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彥君：比較《都柏林人》與《台北人》中的色彩隱喻

中西方的色彩隱喻研究已不鮮見，喬伊斯的作品是色彩隱喻研究的熱點，因他在作品中有大量色彩描寫，使作品有色彩美，有學者說「喬伊斯的象徵是基於色彩……」（Smith，1965）（1）。目前，對於喬伊斯和白先勇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悲劇意識、女性主義、社會意識及現代主義色彩，例如國外有Margaret Hillenbrand「Voice of empire in Dubliners and Taibeiren」；國內有華翔《白先勇與喬伊斯的孤獨意識比較》。觀看《都柏林人》與《台北人》，不難發現兩人皆偏愛色彩運用。其實，一直都有學者比較喬伊斯與其他作家的色彩隱喻，例如查理狄更斯（2）；在國內更有學者以《吶喊》和《都柏林人》中的色彩隱喻作比較。然而，在色彩隱喻研究的領域裡，甚少學者將喬伊斯和白先勇放在一起研究。白先勇曾經提到《台北人》受喬伊斯的《都柏林人》的影響，筆者希望探討其影響不僅局限在「悲劇」意識，嘗試比較兩者的色彩隱喻，尋找白先勇受喬伊斯影響的痕迹。

以下將由兩本作品所用之色彩作開展，會從作品中總括出所用的色盤，然後比較兩者的色盤，簡述其意。再來則是分析兩部作品中的色彩隱喻，進行比較研究，分析異同，最後推論白先勇有否在色彩運用上受到喬伊斯影響。

1      兩本作品的色彩運用

使用顏色詞是非常重要的文學手段，《都柏林人》中的色彩隱喻主要集中在四種顏色――黑、白、紅、灰。黑色共用了約八十二次，例如〈伊芙琳〉中的「黑色的輪廓」、〈委員會辦公室裡的常春藤日〉中的「黑衣服」、〈死者〉中的「黑色雪莉酒」。當中又常以黑色形容眼睛，例如〈姐妹倆〉、〈死者〉、〈對手〉等。白色共用了五十二次，多以形容人，尤其臉色「white face」，在〈阿拉比〉、〈死者〉、〈寄宿公寓〉等均有以白來描寫臉容。紅色用了四十一次，多形容人，有「紅鼻子」、「red face」、「red head」。灰用了二十一次，「灰坑」、「灰頭髮」、「灰色的曙光」等。

《台北人》中的色彩隱喻主要集中在四種顏色――白、紅、黑、金。白共用約一百九十八次（3），多用作描寫人物，例如〈永遠的尹雪艷〉「白衫」、「白相」、「白髮」，而作者又運用多種白色，如「素白」、「雪白」、「青白」，在〈遊園驚夢〉中的次數用得更多，單是「唱〈遊園〉」一段已用了十九次。其次是紅色，運用約一百三十七次，多形容人，包括臉色、膚色，例如「血紅眼圈」、「紅了臉」、「殷紅發亮的圓疤」等，也有形容花朵、衣服等不同物品。黑色共用一百三十二次，當中大多形容穿着打扮，例如「黑色長袍」、「黑絲頭巾」、「黑領帶」等，亦有形容物品「黑馬」、「黑布補丁」，以及形容天色、影子。金色共用七十八次，用在不同種類物品，如「金牙」、「金鐲子」、「金梅花」，多是飾物。

以上是《都柏林人》與《台北人》的主要用色，儘管白先勇所用顏色詞的頻率比喬伊斯用的多很多，但兩者色盤很接近：「黑、白、紅、灰」與「白、紅、黑、金」。值得補充的是，《台北人》裡也用了許多灰色，約五十次，故兩本作品用色是很接近的，《台北人》的獨特之處是更多地運用金色，而《都柏林人》僅用了十次金色。

2      色彩隱喻比較

黑色，西方人通常把黑色聯想為「邪惡」、「兇兆」、「災難」（4），例如black Monday」「in a black mood」，西方國家的人會在喪禮上穿着黑色服裝。黑色是神秘的色彩，又有不合法的意味，例如「black deal」「black money」；黑色又有權力象徵，在西方法律，大律師法官會穿黑色長袍；在天主教中，黑色是上帝造光前的顏色。（5）

