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益懷：家在香港：文學與影視作品中的「香港居」

安居，是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為，人充滿勞績，但還應該詩意地安居。他是從生命意義與價值的哲學高度，來思考人的生存狀況，那是人生應有的境界與生命的理想狀態。用這個理想人生的尺度來衡量生活起居，那代表了一種有品質的居所環境，有家有園，活得有滋有味有尊嚴。然而，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安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對於許多人來說，香港居，意味着居不易，無論是空間還是相應的生活條件。在香港的文學與影視中，有大量作品涉及這個題材。在此，本文循三個方面考察本地藝文作品中的「香港居，居不易」現象，一是「港居」的歷史淵源與現實境況，二是「有家無園」的苦楚，三是「家在香港」的社會意識，以及人們對「安居之所」的集體記憶與情結。

1      安得廣廈千萬間

香港的房屋短缺由來已久，且有種種現實與歷史的因素。戰後，在短短的五年間（1945～1950），大批難民湧入香港，居民由六十萬急升到二百多萬，令這個彈丸之地出現人口爆炸現象。這些背井離鄉的難民，大都棲身在港九各處山邊和路邊空地搭建的寮屋。到1953年，全港寮屋區的人口已達三十萬之眾。寮屋區內的房屋雜亂擁擠，居住環境惡劣，衞生安全問題嚴重，更經常發生火災。1953年，石硤尾木屋區的一場大火，燒毁多個村落，災場達四十一英畝，燒毁木屋二千五百多間，五萬多居民頓失家園。這場大火是香港歷史上，尤其是房屋史上的一個標誌性事件，既喻示五十年代「難民社會」的苦難，也是代表香港公營房屋建設的開始。

五十年代不少本地文學與電影作品，都真實反映出那個年代底層社會的居住困境，如侶倫的《窮巷》、舒巷城的《太陽下山了》、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曹聚仁的《酒店》等，以及電影《危樓春曉》等。在反映居住衝突的小說中，諸葛郎的〈木屋夜話〉反映了木屋區居民面對拆遷的困境。故事中的住客們都在為拆遷而犯愁，不知道三個月後搬到甚麼地方去。這些房客大都是有文化的人，也有正職，然而各有一本難唸的經。趙先生在雜貨店當賬房，月薪一百多塊，付了房租，已所剩無幾，老婆常跟他嘮叨柴米油鹽的事，現在面對拆屋，更不知如何是好；錢先生是個黑市教員，月入只有合格教師的一半，窮得連自己的兩個兒子都失學；李先生是這些房客中收入最高的，在建築公司做設計師，可是他本身也是不幸人，為別人設計洋樓，自己卻只能棲身木屋。原來，即將動工興建的花園別墅，正是出自李先生的手筆，而這座洋房是一個有錢人為他得了肺病的七姨太建造的。李先生為了令這座精緻的西班牙式別墅更完美，還特別設計了一個五十公尺的花園，誰知道這竟令他自己無家可歸。在這篇小說中，窮人的木屋與有錢人的紅瓦黃牆洋房恰成對照，住在木屋中的人面對着海景卻無心欣賞，住在洋房裡的有錢人為了他們自己的舒適奢華生活，卻令一群不幸的人失去家園，這正是不公平現實的寫照。長篇小說《窮巷》與《半下流社會》，也都從不同角度和層面反映出難民的居住困境。前者反映房客與包租婆的矛盾，後者則寫盡流離失所的人居無定所的苦況，以及陋屋的種種災禍。

在同時期的文學作品中，曹聚仁的《酒店》對難民的生存處境，以及木屋區的環境有真實記錄。「木屋區，在人心辭典上，似乎是一個貧窮的別解；那個熙來攘往的人海，誰進入那一角落去，就像飄流到荒島似的，和舊的社會關係，幾乎可以說是割斷了。」作品聚焦在一群寄居木屋的亂離人身上，他們都背負着不堪回首的人生重負。這些本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多少都帶着一份光榮的履歷，在南京銓敘部有過記錄」。其中有少將階級的團長，有河南某行政區的督察專員，有任職十多年的稅務局長，也有江西一家省立中學的校長，還有四川Ｌ縣商會會長，縣參議會會長……「不過落到了木屋區，過去的一切光榮，也就是這麼一回事，讓自己的回憶，咬痛自己的靈魂，徒然多幾分傷感而已。」比如從四川逃難到香港的滕老先生，與兒子一起擠在鑽石山的木屋中。家鄉傳來的消息一天天壞起來，房屋田地都被分配掉，家信「字字刺痛了他老先生的心坎」。儘管落魄到如此地步，貧病交侵的老先生還是沒有怨天尤人。他為兒子在理髮舖謀了個擦皮鞋的活計，在上工之前，特別對兒子說，「你前面的路很長，很長，我們不應該過着白華的生活的！」他千叮萬囑地告誡兒子――「一個人要自己檢點」，「一個人只怕自己腳跟不穩，穩了腳跟，哪怕千人笑萬人罵，又有甚麼膽戰心寒！」

