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欄目：《香港文學》2020年10月號總第430期
子欄目：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與評論專輯
作者名：胡星燦
馬華科幻文學（Malaysia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有着一甲子的發展歷史。雖然發展時間不算短，但馬華科幻文學的影響力很有限。而造成馬華科幻文學困境的主要原因在於：馬華作家忽視了「科幻文學」作為一個獨特文類的價值。對他們而言，「科幻」是一種工具，通過這種文類，他們可以進行技法實驗，干預現實，傳遞文學理想。或者更直接地說：在馬華文壇，作家看重科幻文學的附加價值，看重科幻能給他們帶來的實際效用。
因此，我們只有挖掘馬華科幻文學背後創作動機，才能指出問題癥結。
從目前看來，學界對此關注很有限。除了劉育龍的〈探索現實與虛幻、現在與未來的臨界線――試論大馬的科幻詩〉、張光達的〈馬華科幻詩小史（1988～2015）：取材，文體，詮釋〉，以及李樹枝的〈「天狼星」科幻嗎？以《天狼星科幻詩選》中周偉祺、陳浩源以及溫任平之詩為討論對象〉外，其他多是散論、短評。以科幻文學之於馬華文壇的意義而言，毫無疑問，該研究還有可堪深化的空間。故此，本文試從馬華科幻文學着手，結合馬華文學的困境，探析驅動馬華科幻文學發展的三種動機――技法動機、現實動機與文學理想動機，同時，討論這三種動機各自的限度。
1 技法動機：現代主義的佔位
在建國前的馬華文壇，「現實主義」不僅根基穩固，而且發展穩健，正如黃素華所言：「馬華新文學的主流是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馬華新文學的發展方向和最終以何種姿態出現在馬華文學發展史上」（1）。由於長期尊崇現實主義，馬華文學過於強調文學的功能性，忽視了文學的審美自律，黃錦樹就坦言：「馬華現實主義無非是政治在文學場域內對文學的生產進行非自然的干擾，它的本質是非文學的，它讓文學本身失掉了文學的立場。」（2）
正是此困境中，「現代主義」被提出。
現代主義在馬來亞的提出，離不開《蕉風》雜誌。1955年，《蕉風》在馬來亞創刊。《蕉風》的立場十分鮮明，即：遠離現實主義題材創作，提倡現代主義文學觀。（3）為踐行現代主義，雜誌祭出了白垚、牧鈴奴等現代主義作家，並廣泛介紹了歐美、港台的現代主義作品。在此背景中，《蕉風》栽下了科幻文學的種子。
（一）現代主義背景下馬華科幻文學的誕生
1957年，在第47期《蕉風》中，姚拓刊載了他的創作〈七個世紀以後〉。雖然這篇小說在當時並未掀起浪花，但放眼整個馬華文學史，它卻是馬來亞聯合邦獨立後的第一篇科幻小說。至於為甚麼〈七個世紀以後〉可被稱為科幻作品，而非一般意義上的「幻想文學」，我們可參考科幻理論學者達科．蘇恩文（Darko Suvin）的相關觀點。蘇恩文認為，科幻文學的必要充分條件是「疏離」和「認知」，換句話說，科幻文學是陌生化和認知性相容的文學，追求的是一種虛擬的認知疏離（cognitive estrangement）。（4）
首先，〈七個世紀以後〉通過陌生化（Verfremdung）技法營造了「疏離」感（V-Effekt）。這主要表現在作者對二十七世紀異境的描摹。小說開篇，作者即用第一視角，審視周圍世界，「使我看到了我以前完全沒有看到、沒有想到的事物，甚至一口水、一塊餅、一張紙、一支筆……完全不和我所住的那個所謂『二十世紀』相比」（5）。接着，作者還穿插了對未來世界的交通、住宅區的描述：未來的交通全靠「飛椅」，「這張『飛椅』有類我從前在窗櫥內看到的長沙發，但會飛。……真像我小時候讀過的神俠小說，我被甚麼大仙的手拂帶到了峨眉山一樣」（6）；未來的住宅區空曠冷寂，「也許是這個城市佔地過於寬大的緣故，每一家每一家的距離，在我的眼光看來相距頗遠。最奇怪的不但這裡看不到警察，甚至連最繁榮的街道也沒有」（7）。可見，作者用陌生化手法，營造了「現實的疏離」（reality estrangement），將讀者帶進一個陌生世界。