在《都柏林人》中，喬伊斯反覆使用「黑色」相關的詞語，「blackened」「dark」「dull」等。黑色作為氣氛的營造，以及作者揭露城市的「精神癱瘓」，小說集裡提及的房間大多是黑暗的，亦用大量黑色的字眼描述愛爾蘭人，這些與黑色相關的意象表達愛爾蘭人「麻木」、「頹廢」的形象。然而有些時候「黑色」是正面的，並有種吸引力，因為喬伊斯在另一方面對自己的鄉土有所眷戀。在〈姊妹倆〉，有這樣的描述：「黑色的眼睛」（6）、「黑色的鼻煙壺」（7）、「熏黑的手帕」（8）此處用黑色是偏向負面的，科特先生的「黑眼睛」是代表着愛爾蘭人的「愚昧」，神父的黑色物品更揭露人們的墮落和腐化。〈委員會辦公室裡的常春藤日〉中的「黑衣服」又象徵權力，而〈阿拉比〉中阿拉比追求有雙黑眼睛的少女，作者暗示黑色背後是城市頹廢的景象。

在《台北人》中，黑色象徵着權力、腐朽、頹廢，與《都柏林人》有異曲同工之妙。例如小說中的官車都是黑色的，這象徵權力；〈思舊賦〉中的老婦人披着「黑色粗絨」外套，也代表着地位，然而這些以黑象徵的地位大多只留下空殼，為失去昔日光輝的「權力」。白先勇同樣用黑來揭露人物的腐化，如〈遊園驚夢〉錢夫人的「發烏」墨綠旗袍，失去往日的「綠汪汪」，只剩下黑色的色調，這也一再暗示錢夫人衰老、麻木，〈孤戀花〉中的娟娟也是穿黑色旗袍，這與《都柏林人》那些角色的「黑色外衣」相似。而且，《台北人》在各篇都有用黑眼睛來表達人物的內涵，如〈花橋榮記〉的盧先生眼睛發烏、〈遊園驚夢〉的鄭彥青的眼睛有團「黑火」等。中國曾以黑為貴，但到後來黑成了不祥的象徵，到民國時雖然有西化現象，卻仍然避黑，當時的色彩以喜慶、絢麗為主（9），即使受西服影響，男性喜穿藏青色或其他顏色夾雜黑色而非純黑色（10）。故此，可以推斷白先勇《台北人》的「黑」是受喬伊斯影響的，中國人穿黑於民國並非普遍現象，但在作品中卻大量人物穿黑衣服，可見是借鑑喬伊斯的色彩運用，利用黑色暗示作品的深層意義。

紅色，在傳統美學中為「高濃度色彩」（11）。紅色在西方的觀念裡，是暴力、血腥、激情，亦是和災禍聯繫在一起，所以危險的地方，西方總是以紅色標示「red light」；紅色代表股市大跌，例如「in the red」。而在宗教上，紅與撒旦有關。紅色是不被西方喜愛的色彩，與中國恰恰相反。喬伊斯筆下的紅色有傳統西方意味，會形容人物憤怒的情緒，如〈一位母親〉中何洛漢先生的臉紅（12），是因為他生氣了；〈姊妹倆〉中的「紅鼻子」同樣反映人物情緒（13）。在〈兩個流浪漢〉中，雷尼漢（Lenehan）面色紅潤（14），但此並不是表示該角色的正面，反而有諷刺作用，且提示其後故事中該角色的惡行。

在《台北人》中，紅色不再是中國傳統的「喜慶」，小說中的「紅」大多是負面的。例如〈永遠的尹雪艷〉，作者描述吳經理打牌打得高興，「……笑着叫着，眼淚從他爛掉了睫毛的血紅眼圈一滴滴淌下來」，這種形容是讓人反感的，一點喜意也沒有，而且最後尹雪艷說「我來吃你（吳經理）的紅」，大有西方那份屬於紅色的詭異。又如〈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先從篇名中感受到來自紅的不祥，在故事中，喜妹總愛撩撥王雄，王雄總會「紅頭赤臉」，「紅頭赤臉」是代表王雄對喜妹感到惱怒，到後來王雄殺了喜妹，「我」看見杜鵑花開：