難得的是，這個作品正面描繪出石硤尾村的境況，「木屋區的世界是廣大的；只要大埔道尾上那麼一個小天地，有機會攤平來的話，就夠填補上太平山半山區的人口。我們從大埔道那廣場，拐一個彎，進入曲折蜿蜒夾道板房擠成的細長市場；電燈到市場口上就停了步，汽油燈，煤油燈和迎風搖曳綠蔭蔭的電石燈，代替另一世界的光明，穿過了柴米，油鹽，雜貨，肉攤，麵店，小茶館，小飯館，故衣攤，舊家具，這些家常日用必需品的市廛，隔上十家二十家，就有條小巷，通往住宅區。由羊腸小徑貫串起來的住宅區，說得具體一點，恰似螞蟻窠穴的放大。往來行人，摩肩接踵，恰似螞蟻那樣一個叮住一個。有時，一連串去的行人，要側轉身來在巷側避道，等那一連串來的行人過了，才可以向前行進。天一大雨，人行狹道，也就泛濫成為溪澗，讓大家涉水而過，恰似荒山跋涉，那毗連鱗接的板屋，有如松棵杉叢，整個山頭，就給叮滿了黑點。」

舞女黃明中是《酒店》的中心人物，作品集中敍述了她的悲情人生，由賣身救母而陷慾海，又由當紅舞女變成淫婦，而後又變成瘋子。她和母親流落木屋區，米缸僅有幾把米，沒有比「肚子餓」更煩心了，而家裡能賣的都賣光了，山窮水盡，「走到了非賣淫不可的末路」。她不能眼看着母親活活餓死，終豁出去︰「我們這一代人，就是一副門板，放在舊的與新的溝坑上，讓大家踐踏過去，我們免不了要犧牲的。」在她到酒店出賣初夜的那個晚上，一場大火發生了。第二天早晨，她從報上看到新聞「石硤尾區今晨大火，無家可歸者數千人」，「一片火海」，「中年病婦焚斃」……慌忙趕回石硤尾。

她一到九龍，趕忙僱車到大埔道自己的住所去；她的心神，比車輪還飛得快；石硤尾村在望，她的雙眼已經模糊一片，幾乎甚麼都看不見了。車在村外停了下來，她驚顫惶懼，幾乎不敢下車；但見村外那一片廣場上，一堆堆都是災後無家可歸的住戶，箱籠雜物堆上，坐着愁眉苦臉的男女老少。她一一看了過去，沒見一個熟人，誰也不曾和她招呼。一種刺鼻的焦味，撲面而來；仰望天空，陽光黯淡，輕煙裊裊，她眼前一片焦黑的火燒場，辨別不出，何處是自己的住宅。

她恍惚還記得那個泥潭的晚上，那條曲徑，通往她們那一住區，依方向看去，她們那一住區，已經化為灰燼了。她試着向村墟前行，滿地泥漿，釘着了她的高跟鞋，寸步難行。村人告訴她：「山這一邊的木屋，都在劫數之中，用不着去看了；那時一片火海，能逃者都逃出來了，逃不出來的，大概是完了！」

「嗄！我的媽呢？天呀！」她叫喊了幾聲，木然地站着，一陣眼花頭暈，搖搖欲倒。她剛提起腿來，想向前再走一步；泥漿黏住了她的鞋子；雙腳不自覺地踹到泥漿裡去了。她還是漠然向前走着，她的腦子好似給甚麼打碎的了。