其次，〈七個世紀以後〉提供了新的認知。蘇恩文強調過，科幻文學區別於其他非「寫實」性文類的前提是：它在理性範圍內提供了一種新的認知。在〈七個世紀以後〉中，姚拓超越他所創作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思潮，對「國家」、「民族」、「語言」、「政治」、「宗教」提出了新的看法。小說創作於馬來亞建國前夕，當時馬來亞正經歷殖民社會到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社會上對現代型態的國家建制、政治結構多有討論和期待，但姚拓卻在小說中放言，七個世紀以後，「國家」、「政治」將不復存在：「不僅語言」會成為「博物館內的陳迹」，「沒有民選，沒有市長，沒有黨派」，甚至「宗教」也會被遺棄，「更不要說甚麼上帝，真神與阿拉丁」。（8）可見，姚拓通過對國家、民族、語言、政治、宗教等內容的涵義再築，在理性範圍內，提醒當時讀者另一種馬來亞興國建邦的可能性。
顯然，根據蘇恩文界定「科幻文學」的條件，〈七個世紀以後〉被劃入科幻文學是順理成章的。當然了，小說值得關注的地方不限於此，它在當時文壇的書寫位置同樣值得注意，正如上文提到的，1957年，馬華文壇的現實主義尚未退潮，現代主義方興未艾，在現實主義的環繞中，〈七個世紀以後〉的出現恐怕還牽涉到現代主義在馬華文壇如何佔位的問題。
（二）科幻文學作為現代主義佔位的一種方式
姚拓異幟獨樹地書寫「科幻」，主要是因為「科幻」能夠更好地傳遞「現代主義」的優越性與技法特色。
首先，科幻文類隱含着「現代主義＞寫實主義」的等級秩序。正如王德威在討論「晚清與現代性」時所述，五四作家為「通往他們心目中的現代」，採用了「歐洲十九世紀寫真實模式」，這「不但不曾解放他們，反而阻礙他們向現代跨進一步」；（9）反倒是晚清小說，看似粗糙荒謬，卻「以反寫實的筆調，投射了最現實的家國危機」，加速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10）在論述中，王德威建立了兩對邏輯鏈條：「寫實=阻滯現代」、「反寫實=帶來現代」。為證明此邏輯，他舉出晚清「科幻奇譚」為例，強調了科幻作為非寫實文類，摒棄寫實主義對一時一隅事件的專治，「直接面對想像世界與其修辭再現間的裂隙」（11），展示了現代主義思維，促成了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生成。可見，根據王德威的價值取向，反寫實（或現代主義）遠優於寫實主義。挪用該觀點，我們不妨推測，姚拓或許意識到科幻背後「現代主義＞寫實主義」的等級秩序，才會拋出〈七個世紀以後〉。
其次，科幻能集中展現現代主義技法特色。在〈七個世紀以後〉中，姚拓用意不在於離奇情節，而在於展現他對現代主義技法的操演。從技法層面看，小說採用了「後設技法」，作者不斷通過文類（翻譯文學、自傳、小說）的拼貼、敘述者（作者、「我」、「古典語言中文專科教授」）的轉換，將文本塑造成一個「套中套」結構，使小說顯得亦真亦幻。為了突出小說與現實主義技法的距離，姚拓還有意打破了小說的時間線索。我們知道，現實主義作者習慣選取「生活切片」（slice of life），將讀者引向具體時間中的具體經驗材料，以營造真實感。但在該小說中，作者設置了三個彼此獨立又互相黏連的時間線，將過去、現在、未來同存小說，消泯時間的有序性。
可見，姚拓在創作該小說時，志不在書寫科幻，而是在傳遞現代主義的優越性和技法特徵。
