理班上的壁報。忽然，有一天，她收到一個陌生人的信，那是高中班的小薇。那年代，沒有手機，甚至電話也不是普通人家所能有，當然沒有伊妹兒。就唯有寫信，信來信往，往往成為筆友。如今這世代，書信恐怕已成失傳的藝術。她們後來認識了，可一直通過書信交談，說話不多，尤其是小薇，總是把信放在她的座位上就走。小薇借書給她看，都是文學書：屠格湼夫、紀德、契訶夫……在信裡又問她讀後的感受、意見。又在信裡討論其他問題。
我已經不再看白雪公主的童話了，我的書架上也沒有圖畫書了，所有的書，都是密麻麻的字，厚厚的一本本。我有空的時候，就把鼻子埋在書本裡，書本裡有那麼多奇異的故事，青年人有那麼多的愛情；似乎，每一本書裡總有那麼一個轟轟烈烈地去愛另一個，而結果，誕生了可歌可泣的故事。那麼多的書本，彷彿只有一本，寫一個人，來到這世界上，並不是只愛一個人，而是愛所有人，那本書，就是我每天帶着上學的聖經。小薇也和我討論聖經裡的故事，於是，我有時低頭看的不是甚麼小說和詩集，卻是一本聖經。
──《候鳥》
這位同學打開了西西的文學世界。但有一天，小薇忽然失了蹤，同學告訴她，小薇去做修女了。西西的母校是一所基督教學校，有聖經科，早會時唱聖詩，校內有基督徒團契。香港除官校外，當年的津貼名校，大多由教會辦理，宗教氣氛則有的多有的少。這些學校，尤其是女校，總有些女孩在唸書時想到投身宗教。我的母親即是例子，她在1930年代在瑪利諾修院學校讀書，班裡就有好幾個乖女孩立志做修女，包括我的母親；有的成功了，吾母沒有，感謝上帝。年輕時，西西也思考宗教的問題。
於是在這個世界上，我突然失去了一個朋友，但她給我開拓了一個廣闊的書本的天地，使我從此不再寂寞。但我不禁要想：她會快樂嗎，她還會看那些書本嗎？是哪一些書本，使她走上修女的道路呢？是紀德的《窄門》嗎？對於小薇來說，她走的路，可能是通過一道窄門之後，一個寬廣的天地。但我常常要想，寬廣的天地不就在人世間麼？
──《候鳥》
中三時西西已開始在報刊、雜誌上投稿，她喜歡閱讀、寫作，也可以賺一點稿費作零用。她第一篇作品，是《人人文學》的一首詩〈湖上〉，那是協韻的十四行；當時只有十五歲。她自嘲當年見過江，見過海，可還沒有見過湖。那些年，她寫過許多短詩，還附上自己的繪畫或者木刻，名字小紅花，又或者皇冠，附上校名協恩中學；作品散見各報的學生園地，例如《星島日報》、《中國學生周報》。後來，也寫散文、小說、藝談。許多年後，她在報上連載《我城》（1975）、《飛氈》（1995），等等，每天附上自己的繪畫。她沒有受過正規的美術訓練，那是多看多畫的結果，老師，她說是著名插畫、設計家蔡浩泉。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她在報上寫作專欄，包括童話專欄，之後，遇上意大利電影的新寫實主義和法國的新浪潮，開始她的電影時期，寫作了大量影話、影論；用清新的筆調訪問影星，以至受宋淇所邀，為電影公司編劇。香港長輩裡，她最敬重宋淇，但她為電影公司編劇的經驗，不完全是愉快的，主要是不能發揮自己的創作。
西：那時的明星也很多，例如蘇菲亞羅蘭、阿倫狄龍、尚保羅貝蒙多、三船敏郎等等。那時朱旭華主編《香港影畫》，陸離在那裡做編輯，亦舒也在，我偶然上去玩，他們說你不如替我們寫些明星稿吧，可以到邵氏片場訪問他們，要寫誰都行，而且可以看他們拍戲。可以看到拍戲的過程，很吸引我，就這樣開始了。