這是一幅以個人視角展現的災情畫面，是對石硤尾大火真實歷史的形象註釋，其中注入了生命個體的情感色彩，呈現出為那些乾巴巴的歷史「檔案」、抽象數字所不具備的立體維度。木屋被焚，無所歸宿，黃明中「遺棄了整個世界，整個世界遺棄了她」，只好踅回頭寄身酒店安頓殘生。

石硤尾這場大火銘刻在一代人的記憶裡，著名導演吳宇森、文化人黃霑，都是親歷者、見證人。在他們的人生傳記或筆記中，都留下了這一幕。黃曉紅撰述的《吳宇森：從獅子山下到好萊塢》，有這樣的一筆：

「失火了！失火了！快逃命！」急速的拍門聲，和着惶恐的呼叫聲，讓木屋區內的每一戶人家都驟然意識到，突如其來的噩運，已強蠻地降臨在他們身上。

一團又一團的黑煙，伴隨着腥紅的烈燄，直往山邊飛竄。這樣一幅火龍狂舞的奇景，深深烙在一個七歲小孩的心中――1953年12月25日，是吳宇森一生中最刻骨銘心的聖誕節。

原名黃湛森的香港著名填詞人黃霑，當年住在深水埗桂林街，也親眼目睹了那場大火。他在〈童年街坊〉中，也記下了自己的所見所聞。

為了安置災民，殖民地政府成立了徙置事務處，在災場附近興建多棟七層樓高的徙置大廈，即石硤尾邨。與此同時，港九多個地區都展開徙置屋邨的興建，邨內設有學校、診所、商舖、街市和遊樂場等設施，這就是香港公共屋邨源起。徙置區是為安置災民而急速建成，設備十分簡陋，每個單位的面積僅百餘平方呎，環境擠迫。無論如何，戰後的一代「難民」總算開始了新的生活。由此，搬遷徙居、「上樓」，成為香港巿民集體記憶的重要部分。而安居落戶、建立家園的經驗，也成為考察港人的人生經驗，乃至族群意識的重要維度。

2      有家無園「香港居」

「香港居，居不易」，是這個社會的共同經驗，也是藝文創作中的常見主題。戰後的移民在香港落地棲身，最初只是求有一立錐之地，有瓦遮頭，而搬遷、徙置，幾乎成了生活的常態。幾十年來，港人的居所大概分為這樣一些類型，寮屋（木屋）、石屋、徙置區、臨時房屋區、公共屋邨、居屋、私家洋樓，此外還有這樣一些棲身之所，套房（劏房）、板間房（梗房）、天台屋、閣樓、籠屋、牀位、棺材房等。狹窄、窘迫的空間，居無定所的流浪，以及無處安頓的居住焦慮，都是常見的港居現象。在反映居住困境的藝文作品中，劉以鬯的《香港居》、唐睿的《Footnotes》（腳註）、電影《歲月神偷》等，有集中的反映。這些「居不易」的經驗與記憶，也同時編織在各種散文、詩歌作品中。

劉以鬯的《香港居》創作於1960年，小說以通俗的形式，對港居生活中的苦況，如找房、租房、做二房東等經歷，作出全景式的呈現，勾劃出一幅「香港居」的浮世繪。作品以「我」的視角展開敍述，記錄一家三口的遭遇，以及「我」和妻子的所見所聞。如租房寄人籬下的狀況――不能自顧工人、不能自己煮食，在與房東共僱工人及搭伙時又備受盤剝。且看開餐的情景：「這是三菜一湯，但質劣而量少，實在是不夠吃的。再說，妻從小不吃芽菜；而莉莉又最憎鹹菜，賸下的祗有那碟紅衫衣了。莉莉怕羞，不肯自己舉箸。妻無意讓莉莉挨餓，正欲代夾時，潘太太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整個魚頭夾了去；接着，潘先生也不甘示弱，居然『大刀闊斧』地將魚尾也夾掉了。留下來的，是一塊多刺的魚背。莉莉喜歡吃魚，卻不善於剔出魚骨，常常吃到一半，魚刺梗在喉嚨，弄得連飯都吃不下去。為了這個緣故，妻祗可以替她撥些豆腐湯撈飯。」從吃飯這個場景就可以想像到租房的窘迫境況，「每天懷着赴宴的心情吃飯」。再看包租做二房東的苦楚，房客中有舞女、單身寡佬，也有做人情婦的女子。結果引發種種事端，男客偷窺又偷腥，舞女帶相好回房間……每一樁每一件事，都掀起三尺浪，讓人不得安寧。

