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崇科：七竅玲瓏築馬華——「東南亞華文小說專輯（一）」評述

毫無疑問，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以下簡稱「馬華文學」）自有其悠久歷史、豐碩產出和書寫特色，它所承載的意義、功能角色遠比普通讀者想像的要複雜得多，不必說其資料性、社會性對於學術研究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它是大馬華人的身份認同（形塑）和文化價值取向度量的借助和尺規之一。如果我們將之安放在世界華文文學（或「華語比較文學」）的視域內，作為東南亞華文文學水準最高的代表者――馬華文學卻自有其獨特功能，其文學創制呈現出不同於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地區的第四種（文化）中國性。（1）

山東大學黃萬華教授在他的《新馬百年華文小說史》（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一書中不僅縷述了不同時段新馬華文小說的發展面貌及代表作家作品，他也特別關注了其生成、發展與馬來（西）亞國內外重大歷史事件、華文文學主流社會、中國大陸文化教育與「南洋」在地現實生活等「載體」的複雜關聯，他還別有意味的指出，「如果對二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不同字輩的代表性作家取樣分析，可以發現這種影響載體的變異直接制約、影響着作家的創作，從而構成新馬華文文學不同世代的歷史面貌。而影響載體的變異，則密切聯繫着新馬華人社會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文化變異，也有可能使人得以窺見新馬華文文學的本質尋求。」（2）這就又一次說明了（馬華）文學生產與（世界華人）文化、政治、歷史等面向的複雜糾葛與迂迴互動。

在拙著《馬華文學12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中我精心選擇了相對經典的十二位馬華作家，包括：邱菽園、方北方、吳岸、王潤華、陳瑞獻、李永平、張貴興、林幸謙、黃錦樹、陳大為、歐大旭、黎紫書等。我認為他們「作為對各種時代流派、時空再現以及文體創新的代表性呈現而言，是具有高度說服力的。」不必多說，他們並非馬華文學優秀作家的全部。進入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馬華文學亦不斷「江山代有才人出」，此次專輯即是一次「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隨性和有機檢閱，雖然難免也有掛一漏萬之嫌。

1    代際差異與賡續

專輯中各顯神通的七位小說作者們恰恰覆蓋了不同的代際，如40後陳政欣（1948～）、50後李憶莙（1952～）、60後方路（1964～）、70後賀淑芳（1970～）、翁弦尉（1973～）、許通元（1973～）及龔萬輝（1976～）。大致而言，他們的小說實驗也有相應的代際差異和時代痕迹，比如40、50、60後多採用拓展了的現實主義手法，而70後作家明顯呈現出現代主義及其延伸的策略；而在主題挖掘上，不同代際的作家往往具有其時代特徵，較年長的小說家們往往設置了相對宏闊的背景，而70後小說作者們往往更有當下性、細節性和多元的自我主義風格。

年逾古稀的陳政欣先生的佳作〈暗流〉把主體時間定格在日本侵略軍侵佔馬來亞的時段，而節點則是1945年的停戰決定，這當然是耙梳重大馬華歷史的表現，但他卻巧妙地將大業安放在小我――尤其是黃喜良的身上，以檳城武吉鎮上的各色人等對停戰事件的判定、揣摩與應對為焦點，狀描了在日本軍（楊亞扁）、抗日軍（李隊長）、漢奸保安隊（花豹）、馬來人（伊布拉欣村長）之間利益角力與恩怨爭鬥但又必須維持表面和諧的繁複場景，而中間最重要的棋子和力量薈萃點則是曾經和花豹是把兄弟的黃喜良，在花豹被日本人抓走嚴刑拷打威逼利誘終於投誠後他憤而上山做了抗日軍，偶爾與花豹因利害衝突勢同水火，日本軍讓馬來村長通過軟禁在武裝起來的馬來村莊的方式保護黃喜良免受花豹報復，事後讓黃上山告知李隊長停戰事宜，最終這種平衡被小心翼翼的維持住了，但最後黃認真想來覺得觸目驚心，「一向以來，認為自己是洞悉並能掌握武吉鎮上的局勢的黃喜良，這才驚駭地發覺，他個人的安危，都一直掌控在聯絡站內的這幾個人、日軍的情報部、馬來村長和花豹的手掌裡。他只是這些人手裡的一粒棋子。」所謂暗流，即是指此不同方向的不露聲色的緊張、暗戰與張而不破。

李憶莙的〈此處彼端之遙〉傾訴陰陽兩隔的情思，書寫單身馬華女學者郭蓓琴前往耶路撒冷現場憑弔曾經的友人與情人――善良的賈米爾（英國留學後回到巴勒斯坦加沙醫院行醫被空襲身亡）的故事，中間穿插了他們英國留學的往事回憶與現實演進描述，好友漢娜、美知子的人生軌迹與變異，到了實地後郭除了見到漢娜還遇到了賈米爾好友雅哈亞。整篇小說毋寧說更是一種獨特的異地見聞、判斷思考以及哀傷的情感抒發和人生理念鋪陳，「也許吧，是因為古城的氛圍，撞擊到我沉睡的心靈，喚醒往日的文學情懷，那矯情的文藝腔。」

