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進：南來（北歸）身份、港人群像與

陶然屬於香港南來作家的一員，他是1973年秋天離開北京來到香港，從而定居香港。盧瑋鑾曾這樣概括香港南來作家們的精神群像：「無論三十年代、四十、五十、到八十年代，由大陸到香港來的文化人，最初總難免有一種投荒夷地的委屈。委屈源於兩方面：從文化層次說，他們從文化強勢、文藝主流的地方跑到這個外國人管治的小島，一作比較，總覺百般不順眼。另一方面，生活形態的突變。語言、社會風尚、意識思想，甚至價值取向，都截然不同，由陌生形成了疏離，由疏離而導致孤寂封閉，於是有不投入的苦悶。」（1）陶然也經歷從中原南來到生根香港的精神轉型，從早期的批判現實主義創作，到運用意識流手法來挖掘現代都市人的精神，陶然以其勤勉的創作描繪着一幅一幅的香港浮世繪，他的創作極大地豐富了當代香港文學的內涵。

1      北歸與南來：華僑學生的啟蒙意識的成熟

陶然（本名涂乃賢）是1943年9月出生於印尼萬隆的海外華人，祖籍廣東蕉嶺，1960年因為印尼排華而被父母送回祖國求學，同年入北京華僑補習學校學習，四年後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69年畢業，1973年9月離京抵港。他曾談到自己與同為印尼歸僑的蔡其矯之間的寫作之緣：「本來我並無意寫作，大約1969年，詩人蔡其矯的一句話驚醒了我：你是學文學的，為甚麼不拿起筆來寫呢？現在社會上流行文學無用論，對於這種論調，我很反感，要是問我，即使燒成了灰，我也熱愛文學！」（2）他當時讀了大量十八、十九世紀的歐美經典作家的作品，傑克．倫敦《熱愛生命》、海明威《老人與海》、托爾斯泰《復活》、蕭洛霍夫《靜靜的頓河》《一個人的遭遇》、萊蒙托夫《當代英雄》、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梅里美《卡門》、司湯達《紅與黑》、托爾斯泰《苦難的歷程》、巴爾扎克《人間喜劇》、雨果《九三年》、莫泊桑《俊友》、茨威格《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等等，這些極具啟蒙精神的批判現實主義經典，為陶然展示了文學反映社會，文學改造社會的巨大力量，也成為陶然走上文學道路最早的創作原動力和精神資源。

可以說，初到香港的陶然，對香港的印象是敏感的，經歷過十多年共產主義教育的他，他的早期作品充滿着批判現實主義的精神，其作品講述着作為外來移民融入香港的艱難過程。初到香港，他曾任體育記者、雜誌編輯，工作上的流動，使得他與香港各階層有了進一步的接觸。「我與大部分從內地到港的作家不同，我的作品一起步是以香港為背景的。我認為來到這裡，就應該投入這裡的生活，作品才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無論怎樣努力回憶昔日在內地的生活，這畢竟都是過去的事情，與本地的讀者無關」，（3）他關注香港底層人民的生活，挖掘着香港這座城裡男男女女之間的情感糾葛，以啟蒙精神完成着自己對香港最早期的社會印象和感情記憶。如短篇小說〈冬夜〉（1974）是陶然移居香港之後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小說主題是在金錢關係包裹之下，人與人之間情感的隔膜。〈強者的力量〉（1978）是一篇悲劇性非常濃烈的短篇小說，船夫易老鞏在一個暴風雨的晚上，失去了他的妻子和大女兒，遭遇船毀人亡的人間悲劇，被救後，他最懊悔的是對大女兒的食言和打過妻子的那一耳光。同樣是貧賤夫妻百事哀的主題，〈蜜月〉（1980）中急於償還結婚債務的新婚夫婦田寶傑、汪燕玲，被賭場經理設計出演真人秀。〈一萬元〉（1980）裡銀行職員簡慕貞為了幫助未婚夫籌齊一萬元禮金，又不願意接受知情的銀行經理的潛規則而鋃鐺入獄。

都市婚戀主題也是陶然早期創作的重點。〈平安夜〉（1983）是其首次探討家庭夫妻關係相處問題的力作。在平安夜被劫持的汪春霞，在被劫持的過程中，與劫匪談心，同情劫匪。不僅把身上的錢送給了劫匪，還將自己的婚戒「借」給劫匪去籌錢還債。可是，當她平安回家之後，混亂的答覆引起丈夫的不解和懷疑，家庭危機由此而生。在〈視角〉（1983）中，鍾必盛後一氣之下刺死了好友林璋志，何嘗不是與妻子馮玉珍之間缺乏信任所致的悲劇。中篇小說〈天平〉（1984）是這類作品中的代表作，它講述了黃裕思和楊竹英的故事，陶然擅長在故事中將人物的心理活動進行分條縷析的描寫，在不長的故事裡，楊竹英把黃裕思當做自己的前任男友郭偉傑，看似甜蜜的男女關係中間，隱藏着補償心理的陰暗。而故事進行到中間，讀者又發現郭偉傑是有妻子的，楊竹英只是第三者而已。小說最後，當楊竹英和連福全的地下情秘密公開後，楊竹英有段心理活動：「嫁給誰呢？表哥、黃裕思和連福全，他們都是現成的人選。看來，連福全最理想，我已經超越了夢幻的年齡，要嫁，就嫁到美國去，這個時候不走，更待何時？到時，想走也走不成了，移民美國，連福全就是最佳選擇」（第209頁），將一個物質至上但又承受社會輿論壓力的現代都市女性的形象生動地刻畫出來，感情和物質的天平，最後傾斜了。