搬家、遷徙，是「港居」生活的常態，也是港人的一種集體經驗與記憶。舒巷城的詩〈家〉寫出了都巿人的「流浪」苦況。

租約又期滿了，租金又漲了

又一次要搬走了

我不是過路人

這裡是我生長的地方

但在這樣的一個城巿

呵，我流浪又流浪

（1973）

兒童文學作家陳華英的〈蝸居滄桑錄〉，則寫出了從板間房、木屋、徙置區、公屋的遷徙經歷，記錄下真實的蝸居境況，這是其中一「景」：

那是一間約八十呎的房間，向街，有窗，租金包括一間閣樓。那間閣樓是硬生生在廁所的天花板上裝置出來的，約三呎高，由一把長長的木梯爬上那小小的入口，裡面只能彎着腰坐起來或者躺着，那閣樓就是我和姊姊弟弟睡覺之地。別人大小二便時，陣陣的異味便會從下面傳上來。那拉水廁的水箱聲在你耳邊轟雷一般的響。廁所的一扇窗，下面佔了三分之二，閣樓佔了三分之一。頭房的大哥哥如廁時，常常在下面警告我們：「不要望下來！不要望下來！」天啊！ 我們被臭氣熏得頭昏腦脹，哪有心情和他開玩笑。

那八十呎的小房間倚牆擺放了爸爸媽媽窄窄的牀。晚間，牀邊排起四張長方形的櫈子。那櫈子寬不過一呎，瘦小的哥哥就睡在上面。每晚，哥哥小心翼翼的睡着，生怕從椅子上滾下來。我們也小心翼翼的爬上長梯，鑽入小小的籠子裡，再把三個小小的身體妥帖的排放在閣樓板上，像排在罐頭內的沙甸魚。這個居住環境活像小龍女的練功場。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香港的都巿生活條件已今非昔比，一個個新巿鎮拔地而起，現代化的洋樓華廈遍佈港九新界。但是，大量的居民仍然處於居住的困境之中。韓麗珠的〈假窗〉就反映出畸形的地產現象，以此透視當代港人的居住困境與「流浪」狀態。「大廈與大廈之間的距離更窄小，住宅也更稠密，建築物像迷宮那樣把人們圍困」，「那跟蜜蜂的巢穴相仿，只有辛勤得至死方休的人才能得到住進房子的資格。」這個作品以奇幻筆法描述都巿發展怪現象，新發展區的許多大廈居所都沒有窗戶，只能透過畫假窗來「透氣」。發展商在堆填區附近興建的新樓，不敢開窗戶，是因為怕氣味拉低樓價。為了創造「比現實更逼真的風景」，找人為整座大廈繪製假的窗子，「營造虛假的希望」。經紀與建築師的邏輯是，「窗子早晚會成為不合時宜的東西」，「沒有窗的房子才是個令人心神平靜的住處」，「住客入夜後才回家」。這種荒誕的事情貌似不合情理，實則是對香港畸形地產現象入木三分的真實透視。這個作品揭示出當今港人在石屎森林的侷促生存狀態。

香港政府在六十年代推出一套講述房屋問題的新聞紀錄片，題為《與人口賽跑》，可想當年房屋問題重點在解決人口急增帶來的居住需求壓力。時至今日，香港社會的一大焦點依然是房屋供不應求，大量單身人士與新移民寄居於劏房，2019年的政府數字顯示劏房居民達二十一萬之眾。劏房生活，也產生了許多悲歌。

江璇的小說〈紫窗〉對「劏房」環境有較詳實的描述。故事中的小林來港讀書與工作，一共搬過三次住所，無一例外都是劏房。其中一次，隔壁住了一個非洲女郎。一天凌晨，正在熟睡的她被一陣尖銳的喊叫驚醒，「強大的聲波猛烈地擊打着可憐的薄牆，使它顫顫巍巍，彷彿那邊正有一頭發怒的野獸拚命想要撞垮它」，原來隔壁的非洲女郎正在電話裡吵架。暴躁的喊叫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她翻來覆去好久才昏昏欲睡，而此時天已快亮了。這個「意外」只是序幕。「深夜的『單人爭吵』越來越頻繁，到最後幾乎天天上演；有時發展為竭盡全力的咆哮，摻雜着摔打之聲。一次，一個龐大的不明物體朝小林的牆上猛地砸來，發出轟隆巨響，整個屋子幾乎一震，嚇得小林差點從牀上滾下來。」小林因此每天精神恍惚，頭腦倦怠，工作力不從心，最終捨棄大筆押金提前退租。這就是當今港人劏房生活的現實寫照。

