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瑛：封存的詩情

又是那條熟悉的小徑。

繞着一汪湖水，蜿蜒連着另一頭小小的八角亭。綠樹環繞，鮮花盛開。一陣微風吹過，夾雜着花兒們的竊竊私語。順着小徑緩緩走過，美妙的詩句如煙似縷，從心中嫋嫋升騰而起。忽然，一團迷霧飄來，橫擋在面前。迷霧後面是一張搖擺不定、模糊不清的臉。是他？我努力睜大眼睛，想看清他的容貌，然而徒勞。那張臉忽明忽暗，忽隱忽現，漸漸濃縮成一顆大大的淚珠。盪漾的詩情瞬間冷卻凝固，變成堅硬的冰塊，猛地一下把我從夢中砸醒。

夢境如此清晰。種種細節真真切切。黑暗中睜着眼睛，仔細回想夢中情景，額頭不由地慢慢滲出細汗。我向來相信，夢境與現實有着某種隱秘的聯繫。為甚麼每當詩情湧動的時候，這張模糊不清的面孔就會出現，將詩情撕個粉碎？

我當然知道，這張模糊不清的臉是誰。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呼喚思想解放、全民崇尚文學的年代。各種各樣的西方思潮湧進校園，形形色色的詩歌流派方興未艾，鄧麗君的「靡靡之音」和充滿生氣的台灣校園歌曲四處傳唱。然而，思想活躍的同時，對感情的禁錮仍然是毫不動搖的――我所就讀的大學校園裡嚴禁談戀愛。對於公開戀愛的學生，校方有不成文的處罰方式。

萌動的、無處安放的青春激情，只能借助於詩歌來表達和宣洩。我那時迷上了讀詩寫詩。每天在學校的圖書館裡泡着，在筆記本上捕捉着靈感，悄悄記錄着稍縱即逝的一個個閃念。想必那時我寫的詩是帶着點兒靈氣和閃光點的，以至於畢業二十五週年聚會時，我們的寫作課教授還能背誦幾句我當年寫的小詩。

概因寫作課成績突出，我被寫作課老師推薦，進了當時校園文學刊物《野花》編輯組，負責低年級的組稿。也就在那時，我認識了他。

他在學校食堂門口堵住我，把幾張寫得工工整整的方格子稿紙遞給我，說是給《野花》期刊的投稿。我把詩稿交了上去，很快，他的詩作被刊登了出來。當我把帶着油墨味兒的那份校園文學期刊交給他時，他的臉因激動漲得通紅。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 那本先用蠟紙刻、再墨印、而後裝訂成冊的校園文學刊物製作品質實在不敢恭維。但在當時，習作能刊登上這本校園文學期刊是件不易的事，也是件很榮耀的事。當時77級、78級、79級「老三屆」大學生仍然在校，中文系可謂人才濟濟。每一期都會收到大量投稿，稿件被淘汰的機率是很高的。

這次小小的成功，顯然給了他巨大的鼓舞。從此他全身心投入寫詩，幾近癡迷。

忘了具體原因，沒多久，這本校園文學期刊停刊了。我們同年級的兩個小班合併成了一個大班。人數變多了，同學之間相互交流的機會反而變少了。我知道他的名字，卻沒再與他有任何接觸。

大二開始，我迷上了體育運動。課餘時間全耗在體育場上，摸爬滾打，一度忘了寫詩這碼事兒。

大三下學期，有一天忽然聽說有同班同學病了，住院了。班主任老師帶着一隊班幹部去醫院看望，卻唯獨沒通知我（我當時也是班幹部）。

第二天，一位高年級學長在食堂迎面碰到我，看我的眼神有些異樣。他問我：「聽說你跟別人談戀愛，又把別人甩了，害得別人得了精神病。你怎麼幹這種事兒？」

我一聽，怔愣在那兒，不知風從何起。

但凡有關「男女之事」的謠言往往如此：周圍人都在風傳，說得活靈活現，有鼻子有眼，只有當事人被蒙在鼓裡。

事情的真相，是在被系領導叫到辦公室去談話之後才知道的。

那是我在大學四年裡唯一一次進系書記辦公室。跟我談話的有兩位，一位是系書記，一位是系辦公室主任。坐在一把簡易的辦公室木椅上，看着辦公桌後面系書記那張威嚴的臉，我發現他的鼻子表面坑坑窪窪，像極了橘子皮。有那麼一刻，我甚至開起了小差，聯想到了錢鍾書《圍城》裡五位教書匠一路奔波到江西鷹潭時遇到的那位押送軍車的軍官。

系書記讓我說說我與那位陶姓同學認識與交往的過程，口氣像是在審問。我眨巴着眼睛拚命回想，只能勉強說出幾年前他投稿的事兒――那是我們唯一的一次接觸。

「就這些？」系書記有些不相信，「你不要有心理負擔，老老實實都說出來，學校是不會輕易處分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的。」

