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艷芳：閨密中的閨密：張愛玲與鄺文美的書信情誼

有人說，女人善妒，女人和女人之間難有真正的友誼；也有人說，女人善變，女人和女人之間的友誼難以久長。但是，不管一個女人的戀愛婚姻怎樣轟轟烈烈，抑或平淡無奇，總會有幾個無話不談的閨中密友。閨密的關愛比男友長情，甚至比老公靠譜。作為二十世紀中國的奇女子，張愛玲的一生轟轟烈烈卻又悲涼淒清，幾乎和家人中斷了所有關係，孤獨終老。這樣的人，很難想像她能和同性朋友建立和保持親密的關係和恆久的友情，但偏偏這麼一位特立獨行的女性，偏偏這麼一位看似冷漠絕情的女子，在現實生活中卻擁有三位好閨密。她們分別出現在她生命的不同時期，陪伴她走過燦然開放的青春年華、紅透上海的傳奇歲月和淒清孤獨的後半生――她們分別是炎櫻、蘇青和鄺文美。

本文所談的鄺文美是張愛玲1952年到香港後結識的朋友，並發展成為終生摯友。世人很少知道鄺文美，少數瞭解者往往也是因為知道她的丈夫宋淇，然後才知道鄺文美。正是這位端麗溫婉的女性，使得張愛玲寒涼的一生得到了友情的滋潤。在幾十年沒有相見的情況下，她們通過魚雁往來的七百多封書信保持着恆常如新的友情。她們談文學、談服裝、談飲食，晚年更多地談身體，甚至疾病。她和她的丈夫最終成為張愛玲遺產的繼承人。張愛玲的個人生活何其不幸，能夠得到這樣的閨密友情，又是何等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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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想起在茫茫人海中，我們很可能錯過認識的機會――太危險了。命運的安排多好。」張愛玲的這句話是說給她的終生摯友鄺文美聽的。從1952年底在香港初識締結深交，到1995年7月25日張愛玲在美國洛杉磯給香港的鄺文美寫下最後一封長信，不知不覺間她們的友誼已經綿延了整整四十三年。初識之時的她們俊眉修目、風華正茂，對人生充滿熱望和憧憬，告別之際她們已經雞皮鶴髮、耄耋將至，感慨短的是人生，長的是磨難。坎坷流淌的歲月、蒼老病痛的身體、欲說還休的情誼、跨越時空的私語，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她們魚雁往返的頻繁通信中。

宋鄺文美（1919～2007），香港作家、翻譯家。筆名有「方馨」、「章明」等。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文學系，曾在香港美國新聞處工作，以「方馨」一名翻譯文學作品，主要作品有《睡谷傳說》（The Legend of SleepyHollow）、《無奇不有》（Anything Can Happen）。張愛玲1952年從大陸到香港後至1955年轉赴美國之前的這段時間，曾在美國新聞處擔任翻譯工作，得到當時的同事宋淇、鄺文美夫婦的諸多照顧，彼此成為下半生最要好的朋友，無話不談的知己。張愛玲回憶說她們初識於一次文藝界的應酬活動中，本來她很少出外應酬，偏偏在那個偶然的場合，認識了宋淇、鄺文美夫婦，不早不晚，真是她的幸運。其實，張愛玲到美新處譯書部應聘的時候就見過宋淇，宋淇、鄺文美當時已是美新處的正式員工，後來張愛玲成為美新處的外聘工作人員，他們才在一次應酬活動中正式相識。關於他們之間的奇蹟般的相識，連張愛玲都不得不說：「緣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逃也逃不掉的。」

初到香港的張愛玲，先是住在女青年會。譯書寫作漸為人所知後，間或有慕名的讀者來拜訪她。而她又是最怕別人來打擾的，就託宋淇、鄺文美夫婦在他們家附近的一條橫街上租了一間斗室暫時居住。房間裡極其簡陋，甚至連一張書桌都沒有，張愛玲只能在牀側的小几上寫稿。對於購置家具、甚至購買書籍等身外之物，張愛玲向來有自己的看法，她認為這些都是身外之物，如果妨礙一個人生活的自由的話都是纍贅。她還說過：「除了必用的參考書之外，我一生只心甘情願地買過一部書――《醒世姻緣》。」所以，她不願意這些東西在她的家裡生了根。即便是後來到了美國，她也很少買書，需要的時候就跟朋友們借閱，或者到圖書館去閱讀，更很少添置家具，所使用的東西基本都是從超市裡買來的即時性用品。兩家的距離近了，來往就多了起來。這一時期，張愛玲正在趕寫小說《赤地之戀》，因為大綱由別人擬定，不能自由發揮，所以寫起來不是很順手，有時候甚至文思枯竭、心情鬱結寫不下去。宋淇、鄺文美夫婦就經常去看望她，大家天南海北地閒聊，以緩解她創作的寂寥與寡索。大多時候，宋淇比較忙，鄺文美就獨自一人過來，她們的共同語言多，見解也很投合，聊起來非常開心，總有說不完的機智妙語。但張愛玲為了讓鄺文美多和家人相聚，到了七點多鐘就一定要催她回家，後來還贈她「我的八點鐘灰姑娘」的雅號。

