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勇麟：冷酷的世情與隱喻的愛情——《陶然小說選》．序

1

香港著名作家陶然的小說，內容豐富多彩，這本小說自選集最集中體現了他四十多年的社會思考與創作流變。陶然的關注面很廣，從移民、九七回歸到都市批判、懷舊等等，都納入其思考的範疇，但綜觀其寫作脈絡，則呈現出兩個最主要的寫作面向：冷酷的世情與隱喻的愛情。

陶然的第一篇小說〈冬夜〉即是冷酷世情的力作。夜市是熙熙攘攘的，而餐廳的霓虹燈亦五光十色地閃爍，然而主角張誠的內心卻如「冬夜」一樣淒冷。像張誠這樣的一個小人物，年近三十只能當個侍應生，而且對他來說能保住這一飯碗不失業已是萬幸。他原本已脆弱的內心和自尊卻在一次餐廳偶遇已成明星的同學王利成之時再次被擊潰：已改名為廖化的王利成根本就不想認他這個地位低下的同學，見到他馬上匆匆離開並施捨下一元錢。陶然借另一個侍應生王強之口指出經濟社會的本質：「人情值多少錢一斤？」〈一萬元〉中的銀行職員簡慕貞因為缺少一萬元禮金，第一次感受到「金錢的分量原來有這麼重」。《沒有帆的船》中湯炳麟直陳：「說來說去，金錢最重要，有錢能使鬼推磨，只要手中有了錢，還有甚麼事情辦不到？」於是，人們為了金錢去賭博、炒股票、炒黃金等，最終亦被金錢所吞噬。

職場的冷酷是陶然冷酷世情表現的另一個重點。職位的高低直接與金錢等社會利益劃等號，因此，職場中的競爭就倍顯殘酷與不留情面。〈空降〉中的黃德明，不僅鼎力支持上司方雅蘭，更與她之間有曖昧的情感，然而，在利益面前，方雅蘭還是選擇把職位給了另一個員工傑克，因為「唱歌跳舞喝酒吹牛，傑克全都在行，有他在，保證不會冷場」，說到底在雅蘭面前沒有感情只有利益。〈元老〉亦是這一主題，感情、人情不管用，唯有利用價值才是硬道理，正如王伯所感慨的：「你利用老闆，老闆更利用你，看你有沒有利用價值？看你忠不忠心？笑臉攻勢只不過是一種權宜的策略，到頭來大局已定，吃虧的還是你，老闆把你捏在手裡，想你成為圓的就是圓的，想你成為扁的就是扁的，你奈他何？」因此，〈迷魂陣〉中的阿強一針見血指出：「這是弱肉強食的世界，你心理平衡不了那麼多的了！」陶然曾對一系列的經典故事進行了改編，其中有許多篇章反轉原故事中人物「仁」、「義」、「智」、「勇」的形象，將其塑造成利益至上、冷漠殘酷的商業動物。〈砍〉中的劉備已不再是那個將兄弟視為手足之人，反而在裁員之時首先裁掉關羽並冷笑着告誡他：「商場無情講，只有商業利益要緊」、「如今做事，利益為先，我要裁員，第一個要動的便是我的左臂右膀，這樣才能威懾其他人。」道義倫理的喪失在古與今的對照中顯得尤其令人痛心。

香港是個因為歷史與機遇突然崛起的城市，而且經濟以商業和金融為主，香港學者盧瑋鑾一直強調「香港沒有歷史感」，「香港是一座身世朦朧的城市」。一座無根之城的文化便因此顯得十分的緊張、急躁與焦慮，人們唯有緊緊抓住手中的金錢與利益才能感覺心安。