姚拓借「科幻」宣揚現代主義的方式在1979年得到延續。彼時，張錦忠編輯了《蕉風（科幻文學專號）》真正打出「科幻」旗幟。在這期雜誌中，編者不僅介紹兩位著名科幻作家：庫克．馮尼卡（Kurt Vonnegut）和以撒．阿西摩夫（Issac Asimov），而且還刊登了不少馬華作家的科幻創作、譯作、訪談。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期雜誌以「科幻專號」命名，雜誌內容也緊扣主題，但實際上，雜誌的初衷仍是在駁斥現實主義文學觀，宣揚現代主義思想。比如，編者就說：「我們不願看到，在今天這樣的社會與世界，仍有人把自己局限在閉塞的象牙塔內，拒絕探觸一切新的視界：這些人談文論藝動輒以『現實』、『不現實』、『健康』、『不健康』來概括。」（12）而黃錦樹也提醒我們，該期雜誌的編者張錦忠本身就是「馬華現代主義開端的守護者」（13），因此，在編輯雜誌內容時，他很自然地以現代主義為導向，「在文學作品的鑒賞及對文字的要求上不難看出，他本身就是個堅定的現代主義者，那種文學的感覺結構內化後甚至可能成為他的『存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4）。換句話說，儘管《蕉風（科幻文學專號）》促成了馬華科幻文學的開幕，但雜誌目的還是在宣傳現代主義文學，以抗衡現實主義文藝觀。
綜上所述，在1957年到1979年間，科幻文學正在馬華文壇潛滋暗長。但介於馬華文壇的複雜性，科幻文學被視為「現代主義」佔位的一種策略。這種工具論傾向，也預示了作家在科幻文學的想像性和開拓性方面的稚嫩與保守。
2 現實動機：惡托邦的呈現
建國以後，馬來執政精英為打造「以馬來『知識—文化』為中心的馬來化『民族—國家』政體」（15），通過政治審查、經濟管制、文化控制等方式堵塞異見之聲，「異議者不是噤若寒蟬就是自我流放他鄉」（16）。在此環境中，直接表達異見顯然是不可能的，此時，「科幻」就成為作家們投射不滿、轉化政治無意識的論述空間。蘇恩文曾指出，「科幻其實是一種隱喻，……隱喻通過突兀的對抗而非平實直白的陳述或分析性陳述呈現出一種複雜的認知……，其結果是引發了人們對於能夠建立起其自身新標準的可能關係的感知。」（17）換句話說，科幻的隱喻性質，可以虛以委蛇地幻想一個「擬換性的（alternative）可能世界」、建構一套價值標準，供讀者反觀現實、檢視自我生存處境。根據該觀點，我們看到，1980年代到1990年代，馬華文壇湧現的許多科幻作品，不在於表現科幻的離奇性和傳奇性，而在於以隱喻式地傳遞抵抗情緒、表達政治異見。
（一）極權之惡的預示
奧威爾在他的《1984》中刻畫了一個物資匱乏、精神貧病的極權主義社會，這一社會被視為「惡托邦／反烏托邦」的雛形。小說中，奧威爾不僅僅關注於集體命運，更關心「權力關係」。通過描繪政府主義（archstic）的盛行和個人主義的萎縮，作者展現了「給定階級通過賦予自身以一種具有普遍制約性的社會力量而實現其自身特殊利益的一種能力」（18），提醒讀者權力不加約束的惡果。
在〈在2050年〉和〈人類遊戲模擬〉中，馬華詩人李笙就塑造了一個權力失衡後的惡托邦。李笙的創作活躍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在這一時間段內，馬來社會正經歷政治風向的轉變。對此，李笙便用〈在2050年〉的惡托邦影射現實。在未來世界，政府眼線密佈、秘密警察遍佈四處，「我們推窗便發現了／每一個街角都閃縮着陌生的敵人」，民主變成政府的工具，「腥濁的河流／輝煌而脆弱的城市／人們在牀地間撫玩着仇恨的遊戲／民主與極權的交媾」，公民終日惶恐、命懸一線，「混亂的世界，惡夢與苦難的／年代一千隻純白的鷗鳥都回歸森林／天空寧靜漆黑一片……／人們的瞳中或已浮現了／懸崖的意象，靈魂／紛紛墜落，像敗葉……」。（19）正如薩金特提示的，「惡托邦」的原型通常是讀者當下的社會，那麼，〈在2050年〉就是李笙對當時馬來社會的警告：如果政府權力不加約束，民主再遭損毀，2050年的「惡托邦」終將兌現。
在〈人類遊戲模擬〉中，李笙對惡托邦的描繪更進一層。在這首長詩中，詩人用「獨裁者的自白」、「獨裁者的行動」、「安理會的決議」、「蕈狀雲的重現」、「冰雪的地球」這五個章節，完整勾勒了末世獨裁者的「崛起」及惡行惡紀。在「蕈狀雲的重現」中，詩人就模擬了核爆炸的瞬間：