方路的〈白蹄狗〉別具匠心，以獨特的白蹄狗為焦點寫出了母狗旺盛的生產力、勇敢的鬥爭精神（鬥蛇），當然也提及牠面臨的周邊世界的可能險惡，比如白屠夫好吃狗肉、殺狗隊的雷厲風行。但同時也寫人，比如「我」的跛腳（和蛇春因偷窺寡婦洗澡被打斷腿不同）雖然不幸，但畢竟有母親關愛，「我」騎單車帶新生的裝在籠子裡的白蹄小狗們去放生，「母親說，蔴袋透風，狗兒不會窒息，但她也不忘再提醒我，記得腳車過橋時，要下車，免得腿沒力氣，連車帶人撞入河沼，村裡人可又要圍在橋頭唱吟三日啊。」此處幼狗、稚子的命運因母親的叮囑自然而又神秘地銜接在一起。

賀淑芳〈孤獨的叔叔〉的視角則關注底層與被歧視的「惡托邦」中的一類人物――痲風病人。曾經的痲風病人叔叔阿泉回到了貧困、骯髒而落後的村莊卻依然受到嫌棄和歧視，叔叔心靈手巧，儘管少了根手指卻長於雕銅片，姑姑不顧別人的白眼一直善待叔叔。小說還書寫了曾同在一個痲風病院呆過的命途多舛的印尼人黃烏嘴的悲慘經歷：他辛辛苦苦從院裡回到蘇門答臘的杜邁的家鄉，卻像被躲瘟疫一樣被家（鄉）人驅逐，於是他只有偷渡返回大馬找叔叔，於是叔叔決定和他一起重返痲風病院，「我想回去山谷那裡，他說。那邊是最好的，我們應該要住回去，外邊很爛。」但小說卻有一個相對光明的結局，叔叔從痲風病院帶回來的種籽落地怒放，「不可思議地，他們家裡的花菜，長得出奇好。蓬大的向日葵，一盆盆爬根的胡姬花，肥厚的薄荷與芥蘭，水災退後，不管甚麽菜都能長得好好的。比較起來，屋子卻很矮小。植物茂盛得就像快壓倒屋子。像夢一樣，結出纍纍的、如肉瘤一般的果實。」這預示着在常人眼裡另類的人群對於美好、正常人生的幸福追求不可遏抑。

原名許維賢的翁弦尉長於研究和書寫同志題材，〈禮物〉也不例外。經由不同意象（如T恤、青田石印章、鑰匙環、挑選之書、山地車、刮鬍刀）貫穿小說書寫了一個棲居在新加坡的底層大馬華人作為書店僱員和本地大學教授蛙人的男同愛情及分手，當然也摻雜了其好友傑明的男男之戀故事。其中的細膩、敏感、精緻、糾結在在令人側目，同性之間的愛恨情仇和異性戀相比既有同質性，又有異質性元素，裡面既有對同性戀情的美好期待與堅守和對異性戀歧視者的反駁，但同時某些男同戀愛的劣根性恰又坐實了人們對同志戀情的刻板印象。

許通元的〈想瘦〉書寫一個（肚腩）肥胖的吃貨女職員備受歧視想探究原因並力圖減肥的故事。經由手機錄影監控，她神奇的發現是瘦俏的自己夜半偷吃，去鳳山寺求神拜佛時被高僧點撥。某日和好友阿魚共進晚飯並要其留宿陪伴，夜半她被綠巨石異化成白影親吻阿魚且以有來歷的淺綠色細針刺進阿魚的心臟（借此可以引出體內的生物並變瘦），這篇略有奇幻色彩的短篇令人着迷。而龔萬輝的〈黑色的房間〉則書寫青春身體的生長、發育、結婚並因為不孕不育釀成悲劇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K和初中同學荷包蛋有着共同的青春成長秘密，他們是好友。K和阿朵結婚，去歐洲旅遊後終於被養兒育女的世俗糾纏，結婚數年未育，原本和諧的性變成了機械而痛苦的生育借助，但終究未成功，抑鬱的妻檢查身體並取出卵子留在診所裡而後消失。小說中洋溢着濃郁的感傷氣息，尤其是關於「報廢品」的自我定位，小說開頭結尾隨處可見而又令人討厭的烏鴉意象頗具隱喻和反諷意義。