2      香港男與女：現代商業社會的文學再現和批判

長期以來，香港大眾與印刷文化的發展遠遠走在全球華語文學的前沿，而純文學的創作長期被壓抑，全職創作的作家極少。好友舒巷城曾勸他「首先要找到一份職業，不管你喜不喜歡，都要做，因為那是生活的保障，有了這份職業，你才有資本去養你那文學的愛好。」（4）但中文系出身的陶然並沒有選擇其他的職業，一生投身文學編輯生涯，以筆為旗，着力於對現代商業社會的文學再現與批判。

首先，陶然小說的本土色彩是相當濃厚的，而香港的都市化、現代性又是其作品的重要內容特點。借用馬泰．卡林內斯庫關於「現代性」的看法，香港社會也擁有着「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藝術和後現代主義」的五張面孔，而這五種現代性的面向對香港作家的影響是巨大的。以陶然的小說為例，他的小說都有着時代的印迹，有着再現香港當代歷史的企圖心，如〈天平〉中的鍾楚紅、《奇謀妙計五福星》；《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中的《何日君再來》；〈碧玉岩〉（1993）中的葉倩文《瀟灑走一回》；《歲月如歌》（2001）中的香港九七年禽流感事件；《與你同行》中肥皂劇《大亨》的主題曲、湯蘭花的台灣文藝片；還有長篇小說《一樣的天空》中大段大段的關於香港歷史的回溯和對九七香港回歸的思考。可以說，批判主題和社會形象結合在一起，使得陶然小說具有很強的香港本土性。

其次，陶然關注香港的時事，關注事件中的人的命運，是人道主義悲劇的藝術踐行者。如職場生活，〈元老〉（1990）裡中年員工的職場困境，〈砍〉（1995）關於商場人情淡薄、利益至上的故事新編。再如，他對香港偷渡事件的關注，〈海的子民〉（1984）講述的就是一對越南夫妻的偷渡悲劇，茫茫大海何處是家的悲涼。〈窺〉（1990）裡面的偷渡來香港的明儀，被訪客脅迫，最後一怒之下打傷了訪客，但結局會怎樣？沒有正面回答，前途未卜。陶然小說與香港歷史事件互動明顯，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中篇小說〈沒有帆的船〉（1998），小說創作的觸發點是1990年代香港富豪被綁架的諸多事件，如小說中主動提及的地產大王王德輝被綁事件（1990年被綁架，棄屍大海）。小說以富豪湯世成失蹤案為導火索，引出和挖掘豪門內鬥的故事，其中關於湯鄺玉霞和湯炳麟之間的權力場爭鬥尤為吸引人。

3      敘事現代性：現代主義創作手法的踐行和成績

1973年遷居香港的陶然，與舒巷城、劉以鬯、何紫、阿濃、西西、陸離、小思、黃國彬、何福仁、也斯等作家交好，這些作家中很多都以現代主義文學實踐見長。（5）加上，余光中1974年移居香港，在港十年，他與宋淇、思果、陳之藩、劉紹銘、小思等人組成的香港中文大學的作家群體，宣導現代主義文學，也影響着香港文壇的創作風氣。陶然曾回憶自己接受現代主義文學的心路：「當時在內地的文學教育，都是注重寫實主義作品，我到了香港，便開始惡補二十世紀以來的外國作品，同時，也翻看當時在內地罕見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新文學作品。……因為文學教育的關係，一度執著於寫實主義甚至於浪漫主義的寫作手法，醉心於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蕭洛霍夫、莫泊桑、雨果、梅里美、傑克．倫敦等人的作品；但到了香港，接觸了各種不同的流派，當然擴闊視野並不等於全盤接受，應該說，寫作時是否合乎心意是最主要的，凡是能夠表現心目中想要表現的題材，就可以運用，反之，就放棄。」（6）

首先，陶然向現代主義學習的過程是漫長的，從現代主義手法的運用來看，陶然最擅長的是意識流小說藝術手法。〈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1995）是一篇成功的意識流小說，也是最為陶然所珍愛的中篇小說。全篇用的是白日夢的方式，講述了有婦之夫蕭宏盛與洪紫霞、袁如媚兩位已婚女性的感情糾葛。小說中的洪紫霞更多的是蕭宏盛的精神伴侶，是一個「女人味十足」的女性。而袁如媚則是一個強勢的女性，喜歡替蕭宏盛決定一切，但蕭宏盛似乎很享受這個受虐的過程。這篇小說有着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的影子，和「改過自新，又變了個好人」的佟振保一樣，蕭宏盛最終也回歸家庭，似乎呼應着張愛玲小說的蒼涼風格。

