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俊豪：離散範式：新加坡華文文學與文化

中國的五四運動，發生於1919年，迄今剛好一百年。五四運動的政治改革與文學改良，雖然並未在當年完全達到目標，但影響非常深遠，不僅僅衝擊了古老的中國大陸，也形塑了離散的華人社會，其中包括了新加坡的華文知識分子與作家。（2）在當今現存的華語語系文學論述當中，新加坡是被遮蔽的，遠遠不如中國，甚至不比馬來西亞。中國境內產生的文學，譜系的內容非常龐大，其古典文學的豐沛源遠流長，五四以後新文學的精彩層見疊出，當然獲得學界與媒體的高度關注。馬來西亞的華文寫作，由於華文教育系統健全，而且作家借由台灣文壇取得獎項，所以達到了某種亮度。（3）然則，作為文學場域，新加坡有其地理與歷史的坐標意義，也有其文化的演進脈絡。

華人研究領域發展多年，目前各種概念與學說紛呈，文學論析也參與其中。這篇論文嘗試進行理論建構，作出實證分析。首先，會申述「離散」（diaspora）可以作為有效的理論工具，其對於軌道與位置的聚焦，有助於理解華人移民及其後代，檢閱他們的思想與行為的「範式」（paradigm）。接着，以新加坡華文文學場域作為案例，剖析離散華人在新加坡如何進行跨國連接、本土融入，從而形塑其身份認同與精神面貌。這篇論文選取七位作家及他們的文字，他們的身世與作品顯示了新加坡華人現代範式的最初起源，以及逐步構建。他們構成多種價值取向與美學立場，成為一則則離散華人的寓言，從過去導入現在，並且指向未來。

離散範式：社會與族裔

作為詞語的「離散」，它對應的英文是「diaspora」，目前最為廣泛使用的含義範圍，指涉移民的形體移動，以及隨之產生的精神內容。「Diaspora」的最初詞源在於希臘文，是介詞「dia」與動詞「speiro」的結合，意思是「遍地播種」，可以借來形象化地形容移民離開家鄉到他處繁衍的過程。（4）當今有關移民與族群的學術領域裡，許多群體都曾被標籤為「離散族裔」，例如印度離散族裔、英格蘭離散族裔、愛爾蘭離散族裔，也包括了這篇文章所關注的華人離散族裔。（5）

這些論著多元化地呈現了各個離散族裔跟原鄉與故國的關係，揭示了他們的移民軌迹與族群網路，顯露了所在地與所在國對他們處境的管治與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離散族裔的身份認同、價值取向、行為習性，眾多學者之間沒有達到統一的看法，也沒有意願達成同質性的論述。但必須指出的是，在離散族裔的學理範疇裡，頂尖的與權威的學者，並不主張單一的典範與標準。

在華人研究領域當中，許多概念都以二分法帶出中心論。「華僑」概念，既然論述「海外」，就分出了「海內」，並以中國為本位。（6）甚至，目前風行於文學範疇的討論，也是劃出漢民族的「中國文學」，舉出與之抗衡的「華語語系」，儼然兩極，各有中心。二分法最大的弊端，在於忽略多元性。分佈全球各地的華人，境遇各有不同，二分法不足以概述。（7）

經過多年的拓展，離散概念已經不僅僅觀照原鄉與住處，逐漸聚焦於移民與後裔的遷徙軌迹，注意身份認同的遞嬗轉變。許多離散概念帶動的研究證明，遷徙不僅僅是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國家那麼簡單，而牽涉更多的層面，例如農村、港口、城市等維度，以及各種經濟產業、社會階級、性別對比、族群關係等角度。此外，許多的遷徙歷程，已經超越了兩個地方，經過三個或更多地點的影響，移民與後裔的精神世界不再是「原鄉」與「住處」的二元性，而包含了一路走來各國地方的複雜性，分佈在「路線」與「途徑」的各種表徵與烙印。（8）