一見投緣的張愛玲和鄺文美，一邊嘆息着相見恨晚，一邊感慨着正當其時，而相處愈久，感情愈深。像張愛玲這樣才華橫溢、心高氣傲的人，簡直無法想像她能夠如此這般毫不吝嗇詞彙地誇讚一位同性的友人：「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好――每一方面都好――而一點不自滿的人。描寫壞人容易，描寫好人難。以後我寫好人的時候應該容易一點。」她時常拿出自己的筆記給鄺文美看，裡面記載的都是她放在心裡好多年而無法忘記的事情，並請鄺文美提提意見，鄺文美看了之後，她則感覺到分外輕鬆，終於找到知己可以分擔她過去的沉重的情感。當張愛玲的英文小說《秧歌》終於出版的時候，她自己以為不會像當初第一本書《傳奇》出版時那樣快樂地飛上天去，但依然快樂無比。她告訴鄺文美：「我真開心有你，否則告訴誰呢？」好朋友不僅是共患難，而且是同安樂，張愛玲已經把鄺文美當成了她自己的一部分。

對待陌生人，張愛玲從來只有兩種態度：一是滔滔不絕，一是張口結舌。唯有對待鄺文美夫婦，一開始就是那麼自然。張愛玲經常擔心自己有一陣子不同別人接觸，看見人就不知道說甚麼好，現在在鄺文美夫婦面前，她總算看見自己轉向了正常。鄺文美最初來看她時，她只知道鄺文美在上海的時候喜歡看她寫的書；她又不好意思叫她不要來，心裡想還是讓她來，然後自己幻滅吧！因為在異地，也因為年歲漸長，人人都存在些戒心，但沒有想到結果會是那樣好，兩人始終是心意相投，惺惺相惜，連她自己都喜出望外、開心不已：「我們到了這年紀才認識，更難得。」她們的相識相知竟是這樣機緣巧合、一見傾心！張愛玲稱讚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鄺文美這樣有幽默感又那麼心平氣和的人，如果說好朋友是精神上的兄弟姐妹，像鄺文美這樣的朋友，不要說像自己人，簡直就是她自己的全部。她不由地一再地說：「我真開心！許多年來從來沒有這樣開心過，天待人真好，賜給你快樂，連timing［時機］都對。在人最需要的時候，我很容易滿足。」

就像是陷入熱戀中的青年，她們時時刻刻盼望着見面，見面後渾然忘記了時間；同時又害怕見面，一見面她們就說個沒完，把所有的寫作任務扔在了一邊。因為徹夜寫作，張愛玲往往到了早上六點還沒有睡，這個時候她總是想到作為上班族的鄺文美又要開始一天的忙碌了。起牀，然後披星戴月地去上班。她甚至想到，替班的時候兩個人要是能一齊談談該有多好。一想起鄺文美在公共汽車上不得不消磨掉的時間，她就想着自己要是能陪着她坐車――在車上談話該有多好，因為那時候的時間總是浪費掉。她們的相知之深甚至令張愛玲感到害怕，因為從來沒有遇到人對她瞭解得如此徹底：「只要這樣，同你在一個城市，要見面的時候可以見面――即使忙得不能常常見面也不要緊――我就放心了。我真怕將來到了別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一個談得來的人，以前不覺得，因為我對別人要求不多，只要人家能懂我的一部分（如炎櫻和桑弧等對我的瞭解都不完全，我當時也沒有苛求）我已經滿足。可是自從認識你，知道這世界上的確有人可以懂得我的每一方面，我現在反而開始害怕。」她一邊奇怪她們兩人的背景和環境那麼不同，可是本性和氣質卻那麼相像！一邊不得不感嘆一個知己就好像一面鏡子，反映出人們天性中最優美的部分來。

面對千載難逢的知己，張愛玲無奈而又幽默地對鄺文美說：「幸而我們都是女人，才可以這樣隨便來往，享受這種健康正常的關係，如果是一個男的，那就麻煩了。」她甚至難得地對鄺文美嬌嗔道：「我胖了――就因為您常常來陪我聊天呀！」還在電話中告訴鄺文美，沒有空就不必趕來看她，不要擔心她想念她――因為她總歸是想念她的。一邊擔心盡興的聊天會耽誤寫作，一邊說：「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在浪費時間。我認為同你談天是一種怡養性情之道。」不僅僅高度讚美鄺文美本人和她們之間的情誼，更連連稱奇於兩人在一切領域見解的高度契合：有時候同別人說許多話都沒用，只有把心裡的話告訴知己的朋友才最痛快。有朋友可談是最快樂的事情，否則就算成功也沒有意思。克服困難是痛快的――即使做一件簡單的、別人看來容易的事――樂趣也在於能告訴關心自己的人。有懂得的人分享，快樂會加倍，憂愁會減半。許多年來張愛玲自己慢慢地一點點形成的許多思想，結果都在鄺文美身上看到了它的實踐，並一一得到證實：自己果然沒有錯。張愛玲甚至說，有時候不得不相信心靈感應，大家聊天久了，偶爾沉默一陣，然後鄺文美一開口說出來的話恰好就是張愛玲剛剛在想着的。以至於她不得不感慨：不知多少次，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我正要開口，你就搶先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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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由於鄺文美待人處事大方得體，而且有學識有見地，從而廣受歡迎，宋美齡曾邀鄺文美做她的私人秘書，卻被鄺文美委婉拒絕。從鄺文美的婉拒更能看出她以家庭和個人的獨立事業為重，不挾要人以自重的傳統品性。說起鄺文美的蘭心慧質、秀外慧中，張愛玲簡直是無所不用其極，她喋喋不休地誇讚她的謙遜、她的包容、她的寬厚、她的賢惠，甚至她的憂鬱和以苦為樂精神。在鄺文美面前，張愛玲甚至覺得學問好的人沒甚麼可佩服，因為那是可以學來的；創作雖快樂卻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做的，她最佩服的是鄺文美遇事時的心平氣和以及言行一致的態度。她把鄺文美比作中國的蘭花，對着她就覺得一陣陣清香令人心醉。具體到一樁樁小小的事情上，如開箱子找東西時忘記把毛毯放進去，又得開一次，本來要怨煩，一想起假如是鄺文美的話一定不會這樣，也就心平氣和了。再如大門外在修路，覺得討厭極了，一想起鄺文美一定不會這樣想，也就順其自然了。再如，搬家真夠麻煩，可是一想起鄺文美說過：「從前我每次搬家總怨得不得了，但搬後總覺得：幸虧搬了！」她也就感到無比的安慰。想必多年後張愛玲在美國不厭其煩地搬家的時候，一定也是拿着鄺文美的這句話作安慰的吧。