「沒有比這更璀璨的日子
一朵浩大如蕈狀的符號
以優雅聖潔的姿勢
緩――
緩――
地――
升起……
升起……
凝聚着日月十萬億兆的光度
凝聚着所有文明遺棄的溫暖
凝聚着所有建構文明的愛
凝聚着所有神祗還諸人類的慈悲
一朵浩大如蕈狀的符號
迅速裂開擴大、擴大裂開
緩――
緩――
地――
降落……
降落……」
詩人描摹了核爆的惡托邦，強調了他對政府公權限制的重視，並提醒馬來社會，「獨夫的私慾會引發戰事，導致生靈塗炭，甚至令地球步入滅亡的絕路」（20）。
除李笙外，夏紹華的〈末日前書〉、〈在世紀末的最後一叢綠色中醒來〉，馬盛輝的〈綠的傳說〉、張光前的〈四周，我們彷彿是幽靈的存在〉、劉育龍的〈回歸〉都有對「極權之惡」的擔憂。
（二）技治之惡的寓言
不同於奧威爾，安德魯．芬伯格（Andrew Feenburg）對「惡托邦」的理解，是基於冷戰時代科技的濫用。他借着馬爾庫塞對科技的批判，指出「惡托邦」更像是人類對技術、科學、理性的無節制崇拜導致的社會後果，在「技治主義」至上的「惡托邦」中，環境與文明被棄置，人的感知與感性系統被放棄，社會最重變得高效、有序、喪失文明底色和人文關懷。（21）而呂育陶的〈世紀末寓言〉就描繪了這樣的「惡托邦」。
在世紀末，人類從出生就被科技改造，「當我們頭部被植入微形電腦／清除這一生體內的雜質／企業化的生化學工程裡／遺傳學、優生學的革命政變／精子銀行無限量提供天才兒童／試管嬰兒從人造子宮啼哭出世／……／甚至／把地球放進未獲上帝簽證的試管裡……」；人類的快樂也建立在科技之上，「當我們以遙控飛機／取代絕迹的禿鷹／以電子合成器／複製最清涼的松濤／當我們安坐室內／閱讀電腦創作的幽默文章／或者高聲談論銀河核心的心靈衛生系統／當我們從高解析度的熒光幕／獵取原野的月光時／X，這就是我們僅存的快樂麼？」；甚至，人類被濫用的科技反噬，「人類始終無法理解／相約攜手逃離塑膠土壤纖維城市／尋求晚年自然死亡的家用機械人／究竟是居心何在……」（22）。可見，在〈世紀末寓言〉中，作者描繪了一個科技橫行其道、地球崩壞不堪的「惡托邦」。
當然了，呂育陶的「惡托邦」是基於現實社會建構出來的，「在馬來西亞，從八十年代，社會結構成功的轉型為工業社會，……各類新興工業如電子業、電腦業、資訊工業抬頭，多元化媒體的電子城市概念也呼之欲出」（23）。在經濟騰飛的背後，社會、環境、文化問題也險象環生。可見，呂育陶的〈世紀末寓言〉顯然是對技治之惡的隱喻，以至於在詩歌最後，作家不得不直呈情感，宣稱只有「詩歌」才能避免社會滑向「惡托邦」，「等一等你為甚麼知道這許多？／／這個――／他全身突然／燈泡般亮起來／淡出一張和我一模一樣的臉：／／『我讀詩。』」（24）
除了呂育陶外，還有李笙、陳政欣、邱琲鈞等人的詩歌也多少描寫了技術至上社會中人類社會、文化的崩潰。
綜上所言，相較於上一個階段，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馬華科幻文學已有長足發展。它們意識到科幻與現實間的幽微黏連，通過對未來惡托邦的描繪，隱晦地道出馬來社會的權力失衡、技術濫用等問題，正如劉育龍總結的，「（馬華科幻）闖入界線不分明、是非真偽難以釐清的書寫禁區，從而讓那些『敏感』課題的真相與幻影能通過詩語言展開多方位、深入的對話」（25）。當然，這一階段的馬華科幻文學仍有其限度，它們太過重視政治干預，而忽視了對科幻文學文類及意涵的開拓。
3 文學理想動機：進入世界的視野
正如上兩章提到的，無論是助力現代主義佔位，還是隱喻地指摘政治，馬華科幻文學試圖解決的不過是馬華文壇的內部矛盾，又或者是馬來西亞的內部事務，影響力有限。不僅如此，且不說國內從事科幻創作的作家寥寥，市場反應也相當冷淡，馬華科幻作家更像是自說自話、自娛自樂，如若不拓展影響半徑，擴大受眾群體，馬華科幻文學隨時會消失。所幸的是，2000年前後，以黃錦樹、張貴興為代表的旅台馬華作家提高了馬華文學的能見度，而他們之中，來自東馬的張草更是以科幻小說奪得台灣「第三屆皇冠大眾小說獎」首獎，宣告了馬華科幻文學的進一步發展。除他以外，還有天狼星詩社眾詩人，也積極地以科幻入詩，並於2015年出版了集有一百四十二首科幻詩的《天狼星科幻詩選》，影響力波及新馬台諸地。可見，進入廿一世紀，馬華作家對科幻題材愈加重視，馬華科幻文學也逐漸越出本土，被他國讀者認可。