文學書寫，記載了離散族裔的地理軌迹與心理圖像。通過文學作品，可以窺見個人的乃至族群的行為模式、思想意識，即學者所謂的範式：

「所謂範式，是一種世界觀，是通過對宇宙、個人、社會性質作出特定的基本假設，從而對認知中的世界眩目的複雜性，所進行的規劃與簡化的一種方式。範式是規範性的，決定着秉持者如何看待甚麼是重要的與不重要的，有理的與無理的，合法的與非法的，可能的與不可能的，以及甚麼是要處理的、甚麼是不要搭理的。在理解某種範式的時候，各種理論、方法、標準都需要一起掌握，它們通常無可避免地結合一起。而且，通過所體現出來的理論，範式有助於建構所有正規的科學性活動，包括假設的條件、問題的闡述、考證的範圍，問題的提出，尤其是研究過程最後階段的資料的詮釋、結論的得出、政策的建議。因此，所有的理論，以及它們引發的方法，都是以範式作為基礎的。」（9）

新華白話文學發展的一百年，相繼出現的作家與作品，從中可見新華場域裡文化範式的成形，與轉變。

王君實：中國魂魄

1942年3月2日，面對日軍在新加坡大面積的搜捕行動，王君實陷入暗黑的絕望，無處可逃，寫下絕命書。在已然變色的海島上，他潦草的字迹宛如狂風落葉，他的身軀墜落死亡的土地。他的語言，是憤慨的魂魄，縈繞中國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機上。他的絕命書留着這樣的句子：

「吾是以一個無知的文藝寫作者存在這個世界上。這幾年，吾寫過幾十萬字的作品。然而，在這時候細細想起，文字是最沒有用的。吾的文字擊不退敵人，吾的作品不是要用自己的手去消滅了嗎？這時候，吾們只有用死奮鬥！……吾想念家，吾想念國，吾想念太陽，吾想念自由，吾想念中國的光明！」（10）

王君實是散文家，原籍廣東澄海，廣州中山大學肄業。他1937年來南洋，曾經在柔佛州的拉美士、蘇門答臘的占碑等地的華文學校任教，穿梭於英屬與荷屬殖民地之間，也寓居各地離散華人的社區裡。1941年初，他擔任新加坡《星洲日報》外勤記者，還踴躍參與南洋抵抗日軍的宣傳工作。他在新華場域的時間，不超過兩年，但留下許多篇散文，寫滿中國國族主義，彷彿永不泯滅。

在王君實之前，許多出現在新華場域的離散作家，都對中國的政局與文潮亦步亦趨。中國的五四運動發生之後，寓居南洋的文人旋即改以白話文寫作，創作新詩、散文、小說、戲劇等體裁。從張叔耐到林稚生、林獨步，以及其他作家，他們作品表現的精神，包括反封建制度、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侵略、無資產階級等思想，不是中國新近文化的翻版，就是其傳播海外的延續。發表他們作品的報紙，例如《新國民日報》與《叻報》，編輯總部都設在新加坡。（11）

中國國族主義，在抗日救亡運動中達到高潮，席捲了中國民眾與離散華人。新加坡成為整個南洋招募義軍、籌募抗戰捐款的最大基地。胡愈之與郁達夫等重量級作家紛紛離開中國，南來新加坡，通過報紙推廣在地的抗日文學，凝聚離散華人愛護中國的情操。（12）

爾後的日據時期，新加坡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燃燒了王君實等人的亡魂。日軍要改建新加坡為「昭南島」，雖然日方宣稱為「南方光明之島」，實際卻淪為殺戮華人之地。與中國氣脈相同的離散華人，自然成了日本軍隊的眼中釘。（13）

胡愈之：歸去來兮

日軍入侵馬來半島，勢如破竹，長驅直入新加坡的時候，時任《南洋商報》編輯主任的胡愈之，倉促地跟一群文人逃離淪陷的新加坡，逃難至印尼的蘇門答臘。同行的還有他的妻子沈茲九，以及著名小說家郁達夫。