一個繁華大都巿，華廈林立，有着迷人的風光，也有海納百川的氣度，吸納着一代又一代的移民，也包容着形形色色的生命，而在其石屎叢林卻又隱匿着斯芬克斯怪獸，讓人活得侷促不安，居無定所，流浪在凡塵中。詩人胡燕青在〈香港新詩的衣食住行〉中說：「在自己的『鄉土』上竟然無法安家，形同『過路人』，豈非一個富有的城巿最大的諷刺？」（1）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反詰。

居所是人的物質生活空間，安頓人的肉身，而同時也具有情感的維度，代表一種精神文化空間。一個居住空間能不能讓人獲得安適之感，還決定於人與人的相處。就像維金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說的，女作家需要一個「自己的房間」，這個「房間」代表了一種獨立自主的空間，它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在香港的文學作品中，陳寶珍《找房子》反映「港居」生活另一種困窘。作品中的「你」與「我」，都處於「摺疊」的生存狀態，都在「找房子」，尋求自己的空間。「你」婚後搬進夫家，卻沒有自己的空間。原先天真地以為，可以在一間裝滿舊家具的狹窄房子裡，「建」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子，可是家公家婆並沒有給她騰出空間。她只好將自己從娘家帶來的心愛之物，都藏在箱子裡，「就連你自己，也得常常把自己摺疊起來，才不至於碰壞那些古舊的東西，引起一場小風波」。她忽然覺得「結婚是拆散了自己的房子，眼巴巴看着它化成大堆小包的雜物滾進別人房子的角落裡」。生活在夫家，不得不入鄉隨俗。陪家公家婆到酒樓飲茶，將自己「摺疊起來坐下去」，「想找點話題跟家公談談」，卻又怕「像昨晚一樣，碰得一鼻子灰」。而「我」則是另一個故事，站在地產公司的櫥窗前，看售樓廣告。「像我這樣的女人，好像注定一輩子住別人的房子；婚前住父母的房子，婚後搬進丈夫的房子，離了婚，回到爸媽的房子去。」他們都沒能在婚姻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大概也是眾多都巿女性的共同處境。在這裡，「房子」成了一種家庭、社會空間的隱喻，成了男權秩序、不平等社會關係的象徵。

「香港居」，有家無園，更多的意味着倉皇無地，無所安頓。

3      「家在香港」長在屋邨

從找尋棲身之所到落地生根，香港人走過了移民遷徙、建立家園，再到安居樂業的漫漫長路。

社會學家周永新在〈七十年代的住屋困難〉一文中指出：「差不多二十年間（按，指1967～1984），香港多方面的改變是前所未有的，也直接或間接牽動港人的歡笑和欷歔」，在這二十年裡，「最使巿民開心或失意的，莫過於他們能否編配入住公共房屋。」（2）到了1981年，麥理浩的「十年建屋計劃」快結束時，住在非法建築物的居民仍有七十萬，其中大部分是偷渡來港的內地居民，他們大都盼望可以早日獲得編配入住公屋。據周永新介紹，入住公屋有「三部曲」，首先是住在潛建木屋或舊樓板隔房，同時申請公屋編配，幾年後入住「臨屋」，最後取得公屋單位；完成這「三部曲」的程序，一般要等候十年以上。基層巿民一旦獲得編配公屋，有了固定居所，生活安定下來，結婚生子就可以有個打算了。周永新憶述說：「到了八十年代，我遇見的新移民家庭，一旦成功獲配公屋，他們展現的笑容和喜悅，到了今天我仍然歷歷在目。」（3）可見，安居首先是要有一個固定的處所。