相比其他文學創作（比如現實主義、自然主義文學），或上兩個階段的馬華科幻文學，為甚麼這時期的馬華科幻文學更易實現由本土到世界的跨越？原因不外乎兩點。首先，從內容看，科幻文學是關於現代化（現代性）的文學，它不計較本土微觀的知識、歷史與傳統，此時的馬華科幻文學更是關心如何接軌當下世界，以前衛性美學（avant-garde）面向未來；其次，從內核看，科幻的本質是對人類悲喜、命運、境遇的思考，「是人類心靈的映射」，這一階段的馬華科幻文學也以人道主義精神統攝創作，也易引發跨國讀者的共情。下面，我們不妨舉例為證。
（一）緊跟時代浪潮：以天狼星詩社為例
在馬華文學史上，天狼星詩社具有特殊位置，不僅因為它成社時間持久、成員眾多、影響廣泛，還因為它以「再漢化」（re-sinification）的模式思考了馬華本土的困境。必須指出，天狼星詩社「再漢化」的舉措回應了馬華本土的困境。一方面，馬來政府對華族的抑制，滋長了天狼星眾人的逆反情緒：越是壓抑越要強調華族文化的自信心與優越性；另一方面，陳腐僵化的馬華文壇，也需要天狼星詩人浪漫不羈的想像、靈活多樣的創作技法加以稀釋、衝擊。
誠然，「再漢化」解決了部分馬華本土困境，但此舉卻招致非議，加之社員流動劇烈，1970年代中期以後，天狼星詩社風光不再，影響也大不如前。直到2014年，詩社才複現往日興盛景象。回歸後的天狼星詩人對本土表現得較為冷感，對世界議題（如世界盃球賽、區域戰爭、跨國文學生產）則關心較多，另外，他們還十分重視創作在網路上的曝光與傳播。（26）種種迹象表明，回歸後的天狼星詩人們期待着融入世界視野，被世界讀者關注。
為進一步實現世界化期待，詩社委任於科幻。正如上文提到的，科幻是現代化的文學，它關心當下、面向未來，意識到此的天狼星詩人，就利用該特徵，勾連起那些不具備馬華經驗的跨國讀者們。因此，天狼星科幻詩在如何反思時代潮流，想像未來世界方面頗為用心：比如，潛默的〈星際探險〉、周偉祺的〈InterConsciousness Net〉關心於當下時代的AR技術、宇宙探索、原始程式碼（sourse code）等問題；程可欣〈伺服器的苦戀〉、鄭月蕾的〈her――他的生活〉思考了「後人類」（posthuman）的道德命題；戴大偉的〈重回太初〉、吳慶福的〈網路江湖〉則致力於科幻與宗教、神話、武俠的結合……而在他們之中，李宗舜的科幻詩顯然走在了前面。他不僅在運用詩歌技法上顯得成熟而穩定，比如在〈鞋子〉、〈繼續遠航〉、〈航行，加速心跳〉等詩中，陌生化、隱喻、反向操作用得精到老練；而且緊跟時代，將當下關注的科幻議題，弗如蟲洞、銀河、「第三類接觸」等內容，都囊括於詩中；更重要的是，詩人往往將幽微的自省精神融入科幻敘事結構中，使得詩歌既有科幻意涵又顯靈性生動。比如〈星空蓮座〉：
「外太空金光閃耀／暮色中漫遊／讀着李白那年代的／蒼穹掉下來的詩／啜飲一口烈酒／始覺甘醇，繼之暈眩／伴隨銀河系一卷／末日長夢，若即若離／是誰把時光推向蒼穹？／穿越大氣層的迷霧／遙遠的蓮座散開／星空下／夜景如天梯／呼喚着飛行物體／機艙內一個戴着頭盔的／外來客，向我乞討一杯水／我微笑，送他一壺白咖啡。」（27）
這首詩表面書寫了「我」與外星人在宇宙間的一次擦身而過（Berlalu Di Sisi），實則在探討「自我」與「他者」的關係。正如張光達所言，「（李宗舜）成功運用抽離的視角，突破傳統對科幻詩敘事的定型書寫，科幻作為框架，其中的微言大義，對人類身份和命運作出省思，引人深思。」（28）
可見，對於天狼星眾人而言，科幻毋寧說是他們進入世界的策略，這也恰好應證了溫任平的話：「詭奇怪異並非天狼星同儕的寫作標的，把我們的觸角伸出大千世界才是我們的企圖」（29）。換句話說，對「大千世界」的照拂，才是天狼星科幻詩歌的目的。