2

陶然寫作的另一個主要面向是隱喻的愛情。陶然愛情小說最大的特點是意在言外，表層寫愛情，內裡想要表達的卻是另外一層意思。寫於1983年的〈天平〉，表面寫的是黃裕思楊竹英的戀愛，而陶然真正想表達的是香港「九七回歸」的主題。1982年底，中英開始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在北京正式簽定。而陶然這篇完稿於1983年9月，修訂於1984年12月5日的〈天平〉相當敏銳地抓住了其時香港人最主要的關注點，及時地在文學創作中拋出「九七」的思考，所以小說一推出就引起巨大的反響，它與劉以鬯同樣發表於1984年的〈一九九七〉一道引發了香港文學中的「九七」書寫熱潮。

而在《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中，陶然則是借愛情來表達商業都市對人性的壓抑。陶然的愛情小說大都是從男性的視角展開去敘寫，主角亦自然都是男性，或者更準確講是在現代都市中飽經滄桑的中年男性――此滄桑其來有自，正是因為商業社會與身俱來的金錢至上、相互傾軋與人情澆薄，使得這些生性較為善良、情感比較豐富、不愛掠奪別人的男性充滿了受挫感。《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中蕭宏盛就委屈地陳述：「男人又何嘗不容易受傷？只不過男人不能在大庭廣眾面前失態，即使有天大的委屈和悲傷，也唯有強忍着留到夜深人靜之時，一個人偷偷地把眼淚盡情流瀉，或者乾脆就……吞到肚子裡。」他們不僅在職場上、社會上受到挫折與創傷，更不幸的是，在家庭中亦尋求不到溫暖。這些愛情小說中的男性其婚姻生活總是十分不如意，與妻子的結合並非因為愛情，而只是社會生活的需要，因此，夫妻之間的關係冷漠，處處充滿計較。於是，在內外雙重失意的情形之下，他們渴望尋找一個精神的出口與一處喘息的空間，蕭宏盛與洪紫霞的婚外戀呈現的正是這樣的出口與空間。不過，這篇小說有意思之處在於，在機場栩栩如生的六個小時意識流――回憶與洪紫霞的情事之後，蕭宏盛卻懷疑洪紫霞是否真有其人。或許陶然是想表明：這些在現代商業都市中苦苦掙扎的中年男性並無真正的精神出口。

當然，陶然愛情小說中最大的隱喻是對老香港舊景觀消逝的無限悵惘。《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即已用惋惜的口吻記錄了1995年香港希爾頓酒店拆卸前夜的告別場景，〈倒錯〉中的方若文始終緬懷十年前沙田新城市廣場那家放着低低柔柔歌曲的餐廳。景觀是記憶與文化的承載，景觀的拆除摧毀的不僅僅是建築，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與其中居民的記憶。商業的高速發展，舊景觀的快速拆毀，給生活其中之人造成的感覺正如方若文所感受到的迷惘――十年之後，他甚至懷疑沙田新城市廣場那家餐廳是否真正存在過，而他與朱慧茵在其中發生的感情又是否是真實的。

陶然曾自陳，他小說中的愛情或婚外戀只是一個框架，並不一定是實指。雖然他總是將這些愛情寫得極純極美，《與你同行》、〈碧玉岩〉等是其中的代表。《與你同行》深緻入微地寫出人在高度政治化和高度商業化的社會生活中的生存困境，在開闊深邃的時空背景下，敷陳人與環境的對抗、衝突，凸現人的尊嚴和價值，肯定人對於愛情、友誼、理想的珍重與追求。

3

在這本選集中，可以看到陶然小說藝術表達形式四十多年來流變的鮮明痕迹。早期陶然的小說創作可以說是短篇、中篇、長篇三者並行並重。陶然以短篇小說〈冬夜〉登上香港文壇，之後很長一段時間，短篇小說一直是他最擅長與喜愛的小說形式，不僅產量甚豐，並且多有名篇出現，如〈一萬元〉、〈窺〉被收錄進各種短篇小說選集，〈海的子民〉被譯成法文出版。而他的中篇專攻愛情小說，以愛情做各種隱喻。長篇《與你同行》、《一樣的天空》則無論是題材還是藝術形式上均各有亮點。