在駕馭時空距離大、內容龐雜的長篇小說時，陶然在小說技巧方面有着自己成功的探索。長篇小說《與你同行》（1993）是陶然以主人公范煙橋、章倩柳、吳彤霞之間的愛情經歷為主要線索，整部小說在以意識流手法的「內心獨白」展開，以一種雙線式的敘事結構敘述當下的返校經歷和過往的文革歲月。時隔十五週年，范煙橋與昔日同學相聚母校，言談之中討論的又是過往的校園生活；回憶中不斷跳躍的是北京校園故事和香港移居生活。但陶然有着自己的改進，陶然為了展示小說中人物的複調性，他一開篇還是以全知敘事展開，慢慢地撤出作者的視角並增加意識流成分，最後，我們能夠看到的就是范煙橋在現在與過往之間展開意識流的敘述，加上陶然小說中有大量自己親身故事的敘述，如自己早期在香港某雜誌的編輯生活、同為僑生的張仁強（小說中的湯波）、多年摯友曹惠民（小說中的蘇舟潮），又增強着小說敘事的可讀性，他的意識流成了一種有迹可循的敘事藝術技巧。

陶然另一部長篇小說《一樣的天空》（1995）的主要人物是龍雄集團有限公司老闆陳瑞興、曼莉和王承瀾、美若兩對夫婦，陳瑞興和王承瀾是大學同學，都是從大陸移居香港的，因為歷史機遇，陳瑞興成為商場成功人士，而王承瀾則繼續着自己的文學編輯事業。小說採用了陶然最擅長的意識流手法，小說每一節變換一個敘事人，陳瑞興、王承瀾、方玫，每個敘事人把自己的所感所思毫無顧忌地直接展露出來，而且「直接內心獨白」和「間接內心獨白」交互使用。同時，陶然小說中的敘事人物經常很理智地對自己的思想和感受進行分析追索，而且是在並無旁人傾聽的情況下進行的，又融合了「內心分析」的特點。小說中的陳瑞興不斷地在敘述着自己的艱難的商場打拚、包養小三的經歷，王承瀾則在一以貫之的底層敘事中，尋找生活的意義。雖然兩人的生活軌道是完全兩樣的，但同為移居香港的新移民，兩人的同學之誼是維繫他們友情的紐帶，而生活中的困境和挑戰，又不斷地讓他們兩人互為慰藉，成為了不可分離的「親情」。在種種的立足現實又情懷滿滿的敘事中，正是在對自己、對友人、對北京原鄉、對印尼老家、對香港的多敘事角度的鋪述，陶然完成了自己對香港城與人的情感認同，完成了自己精神上的一次完美洗禮。

結語

從1974年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開始，陶然已經對人生豁達了，「人性是豐富多樣的，而文學卻包容合一，陶然懂得顧及各個方面。他甚至希望和呼喚着唯美和試驗」。（7）進入二十一世紀的陶然，他集中精力創作了大量微型小說，在一個一個奇思構想的小篇章裡繼續他的香港書寫。如〈機率：十分之一〉（2002），小說中篇末的抖包袱，表面上是給男人的懦弱一個理由，實際上揭示着香港市民的現代都市病。〈認人：你肯定？〉（2001）在人物瘋狂的囈語中，我們追蹤着其中事件的始末，但小說筆鋒直指現代人正義感的萎縮。另外，〈時差〉（2002）、〈頭球〉（2010）、〈簽〉（2010）裡對人物細膩心理活動的刻畫，都是上乘之作。陶然這個時期的小說，已經完全融合了他批判現實主義、意識流手法實踐的創作風格，思想功力深厚，藝術技巧嫺熟，成為香港當代文學的重要創作成績。

【註】：

（1）      盧瑋鑾《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頁121

（2）      陶然〈自己的房間（代序）〉，《旺角歲月》，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17年版，頁5

（3）      沈舒〈回憶舒巷城――訪問陶然先生〉，香港：《城市文藝》2011年第3期，頁59～60

（4）      陶然〈「性格決定命運」――漫憶舒巷城〉，《旺角歲月》，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17年版，頁430

（5）      陶然對前輩劉以鬯高超的意識流手法滿懷仰慕的時候，認為他「在手法上，意識流技巧和懸念的佈局同時運用。既豐富了人物的內心世界，也在結構上令讀者感到興味盎然。」參見陶然〈在創作中不斷追求新意――劉以鬯《天堂與地獄》讀後〉，梅子、易明善編《劉以鬯研究專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頁254

（6）      同（2），頁2

（7）      ［法］法蘭西斯．密西奧〈陶然印象記〉，《香港文學》2004年12月號，頁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