他盡量溫和地做我的思想工作。可那些話配上他那張臉還有那種語調，在我聽來，就像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我努力回憶，實在想不出與他交往的其它任何細節。我們班是恢復高考之後全校最大的一個班。一百多號人，每次上課固定在一個大教室裡。女生一般都坐在前排，與後排男生幾乎沒有互動。班上大多男生的姓名都是通過每次課前點名知道的，以至於有些女生直到大學畢業時都不能把一些男生的姓名與本人對上號。

就這麼僵持了好一會兒，坐在一旁一直沒說話的系辦公室主任出來解圍了：「我看，這事兒跟她沒甚麼關係。應該是陶同學的一廂情願，單相思。」

系辦公室主任不同於系書記，他認識每一位系學生會幹部。我作為學生會文體部負責人之一，在以往學校組織的文體活動中與系辦公室主任有過不少接觸。他認識我，對我有基本的瞭解。

系書記點點頭。然後，兩位系領導當着我的面，商量該如何處理此事。從他倆的你一言我一語中，我聽出，這位同學已被醫院初步診斷患有精神疾病。而導致精神疾病的直接原因，一是因為太迷戀寫詩，二是患上了單相思。這單相思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我。

「你們憑甚麼斷定，這事兒跟我有關？」我抗議道。

系書記把幾頁寫滿了字的稿紙遞給我。那是他寫給系領導的一份報告。大意是，為了攀登文學高峰，為了讓當代再出一位「陶淵明式詩人」，系裡應該積極營造文學創作氛圍，在廬山設立創作點，為他配備經費及服務人員。報告第四點中指名道姓讓系裡派我去給他當助手。

「這能說明甚麼？」我問。僅憑這一點，就認定我是他單相思的對象？

系辦公室主任沒說話，意味深長地把一本十六開大的練習簿打開，放在我面前。翻看着那本練習簿，讀到了幾首或深情、或朦朧、或跳躍的詩，像遭遇電擊，我被完全震到了！那是些極富有才氣和靈氣的詩，記錄了「她」在運動場上的騰跳奔跑、排球場上的奮力扣殺、走進教室時帶進的一縷陽光、在食堂裡無意中回頭時的驚鴻一瞥、在圖書室低頭讀書的凝眉沉思……那是他心目中的女神。所有想像能抵達的完美，都集中在這位女神身上。

我完全不知道一個人在暗中如此長久而細緻地觀察着我的一舉一動，並用跳動的詩句記錄下了這一切。不是說人與人之間會有感應嗎？不是說人都有第六感官嗎？為甚麼我絲毫沒有感受到這種關注與傾心？在此之前，我是一直超相信自己的直覺和第六感官的。我不願意承認也壓根兒不相信那位「女神」是我。

可謠言並沒停息，仍然如影隨形跟着我，無法擺脫，讓我十分氣惱。「都是詩歌惹的禍！」在那本寫詩的筆記本上重重寫下這句話後，我開始有意躲避和疏遠詩歌，不再寫詩。

是不是對詩歌入情太深，精神上都會出問題？ 放眼那些留着長髮、不男不女、聲稱自己是這個流派那個流派的詩人們，個個離經叛道。一位癡迷「朦朧詩」的同學整天仰望星空，腳不着地，專業考試通不過，反覆補考，差點兒留級。夢寐以求披上「詩人」的光環，卻成了別人眼中的「神經病」。詩歌已不再是生活的溫柔慰藉，而是紥入內心的一塊玻璃渣，每次觸碰，都會引發小小的刺痛。

在醫院住了幾個月之後，他回到了學校。系裡希望他能通過補考，順利拿到畢業證。但此次回校，他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他頻頻到我們女生寢室來，聲稱要與我探討有關詩歌的問題，並公開說，他詩歌裡的「她」，寫的就是我。

記得他第一次直通通地闖進我們女生寢室，一屁股坐在對面女生的座椅上，說是要跟我單獨談談。同寢室女生一見這陣式，紛紛迴避。我強作鎮定，在他對面坐下。兩人中間隔了一張小書桌。那是我第一次認真看他的臉、觀察他的神情。他低垂着眼，顯得有些靦腆和侷促，臉上因緊張帶着點兒紅暈。他久久沒開口，似乎在尋找合適的詞。我想勸他遠離詩歌，也想告訴他我其實並沒有他想像的那麼美好，卻不知如何開口。就這麼久久沉默着。終於，他鼓起勇氣，抬起眼光直視我，似乎想開口說甚麼，可在我們眼光相遇的剎那間，他長時間積聚起的勇氣和詞語像高聳的巴別塔，瞬間坍塌。他突然不可抑制地全身顫抖起來。這顫抖像一道強電波，猛然一下子擊中了我。

那時，我對所謂的「精神病」缺乏基本常識，也對他的病情毫不瞭解。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甚麼，這種未知讓我恐懼。我本能地選擇了躲避。在他還沒開口之前，我從座椅上一蹦而起，三步併作兩步逃離了寢室――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發現自己內心深處的怯懦。