郁達夫在1938年南來新加坡，胡愈之則在1940年12月抵達。胡在《南洋商報》任職，郁在《星洲日報》擔任「晨星」副刊、「文藝」週刊主編。1941年1月初成立的「新加坡華僑抗敵委員會」，胡負責宣傳部工作，郁則為執行委員。

胡愈之與沈茲九出版的《流亡在赤道線上》裡，胡有一篇文章寫到他們逃難的經過，新加坡是他惦記的一個地方，以後想回來的一個小島：

「1942年2月4日清晨，我們的難民船（一隻破舊的小電船）載着廿八個男女老少難民，悄悄地從新加坡開行了。達夫和我各人只帶了兩個手提箱。達夫在一星期前已把他的兒子郁飛託朋友帶回國去。剩下在新加坡的一屋子書籍也送給了朋友。當我們的船正駛出新加坡港口時，敵人大編隊的轟炸機已經襲來，隱約聽到新加坡市內響着警報。接着是一片爆炸聲。當時有一架敵機，掠過我們頭上，但因為我們的船太小了，僥倖沒有成為敵機的目標。一個小時後，遙望新加坡，只見三縷濃煙向天空直冒。我們算是離開危險區域了。大家默然無言，心中卻在默唸着：「別矣新加坡，甚麼時候才和你再見呢？」（14）

郁達夫後來在蘇門答臘被日軍槍殺，死於1945年9月，最終沒再來新加坡。日本投降後，胡愈之回到新加坡辦報，1948年3月卻又離開，經過香港，回返中國。再過不久，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成立了。新中國的出現，給許多離散華人帶來希望，不但凝聚他們的認同，而且牽引他們的回歸，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然是新加坡華僑領袖陳嘉庚。

胡愈之的歸去來兮，勢所必然。他回歸中國，就像許多華僑葉落歸根的曲線迴圈，何況他是中國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他筆名「沙平」，是魯迅的學生，留學巴黎大學修讀國際法，是中國的國際問題專家、翻譯家、文學家，中國需要他。1949年後，他積極投入新中國的建設。1950年出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1954年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黨委會委員、文字改革會委員會副主任。1986年，在北京逝世。

苗秀：預留一席

1948年前往香港之前，胡愈之在新加坡引爆了著名的「馬華文藝獨特性」論爭。（15）新華場域硝煙瀰漫，未見和平。這場文學爭議，從1947年延續至1948年，圍繞馬華文藝的政治取向展開，中國南來作家與本土意識作家論爭，進行了零距離的對決。中國作家認為，包含新加坡在內的馬華作家應該扛起雙重責任，為中國的也為馬來亞的政治作出貢獻。本土意識作家則認為，馬華文學主體性只能着眼於馬來亞政治，對中國政治別無責任。

苗秀，以「聞人俊」筆名，參與了這場「馬華文藝獨特性」論爭。他的立場當然在於本土，反對作家的雙國認同。比起涉入這場文學爭辯更為重要的是，苗秀在1950年與1960年代的創作，顯示了華人身份認同的深刻轉移，投入馬來亞的獨立、馬來西亞的成立、新加坡的建國這些相繼出現的政治浪潮裡。事實上，1950至1960年代，絕大多數的離散華人選擇了所在地的國族想像，以及國家建構，形成離散範式的重大轉折。（16）

毋寧說，苗秀的寫作給新華文學預留了一席。新華文學的發展，在1980年代進入現代主義，而且愈加以華文語群為本位。而此前的新華文學，卻處於新加坡建國前後的種種波動之中，許多夢想與希望浮現，但許多概念尚未落實。苗秀的書寫是先行的，預先為本土多元雜糅的語言在國家語境裡準備了一席之地。他的小說，生動地挪用了粵語與馬來文，實驗了某種文化範式。

苗秀是道道地地的本地人，1920年生於新加坡，1980年死於新加坡。他本名盧紹儀，祖籍地廣東三水。他從小接受英文教育，從未讀過華文學校，卻用華文寫作，象徵了離散華人對華語語系的回歸。他十七歲開始在郁達夫主編的《星洲日報》副刊「晨星」和「星光書報」上發表短篇小說。1970年，他的長篇小說《殘夜行》獲得新加坡書籍獎，並被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71年獲新加坡共和國服務勳章。