但是，鄺文美的這種隨遇而安並不是一味順從生活，那是一種經歷生活的千錘百煉後的從容，也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涵養。她總能從不喜歡中發現出新的興趣，也能夠從一切壞事中找到好的方面。張愛玲不得不承認鄺文美就是那種理想中的人在現實生活中的顯影：外表細緻而內心異常地堅強，簡直可以用來做最正常的人的標準，用以測度別人。因為遇到了鄺文美，她才能不斷反思自我：「世上最可怕的莫如一個神經質的女人。我曾經深受其苦，所以現在特別喜歡同正常的人在一起。」她還毫不忌諱地在鄺文美面前談論她自己小時候的自信、早熟，種種大膽妄為的舉動；事無鉅細地講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有些病說出來令人同情，有些美容護理聽起來很浪漫，只不過是她由頭到腳生的怪毛病，處處都要當心，臨睡前還需要花時間搽藥泡腳，說出來別人都好笑。她這樣向鄺文美形容自己的生活：「樓下公雞啼，我便睡。像陳白露、像鬼――鬼還舒服，白天不用做事。」連帶盛讚宋淇、鄺文美之間的美滿關係：「你們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訂造也沒有那麼巧。他稍為有點鋒芒太露，你卻那麼敦厚溫婉，正好互相陪襯，互相平衡。」她相信鄺文美嫁給任何人都會是個好妻子，可是總沒有像嫁給宋淇那麼合適。間或她也對鄺文美談及她自己過往的愛情：「雖然當時我很痛苦，可是我一點不懊悔……只要我喜歡一個人，我永遠覺得他是好的。」也談起過去的友情，和炎櫻的關係：「Fatima並沒有變，我以前對她也沒有illusions［幻想］，現在大家也仍舊有基本的瞭解，不過現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談話。我對朋友向來期望不大，所以始終覺得，像她這樣的朋友也總算了不得了。不過有了你這樣的朋友之後，也的確是spoil me for other friends［寵壞了我，令我對其他朋友都看不上眼］。」這得需要怎樣的信任才可以做到！

張愛玲與鄺文美一生摯友，偏偏鄺文美卻極為低調，從來沒有因為交上張愛玲這樣的朋友而四處炫耀、高調張揚，其談論張愛玲的文章也僅只有一篇〈我所認識的張愛玲〉，這篇文章也完全是為了張愛玲的劇本《情場如戰場》做宣傳的需要。初載《國際電影》第21期，1957年7月發表。鄺文美在文章中坦承，十五年來她一直是張愛玲的忠實讀者，張愛玲的作品她都細細閱讀過，直到現在仍然擺在案頭不時翻閱。但在認識張愛玲以前，鄺文美也曾經和一般讀者一樣，從報紙和雜誌上得到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張愛玲是個性情怪癖的女子。直到她們在一個偶然的場合相識，一見如故，後來時常往來，終於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才知道張愛玲是個多麼風趣可愛、韻味無窮的人物。作為一名作家，張愛玲有她的個人生活習慣和性情，很多人對她的不瞭解是出於對報章文字的誤讀。在陌生人或者不熟悉的人面前，張愛玲一貫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可是當她遇到只有二三知己的時候，就恍然變成另一個人，談笑風生，妙語如珠，不時說出令人難忘的警句來。

鄺文美說，張愛玲喜歡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認為人在戀愛中最能流露真性情，比在戰爭和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但她的寫作態度又特別謹嚴，動筆以前，總是再三思考，把每個角色都想得清清楚楚，連面貌體型都有了明確的輪廓紋路，才着手描寫。而她在行文運字方面，更加用心，有時鄺文美看到她的原稿上塗改的地方比不塗改的地方還要多，一大行一大行藍墨水，構成很有趣的圖案。不光寫作如此，就算是給朋友們的信件，張愛玲也力求準確，幾乎每一封信都有草稿，就算是定稿，也往往塗塗改改，很像是一幅妙趣盎然的圖案。以至於很多人模仿張愛玲的風格，有一次鄺文美問張愛玲對此有何感想，張愛玲幽默地說：「就好像看見一隻猴子穿了我自己精心設計的一襲衣服，看上去有點像又有點不像，叫人啼笑皆非。」

