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偉才：如果《酒徒》作為一篇論文

多年前讀《酒徒》，就有好奇心：作者在意識流技法後面，究竟想說甚麼？後來研究香港五十年代的文化和文學，發覺《酒徒》提拱了不少訊息。雖然小說是虛構文學，但劉以鬯這部作品，正是由於他對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學環境十分熟悉，並且透過小說人物表達出來，而其中許多都是切中要害，令作為讀者的我得益不少。那時我想，其實《酒徒》還可當作一篇論述香港五十年代文化環境，和作者劉以鬯的小說創作論。因此，如果把全本小說有關作者對香港文化，香港社會，和小說中反映作者生活態度的言論綜合起來看，是一篇怎樣的論文？

說是論文，是因為全篇小說議論部分佔了很大篇幅；這肯定是作者有話要說，而且通過小說主人翁和不同角色的口中反映出來。把小說寫成論文，從現代主義眼光看來，沒有甚麼大不了。不少現代小說都大發議論，主要是發議論的過程是否合乎情節安排。這方面，《酒徒》雖然有點作者常常站出來為敘事者說話的感覺，但整體說來，還是配合敘事者和其他角色身份的。

《酒徒》多年來已有許多評論，從意識流角度，反小說角度，或者反映香港社會現實方面，都有非常詳盡的討論。這固然是因為作為一部現代主義技法的作品，在上世紀香港六十年代出現，是值得重視和研究的。而在大部分的研究所見，其意識流技法是最為人稱讚的，甚至被視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長篇）小說。關於最後一點，作者劉以鬯一直沒有直接肯定，並且強調意識流只是技巧，不是小說的全部。他寧願把自己的一些嚴肅小說稱作實驗小說，甚至建議李今為他所編的小說選集名字定為《劉以鬯實驗小說選》。（李今：〈劉以鬯的實驗小說――《劉以鬯實驗小說選》後記〉，載《星島日報．文藝氣象》，1992年12月28日）

劉以鬯小說的實驗性既在於形式，也在於內容。這可從《酒徒》《寺內》《蜘蛛精》和《蛇》等長篇和中短篇看到。劉以鬯強調小說的實驗性，還可從《酒徒》敘事者的口中看出來。書中關於對中國現代小說的論點，劉以鬯自己其實是最忠實的支持者。從這一點引伸，《酒徒》除了是一篇普遍意義的現代主義小說／實驗小說外，它還寄託着作者的文藝觀、創作觀，甚至人生觀。

這部小說雖然寄託着作者對文學創作和香港整體文化的寄望。但大部分的讀者都只在意於意識流小說技巧，或者是敘事者發牢騷說香港作家在文學與商業夾縫中如何自處。當然，也有從反映現實的角度討論香港文化環境如何如如令作家難以存活。至於整本小說如何寄託着作者的文藝觀、創作觀，甚至人生觀，則需要從小說中不同角落綜合起來看，才能總結出來。

雖然說，小說為虛構作品，不必強求與作者的思想行為認同，但觀乎劉以鬯在《酒徒》出版後所發表的文學論述，以及對五十年代文學環境的回憶等等，可以肯定的說，書中兩三個人物所論述的文學見解，正是劉以鬯自己的文學觀點。所以，今次筆者嘗試作一次文抄公，把《酒徒》改編成一篇論文提綱，看看劉以鬯先生數十年來所寄託的創作理想，和他對五十年代香港文壇的分析。（《酒徒》談及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壇和文化環境佔了不少篇幅。下面根據其中的內容，擬寫出論文的一節。［］內為引述原文。）

１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壇

香港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香港沒有版權觀念，［報章雜誌可以任意翻譯外國的文章或照片，而不必受罰；同時，本地作者用血汗寫出來的文章，一樣得不到保障。只要稍為有些商業價格的東西，誰都可以盜印成書，然後運到南洋去傾銷。有時候，連作者自己想出版，也因為印刷不夠迅速而被逼作罷。事實上，這裡的盜印商都與外地的發行商有密切的聯繫，作者自己出書，往往得不到外地發行商的合作。反而那些盜印的「出品」可以源源運往外地，大獲其利。］在香港，作家是得不到版權保障的。更甚者，［盜印商為了避免引起法律上的麻煩，偷印了別人的著作，印成書後，連作者的署名也隨便更改。對於一個作者，喪失版權已經是一種無可彌補的損失了；何況還要被改掉署名。］［盜印商如果可以獲得任意盜印的自由，那末，強盜也可以獲得搶劫的自由了。作者對他自己的著作當然是有著作權的。］但是［盜印商卻逍遙法外，不受法律制裁。］