我並不是專業的娛樂記者，也沒有人要我怎樣寫、寫甚麼。當時報上有不少採訪明星的稿，一般都比較沉悶，我於是想寫得活潑些。九十年代後邁克等朋友像考古那樣把《香港影畫》上的東西影印給我，我看了大吃一驚，哪敢拿出來見人。鄭樹森、初安民把稿重發，我只覺得面紅，我以為沒有人要看的。
我到邵氏片場看影星拍戲，也到她們在邵氏的宿舍探訪，當時跟許多人都很熟。她們居住的地方其實很小，有的甚至沒有客廳。我現在所能記得的已經零零碎碎，有些，卻歷歷在目。那時蔣芸也在邵氏做編劇，記得她的家入門就是一列書架，作為屏障，因為只有一個大空間，我後來居住的美利大廈，也只有一個大房，我也用這個方法分隔出客廳、睡房。邱剛健也在那裡做編劇，他見我就說：你給疊字疊句壓死了啦。我一直引以為戒。那時的明星都是「標準靚人」，胡燕妮、何莉莉等等，都十分漂亮，方盈最前衛，也很爽直。我想，那時的明星都不快樂，這是文章的另一面。其中一位明星，我沒有寫，那是姜大衛，年輕的姜大衛很俊朗，一雙眉可以用尺量，人品也好。那時亦舒最喜歡他。一次他載我和亦舒出九龍，駕一輛跑車，從邵氏片場出來，一路飛馳，我連驚也來不及，就飛到了，他還問我怕不怕。那時跟張轍，以及張轍的太太也很熟。宋淇當時在邵氏當編輯主任，他找我編劇，編出一個《黛綠年華》，改編自《小婦人》Little Women。一邊寫一邊改，又急又趕，稿酬有港幣三千元，很高的了，我用那些稿費把家中的木窗通通換上鐵窗，（那時還沒有鋁窗？）還沒有。戲中的四位女主角是胡燕妮等人，男主角是陳厚，導演是秦劍。劇中有一段寫父親生病，因為背景在澳門，女對男說：我要到移民局辦手續探父親。真是閉門造車，香港澳門之間其實並沒有移民局，連其他人也不甚了了。記得秦劍曾對我說：西西，你千萬不要進入電影圈。戲中有些歌曲，曲詞都是我寫的，但我從沒有收過稿費，有人收了。現在想來，長輩裡還是宋淇最正直、誠實，也最有學養，他當編劇主任，一定有許多人想巴結他。當年自己年少無知，不懂人情世故，他發稿費給我是直接讓我自己到出納處支取的。
我也曾替龍剛編劇，那是改編自夏萍的《盲女驚魂》，名字我忘記了，由蕭芳芳演，戲中謝賢告訴蕭芳芳：天是藍色，水是綠色，觀眾就笑。
何：那時並不作興創作劇本？
西：主要是商業的考慮。我曾向龍剛建議改編卡謬的《瘟疫》，但我提出版權的問題，沒有編成。龍剛後來拍出甚麼已跟我無關。那時並無版權觀念。後來也寫了一個《小孩與狗》，好像也沒有拍出來。真正自己寫的，是瑪利亞，小說曾得獎，我把它改編成劇本，按自己的想法分鏡頭，陸離看到後把它寄給鄒文懷，哈哈，石沉大海了。……好像也寫過一個短劇，叫《寂寞之男》。當然，我也想到自己動手拍，像朋友石琪他們，搞八米厘，但電影拍攝機太重，我揹不動，也太貴了。我哥哥曾在麗的呼聲新聞部工作，新聞片通常用過就棄。我覺得可惜，要他拿些廢片給我，我把它們重新剪接，拼拼貼貼，很好玩，結果美其名為《銀河系》，約五分鐘，用八米厘放映機，因為我只是自己糊貼，所以經常斷片。後來輾轉去了陸離處，有人替我接好了，還配了樂，曾經作為香港早期的實驗電影，公開播映，我自己反而沒有再看過。這就是我的所謂電影時期。
──何福仁：西西訪談
大概中四時，父親在巴士上遇到一位老太太，他認得這是西西的中學校長陳儀貞女士。兩個人聊起來，陳女士告訴父親可按程序申請減免學費（新學年學費加了一倍），申請獲准學費減半，不無少補。2012年7月，西西第一次重返母校。不過，生活仍然清苦。一次颶風襲港，把屋子一個窗玻璃打破，暴風雨從西西小房間的騎樓進來，父親用木板才把窗擋住。她和父親徹夜防守，覺得父親忽然老了。
我父親揹着一個背囊
在崎嶇的山上走路