在香港的文學作品中，有大量散文、詩歌反映公屋生活，草根詩人鄧阿藍的〈舊型公屋〉，便以敍事的形式記錄早期公屋的惡劣居住環境，以及居民的苦況。

在當代的小說創作中，唐睿的《Footnotes》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該作如同一部文字的紀錄片，再現了安置區的生活境況，也真實展示出當年香港的社會風貌。翻開這個作品，一種社區風情就會撲面而來，其中有安置區、公屋、唐樓的風貌，有鹹魚榨菜、茶餐廳奶茶的味道，也有雜貨店、「Duck Duck樂園」的影像……如此等等，在在讓人重溫到八十年代的生活氣息。其中，最吸引人的看點是，那些能夠體現人之常情的生活畫面，如爆喉輪水的場景，或阿媽煮了水餃端一碗給鄰居的瑣事，這些細節都能讓我們重新置身於一個時代的場域，感受到一種有情人間的生活況味與人情味。作品以少年人「我」黎軍的視角去觀看安置區及八十年代的平民社區，但他不是旁觀者，而是置身於其中的一員，因而也就能細緻入微地表現出那個時代的社會肌理，人情世故。「我」與同學林銅的情誼，以及對忠平叔家的變故所寄以的同情，都是一種真情的自然流露。且看其中一個片斷：

第一次從高處看到整個安置區，是在新仔他們一家搬上樓後的一個月。

在廿八樓的窗框底下，安置區房子的肉色外牆和咖啡色房頂看起來就像個深谷下的泥沼，好些人在區內的小巷穿插着，但他們的步伐大都離不開圍着安置區的綠色鐵網。他們都走得很慢，感覺就像陷進了泥沼吃力地掙扎着似的。

張太在自己1507的房頂上晾着衣物，我只認出了一張藍色的牀單，它看起來竟小得比不上我小指的最後一節，但在這樣的一張牀單上，每晚卻都睡着晴囡、霞囡和孬仔三姊弟。他們正在巷子口的空地和1513的盈盈拉着一條橡筋繩跳着。幾條巷子後的9號巷裡，有幾輛單車在穿行，前面的一輛掛着一對大音箱喇叭，那是超記他們騎着「飛機仔」在區內「曬車」，超記最喜歡放張國榮的《側面》，每次他們經過，整條巷子就能聽到「猶如巡行和匯演，你眼光只接觸我側面，沉迷神情亂閃，你所知的我其實是哪面？你清楚我嗎？你懂得我嗎？你有否窺看思想的背面？……」然後我們就會聽到九叔打開窗吼道：「我清楚你滷味，出殯死遠啲！嘈喧巴閉！」說完啪一聲順手將一隻人字拖扔到街上，但超記他們已經走遠了。九叔在碼頭的工廠區當看更，每天早上九點多才能回家睡覺，壽林叔說，從醫學的角度來講，睡眠不足的人都會躁底，所以脾氣特別火爆。

這個作品真實反映了安置區居民的生存境況，以及他們困於其中的心境：「林立在安置區周遭的屋邨大廈就像一個個崖岸，每當一幢新的大廈在安置區附近落成，安置區就往下沉一寸。」這是只有真正身處其中，期盼「上樓」有更好居所的人，才能夠表達得出來的感受。

戰後來港的「難民」以及大逃港而來的一代人，經過幾番艱辛，搬遷「流浪」，漸漸過上落地生根的新生活。他們的後代，即土生土長的戰後嬰兒潮一代，則有了以此城此地為家的歸宿感，香港就是他們的「安居之所」。據政府的房屋政策紀錄片《安居之所》介紹，在七十年代中期，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已超過人口的一半。戰後嬰兒潮的新生代開始進入社會，也帶來新的風尚，新的文化意識。人口版圖的變化，帶來居住觀念的改變，巿民對房屋的需求，也從尋求棲身之所到落地生根，從但求「有瓦遮頭」到追求「安居之所」。而最關鍵的一點是，巿民有了「家在香港」的社會意識。社會學家呂大樂解釋說，「所謂『家在香港』，意思是說戰後來港的移民及他們的子女在這地方落地生根，不再視香港為一處暫居地，而是會留下來作長遠發展和生活的地方；而與此同時，他們在香港建立了家庭，也找到了可以安居樂業的居所。儘管屋邨的環境不令人完全滿意，但它們是屋邨居民安身之所――公屋居民的家。」（4）居有定所，是六七十年代本土意識萌生的現實條件，「香港人」的概念，以及本土意識，也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產生。