後來，有幾次他到我們寢室來，恰好我不在。同寢室幾位女生一見到他，立刻作鳥獸散。害怕遭遇他的全身顫抖，更害怕碰到甚麼不可測的事兒，我再也不敢單獨面對他。我們只能尋求系裡幫助，阻止他到我們女生宿舍來。

他再次陷入神志混亂之中，被送進了醫院。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後，學校作出讓他留級一年的決定。

有關他的身世，我都是後來從其他人口中陸陸續續聽來的。聽說，他來自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九江地區星子縣，從小過繼給姑姑，家境非常貧苦。他考上大學，曾在當地轟動一時。而現在，他得留級，晚一年畢業。

大學畢業後的第二年，我回到母校拜訪老師。正是春意盎然的時節。穿過那條熟悉的小徑，繞着一汪湖水，向教師住宅區走去。四周綠樹環繞，鮮花盛開。一陣微風吹過，彷彿傳來花兒們的喃喃細語。忍不住停下腳步俯身看花兒，卻感到背後有一道異樣的目光，側頭一看，是他！我們對視了幾秒鐘。他分明認出了我，全身頓時像篩糠一樣，顫抖起來。我再次被那種突如其來的恐懼感懾住。在心裡醞釀了許多次、想對他說的那句話「我沒你想像的那麼完美！」衝到了嘴邊，卻沒能說出口。膽量如受驚的兔子，消遁無蹤。我像當年在女生宿舍裡一樣，一句話沒說，三步併作兩步，逃兵似的拔腿開溜。

不久，聽說他再次犯病，被學校開除，徹底喪失了完成學業的機會。

這次邂逅，讓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深深自責，陷入一種不能自拔的負罪感之中――如果不是偶遇，或許，他不至於再次犯病吧？

在我看來，他就像一面照妖鏡，總是照出我人性中膽小和怯懦的一面。

不可思議的是，有好幾次，在或喜悅、或悲傷、或惆悵、或憤怒的情緒中，內心的詩情開始悄悄萌動，那個場景便會不其然地在夢境中出現，高度重疊和相似，不由分說地把剛露頭的詩意砸個粉碎。

我只能將那點兒殘存的詩情小心翼翼包紥好，封存起來。

多年後，當我有了點兒人生閱歷，開始逐漸明白，對待同一個問題，其實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解決辦法，直面有時遠比逃避更有效。曾多次設想過，如果我們不是生活在那個無視年輕人情感需求的年代，如果不是身處美好戀情被嚴厲禁止和打壓的環境裡，如果我們能在包容和寬鬆的校園中，像今天的年輕人這樣，自由交往，自由戀愛，或許，就不會有這種悲劇吧？

有位女友告訴我，他的病其實是今天已被普遍認知的「青春憂鬱症」，只是當時被錯診為「精神病」。

「你不必太自責。他的病其實跟你根本沒有任何關係。要知道，即便沒有你，也會有其他人的。」女友寬慰我道。

可我並不能釋懷。

大學畢業三十週年聚會前，統計參會人數時，有同學在微信圈裡提到了幾位早逝的同學，其中就有他。我請他的同鄉同學打聽他的墓地，想在回國期間，專程到他墓地上，獻上一束鮮花，祭奠我們逝去的青春，感謝他對我的所有美好想像，同時，向他那些充滿才氣的詩表達我的敬意。同班同學在積極地打聽之後，遺憾地告知，連他的家人都說不清他的墓地在哪兒。離開大學校門之後，他的生活一直非常落魄，到處不受人待見。

在得到這個消息的那天傍晚，我正坐在自家庭院中，手捧着一杯綠茶。那一刻，凝望着天空色彩變換的晚霞，情緒頓時沉到了谷底。雖已記不清他的面容，心裡卻有種隱隱的刺痛。

不知他那些充滿靈氣和才氣的詩都散落到哪兒去了？如果不是太癡情，如果不是太沉迷於詩歌，或許他不至於患病，也或許，他會像大多數凡夫俗子一樣，有家庭，有妻兒，過着不算圓滿卻也平穩安定的生活吧？  

前些年我開始寫作。各種文體都寫過，唯獨不願輕易碰詩。

詩壇在沉寂多年之後，近幾年突然異常活躍起來。海內海外，形形色色的詩歌組織「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我卻一直堅持着，不肯加入這樣那樣的詩歌組織和微信詩歌圈――當詩歌會戳到自己的痛點時，我仍然選擇了逃避。

可詩的「慧根」畢竟沒有完全斷絕。有時，像吐着氣泡的泉眼，直往外冒。那些斷斷續續的詩句便會隨着情緒的起起落落不斷湧出，而此時，那個奇怪的夢就會時不時相伴出現，那張至今我已記不清容顏的面孔就會在濃霧裡忽明忽暗。

這是一種甚麼暗示？

咕嘟咕嘟冒着泡泡的一點兒詩情，在團團濃霧中，再次冷卻下來。

自以為走出了很遠很遠。驀然發現，「過去」就在拐角處，隨時都有回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