離港赴美前夕，鄺文美陪張愛玲到皇后大道買些零碎物品，當張愛玲挑選好一隻鬧鐘叫店員包裝起來的時候，鄺文美無意中說了一句：「倘使等一會我們坐電車回去的時候，這鬧鐘忽然響起來，吵得滿車的人都朝我們看，豈不滑稽？」張愛玲笑了起來，立刻說這倒是極好的戲劇材料。果然，幾個月後，鄺文美讀到張愛玲從美國寄來的《人財兩得》電影劇本，劇中男主角的鬧鐘竟在不應該響的時候響了起來，鬧出了很多笑話，鄺文美不得不佩服張愛玲觀察生活的細緻和高超的文學悟性。張愛玲不僅寫散文，寫小說，還寫劇本，一般寫小說的人寫出的電影劇本多半能讀不能演，但張愛玲不然，無論是早年在上海所寫的《不了情》、《太太萬歲》還是在香港上映的《情場如戰場》，她筆下的角色都以一個個生動的面目和姿態出現，尤其人物流利俏皮的對白引起滿院不絕的笑聲。她初到美國的時候，和鄺文美和宋淇保持着密切的聯繫，《情場如戰場》、《人財兩得》就是駐紥在文藝營的時候完成的，後來她還寫下了她的第三本英文小說《粉淚》，還替香港電懋電影公司編寫第三齣電影《拜倒石榴裙》（即1959年在香港公映的《桃花運》）。

張愛玲對鄺文美的這篇文章非常看重，當她從信中得知母親在英國手術失敗，將不久於人世，而她自己又不能前往探望的時候，曾把鄺文美的這篇文章連同夏志清發表在《文學雜誌》上的〈張愛玲的短篇小說〉一同寄去，希望母親會為女兒的成就而老懷安慰，果然，張愛玲的母親看了很快樂。張愛玲在1957年9月5日寫給鄺文美的信中也表示了對她評論文章的欣賞和感激：「你在電影雜誌上寫的那一篇，卻使我看了通體舒泰，忍不住又要說你是任何大人物也請不到的official spokesman［官方代言人］。當然裡面並不是全部外交辭令，根本是真摯的好文章，『看如容易卻難辛。』我想必不知不覺間積了甚麼德，才有你這樣的朋友。你記得我說的過了生日後轉運的話，這種小地方也使我覺得一陣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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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張愛玲離開香港奔赴美國，她寫的第一封信是給鄺文美的。信中說輪船駛離碼頭，「別後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離開香港的快樂剛巧相反，現在寫到這裡也還是眼淚汪汪起來。」她敘寫了船上的經歷、經行的國家和城市，尤其是追憶了和鄺文美之間的深厚感情，「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後一剎那我並沒有覺得難過，只覺得忙亂和抱歉。直到你們一轉背走了的時候，才突然好像轟然一聲天塌了下來一樣，腦子裡還是很冷靜&detached［和疏離］，但是喉嚨堵住了，眼淚流個不停。事實是自認識你以來，你的友情是我生活的core［核心］。我絕對沒有那樣的妄想，以為還會結交到像你這樣的朋友，無論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沒有這樣的人。」隨即感念鄺文美為她整理得齊齊整整、緊實有序的箱子，以至於打開行李的時候不捨得打開，不得不打開以後又分外難過，希望將來她們見面的時候一切還是一樣，希望朋友一有空就寫信來，但是如果一年半載不寫信也不會不放心。就是這樣一種朋友間的充分的惦念和信任，「惦記是反正一天到晚惦記着的。」

曾經經歷過親情的傷害、愛情的傷害等千瘡百孔感情的張愛玲，卻意外地收穫了美好的友情，對於一個在感情上已經冷到骨髓、對人間百態除了蒼涼和悲憫之外，不再有其他感情奢望的張愛玲來說，這份友情成了她後半生生命中最溫暖的慰藉。張愛玲和鄺文美是那樣情誼投合，她說以前不曉得所以要求不多，現在曉得了怎麼能夠不遺憾呢！她感慨有時同別人說許多話都沒用，只有把心裡的話告訴知己朋友才是最痛快的事，因為兩人間沒有一句話不瞭解。面對這樣天賜的友誼，張愛玲所能做的就是在離開香港到美國之後，和鄺文美保持書信往返直到生命的終點。其間，鄺文美的丈夫宋淇擔任了張愛玲作品在香港的代理人，和鄺文美更多的是生活情感上的交流。她的很多話，都是對着鄺文美說的，更為重要的，在美國漫長的隱居生涯中，她的自言自語或者內心沒有說出的話，似乎都有一個隱身的聽眾，那就是鄺文美。她曾經跟鄺文美說過：「我最好的朋友――中學時的張秀愛和後來的炎櫻――都到美國去了，而且都是從來沒有想到會去，兼且沒有親人在美――『一二不過三』，我想將來你也會去。」果然，後來宋淇、鄺文美夫婦的女兒到美國求學工作，最終定居美國，鄺文美為看望孩子也多次來到美國，儘管他們後來沒有定居美國，但張愛玲美好的期待和預言也算沒有成空。