苗秀1959年寫就的《火浪》，清楚地意識到一個新的民族國家的誕生，必須脫韁於英國的殖民主義，紥根於在地的多元種族語境。這部長篇小說，裡面有這麼一段：

「白天，這熱帶的大城整個的浴在火樣的熱浪裡，在喘息着。／／這個白種人統治着的殖民地都市，是由那些來自中國，來自印度，來自亞非利加的黃色、棕色、黑色皮膚的估俚，苦力，用他們粗糙的手，用他們的生命，鮮血和汗水，跟無垠的原始密林，跟熱瘴，黑死病，大伯公，象群，毒蚊，進行搏鬥，開拓，建立起來的。」（17）

其實，早在1920年的新華場域，就有本土意識的萌芽。本部設在新加坡的華文報章當中，《新國民日報》的副刊「荒島」有黃振彝、張金燕、法雨、L.S.女士提倡「把南洋色彩放入文藝裡去」；《南洋商報》副刊「文藝週刊」裡，曾聖提呼籲「以血與汗鑄造南洋文藝的鐵塔」；《叻報》副刊「椰林」裡，陳煉青推動「南洋文化」。在馬來半島吉隆坡的《益群日報》也跟隨了新加坡的呼聲，其副刊「枯島」主編許傑鼓勵「文學要有地方色彩」。（18）

相較於1920年的前輩作家，二戰後的苗秀更進一步，具體地勾勒了成形中的在地國家面貌。戰前作家的本土色彩，雖然有中國國民意識與無產階級思想，但在地的地理政治卻泛化了，殖民主義阻攔了在地人當家作主的政治體制出現。

英培安：華文境遇

英培安的小說《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獲得新加坡書籍發展理事會書籍獎，那年是1988年。那時候，新加坡政府剛剛劃一了英文在教育體制的首要性。作為中港台以外唯一一所華文大專學府的南洋大學，在1980年畫上句點。華文、英文、馬來文、淡米爾文四種源流統一，所有的小學與中學通通使用英文為教學媒介語，其他語文只能作為第二語文學習。

從此，華文境遇大不如前，彷彿走下坡的燈火。

苗秀充滿熱忱，給華語語系預留一席。英培安，卻見證了華文未得重要位置，反而式微。就像他後來的許多小說主題那樣，《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顯示了英培安的華校生情意結。面對英文的豐富含金量與至高話語權，經歷華文在邊緣地帶的疲弱處境，英培安的欷歔與憤慨，與其他許多華校生的落寞心情，是一致的。

《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裡，有一段男女主角之間的爭吵對白，恰恰是華校生與英校生之間身份認同的差異、價值取向的偏差：

「『你嫌我不會賺錢，你是大學生，你看輕我。』天哪，這簡直是粵語殘片裡的對白。我在做甚麼？為甚麼老說這些陳腔濫調？難道太陽下真的沒有新鮮的東西？

『我從來沒看輕過你，是你自己不長進。』

這句話正擊中了我的要害。我臉紅耳赤，脹着脖子為自己辯護。但明顯得很，我已完全被擊敗了，我自己是很清楚的。所以，我的語氣軟弱無力，氣餒得像在求情一樣：

『你不喜歡我這份工作，我就辭掉它算了。但是，你想我會找到一份薪水像你一樣好的工作嗎，我只是個高中生，而且是唸華校的。』」（19）

英培安祖籍廣東新會，1947年出生於新加坡，新加坡義安學院中文系畢業。他是新加坡1960年代現代主義的代表作家。1970年、1990年，他分別創辦了文藝雜誌《茶座》、《接觸》。他曾經旅居香港，給《香港聯合報》、《明報》、《星島日報》寫專欄。1995年，他在新加坡開了「草根書室」。他的卓越文學眼光，給這家中文獨立書店選了許多文學寫作和理論的好書，也讓書店成為許多國內外文人聚集交流的地方，營業了十九年結束。

