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桂花：聚焦世界華文文學的「跨域與互滲」——評劉俊教授的《複合互滲的世界華文文學》

劉俊先生的《複合互滲的世界華文文學》（以下簡稱《複合互滲》）是其於2014年出版的自選集，由二十四篇論文組成。之所以擬此書名，是因為劉教授將「複合與互滲」視為「世界華文文學」的一種基本形態和存在方式，並以此來認識「世界華文文學」。究竟何為「複合與互滲」，使得劉教授會以此為基點來認識和研究「世界華文文學」？

「複合互滲」簡而言之就是「世界華文文學」呈現出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態。「世界華文文學」由世界各區域各個國家的華文文學構成，而這些地區的華文文學並非孤立存在的，它們之間常常有互動和交流，有時甚至很難鑒定一部作品或一個作家歸屬於哪一個地區的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的命名屢經更改，也是因為這一緣由。最初的命名是「港台文學」，經歷了從「港台文學」到「台港文學」，從「台港文學」外延到「海外華文文學」，最後整合為「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1）。 命名的變更體現了研究者的視野在逐漸擴寬，也體現了研究者對「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逐步深入。但對於命名的探討，前前後後用了十年，這也說明了「世界華文文學」自身的錯綜與複雜。

對於「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這一命名，劉俊教授認為它其實還是沒有能夠精確地描繪出「世界華文文學」呈現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形態。因為「台港」和「海外」是兩個既定的區域，彼此界限分明，港台是港台，海外是海外，是一種靜態的並存狀態。劉俊先生一直在尋找新的確切的名稱。在〈「跨區域華文文學」論――界定「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的新思路〉一文中，劉俊先生提出以「跨區域華文文學」取代「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這一命名摒棄了以往靜態並置的思路，「跨區域」這一命名另闢蹊徑，以其概括性和跳脫性表現出「世界華文文學」多區域和跨區域的存在形態，凸顯其流動性和互滲性。劉俊先生認為「跨區域華文文學」這一命名彰顯了「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的存在方式，也能夠體現這一文學的整體感。「這一命名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彈性。」（2）

劉俊教授所擬的「跨區域華文文學論」為「華文文學」冠以「跨區域」的修飾限定詞，體現其對世界華文文學「多區域、跨區域」的關注和聚焦。《複合互滲》同樣聚焦這一特質，介紹了台灣文學、香港文學的作家、作品，同時也介紹海外的華文文學的作家作品，如東南亞華文文學和北美華文文學。除了對「多區域」的關注，此書也沒有遺漏對「跨區域」現象的分析。〈北美華文文學中兩大作家群比較研究〉一文，明確區別了北美華文文學中「台灣留學生作家群」和改革開放後大陸赴美作家這兩大作家群，關注從台灣和大陸向北美華文文學「輸出」的跨區域現象。〈新移民「海歸文學」――以「施雨為論述中心」〉更是將跨區域的新形式――「海歸文學」納入研究視野，探究移民後回國的「海歸」這種特殊的跨區域作家的作品創作。

「跨區域華文文學論」這一命名的提出，引起了學界的重視和討論。陳思和先生認同用「跨區域華文文學」替代「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的這一提法，但卻認為「跨區域華文文學」只是替代了「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這一部分，而「世界華文文學」應該還包涵「中國大陸文學」，所以說「跨區域華文文學」還不足以概括「世界華文文學」。而劉俊教授的意思是「世界華文文學」包涵「跨區域華文文學」和「中國大陸文學」兩部分（3）。 如果說當初提出「跨區域華文文學」這一名稱時，論者還是「中國大陸文學」和「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獨立開來，那麼到了《複合互滲》一書中，二者已經能夠交相融合、暢通對話。在此書的序言裡，作者明確指出自己將「中國大陸文學」納入「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範圍內。這部著作所聚焦的「複合與互滲」既表現在香港文學、台灣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之間的互滲上，也體現在港台文學、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大陸文學」的交融互動方面。劉俊先生自陳在投身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的二十六年裡，並沒有放棄對他的「基業」――祖國大陸現當代文學的關注（4）。 他認為祖國大陸文學是「世界華文文學」的源頭和核心，其他文學是從中生發、延伸、變異、剝離出來的（5）。 論者曾經撰文批評黃子平、陳平原和錢理群所寫的《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表現出的「三個主義」――「大陸中心主義」、「精英（雅）文學中心主義」以及「新文學中心主義」（6）。大陸學界在研究「中國二十世紀文學」時，只關注大陸文學，而將「台港澳文學」置之度外，也就形成了「大陸中心主義」。而《複合互滲》一書展現了作者對二十世紀世界範圍內的中文白話文學卻始終持有一種自覺的「整體觀」（7），他對「二十世紀中文白話文」的研究擴展到世界範圍內，以開放包容的態度將大陸文學、台港澳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都納為研究對象。作者在書中專闢一章，標題為「歷史延伸：從現代到當代」，將港澳台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看作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延伸和補充。〈「家」的顛覆與重建――以「父子關係」為視角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變遷〉選取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王文興的《家變》和白先勇的《孽子》為分析文本，以家庭問題創作為縮影，反映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歷史變遷的一種形態――敍事從「宏大」到「個人」、結構由簡單到複雜、人物由平面到立體、美學特徵由突出悲劇到淡化悲劇（8）。將台灣當代文學作品《家變》和《孽子》看作是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家》和《雷雨》的傳承和流變，將台灣文學看作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延伸，劉俊先生的「整體觀」昭然自現。