還有的是，報紙上的連載小說，盜印商卻在沒徵求作者的許可下，把它們印成四毫小說，甚至還改了作者名字，發行到南洋去。那時候，［四毫小說的產量已達到每天一本，除了那些盜印別人著作的，多數連文字都不通，更談不上技巧與手法。這種四毫小說，猶如稻田裡的害蟲一般，將使正常的禾苗無法成長。］而香港那些所謂「文藝小說」，［根本連五四時代的水準都夠不上。有人努力於這一水平的攀登，即使達到了，依舊是落後的。實際上，五四時代的小說與同時代的世界一流作品比較，也是落後的。］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為了對抗上述文化界的劣行，文藝工作者如果想保障自己的權益，應該聯成一線，建立一個讀者向作者直接購書的制度。這樣便不怕被盜印商侵奪權益；而讀者也不會遭受不必要的損失。如果讀者肯直接向作者購書，更可獲得發行價（七折）優待。不過，盜印商仍可照樣盜印，所以讀者們必須抵制採購翻版書，然後根據報上所刊廣告的地址，直接寫信給作家購買。

五十年代的香港，是個奇怪的地方，［那些《青年園地》式的雜誌上盡是一些俗不可耐的新八股；新詩與時代曲無法區別；小說連文字都不通；而散文永遠是「流浪兒」或「我的老師」那一套。至於所謂「文藝理論」更無足觀。］至於藝術性越高的作品，發表越不容易；相反，［那些含有毒素的武俠小說與黃色小說卻變成了你爭我奪的對象。］而「不付稿費」的雜誌，像過去的《文藝新潮》、《熱風》，常有優秀作品刊出；但是那些依靠「綠背津貼」的雜誌，雖然稿費高達千字四十元，刊出的「東西」常常連文字都不通，遑論作品本身的思想性與藝術性。

靠了「綠背津貼」，香港不少作家，已變成開會作家。［一批代表去倫敦開會，不久又到菲律賓開會了。菲律賓是個有歌有酒有漂亮女人的好地方，這些作家代表們去了碧瑤，那理風景好，氣候也十涼爽，是避暑勝地，但也可獵艷。這些代表們頭銜眾多，代表了香港；又代表中國。有沒有作品，那是另外一件事。記得幾年前，代表們要到外國去開會，沒有盤纏，到處乞求，好容易弄來八百美金，結果是分贓不勻。在這些人中，有的連傑克．倫敦的名字都沒有聽過。這是代表們也代表香港的中國作家。香港真是一個怪地方。沒有作品的「作家」們居然坐了飛機到外國去開會討論所謂「傳統性」與所謂「現代風」了。］

2關於詩與小說的創作

關於新詩，我認為［新詩的道路不止一條。我反對押韻，因為韻律是一種不必要的裝飾。我反對用圖像來加濃詩的繪畫性，因為這是一種不必要的賣弄。我認為格律詩已落伍，圖像詩也不是正常的道路。音樂家在答覆外在壓力時，很自然地訴諸於音符；畫家在答覆外在壓力時，很自然地訴諸於顏色；詩人在答覆外在壓力時，應該很自然地訴諸於文字。過分的矯作，有損於詩質與詩想的完整。］

至於的新詩難懂的問題，首先必須知道詩是怎樣產生的。［詩人受到外在世界的壓力時，用內在感應去答覆，詩就產生了。詩是一面鏡子。一面蘊藏在內心的鏡子。它所反映的外在世界並不等於外在世界。這種情形猶之每一首詩旨含有音樂的成分；卻並不等於音樂。內心世界是一個極其混亂的世界，因此，詩人在答覆外在壓力時，用文字表現出來，也往往是混亂的，難懂的，甚至不易理喻的。詩人具有選擇的自由。他可以選擇自己的語言。那種語言，即使不被讀者所接受；或者讓讀者產生了另外一種解釋，都不能算是問題。事實上，詩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讓每一位讀者對某一首詩選擇其自己的理解與體會。］

［目前的情況看來，新詩創作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第一，新詩要是出現差不多現象的話，是可憂的。第二，應該注意語法。第三，詩人們字彙不夠。詩人們似乎特別喜歡選用某些慣用的名詞。第四，大部分詩作過分缺乏理性。第五，詩人刻意追求西洋化的新奇，甚至在詩中加插外國文字，忽略了詩的民族性。］

今天的小說家，如果五四水準就感到滿意的話，就永遠無法在世界文壇佔一席之地。［我個人比較喜歡李劫人的《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與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幾十年來，［由於有遠見的出版商太少；由於讀者給作者的鼓勵不大；由於連年的戰禍，作者們耕耘所得，不論好壞，都像短命的曇花，一現即滅。那些曾經在雜誌上刊登而沒有結成單行本的不必說，即是僥倖獲得出版家青睞的作品，往往印上一兩千本就絕版。讀者對作者的缺乏鼓勵，不但阻止了偉大作品的產生；而且使一些較為優秀的作品也無法流傳或保存。］