華校生被邊緣化的憂患意識，形成了新華文學的某種範式。除了英培安，張揮與張曦娜的部分作品，例如前者的《末代華校生的網中歲月》、後者的《任牧之》，也體現了這種群體的書寫題旨。維護火種，交織了希望與失望。（20）

梁文福：繁管急弦

1988年，英培安《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獲獎，梁文福同年出版了散文集《最後的牛車水》。那時候，梁文福剛讀完了華僑初級學院，可能正在修讀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出生於華文教育系統，年少的他敏銳地察覺周圍語文環境的轉變、華人傳統文化的流逝。

牛車水，是華人移民在新加坡最初的聚集地、生活區。1980年代開始，就像新加坡市區裡的其他傳統空間，牛車水逐漸轉變它的面貌，變得更為商業化，發展為遊客觀光的地方。在〈最後的牛車水〉這篇散文裡，梁文福深情地緬懷這個走進歷史隧道的華人傳統社區：

「大平賣。大平賣的人生。許多東西，甚至連典當的價值都失去了，譬如歷史。人越來越多了，人潮洶湧，後面的人在擠，在推，我有點不由自主地向前走。潮流，是一股抗拒不了的力量。夜正年輕，人聲喧嘩中，燈火炫耀中，我看到那些在熱鬧背後黯然的粉牆，褪色而無助，囁嚅着一些毫不起眼的悲哀。甚麼是永遠呢？大平賣？眾人爭購的牛仔褲？還是畫家們攝影師們忙着捕捉的危樓舊垣？」（21）

事實上，新加坡迅速的現代化發展，對許多承載歷史記憶的地理空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有的消失不見，有的性質改變。這些人文地理的嬗變、地誌的回返與重寫，構成許多作家撰寫的主題。除了梁文福的作品，近年寫的成功的有黃凱德2018年出版的散文集《dakota》。（22）

梁文福祖籍廣東新會，生於新加坡，這兩方面跟英培安一樣。梁1964年生，比英小了十七歲，屬於不同的華人的代際。梁1999年獲得南洋理工大學博士學位，現在是學而優語文中心語文總監、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兼任副教授。1992年，他獲得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頒發的第一屆「青年藝術家獎」（文學）。

值得注意的是，梁文福橫跨文學與音樂兩個領域。文學方面，他創作散文、小品、詩、寓言、小說等多種文類。音樂方面，他是1980年代新加坡音樂新潮「新謠」的代表歌手，多年創作的音樂讓他聞名國際，成為華語流行音樂圈的知名人士。

更加需要一提的是，梁文福的作品包含了多元文化元素，尤其在音樂的創作上。例如他作詞作曲的《新加坡派》，寓意顯然是新加坡文化的雜糅性，曲風吸納了台灣的、香港的、馬來的、美國的等音樂風格，反映了新加坡歷史發展到現在，多元文化已然融合成新的體系，成為某一種文學的、文化的範式。雖然深情地緬懷傳統華人文化的流逝，梁文福卻也熱情地擁抱雜糅的現代性。雜糅性，恰恰是離散族裔文化的一大特點。（23）

多元性與現代性交響而成的繁管急弦，也可以在詩人周德成的詩集《你和我的故事》裡有所呈現。（24）

謝裕民：文學國民

2018年，謝裕民出版了長篇小說《建國》，入選《亞洲週刊》當年年度十大小說。

這部長篇小說，剪裁奇特，包含兩部分。其一，一位名叫「建國」的主角跟其他人物的互動關係，以及因此展開的故事情節，用了小說的敘事手法。其二，「SG50詞典」撰寫社會新聞的各種條目，用了媒體的報道方式。這兩個部分不斷交錯，貫穿全書，所達到碎片化的效果，恰恰就是現代的重層語境。在多重脈絡的交疊之下，小說裡的人民在觀察並認知國家的種種，就像萬花筒那樣，圖像可以固定在某一角度，但轉換了角度之後又是另一圖像。