關於「二十世紀中國白話文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劉俊始終都具有一種「整體觀」，這種「整體觀」使其研究呈現出一種博大恢弘的氣度，能夠自由穿梭於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台港澳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之間。這份博大的「背後」其實是研究者開放包容的研究態度和宏大開闊的研究視野。白先勇本人曾這樣評論《悲憫情懷：白先勇傳》一書――「劉俊教授讓我看到了大陸學者對海外台灣作家異中有同的特殊視野，這部著作用功甚深，立論精辟，而態度又是出奇的包容」（9）。正是這份持之以恆的包容態度，促使其一步步發現新的領域，研究視野不斷擴大。「世界華文文學」本還是一個處於發展中的學科，不同的學者、不同的視角常常有不同的詮釋（10）。 「世界華文文學」本是「離散」文學，其分佈也呈現散存狀態，學界一直有整合的需求。劉俊教授以其開放的研究態度和「整體」文學觀，聚焦世界華文文學各區域（包括中國大陸文學、台港澳文學、海外華文文學）的多區域和跨區域的互滲特點，為「世界華文文學」的整合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複合互滲》在聚焦世界華文文學「跨區域與互滲」的過程中，此書除了具備開放包容的整體觀外，同時也善於從微觀入手，從文本細讀切入，以具體作品分析來直觀展示世界華文文學「多區域、跨區域」的特點。任何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都不能離開文學作品，否則就成了無水之源、無本之木。《複合與互滲》全書超過三分之二的篇幅都在做具體的作品分析，更難得的是其中所選取的作品均有其獨特性和代表性。

該書所選取的文本囊括了台港文學、海外華文文學中的東南亞華文文學和北美華文文學以及中國大陸的現當代文學，通過作品的評介與分析來直觀展示世界華文文學「多區域」的特點。選取《赤道形聲》這一作品集為分析對象，展現「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的風貌；在介紹台灣文學時，分析蘇偉貞的「台灣眷村小說」這一特殊文學形態；關於香港文學，作者則通過「香港製造」和「心經」的對比來表現「香港文學」的地域特性和文學共性；至於大陸文學，作者別出心裁地選取了莫礪鋒的《浮生瑣憶》，以個人的命運和記憶追尋中國大陸風雲變幻的當代史。從文本的展示上，此書充分證明了「世界華文文學」多區域的特質。

書中的文本分析常常是採用對讀的方式，作者習慣將兩部或幾部文學作品對比起來參照着閱讀和分析。這既有利於把握「世界華文文學」不同區域中的區別與共性，同時也容易發現「世界華文文學」跨界與互滲的特點。作者將現代文學中施蟄存的心理分析小說和台灣作家歐陽子的心理小說進行對讀，對比得出兩種心理小說形態的相似與不同，並對時代背景和個人原因進行深層追問。而〈「家」的顛覆與重建〉一文分析《家》、《雷雨》、《家變》和《孽子》對於「父子關係」這一主題的繼承以及書寫的流變，並以此分析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書寫方式和藝術特徵的變化。〈從《有緣千里》到《離開同方》〉對《有緣千里》和《離開同方》這兩部「眷村小說」做深入分析，通過兩者比較，分析同一作家對同一題材的不同書寫方式，以及作者對「眷村」的深入思考和留戀之情。對比閱讀和分析是一種深層批評方法，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的對讀可以發現作者創作的習慣、特點以及其變化歷程；同一區域不同作品的閱讀可以概括該區域華文文學的特性及其具體風貌；而不同區域作品的對讀則能直觀反映出「世界華文文學」不同區域間的相似性與不同處，更能觀察出不同區域之間的互滲現象。