從1955年10月離開到1961年再來香港的這段時間，是張愛玲和鄺文美書信往來較為頻繁的時期，平均每月一封，有時一個月兩封。儘管她們經常在信中責怪自己不常寫信，但這畢竟是跨國航空信件往返，確實非常難能可貴。張愛玲在信中關心他們的工作、甚至辦公室裡的具體事宜，談及個人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更是在第一時間告訴給摯友自己的婚姻大事。張愛玲在1956年8月19日的信中說道：「十四日我和Ferdinand Reyher［費迪南．賴雅］結婚――Ferd是我在MacDowell's［麥偉文藝營］遇見的一個writer［作家］。今年二月裡我到那裡去的時候他已經在那裡，但他比我走得早――我沒有預先告訴你，因為我怕你又會送東西給我，事實上也只是登記，Fatima願意作證，但我寧願臨時在登記處抓到一個證人。Ferd離過一次婚，有一個女兒已經結了婚了。他以前在歐洲做foreign correspondent［國外通訊記者］，後來在好萊塢混了許多年doctoring scripts［修改劇本］，但近年來窮途潦倒，和我一樣penniless［身無分文］，而年紀比我大得多，似乎比我更沒有前途。除了他在哈佛得過doctor&master degree［博士和碩士學位］這一點想必approved by［見賞於］吳太太之流，除外實在是nothing to write home about［乏善足陳］。」張愛玲說自己的婚姻This is not a sensible marriage,but it's not without passion。」［這婚姻說不上明智，但充滿熱情。］總之，張愛玲很快樂和滿意，並說手邊如有賴雅的照片和小說，她會寄給鄺文美他們。和這一封信同時寄出的，還有賴雅寫給鄺文美夫婦的信：

親愛的文美與淇：

愛玲說她的朋友當中，就只想讓你們跟我見面，但她講了這麼多有關你們的事，使我覺得大家早就見過了。我只想向你們保證，與我一起她很安穩，永遠都會這樣美麗，開懷和睿智。這一切奇蹟的發生，並不因為要互相遷就而改變。過去如是，今天亦然，直到永遠。

祝好

費迪

原信係用英文所寫，這裡的中文參照的是宋以朗《張愛玲私語錄》中的譯文，從心中不僅可以看出賴雅的文學才華、對張愛玲的深愛，亦可見證他們彼此與互相之間的深厚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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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和鄺文美夫妻之間的大量信件，用她自己的話說：「我的信除了業務方面，不過是把腦子裡長篇大論對你們說的話揀必要的寫一點。」張愛玲所說的「業務方面」是指文學創作上的討論，以及個人作品的出版、發表、再版、稿酬、版稅等事務；「腦子裡的長篇大論」則範圍極廣，舉凡健康、交友、服裝、保健、美容以及各種生活瑣事。當然，最多的還是傾訴和鄺文美之間的友情，尤其是兩人共同記憶中的一些生活細節，如在報紙上看到一個上裝廣告，就想起鄺文美的一件深藍色的夾克；甚至聽到某首熟悉的音樂，也會想起鄺文美；並時常讚美鄺文美和宋淇之間的深情和美德。這兩位摯友在書信中大談《紅樓夢魘》、《海上花》英譯、《對照記》和《傾城之戀》的出版、《張看》的再版、《紅玫瑰和白玫瑰》的電影版；分享張愛玲榮獲《中國時報》「特別成就獎」的喜悅；也談亦舒在專欄大罵胡蘭成（她們稱亦舒為「阿妹」）；甚至瑣碎到辦公室政治、搬家移居、旗袍、指甲、髮飾等包羅萬有。她們的書信是一切瑣碎的日常生活和衣食住行的記錄和問候，甚至可以說是一部中國現代服飾裝扮的奇觀。

1956年7月31日張愛玲寫信給鄺文美：「我現在很瘦，但是胃口非常好，不久就會胖起來，所以暫時也不必量尺寸，衣服還是再等些時候再做。好在你給我買的料子，除了那件花布外都是四季咸宜的，你講點新做的衣服給我聽我永遠愛聽，因為栩栩如在目前。」充分展示有着「戀衣癖」的張愛玲對服裝的熱愛，她當年對奇裝異服的熱愛就算是到了現代化的美國也依然不改。1956年8月19日又在給鄺文美的信中談到衣服：「你幾時到北京店買東西時，請順便看看有沒有像你那件白地黑花緞子對襟夾襖那樣的料子，或銀灰本色花的。如有雅致的花樣，請你替我先買下來，我想再做一件對襟棉襖，大致如那件舊的米色襖，而更短肥些。以後再畫詳細圖樣寄來，和那幾件旗袍一同叫裁縫做。」不但告知好友自己的婚訊，而且連結婚要穿的衣服也託付鄺文美代為定製，定製的衣服不僅質地花色有詳盡的要求，就連樣式也要自己畫好圖案照着做，足見信任之篤。