在《建國》裡有一段，討論人名「建國」、「立國」、「國民」、「美華」、「美英」的意思，無不是新加坡語境裡的片片斷斷，組成了新加坡主體可堪玩味的錯綜與複雜。謝裕民的文學書寫，對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係進行了調侃：

「建國有個弟弟小他六歲，叫立國，今年五十歲。是的，1959年建國，1965年立國。一個王姓小島民以這兩個詞為兒子命名……這種帶有狂熱愛國意識的名字常令建國覺得突兀與無奈，這樣的名字也讓人誤以為建國爸媽都很有墨水。他們都沒進過學校。建國爸說，名字是個教書仔取的。教書仔有一晚被一群『暗牌』帶走，建國、立國去。建國還有個弟弟，小立國兩歲。教書仔走後，建國爸只好自己為孩子取名，國民。建國爸沾沾自喜，忘了他們姓王，所以弟弟是――王國民。建國還有兩個妹妹，美華和美英。建國後來問老爸，萬一還有弟妹出世，怎麼辦？建國爸說，想好了，叫美娥（俄）、美德、美髮（法）都可以。建國怎麼都看不出，他老子如此有國際觀――現在叫全球化。建國爸在開玩笑，美英之後建國便難再有弟妹，建國後來知道是為了――建國，不是人名的建國，是島民的建國。」（25）

謝裕民祖籍廣東揭陽，1959年生於新加坡，1993年獲新聞與藝術部頒青年藝術獎，1995年受邀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他曾任《新明日報》和《聯合早報》文藝副刊編輯，現為《聯合早報》副刊組高級編輯。他寫小說、微型小說、散文。

《建國》2018年出版前後的這些年裡，「建國一代」、「新加坡獨立五十週年」、「立國一代」各種概念相繼出台，公民因為有不同的背景與經歷，所以必然會有不同的想望與想像。《建國》揭示了當前新華文學的某種國民性的認知，以及某種再現手法。面對歷史的現實與弔詭，這類作家在以更為複雜的文學技巧對題旨進行切入、分割、拼湊，重組真相與真理。

可以預見，這類的文學國民，甚至國民文學，將會變得更加豐富多彩。時光如白駒過隙，現在新華文學的國民性，已經深深在腳下土地翻耕版圖，翻建大廈。

張悅然：跨國流動

張悅然，應該不算是新華作家，但曾經在新加坡場域生活過，在新加坡寫了她的著名長篇小說《誓鳥》。在新華文學史上，張悅然無足輕重，但她的跨國行旅在離散語境裡勾勒了一個南向北回的弧度。

她2003年從中國到新加坡國立大學讀電腦系，在新加坡求學期間，延續了其在中國的文學身份，繼續參與中國的文學生產。她1982年出生於山東濟南，2001年畢業於山東省實驗中學，考入山東大學修讀英語、法律雙學位。來新加坡前，她已經在中國文壇佔得獨特的席位，與韓寒等偶像作家一樣，體現了中國文學生產走向青春化、商業化、市場化的趨勢。她現居北京，專事寫作，擔任《鯉》系列主題書的編輯。

《誓鳥》在中國出版面世，但其創作是在新加坡完成的，靈感來自張悅然留學新加坡經歷的大海嘯，即2004年12月26日發生的印度洋海嘯。張悅然讓小說裡的故事發生在歐洲殖民主義盤踞南洋的年代，女主角是中國女性春遲，在南洋遇到海嘯失去部分記憶，回到中國又重返南洋，希望重拾記憶與愛情。

小說裡有一段，寫女性到南洋之前對遼闊海洋投射無限的憧憬，以及後來在南洋翻騰着快樂與痛苦的經歷：

「那時她們都還是姑娘，像果實一般站在樹梢上眺望，海洋不過是塊明媚的藍色花田，沒有甚麼是真正遙不可及的。她們覺得生命那麼漫長，由無數黑暗的長夜組成，猶如一條幽仄的迴廊，沒有盡頭。可是姑娘們錯了。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輪太陽，每個白晝的光比起前日都要黯淡一些，淙淙的太陽燒得太烈，所以光熱很早就耗盡了。」（26）