作者選取的具體作品都有其標準，並不是泛泛而選。這些作品一般既能反映一個區域獨有的文學特點，同時也具有文學作品共有的文學性。例如〈香港小說中的「香港製造」和「心經」〉一文中提出的，「香港小說」中的「香港製造」是指具有香港特徵和香港意識的小說；而「香港小說」中的「心經」，是指那些超越香港的地域特性，揭示普遍人性的小說（11）。劉俊教授憑藉其廣博的閱讀量和獨到的眼光，總能發現各區域中的優秀華文作品，如莫礪鋒先生的《浮生瑣憶》，既表現大陸當代風譎雲詭的政治變換，表現個人在險惡政治環境中的人生苦難，但也深情地回憶了日常人生的樂趣和人性中善良的光輝。

劉俊青睞微觀敍事，所選的作品都非宏大的題材，大多都以家庭為敍事角度，從中窺探社會和歷史。前文所述〈「家」的顛覆和重建――以「父子關係」為視角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變遷〉就是分析現代文學和台灣當代文學對家庭中「父子關係」的敍事，從而總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書寫風格和美學風格的流變。《複合互滲》所選的作品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它們都是當時或當地較為先鋒的作品，寫作手法也好、表現的主題也好，均個性鮮明且犀利。〈從「崩解」到「新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性別關係研究〉選取魯迅的《傷逝》、張愛玲的《金鎖記》、白先勇的《孽子》和朱天文的《荒人手記》，這四部作品可謂都是當時文壇的急先鋒，以其獨特的內核和新穎的表現手法轟動文壇。《金鎖記》裡的女性在得勢之後，同樣會像男人一樣，施以人壓迫；而《孽子》表現的是一個女強男弱的社會，表露男性對女性的恐懼。這些都與中國社會對女性的慣有定位不同，具有超前性和脫俗處。

「這種論述比起某些作者在『全球化』或『全球性』外衣下做大而空的論述要紥實得多。我就看到過某些學者大談特談華文文學的文化身份或文化指歸，可給人的感覺是「高空作業」，脫離華文文學的實際，無非是在兜售自己的理論，而不像劉俊的論述是建立在閱讀大量作品後所得出的結論。」（12） 古遠清先生曾撰文如此高度評價劉教授的從文本細讀切入的研究方法。

每一篇作品分析都娓娓道來，讓人不禁遐想劉俊教授的課堂是何其精彩。該書雖然側重各區域「世界華文文學」的交融與互滲，但具體的作品對這方面的展示還稍顯不足，只關注了中國大陸與台港地區的互動以及大陸、台灣與北美華文文學的交流，而忽略了海外華文文學內部之間的互滲以及港台之間的互動。這一遺憾在劉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越界與交融：跨區域跨文化的世界華文文學》一書中得到了彌補，該書以作家為線索，通過作家的區域間流動反映「世界華文文學」的跨區域的特質，例如分析陶然先生從印尼到北京到香港的人生軌迹，顯示一個作家的多重身份，也論證了各區域世界華文文學不是涇渭分明的。

劉俊教授投身「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已整整二十六年，這份堅守和執著令人動容。二十六年裡，通過大量作品的閱讀不斷擴大自己的研究視野，也加深了對該領域的認識。從研究白先勇起步，將視野從台灣文學延伸到海外華文文學。經過多年的學術生涯，他以訪問學者的身份或者與會的形式走訪了多個國家和地區，使得其不僅對台港文學有深入研究，對東南亞華文文學和北美華文文學也有獨到見解。劉教授的研究並非主題先行，而是從研究對象中發現更廣闊的空間，比如從研究白先勇開始，從台灣文學中找到了與北美華文文學的聯繫，同時發現世界華文文學跨區域的特點。他通過自己的交遊，去不同的地方，感受各區域華文文學的特色，並與各地作者相識相交，獲得真真切切的感受，然後逐步豐富自己的認識，自然而然地一步步拓寬和深入自己的研究領域。

通過二十六年在「世界華文文學」領域兢兢業業的紥實研究，劉俊先生獲得了豐碩的成果。他主攻「世界華文文學」的跨區域整合，關於這一議題，已出版多部專著，一步一步深入，這本《複合互滲》自選集可謂劉教授多年研究成果的結晶。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華文文學與中華文化研究》

（批准號：14ZDB080）階段成果］

劉俊《複合互滲的世界華文文學》

（花城出版社，2014年11月）

【註】：

（1） 劉俊：《複合互滲的世界華文文學》，廣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頁251

（2） 同（1），頁254～257

（3） 陳思和：〈學科命名的方式與意義——關於「跨區域華文文學」之我見〉，《江蘇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

（4） 同（1），頁1

（5） 同（1），頁2

（6） 劉俊：〈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三個「中心主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2期

（7） 同（1），頁1

（8） 同（1），頁37

（9） 劉俊：《情與美》，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頁1

（10） 劉登翰：〈華文文學‧跨域的建構〉，《文藝報》，2007第47期

（11） 同（1），頁229

（12） 古遠清：〈不斷超越自己——評劉俊《從台港到海外》〉，《華文文學》，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