這一年的10月12日，她又在給鄺文美的信中說：「我想請你隨便甚麼時候有空，給我買一件白地黑花緞子襖料，滾三道黑白邊，盤黑白大花紐。如果沒有像你那件那麼好的，就買淡灰本色花的，或灰白色，同色滾邊花紐。黑軟段裡子。那三件旗袍統統做單的。」還不忘了跟朋友說，此外不需要別的衣服。過了一個月，又給鄺文美去信要求改變衣服的樣式，改來改去，最後連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只好幽默地對朋友說：「也是因為你一向脾氣太像天使似得，使我越發囉嗦不休。但這次絕對是最後一次。」並祝願自己的朋友這一向沒有不舒服，家裡大小平安，愉快的事情層出不窮，訪客改期不來。兩個月後，鄺文美來信了，張愛玲不僅誇照片拍得自然，拿着照片到處給人看「我最好的朋友的照片」。同時，衣服也早已收到，張愛玲簡直「滿意到極點。」除了一件灰色袍子稍微太緊外，統統合身。她誇鄺文美料子花式選得太好了，棉襖可以作為城裡的短大衣穿，好在它永不會過時或嫌小。

1957年3月，張愛玲做新衣服的癮又犯了，寫信給鄺文美：幾時如果在店裡看見你那件鮮艷的綠藍色綢袍料，能不能請給她也買一件，並說灰色袍子已經能穿，絕對是她所有穿過衣服裡最合適的一件。順帶在信中跟鄺文美探討髮型的問題：她認為Mae梳髻再配也沒有，高低部位也好，一道單鑲的繡花邊也簡單得可愛，不知道是甚麼顏色？早晨梳頭是否費時候，是不是自己梳？認為自己前一向燙的頭髮不好也不壞，最近試驗剪得極短的髮型，終於決定養成不長不短分層的直頭髮。

除了衣飾裝扮之外，她們還多次談到飲食問題。如果說張愛玲在美國依然保持着她東方服飾的韻致，那麼，中西生活的差異使得她的飲食不得不越來越簡單和西化了。1957年4月19日寫信給鄺文美說，記起他們一家都喜歡吃漢堡包，因說想請他們吃Ferd 親手做的漢堡包，並稱讚他的烹飪技術實在不錯，比普通的館子要好。1957年7月14日的信中則訴苦說：「前幾天吃到煮珍珠米太少，太淡，遠不及Mae帶來的熱水瓶裡裝着的，那滋味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但張愛玲是不會因為腸胃的懷鄉病而返回中國的，她曾經說過「中國人內大概是我最不思鄉」。剛來美國的張愛玲對此地的氣候還不是非常適應，信中說由於天氣寒暖不定，前兩天又發過老毛病，一躺又是幾天，好了以後特別覺得忙。

但她對於住所的要求卻非常簡單，一如在香港的時候。她告訴Mae最喜歡自己動手漆家具，現在把那糊着刺目的花紙的一面牆漆成了極深的灰藍色，剛好配上其他的牆上原有的淡灰蘆席紋花紙。1964年11月11日的信中談到自己搬家了，租到一個新造的公寓。地方比原來的大得多，是她喜歡的現代化的房子，空空洞洞，大窗子裡望出去，廣場四周都是一迭迭黃與藍的陽台，像在香港和Mae看的藍與赭色的陽台一樣。直到1994年10月3日，張愛玲在去世前一年寫給鄺文美的信中，還談到有關住的問題：如果九七前鄺文美夫婦離開香港，她也要結束香港的銀行戶頭，改在新加坡開個戶頭。因說無法再請他們代理，非得自己在當地。既然明年夏天要搬家，不如就搬到新加坡，早點把錢移去，也免得到臨時的混亂中又添一樁麻煩事。不犯着搬到美西南，剛安頓下來倒又要出國，也沒這份精力。她對新加坡一直有好感，因為他們的法治精神。當然真去了也未必喜歡，不過她對大城市向來不挑剔。熱帶蟲更多，她只希望能住好些的新房子。

1961年張愛玲曾作台灣之行，實際上她的目的地並不在台灣，而是香港，台灣只是經轉。去香港的目的一是人在美國，長途編劇不方便；二是兩支想寫的故事背景在東南亞，想在香港住個一年光景有機會去看看。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張愛玲1955年離開香港的時候曾向電懋公司預支了全部編劇費，但不知不覺間拖了將近五年都沒有最後完成。去香港的任務之一是當面商議並完成積欠的劇本。這一次，她和鄺文美夫婦終於在分別七年之後再相見，而且一度還住到鄺文美家裡去，但這次見面是一段不愉快的記憶，甚至差點毀掉了他們之間的友情。幸好後來誤會解除，雙方冰釋前嫌，友誼才得以延續。所以張愛玲說過：「我始終對於金錢來往影響友誼這一點懷有一種恐懼」，而事實上她和宋家的往來有很大部分涉及稿費、版權等金錢方面的往來。除了這次造成的誤會之外，1980年代她和宋家還經歷了一次關係的緊張時刻。