應該說，《誓鳥》的寓言更為體現了女性作家在新華場域的跨國流動。女性對於南洋記憶的偏重感情的提煉方式，對地理文化和身份政治的流動性的認知，與男性作家侵略性或防衛性的立場有所迥異。

在《誓鳥》的南洋場域裡，女性換位成為主角，通過跨越疆界的行旅，消解了男性的歷史書寫。如果說男性歷史書寫着重權力與利益的面向，《誓鳥》的女性歷史書寫則觀照情愛和心靈。愛情成為女性行旅的首要理由和唯一準證，情愛深刻地穿越了南洋的種族、性別、宗教的重層界線，解卸了身份與政治。

5月4日：同日異地

1919年5月4日的北京，爆發了不尋常的事件。青年推動的學生運動，加上許多市民與工商人士參與的示威遊行，抗議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中懦弱的退讓，導致西方列強將山東從德國手中轉給日本。後來的歷史敘事，更是將五四運動擴大時間範圍，包括了從1915年中日簽訂《對華二十一條》至1926年北伐戰爭的這段時期，也包含了新文化運動。在「反傳統、反儒家、反文言」的國族覺醒與文化決心當中，陳獨秀提倡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馬克思主義，胡適則推動白話文運動。

然而，5月4日在別的地方，有別的坐標意義。在英國，1979年5月4日，撒切爾夫人成為史上第一個女首相。開啟了十一年「鐵娘子」強硬的領導理念與手腕。在美國，1953年5月4日，海明威的小說《老人與海》獲得普立茲獎，簡潔的書寫風格樹立了美國文學的權威，給世界文學提供了某種典範，影響至今。

一地，有一地的紀念日。

唯有中國的五四，對新華場域產生直接的衝擊。它給二十世紀初的新加坡華社帶來風雷，再次鞏固了中國的國族意識與愛國情操，對文化與文學意圖進行了具體的改革。在二戰前的那段時間內，新華場域對中國五四的反應是接受的狀態，主要的動作是參與中國想像共同體的建構，稍有餘力才顧及南洋的社會現實。二戰後，新華場域轉移政治熱情，族群關懷轉入新加坡的國家建設。

作家離散範式的多種形構，體現了新加坡主體性的演變。它的變化，在時間上不斷在遞進。它的繁複，在空間上始終在重組。從王君實的中國魂魄，到胡愈之的歸去來兮、苗秀的預留一席、英培安的華文境遇、梁文福的繁管急弦、謝裕民的文學國民、張悅然的跨國流動，以及許多其他在新加坡從事華文書寫、進行文化想望的作家文人，他們的語言圖像所呈現的精神實質，不但在回應歷史的焦慮，而且在肩負地理的沉重。

從1919年5月4日開始，在新加坡這樣一個離開中國很遠的異地裡，離散華人增添了新的文化認識與熱情。2019年的今天，新華範式畢竟已將異地轉為本地，成就了一個不斷接受外來元素與整合內在結構的場域，一個從不孤立的島城。

【註】：

（1）      本文最初的版本為〈新華範式：離散作家從五四到當代的七則寓言〉，發表在《聯合早報》「文藝城」，2019年4月30日、2019年5月2日，是收到「文藝城」主編謝裕民的邀請，為回應五四運動推出的「從新文學到新華文學」專號而撰寫的。隨後，經過理論與資料的補充，按照學術文章的格式進行修改，完成了目前這個版本

（2）      五四運動在中國境內的發生情況，經典論著參閱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五四運動對於當時新加坡華社會的影響，最新研究參閱 David Kenley, New Culture in a New Worl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ingapore, 1919-1932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3）      本人以馬來文出版過一本有關1919年至1957年馬來亞華文作家與其作品的論著：Yow Cheun Hoe, Antara China dengan Tanah Tempatan Ini: Satu Kajian Pemikiran Dwipusat Penulis Cina 1919-1957 （Between China and This Local Land: A Study of Dual-Centred Mentality of Chinese Writers in Malaya, 1919-1957）（Penang: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Press, 2011）。馬華文學的歷史綜述，見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新加坡：世界書局1962～1965）。對馬華文學作品與文學史書寫的批評，參閱黃錦樹《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1996）；朱崇科《本土性的糾葛：邊緣放逐．南洋「虛構」．本土迷思》（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

（4）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1997）, p. ix.