飢餓的時候
我父親從背囊裡取出
紙包的餅乾
小撮的鹽
給我騎木馬的弟弟吃下雨的日子
我父親從背囊裡取出
雨帽和風衣
給我打陀螺的弟弟穿
在山脊的草坡上
我父親從背囊裡
取出一把梯子四道磚牆
我父親把所有的窗子打開
好讓我放風箏的弟弟
看見星在背囊裡
我騎腳踏車的弟弟說
給我一百隻田鼠
給我二十頭刺蝟
給我三匹犀牛
我父親說
那次他埋怨他的背囊太重
只不過因為他有點兒疲乏
我父親把白日
掛在天花板上
在陽光底下
他從背囊裡取出
我戴手錶的弟弟
教他畫地圖
我父親說
那次他埋怨山路太長太曲折
只不過因為他的雙足都受了傷
經過海的時候
我燙過了頭髮的弟弟
在背囊裡喊放我出來放我出來
我父親抖開他的背囊
讓我赤足的弟弟
跳出來在沙灘上奔跑
我父親緩緩坐在一塊岩石上
從背囊裡取出一群白髮的朋友
聽他們講完一則關乎潮汛的故事
然後我父親揹起背囊
繼續上路
臉上展開一個微笑揮手
和我划獨木舟的弟弟道別
──〈父親的背囊〉
更老的是外公外婆，兩老先後過世。1956年聖誕，西西在學校演過威尼斯那位商人，翌年參加中學會考。當年會考放榜，同學可以回校取成績表，但一天前教育署已把成績分發傳媒，所以當天同時刊登在好幾份大報上。後來學制改成中學五年，大學預科兩年，預科高考放榜，仍然照刊，讓姨媽姑爹，以至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據我所知，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照刊如儀。放榜早一天，同學可以打電話到報社查問。西西查得的是：都合格了。彷彿考中了狀元。
西西沒有升讀大學，因為考慮到昂貴的學費，馬上出社會做事，又不知做甚麼好，最後選擇進入教育學院，一年學習，兩年實習，實習時已經有薪水，可以幫補家計。放榜前她已申請教育學院了。學院面試，有一段插曲，面試的老師問她喜歡甚麼科目，演過戲否，接着要她讀一首詩，要邊走邊看，然後囑她解釋詩的意思。那是王維的五言雜詩：「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着花未。」詩她讀過，不難解，解了兩句，到了「綺窗」，呆了一呆。綺窗不是倚窗，那是甚麼呢？沒有時間考慮，她說：你來的那天，在美麗的窗前，看見梅花開了嗎？綺窗，是美麗的窗子。
她說對了。暑假後，她進入香港葛量洪教育學院。可她因此想到教師這工作，任重而道遠：
自己懂得多少學問，書本上的、生活上的，配做老師嗎？當老師可是一件責任重大的事，如果書本裡有一首詩是〈君自故鄉來〉，我會把「綺窗」好好地告訴學生嗎？讓他們明白那是怎樣的一種窗子？在我的面前，還有千千萬萬的「綺窗」，等我去追索。還有還有，我可以把我所知的「故鄉事」，好好地告訴我們的下一代麼？讓他們知道那是怎麼的一個地方？有過怎麼的一段記憶？他們大多在這裡生長，他們不是候鳥，而是留鳥，沒有經過曲折而疲累的飛翔。他們，像妍妍，會成為候鳥嗎？我要努力的路還長呢。
──《候鳥》
《候鳥》就是那麼一個好好地告訴我們的「故鄉事」，收結是這樣的：「我翻開了我的書。」但《候鳥》其實未完。《候鳥》在1981年5月29日開始在香港《快報》連載，至翌年5月23日止，整近一年，全文約三十萬字。當年洪範出版的是第一卷。卷二的十萬字，則通過妍妍、素素、母親不同的角度敘述。
而這些，是另一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