1985年，「張迷」水晶從宋淇那裡獲取資料，沒有經過當事人同意，發表了一篇驚動華人世界的文章〈張愛玲病了！〉，引起了不必要的負面影響。為此，鄺文美和宋淇分別寫長信向張愛玲解釋事情原委並致歉，鄺文美在信中說：關於水晶的那篇〈張愛玲病了！〉的文章，她和宋淇都難過到極點。而宋淇自知闖了禍，懊喪得無法形容，兩天來寢食不安，瀕臨精神崩潰的邊緣。鄺文美一面埋怨他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犯了大錯，一面擔心張愛玲不知失望而氣憤到甚麼地步。感覺到對不起張愛玲。「這些年來，你一直把我們視為知心好友，就因為我們從未辜負你的信託。如今陰差陽錯的，無意中弄出這種事故，真是不幸！我想起來就氣得索索抖。你儘管寫信來責罵他（他自知該罵，甚至該打），但千萬別因此不再理睬我們。你是我倆共同的知己，我們異常珍視這份真摯悠久的友情，這一點你自然明白。Stephen只是凡人，難免有愚昧的時刻，現在我虔誠地代他求情，請求予以曲宥，你不會拒絕吧？」次日，宋淇也向張愛玲發出了一封信：「我做錯了一件事，出於一時衝動，沒有詳加考慮，所託非人。以致出了亂子。這些都不算，主要是我負於你多少年來對我們沒有保留的信賴，Mae並沒有事先與聞其事，但她心中的難過不下於我。」接下來他誠懇地向老友張愛玲解釋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隔了一個月，張愛玲來信了：「我說過每逢遇到才德風韻俱全的女人總立刻拿她跟Mae比一比，之後，更感嘆世界上只有一個Mae。其實Stephen也一樣獨一無二，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兼完人與多方面的Renaissance man ［文藝復興時代的博雅之士］。」這份珍貴的友情又經歷了一次考驗，但這一次與金錢無涉。張愛玲還在後來的信中澄清了人們關於她的幾個誤傳，一是關於Ferd的病，並不是鄭樹森文章所說的半身不遂，只不過是最後兩年臥牀不起。二是當年張愛玲從台灣到香港的原因。王禎和說是旅費只夠到洛杉磯，其實並非如此。只因張愛玲覺得Ferd有足夠的錢住院，女兒又可以照顧他，所以她不必趕回去，還是照原定計劃到香港去做點事。第三，當年汪老師所說的張愛玲在聖校因為一首打油詩差點沒有畢業，其實是物理不及格。

其間，1972年11月至12月鄺文美為申請美國綠卡赴紐約，但因為宋淇的身體健康原因後來並未在美國定居。次年又赴美，遠在洛杉磯的張愛玲得到消息給他們寫信：下次萬一要是路過洛杉磯，來得及就打個電話給我，不管白天晚上。如果不能來，也許我可以趕到機場去一趟。……Mae如果來，最好能先寫張紙條告訴大約甚麼日期，免得不接電話錯過。有可能她們最終並沒有見上面。1980年後鄺文美給張愛玲寫信漸多，但由於家庭和身體的種種原因，往往自顧不暇，但彼此是時時刻刻心裡牽掛着。

5

事實上，他們的書信集還是一部疾病的記錄。三個人的身體都在不斷走向衰老的過程中，開始出現各種疼痛和病症，經歷漫長的身體不適的折磨。宋淇1967年動手術，由於要長期休養而向邵氏請辭，從此離開影視圈，那次生病的嚴重程度連張愛玲也擔心他可能不久於人世。而宋淇經此大劫之後，1977年又十二指腸出血，1988年夏連續經歷心臟衰竭、水腫、心悸、呼吸困難，直到這一年的夏天做了胸腔手術。1991年宋淇因支氣管擴張，不斷咳血，1993年呼吸衰竭進入加護病房，此後便長期依賴吸氧度日。連他自己都說，凡是稀奇古怪的病差不多都生過了。鄺文美的身體稍好，在他生病期間，奔忙在醫院和家之間，裡裡外外照應着。但到了1986年，鄺文美卻患上了一場險惡的疾病：胃癌，醫生建議全胃切除，隨之手術並進行了長期和痛苦的術後化療，鄺文美以堅強的意志挺過了這一劫，1994年又得了痛風症。

就在夫妻倆在病痛中互相扶持、艱難度日的時候，張愛玲的身體狀況也在一天天走向衰老，由於少年時期的家庭災難，她的身體留下了虛弱的隱患，到1980年代期間皮膚病開始發作，敏感過度，一點不適就無法自處，只能不斷地搬家，不斷地丟東西，再加上常年一個人生活，一個人拚命寫作，她又患上了眼疾、牙痛。又由於常年獨居深入簡出，體質虛弱，每出門一次就感染一次感冒，出現了常人難以想像的焦慮和困頓，以至於和幾個有限的特別關心的友人之間也斷絕了聯繫。早在1985年2月1日，張愛玲致函鄺文美、宋淇，說自己「一次夜間因為不想回來得太晚，疾走幾條街，心口又有點疼，想起可能heart attack［心臟病發］倒在街上，剛巧幾天後有兩萬多存款到期，換了一家開了個新戶頭，就填你們倆作beneficiaries（受益人），可以幫我料理。應當立遺囑，也許別的accounts（戶頭）就不必改了。」可以看出，此時張愛玲已經起意立遺囑，並已經有意將鄺文美、宋淇作為她的遺產受益人。直到1988年，要命的皮膚病才得到了良醫的會診，終於對症下藥，暫時根除。1989年4月3日的信中說傷臂手腫，不大能寫字；5月3日來信才說過街被人撞倒，一個月後照X光才知右肩骨裂，很長時間後才逐漸恢復。此間張愛玲回覆朋友們的書信則用左手代替，其艱難可想而知。到了1990年代，可怕的皮膚病又開始發作，並反覆惡化。1992年2月25日張愛玲致鄺文美、宋淇信中不經意間談到了遺囑的事情：「為了託KD大陸版權的事，我到文具店買授權書表格，就順便買了張遺囑表格，能notarize（找公證人見證）就省得找律師了。以前一直因為沒證件不能立遺囑，有錢剩下就要充公。現代醫療太貴，如果久病，醫護費便是個無底洞。還有錢剩下的話，我想（一）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請高手譯，沒出版的出版，如關於林彪的一篇英文的，雖然早已明日黃花。（《小團圓》小說要銷毀。）這些我沒細想，過天再說了。（二）給你們倆買點東西留念。」1995年5月21日寫給鄺文美的書信中竟然說：「一天十三小時照日光燈」，照射之餘還只能穿着寬大柔軟的衣服，對於一生熱愛錦衣華服以至嗜衣如命的張愛玲來說，這是怎樣的困頓和折磨！