［不過，有一點，我們不能不承認：五四以來的短篇創作多數不是「嚴格意義的短篇小說」。尤其是茅盾的短篇，有不少是濃縮的中篇或長篇的大綱。他的《春蠶》與《秋收》寫得不錯，合在一起，加上《殘冬》，結成一個集子，格調與J．史坦貝克的《小紅馬》有點相似。至於那個寫過不少長篇小說的巴金，也曾寫過很多短篇。但是這些短篇中間，只有《將軍》值得一提。老舍的情形與巴金倒也差不多，他的短篇小說遠不及《駱駝祥子》與《四世同堂》。照我看來，在短篇小說這一領域內，最有成就、最具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首推沈從文。沈的《蕭蕭》、《黑夜》、《丈夫》、《生》都是傑作。自從喊出文學革命的口號後，中國小說家能夠稱得上Stylist的，沈從文是極少數的幾位之一。談到Style，不能不想起張愛玲、端木蕻良與蘆焚（即師陀）。張愛玲的出現在中國文壇，猶如黑暗中出現的光。她的短篇也不是嚴格意義的短篇小說，不過，她有獨特的Style――一種以章回小說文體與現代精神糅合在一起的Style。至於端木蕻良的出現，雖不若穆時英那樣轟動；但也使不少有心的讀者驚詫於他在作品中顯露的才能。端木的《遙遠的風沙》與《鷙鷺湖的憂鬱》，都是第一流作品。如果將端木的小說喻作咖啡的話，蘆焚的短篇就是一杯清淡的龍井了。蘆焚的《谷》，雖然獲得了文藝獎金，然而並不是他的最佳作品。他的最佳作品應該是《里門拾記》與《果園城記》。我常有這樣的猜測：蘆焚可能是個休伍．安德遜的崇拜者，否則，這兩本書與休伍．安德遜的《溫斯堡．俄亥俄》決不會有如此相像的風格］

3五十年代的香港需要一份甚麼樣的文學雜誌？

香港文化氣息不濃，但讀者可以自由挑選他們喜歡閱讀的東西，作者也有自由撰寫他們願意寫的東西。在這樣的環境下，一個［真正的文藝工作者，常常弄得連生活都成問題，為了謀稻粱，只好違背自己的良知去寫武俠小說或者黃色小說。］目前，如果我們能夠在這個時候出版一本健康的、新銳的、富有朝氣的文學雜誌，雖不能像DDT般將所有的害蟲全部殺死；最低限度，也好保護幼苗逐漸茁強。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本有分量的文藝雜誌是需要的。如何辦一份文藝雜誌呢？［我認為只要雜誌本身能夠在這烏煙瘴氣的社會中產生一些積極的作用，蝕掉幾千塊錢，也有意義。］如果我來設想，這份雜誌的名字應該叫前衛文學。為甚麼呢？因為［這個名字教人一望而知是一本站在時代尖端的刊物。］雜誌的內容可以是譯文與創作各佔一半篇幅。譯文以介紹有獨創性而具有巨大影響力的現代作品為主；創作部分則必須採取寧缺毋濫的態度，盡量提高水準。［如果我們能夠在這個時候出版一本健康的、新銳的、富有朝氣的文學雜誌，雖不能像DDT般將所有的害蟲全部殺死；最低限度，也好保護幼苗逐漸茁強。］

［其實，香港有幾位極有希望的作家，為了生活，已被迫投筆改就他業。這些都是有過表現的文藝工作者，但是現實是殘酷的。生活擔子太重，他們不得不放棄對文學的愛好。］目前有些創作，都是膚淺的現實主義作品，毫無特出之處，放在雜誌內，只能算是聊備一格。縱然如此，這本《前衛文學》仍然是香港最有份量的文學雜誌。］

關於雜誌第一期的稿件，我擬定了一份目錄：

（A）翻譯部分，擬選譯下列諸佳作：

（1）格拉蒙的〈我所知道的普魯斯特〉；（2）喬也斯書簡；（3）湯瑪士．哈代未發表的五首詩；（4）愛德華的〈湯達在倫敦〉；（5）亨利．詹姆斯的〈論娜娜〉；（6）高克多的短篇小說〈人類的聲音〉；（7）辛尤的短篇小說〈一個未誕生者的日記〉。

（B）創作部分，好的新詩與論文還不難找到，只是具有獨創性而富於時代意義的創作小說不容易找。

關於創作，我認為寧缺毋濫，找不到優秀的創作，暫時就不出版。香港的文化環境太壞，［讀者對作者缺乏鼓勵，作者為了生活不能不撰寫違背自己心願的東西。我也無意爭取那些專看武俠小說或性博士信箱的讀者。另一方面，香港有學問、有藝術良知、有嚴肅工作態度的文人與藝術家並非沒有，只是有堅強意志的文藝工作者就不多了。］

（作者按：把上面小說人物的觀點，對照劉以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在一些文學會議上發表的論文，可看出其相似性。由於篇幅關係，這裡就不一一對比了。）

（本篇標題書寫：游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