陶然十分注重在同一篇小說中選擇並轉換不同的敘述視角，創作於1983年的短篇小說〈視角〉篇名就直接暗示了這樣的敘述方式。就鍾必盛殺人並自殺這一個事件，陶然選擇從三個人――殺人者鍾必盛、被殺者林璋志、鍾必盛的妻子馮玉珍的視角展開三種敘述／自述。於是，在這樣視角轉換之中，整個故事的前因後果、人物內心得到更為全面的呈現，而最關鍵的是，這樣的敘述，使得一個簡單的故事變得繁複飽滿，讀者閱讀的心理體驗也隨之加深。

其後，完稿於1983年並修訂於次年的〈天平〉亦採用這一手法，此篇第一節與最後一節採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敘述，中間十一節則分別用黃裕思與楊竹英第一人稱獨白的角度敘述。不過，陶然的這一敘述視角轉換引起最大的討論則是出版於1996年的長篇小說《一樣的天空》，可能這樣的敘述形式正好十分適合用來承載這部小說的題材――甚至於吳義勤認為「這部小說代表了陶然小說在藝術實驗方面所取得的最高成就」。這部小說最主要的敘述方式是不同的章節採用不同人物的內心獨白，前面二十章共計採用了五個人的敘述角度，其中主要是小說主角陳瑞興與王承瀾的內心獨白，而第二十一章與最後一章則採用第三人稱敘述，倒數第二章卻把四個不同人物的內心獨白並置在同一章中。故事並沒有結局，陶然只是激發讀者思考：商業語境中無論是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者還是失敗者都有自己的一捧血淚，失敗者自卑，成功者又何嘗得意？論者都認為這部小說的篇名要揭示的是一樣的天空下不一樣的人生路徑，而我卻以為，或許陶然更想表達的是在以經濟為唯一指標的商業都市裡，一樣的天空下是一樣的艱辛。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視角轉換敘述裡，陶然總是採用內心獨白的形式，有些比重之大，使之完全可以稱做意識流小說。而這種手法的採用也使得陶然的小說擺脫了線性敘述的刻板並獲得自由穿躍時空的靈活。中長篇小說自是不必說，陶然的敘述總是直接切入故事後段，然後在人物的意識流中不動聲色地、緩緩地把事件與人物的脈絡顯露出來，而即使在短篇小說中，他也從不肯一筆寫到底，就像〈蜜月〉，總是在事情發生之後又將時光來回彎曲――對於這一點，陶然有很深刻的藝術自覺：「小說的故事框架可以現實也可以虛幻，甚至並不重情節不講究前因後果，能夠反映重大人生當然很好，但只求在片斷中以現代的節奏挖掘人性，或者表現一種現代的感覺，也未嘗不可成就一篇好小說。」

陶然後期的小說創作以微型小說為主，這種小說形式的改變從他的自述中可略見一斑。他感嘆隨着時代的發展，報紙副刊不再起重要作用，「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香港傳媒生態發生巨變，本來文學作品主要賴以生存的報紙，紛紛取消小說版，更不用說連載小說了，中長篇小說刊登的機率銳減」，而「如今大約更要加上一個更重要的不利因素：手機上網橫行，讀報的人逐漸成了弱勢」，於是，因應時代的變化，陶然便進行了小說形式的調整。雖然陶然寫慣短篇小說，但相比較短篇小說，微型小說除了篇幅上的限制之外，藝術上亦更講求出奇不意的結局並引發讀者的深思或會心一笑。陶然原本就十分擅長於人物心理的刻畫，而微型小說的創作，更激發了其對人物心理特別是潛意識描寫的深入開掘。

總之，縱觀陶然四十多年來的小說創作，無論在題材的開拓上，還是在藝術形式的創新上，都可以看出他對文學的熱愛與不懈追求。自然，在香港這樣一個經濟高度發展的社會，這樣的熱愛與追求何等艱難，而陶然的堅持來自於「我依然相信，一個沒有文化沒有文學的城市，經濟再發達，也還是貧血的城市」。

2020年3月9日於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