1995年7月25日，張愛玲寫給鄺文美、宋淇夫婦的最後一封長信，信中說她打消了搬家的念頭，並詳細地向兩位老友傾訴了她的身體和病情――那真是一部慘不忍睹的患病圖：「我上次信上說一天需要照射十三小時，其實足足廿三小時，因為至多半小時就要停下來擦掉眼睛裡鑽進去的小蟲，擦不掉要在水龍頭下沖洗，臉上藥沖掉了又要重敷。有一天沒做安全套工作就睡着了，醒來一隻眼睛紅腫得幾乎睜不開。沖洗掉裡面的東西就逐漸消腫。有一天去取信，揹回郵袋過重，肩上磨破了一點皮，就像鯊魚見了血似地飛躍蔓延過來，團團圍住，一個多月不收口。一天天眼看着長出新肉來又蛀洞流血。本來隔幾天就剪髮，頭髮稍長就日光燈照不進去。怕短頭髮渣子落到創口內，問醫生也叫不要剪。頭髮長了更成了窠巢，直下顎、鼻，一個毛孔裡一個膿包，外加長條血痕。」除了皮膚病之外，眼睛輕性流血也已經一年多，由於勞累過度走路都是佝僂着，急需看牙醫與兩個眼科醫生，過街連紅綠燈都看不清楚。接下來又談了自己作品出版和版權的問題，最後還用了大段篇幅談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最後，特別跟鄺文美解釋上次寄上的三百元美金：「我跟我姑姑住，習慣『親兄弟，明算賬。』難得想起來寄點錢來給Mae作郵雜費車馬費，希望叫的士省點力，太累了又會病發，這一向可還好？Stephen可好些？」字字句句盡是無盡的牽掛。有意味的是，在前面多封寫給鄺文美一人的信件之後，這一封信是寫給鄺文美、宋淇夫婦的，身體、房子、作品以及金錢，事無鉅細，無一不有交代，不是告別勝似告別，冥冥中似乎知道這就是她向一生摯友的最後的囑託。

這最後的一封書信不是寫給夏志清，也不是莊信正、林式同，長達五頁的千言萬語，足以看出張愛玲和鄺文美之間的長達半個世紀的深情厚誼。就算在她和皮膚病作戰，每日輾轉於汽車旅館的時候，她也沒有中斷和鄺文美夫婦的通信。除了節日寄上明信片之外，每一兩個月總有信件，最少的時候每年也總有一兩封信往返。1995年8月9日鄺文美向張愛玲發出的他們之間的最後一封通信。1995年9月8日，張愛玲去世，所有遺產均贈予鄺文美、宋淇夫婦所有，外界一片嘩然，其實張愛玲早就把這一切安排妥當。無論歲月怎樣流轉，張愛玲和鄺文美之間真摯的姊妹情誼永遠不變，一朝相知便是永生知己。不妨再來聽聽隱居異國、孤島生存的張愛玲，對着遠在千萬里之外、地球另一端的鄺文美，一遍又一遍地說過的那些話：

1955年12月18日：我仍舊無論甚麼事發生，都在腦子裡講給你聽――當然是用中文，所以我很不贊成，因為我總想一切思想都用英文，寫作也便利些，說話也可以流利些。

1967年11月1日：我在這裡沒辦法，要常到Institute［學院］去陪這些女太太們吃飯，越是跟人接觸，越是想起Mae的好處，實在是中外只有她這一個人，我也一直知道的。

1983年2月19日：我向來見到有才德的女人，總拿Mae比一比，沒一個有點及得上她的。

1985年10月29日：我說過每逢遇到才德風韻俱全的女人總立刻拿她跟Mae比一比之後，更感嘆世界上只有一個Mae。

1992年3月12日：前兩天大概因為在寫過去的事勾起回憶，又在腦子裡向Mae解釋些事，（隔了這些年，還是只要是腦子裡的大段獨白，永遠是對Mae說的。以前也從來沒第二個人可告訴。我姑姑說我事無大小都不必要地secretive［遮遮掩掩］）。倒就收到Mae的信。

1992年9月29日：我至今仍舊事無大小，一發生就在腦子裡不嫌囉嗦――對你訴說，暌別幾十年還這樣，很難使人相信，那是因為我跟人接觸少（just enough to know how different you are［可知你如何與眾不同］）。在我，你已經是我生平唯一的一個confidante（知己）了。

【註】：文中所引張愛玲、鄺文美書信內容皆出自宋以朗編：《張愛玲私語錄》，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不一一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