「在屋邨長大」，是很大一部分香港人，尤其是戰後嬰兒潮一代人的共同經驗、集體記憶。呂大樂本人就屬於這一代，他甚至以此為著作的作者簡介，「自我歸類為香港戰後嬰兒潮中公共屋邨長大一代」。據估計，在香港的人口中有半數巿民有居住在公共屋邨的經驗。政府2019年8月公佈的人口數據顯示，居住在公營永久性房屋的人口佔百分之四十五，可想「在屋邨成長」是港人的一個普遍經歷。香港藝文界的不少名家，如導演吳宇森、作家王良和，都同樣有屋邨生活背景，且在個人傳記或作品中留下了他們的記憶。

吳宇森七歲那年遭遇石硤尾大火，在北河街的街頭睡了兩年，後來搬回原區的徙置屋，且在這裡度過少年歲月。屋前的空地是他兒時最好的遊樂場，跳飛機、捉迷藏、猜皇帝、打波子、紅綠燈、狐狸先生幾多點……十二歲那年，在雲吞麵檔當夥計，半夜裡還要到處送外賣。他自言「那些歲月，窮是窮了一點，卻是快樂的。」黃曉紅撰寫的《吳宇森：從獅子山下到好萊塢》，記錄了他舊地重遊的點滴記憶與現實感懷：

那些窘迫的日子裡，幾十呎的空間，雖已搭起了雙層牀，還是不夠地方睡……每到晚上，他就開一張帆布牀，睡到屋外的走廊上，把牀位都讓給父母和弟妹。

回想當年躺在帆布牀上看星星，吳宇森的感覺是──浪漫！天階夜色涼如水，真的樂透了……環顧四周，家不閉戶，麻將聲相聞。老公公端着飯碗，坐在雙層牀上一邊吃着一邊看街。老婆婆執一把葵扇，與豎着「天官賜福」金漆牌匾的土地爺爺，一左一右地守在門外。還有公共屋邨特有的「萬國旗」晾衣法、聚在花槽前聊天的主婦們，和那倚在牆角的帆布牀，看在好萊塢大導演吳宇森的眼中，只覺親切。因為，他也是在這座獅子山下的徙置區，與這些行將進入歷史博物館的事與物，一同長大的。也正因如此，吳宇森這部摻雜着集體回憶與個人經歷的傳記，也就來得尤其彌足珍貴。

作家王良和則是在「平民豪宅」華富邨成長。他家原本住在西邊街的板間房，1971年的超級颱風「露絲」，令他們一家八口所住的房子變成危樓，由此一家人搬進華富邨。屋邨生活帶來的「那種衝擊和生活形態的轉變自是不小」（5）。他在〈存在與不存在：華富邨石灘的記憶與想像〉中有言：「童年最快樂就是日日都去游水釣魚，所以會寫得比較多，另外，自己細個係唔知道，到大個就好感恩，港英政府起了些廉租屋給窮人住，有很多康樂設施，有嘢玩有嘢學，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令他們覺得香港係一個安穩，你可以在這裡生根、成長的地方，原來你的記憶，跟你的身份認同，真係好有關係。」屋邨生活形塑了他們的人生，其中的苦樂，經過時間的沉澱更多的是美好的記憶。

香港居，居不易，而同時又給生於斯、長於斯的一代人，以「家在香港」的歸宿感與認同。香港本地的藝文作品中承載了種種「港居」記憶。從中可以看到，平民百姓從寮屋到「上樓」，從但求「有瓦遮頭」到「安居樂業」，從漂泊流離到「家在香港」的徙居歷程與心路。相較於棲居木屋的年代，港人的居住條件已有大幅度的提升，然還有數以十萬計的居民生活在板間房，甚至有不少人蟄居於毫無尊嚴可言的籠屋中，處於一種「有家無園」的生存狀態。對於芸芸香港人來說，「詩意地安居」仍是一個夢。

【註】：

（1）      胡燕青：〈香港新詩的衣食住行〉，見《第7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論文》，香港：香港藝術發局，2008年，頁55

（2）      周永新：《回首香港七十年》，香港：中華書局，2016年7月，頁59

（3）      同（2），頁62

（4）      呂大樂：《唔該，埋單》，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49～50

（5）      李卓謙〈在街市裡思考生死——專訪王良和〉https://writinghk.org/blogs/2019/09/12/在街市裡思考生死-專訪王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