（5）      Radha Sarma Hegde and Ajaya Kumar Sahoo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Indian Diaspora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Donald MacRaild, Tanja Bueltmann, J.C.D. Clark （eds.）, British and Irish Diasporas: Societies, Cultures and Ideolog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9）

（6）      Wang Gungwu, 「The Origin of Hua-Ch'iao,」 in Wang Gungwu, Community and Nati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St Leonards, NSW: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 Unwin, 1992）, pp. 1-10; Wang Gungwu,「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in Wang Gungwu, 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1）, pp. 54-72; Leo Douw, 「The Chinese Sojourner Discourse」 in Leo Douw, Cen Huang, and Michale R. Godley（eds.）, Qiaoxiang Tie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Cultural Capitalism' in South China（London and New York: Kea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9）, pp. 22-44

（7）      王德威〈華語語系文學：邊界想像與越界建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頁1（1～4）；王德威〈中文寫作的越界與回歸：談華語語系文學〉，《上海文學》（2006年第9期），頁91（91～93）；王德威〈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上），《聯合報》，2006年7月8日；Shi Shumei,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石靜遠〈華語語系研究及其對母語觀念的重塑〉，《華人研究國際學報》，第7卷，第1期（2015年6月）

（8）      有關「路線」與「途徑」（routes）的觀點，參閱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 MA;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9）      原文是英文，中文翻譯由此篇論文作者所位。John W. Ratcliffe,「Notions of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Knowledge, Vol. 5. No. 2（December 1983）, pp. 165-166. 更深入的論析，參閱 T. Khu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10）    王君實〈絕命書〉，方修、葉冠復合編《王君實選集》（新加坡：萬里書局，1979），頁ii

（11）    林萬菁《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1927～1948》（新加坡：萬里書局，1994）；郭惠芬《中國南來作者與新馬華文文學：1919～1949》（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

（12）    Stephen Leong Mun Yoong, 「Sources, Agenci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Malaya, 1937-1941,」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76

（13）    Paul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19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Singapore: NUS Press, 2018）

（14）    胡愈之〈郁達夫的流亡與失蹤〉，胡愈之、沈茲九《流亡在赤道線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頁45～46

（15）    新社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第一集：理論》（新加坡：教育出版社），〈馬華文藝獨特性及僑民文藝論戰〉，頁197～278

（16）    Fujio Hara, Malayan Chinese and China: Conversion in Indentity Consciousness, 1945-1957（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1997）

（17）    苗秀《火浪》（再版）（新加坡：青年書局，2004），頁1

（18）    楊松年〈第四章：南洋色彩萌芽與提倡時期的新馬華文學〉，楊松年《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2001），頁33～83

（19）    英培安《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新加坡：草根書室，1987），頁30

（20）    張揮《末代華校生的網中歲月：張揮短篇與微型小說集》（新加坡：書寫文學協會，2013）；張曦娜〈任牧之〉，張曦娜《張曦娜小說選》（香港：明報出版社，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頁1～22

（21）    梁文福〈最後的牛車水〉，《最後的牛車水》（新加坡：心情工作室，1988），頁15

（22）    黃凱德《dakota》（新加坡：2018）

（23）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24）    周德成《你和我的故事》（新加坡：玲子傳媒，2012）

（25）    謝裕民《建國》（新加坡：富豪仕大眾傳播機構，2018），頁8～9

（26）    張悅然《誓鳥》（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6），頁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