（二）關照人類總體命運：以張草「滅亡三部曲」為例
除了天狼星詩社外，張草將人道主義精神熔鑄科幻，也推動了馬華科幻文學在世界的曝光。張草，原名張容嵻，出生於東馬沙巴州。1991年，他負笈台灣，以筆名「張草」發表了眾多科幻、玄思、偵探小說，他的「滅亡三部曲」是馬華文壇第一部長河式的科幻小說，它對科幻的理解、呈現、構築，都毫無爭議地遠超於其他馬華科幻作品。更重要的是，作者呈現出的對人類命運的無差別關懷，使小說得到不同地區讀者（主要是華語地區讀者）的共鳴與回應。
具體來看，小說主要呈現了作者的「成、住、壞、空」的因果迴圈觀念。所謂的「成、住、壞、空」來源於佛教經典，是指萬事萬物皆處於成（創造）、住（穩定）、壞（毀壞）、空（湮滅）的狀態。在小說中，張草不斷強調該觀念，無論哪個時代、人種、文明、歷史都將逃不過「成、住、壞、空」之網。借着該觀念，作者表達了他對人類命運的關懷，傳遞了「慈悲」與「渡人」的人道主義思想。這也印證了鄭錠堅的論點，「滅亡三部曲」毋寧說是「佛觀的科幻小說」，其重點在於以慈悲之心「濟世度人」。（30）
李海燕（Lee Haiyan）認為，同情（compassion）與良善（sensibilite）具有「延伸擴大」的能力，它「跨域階級、種族和宗教」，「超越社會邊界」。（31）這樣看來，張草對人類總體命運的關懷，以及人道主義精神的展現，可以使小說超越地域限制，以「普世美德」收穫其他地區讀者的接受與認可。
總而言之，廿一世紀以來的馬華科幻文學愈有超越本土，進入世界視野的趨勢。天狼星詩社緊跟時代浪潮，張草關懷人類命運的創作調整，都是促成這時期馬華科幻世界化的原因。但必須強調，這些舉措當然增強了馬華文學的曝光度，但它們獲得關注的並不是「科幻」而是「馬華」。換句話說，這些作品依託於作家的特殊身份引人注意，但就作品本身而言，顯然和經典科幻作品還有差距。
4 結語
如果將1957年姚拓在《蕉風》上發表的〈七個世紀以後〉視為馬華科幻文學的開端，那麼迄今為止，馬華科幻文學已走過了六十餘個年頭。在這六十多年間，從被忽視到受重視，從毫無根基到規模初現，馬華科幻文學一直處於發展之中。當然，它的發展並不是偶然的。除了時代變化催促馬華作家廣開思路，探索想像的邊界外，作家自身也試圖憑藉「科幻」文類來調整文學創作技法、指摘現實、求索文學理想，換句話說，在技法動機、現實動機和文學理想動機共同作用下，馬華科幻文學得到發展。但弔詭的地方在於，這三方面動機有着明確的目的性與功利性，它們無意中消解了馬華科幻文學對「科幻」的表達與開掘。對此，張光達也有同樣的擔憂：馬華科幻文學在幻想性上存在明顯的「薄弱與不足」，因此無法展現出科幻文學「更深層的視域」。（32）當然了，我們仍要對這些不足之處抱持「同情的理解」。而當越來越多的馬華作家（比如張草）更多地從自己的「靈感、激情、直覺、想像」（33）出發進行科幻創作時，我們或許應該對馬華科幻文學的未來有所期待。
【註】：
（1） 黃素華：《馬華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2001年廈門大學碩士論文，頁34
（2） 黃錦樹：〈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從方北方的文論及馬來亞三部曲論馬華文學的獨特性〉，《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麥田出版社，2012年版，頁99
（3） 相關內容詳見林春美：〈蕉風編委告白書〉，載於《蕉風》1999年第488期
（4） Suvin D.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P.4.
（5） 姚拓：〈七個世紀以後〉，載《蕉風》1957年第47期
（6） 同（5）
（7） 同（5）
（8） 同（5）