「好像一腔按捺不住的鮮血，猛地噴了出來，灑得一園子斑斑點點都是血紅血紅的，我從來沒看見杜鵑花開得那樣放肆、那樣憤怒過。」

「我」對杜鵑花的想像亦非正面，覺得它放肆、憤怒。〈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中的「紅」又象徵王雄對麗兒的迷戀，同樣腐化。民國的色彩設計經常紅黃相配（15），可見民國的人對紅依然喜愛，「紅」在現今中國仍是正面的顏色。在戲曲臉譜中，「紅」是忠誠正義，而在《台北人》，人物帶「紅」是負面的，如〈孤戀花〉的柯老雄，膚色帶赤、眼佈血絲，是異常粗暴之人。白先勇明顯一改「紅」的象徵意義，更接近西方「紅」的含意。白先勇說過：「我在想，人的本性裡有一種激情，passion，很可怕的激情。有時候愛情愛得專的時候，是有一種毀滅性，有一種非常大的撞擊性。」（16），可見白先勇對筆下人物情感的映射，更進一步說明他運用的「紅」象徵着「可怕的激情」，這「passion」更偏向西方對紅色的態度。

白色，是「非色彩的顏色」（17）、是光亮。在西方，白象徵純潔與和平，例如「white soul」，白色婚禮，新娘穿着白色婚紗的婚禮；它又像徵正直、公正，「white man」「white lie」等。在喬伊斯的〈死者〉中，加布里埃爾想起婚姻中的幸福時光，在出租車駛過奧康奈爾橋時，加布里埃爾回憶起他們的蜜月，並享受再次坐出租車的時光，他妻子說他每次經過都看見「白馬」，他說他這次看到「白人」，之後他向鋪滿雪的雕像點頭打招呼，氣氛相當融洽。此處的「白」是純潔婚姻的象徵，加布里埃爾並未知道妻子心頭上的男人。又例如在〈偶遇〉，學生看見「白色大帆船」（18），「我」看見它時有着美好的幻想，這是喬伊斯以「白色大帆船」表達身為年輕人的純真。白色於喬伊斯，可算是在麻木都市中的「最後純潔」。

而白先勇的白色更接近東方意義，他的「白」是負面的，如不祥、不幸、悲哀、死亡。以尹雪艷作例，故事中極多以白色描寫她，她一身「素白旗袍」、「渾身銀白」、肌膚「雪白」、命犯「白虎」，營造她不祥的形象，沾上她的人「輕者家敗，重者人亡」。又以〈遊園驚夢〉為例，筆者認為白先勇是以「白」形容錢夫人與參謀間不幸的交纏，且表達錢夫人對這段往事的傷感與悲哀：

「他的馬是白的，路也是白的，樹幹子也是白的……他那匹白馬在樺樹林子裡奔跑起來……太陽照在馬背上，蒸出一縷縷的白煙來。一匹白的，一匹黑的……那些樹幹子，又白淨，又細滑」。

同樣的「白馬」，白先勇所寫之白卻沒有純潔的意味。《禮記．郊特性》曰：「素服，以送終也」，在民國時期，女性在新文化運動下，穿上「文明新裝」，流行穿月白色服裝（19）。除此，也有「文明婚姻」運動，開始出現結婚時穿婚紗的情況（20）。雖在新年、大節慶時仍會避免白色，但可見民國時期因知識分子因西化從而降低對白色的避諱。可見此處白先勇對「白色」是沿用中國傳統的色彩觀。

上部分提及白先勇對白色的運用與喬伊斯並不一樣，白先勇選擇保留中國文化中對「白」的觀感。除此以外，《台北人》在色彩上與《都柏林人》不同之處是更多地運用金色。「金色」在古代到民國甚至現代中國，都是正面的，象徵富貴、輝煌。在《都柏林人》那為數不多的「金色」，大多用以形容日落，其次是「金幣」、「金錶」、「金絲眼鏡」，其中「金色」呈中性，當與日落時配搭使用則有故事人物的情感投射，例如〈姊妹倆〉「我」在日落金黃的倒影下分神，但此處的金色不能分作正面負面，只能作為中性看待。《台北人》的金色是用以表達富貴，多呈負面形象，例如〈孤戀花〉的柯老雄露「一口金牙」時便是對娟娟施暴，「金牙」的描述，沒有絲毫高貴之感，反而突顯柯老雄下流的形象。以〈遊園驚夢〉為例，錢夫人看到蔣碧月手上「金光亂竄」的鐲子，就感到「暈眩」。簡而言之，《台北人》「白色」和「金色」的意涵與《都柏林人》並不相似。