（9）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的重新評價〉，張頤武編：《現代性中國》，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頁82
（10） 王德威：〈賈寶玉坐潛水艇――晚清科幻小說新論〉，《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頁46
（11） 王德威著，宋偉傑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研究》，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版，頁334
（12） 編輯室：〈風訊〉，載《蕉風》1979年第313期
（13） 黃錦樹：〈空午與重寫〉，載《華文文學》2016年第2期
（14） 同（13）
（15） 許文榮：《南方喧嘩：馬華文學的政治抵抗詩學》，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4年版，頁23
（16） 張錦忠：〈有國無籍的華語語系文學〉，《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雪蘭莪：有人出版社，2011年版，頁92
（17） 吳岩：《科幻文學論綱》，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年版，頁178
（18） 達科．蘇恩文，郝琳、李慶濤等譯：《科幻小說面面觀》，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頁177
（19） 李笙：〈在2050年〉，《人類遊戲模擬》，詩巫：詩巫中華文藝社，1993年，頁67
（20） 劉育龍：〈探索現實與虛幻，現在和未來的臨界線――試論大馬的科幻詩〉，許文榮編：《回首八十載、走向新世紀：九九馬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柔佛巴魯：南方學院，2001年版，頁138
（21） 安德魯．芬伯格著，陸俊等譯：《可選擇的現代性》，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頁21～29
（22） 呂育陶：〈世紀末寓言〉，《在我萬能的想像王國》，吉隆坡：千秋出版社，1999年，頁30、31
（23） 張光達：〈詩人與都市的共同話題――序呂育陶詩集《在我萬能的想像王國》〉，《在我萬能的想像王國》，吉隆坡：千秋出版社，1999年，頁1
（24） 同（22），頁36
（25） 同（20），頁142
（26） 相關資料來自於溫任平：《馬華文學板塊觀察》，台北：秀威資訊，2015年版，頁153～183
（27） 溫任平編：《天狼星科幻詩選》，吉隆坡：多加出版社，2015年版，頁45
（28） 張光達：〈討論人類身分的一種方式――以李宗舜的科幻詩為例〉，載《南洋文藝》2016年5月4日
（29） 同（27）
（30） 鄭錠堅：〈從《戰爭遊戲》、《死者代言人》與《明日滅亡》的生命救贖及宗教關懷論析科幻小說的深層意義〉，載《華梵人文學報》2009年第11期
（31） 李海燕著，修佳明譯：《心靈革命：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頁236、237
（32） 張光達：〈馬華科幻詩小史（1988～2015）： 取材，文體，詮釋〉，載《南洋文藝》2015年10月20日
（33） 楊春時：《現代性與中國文學思潮》，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版，頁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