3      總結

在色譜上，白先勇取《都柏林人》相近的用色，筆者認為在色彩運用方面，白先勇受到喬伊斯一定程度的影響。首先，白先勇不止一次提到喬伊斯的《都柏林人》，白先勇承認自己是一個浪漫派作家，受到愛爾蘭鄉愁和悲情的文化影響，他將這種悲劇色彩投射到《台北人》中。他亦說過西方現代主義的作品中的聲音是能夠打動人的，例如喬伊斯《都柏林人》，人們能從中感受、反思。其次，白先勇對於「紅」、「黑」的反傳統運用，正正證明他從西方作品中得到的啟示，他敢於用「紅」和「黑」揭露當時社會人不同人物的哀愁。

值得一提，白先勇在訪問中提到《台北人》靈感或多或少是來自《都柏林人》，但高興有人說《台北人》模仿《都柏林人》不像，因為「模仿得像就成了《都柏林人》」，並且說自己於作品寫的歷史與喬伊斯的不一樣（21）。讓人瞭解到作品與《都柏林人》相似同時卻又如此不同，作者在顏色象徵上有不同的選擇，例如傳統上的「白」色更能表達自己對那個時代人的哀悼；使用「金」色更好地表達中國傳統的崩潰。總括而言，《台北人》是本優秀作品，讀者會從《台北人》看見《都柏林人》蹤影同時能發現作者自己的取向，還有對當時社會的映照，種種細讀，意味深遠。

【註】：

（1）      Thomas F. Smith (1965), 「Color and Light」in「The Dead」, James Joyce Quarterly, Vol. 2, pp. 304-309

（2）      J. W. Wheale (1980), More Metempsychosis? The Influence of Charles Dickens on James Joyce, James Joyce Quarterly, Vol. 17, pp. 439-444

（3）      「戲白」等字眼不計算在內，只計算充當顏色的詞

（4）      師銳敏（2006），〈淺議顏色詞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象徵意義〉，《晉中學院學報》，01期

（5）      Stefano Zuppi, Color in Art, pp. 268–69.

（6）      「I felt that his little beady black eyes were examining me but I would not satisfy him by looking up from my plate.」 (Joyce, 1914)

（7）      「It was always I who emptied the packet into his black snuff-box for his hands trembled too much…」 (Joyce, 1914)

（8）      「It may have been these constant showers of snuff which gave his ancient priestly garments… blackened, as it always was, …with which he tried to brush away the fallen grains, was quite inefficacious.」 (Joyce, 1914)

（9）      郭美含（2015），〈淺談民國時期色彩的特徵及表現形式〉，《知識文庫》，19期

（10）    萬程（2012），《從「西學東漸」解讀民國女性服飾與色彩設計》，《美術教育研究》，02期

（11）    魯道夫．阿恩海姆著，滕守堯、朱疆源譯，《藝術與視知覺――視覺藝術心理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頁461

（12）    「Mr. Holohan became very red and excited.」 (Joyce, 1914)

（13）    「Tiresome old red-nosed imbecile!」 (Joyce, 1914)

（14）    「He was squat and ruddy.」 (Joyce, 1914)

（15）    同（9）

（16）    劉俊（2010），〈文學創作：個人、歷史、家庭、傳統——白先勇的答問〉，《東方叢刊》，01期

（17）    康定斯基，李政文、魏大海譯（2003），《藝術中的精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76

（18）    「the brown fishing fleet beyond Ringsend, the big white sailing vessel which was being discharged on the opposite quay… looking at the high masts, saw, or imagined, the geography which had been scantily dosed to me at school gradually taking substance under my eyes.「 (Joyce, 1914)

（19）    萬程（2012），〈從「西學東漸」解讀民國女性服飾與色彩設計〉，《美術教育研究》，02期

（20）    談雅麗（2017），民國時期中國新娘結婚禮服的演變，《山東紡織經濟期刊》，01期

（21）    梁秉鈞編（2008），《創意寫作系列：跟白先勇一起創作—嶺大文學創作坊筆記》，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