2    空間連綴與本土

馬華現代文學自從誕生起就徘徊於豐厚的中國性與從弱到強的本土性（或本土意識）的推拉撕扯中，如1920年代的南洋色彩提倡，1930年代馬來亞地方作家論爭以及1940年代馬華文藝獨特性論爭，1950～1960年代現代主義崛起之後的討論，1980年代旅台文學（與批評）整體凸顯以及之後1990年代的（馬華）經典缺席、馬華文學命名等的論辯，等等，都可以看出本土性的成長、艱難與穩健。（3）耐人尋味的是，今天的七位小說作者們如何呈現其本土關懷呢？我們不妨從空間詩學角度進行討論。簡單而言，馬華文學從現實的物質空間角度看可謂三足鼎立――西馬、東馬及旅台馬華文學，同時因為多元文化、多元種族與宗教的整體氛圍，馬來人執政語境中某些優秀華人不得不外出高等教育以及謀生的現實需求，馬華文學關涉的核心物理空間還包括新加坡、香港以及歐美西方世界。當然，與此相關的文化空間則可能更是繁複，因為多元文化認同可以有機的落實在個體身上。所以從空間詩學角度考察馬華小說的確可以部分看出其本土性書寫的變遷。

某種意義上說，陳政欣作品的空間主體是檳城武吉鎮（4），而他的確也是在日據時期的檳城空間裡展現出海峽殖民地之一的混雜性（hybridity）／多元性，但同時不容忽略的是，其中亦有中國與台灣的空間視域。在「前話」一節中作者書寫了陳懷德來武吉之前的中國背景，他父親與唐山的複雜關係――來自唐山，幫助來武吉的唐山過番新客，最終他父親返回了唐山鄉下（落葉歸根）。而日本侵略軍中的台灣籍軍官卻又反映出另一個日據殖民地的弔詭事實：在侵略南洋時，日軍也徵用了台灣殖民地的華人，而正是東南亞華人和中國的複雜情感關聯，有些東南亞華僑華人不僅捐款給祖國中國救亡圖存，而且還加入了當地抗日軍。

李憶莙小說的主人公是大馬華人學者，但其故事的主要發生地卻在以色列及其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區。小說頗有國際主義視角：英國留學、日本同學、耶路撒冷聖地的宗教包容性等等。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可以無遠弗屆，溝通經由網路也很轉瞬實現，但現實世界卻總是限制重重，令人啼笑皆非，「但在現實中，巴勒斯坦國只是理論上的。世事就是這麼讓人啼笑皆非，卻笑中有淚。也正因為是以色列，我這持馬來西亞護照的人，又得大費周章，並且有後患之虞。我很感慨，同時有一種淡淡的憂傷與無助感。世間並不僅是人與人之間有着糾纏不清的恩怨情仇，國與國之間的複雜關係更是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方路的小說明顯有大馬（小鎮）背景。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賀淑芳在其小說中將空間安放在馬來西亞比甘榜還要偏僻淒苦的鄉下，但即使擴展到印尼故鄉，痲風病人黃烏嘴依然無枝可棲。翁弦尉的空間主要在新加坡，從公寓到湖邊，從荷蘭村到本地先鋒書店。當然也會把視角拓展到新加坡的雙子城――一橋之隔的馬來西亞柔佛新山。相當有意味的是，翁弦尉調動了他自己很多親身經歷的資源，比如大學教授的身份與收入（他也是南洋理工大學的副教授）、草根書室做銷售員的經歷等等。翁的小說題材上對常規書寫來說是一種拓展，但空間角度上看卻又是寫實的。

許通元的〈想瘦〉從空間角度看亦有別緻之處。通過小說人物對話常用語彙（如「大粒」）、食物的國際化風格以及地點鳳山寺（吉隆坡）大致可以將這個短篇地點鎖定在馬來西亞，但更有意味的在於許通元對不同文化資源的巧妙挪用，執著於減肥而變得異化的她解決方法之一弔詭的來自蒲松齡，「她記得《聊齋誌異》裡的一則故事，敘述如何從耳朵裡引出一隻蟲。她內心裡難道隱藏着一隻會讓身體變化的蟲？或說，現在如何引出裡邊的另一個肥胖的軀殼，或瘦瘦的靈魂。她期盼真的有這種生物，招引出來後，身體慢慢變瘦。或按照一般的飲食習慣、有毅力的運動量，至少可以逐漸改善一些。然而一切回不去了？她認為或許還有機會扳回。一切未定性。」而另一個奇幻非常、夾雜了傳說與令人致幻的綠色巨石卻是來自東馬的伊班人，「那綠色巨石，是向一位伊班人誘騙之下購買回來的。伊班人在冠帽山上某個湖畔無意間發現。當時圓月日，在月光皎潔之下，有位黑長髮佳人在湖中沐浴戲水。豈知，有條眼鏡蛇在伊班男人身旁突現，他情急發出聲響；美麗的黑長髮女人倏爾不知所終，眼鏡蛇也隨着消失。他遍尋不着黑長髮佳人，落寞之餘，發現湖邊的巨石發出微弱的綠光，於是他想盡辦法搬回巨石」。恰恰是在中國傳說與大馬異族奇幻的雙重誘引下，她異化成狂吃、想瘦、卻又害人的怪獸。這其間頗有「本土中國性」的意味形塑――中國指引，本土材料。（5）

龔萬輝的小說中大馬時空已並不特別重要，更重要的是心境、情緒與不可名狀的挫敗感，整篇小說大致發生在馬來西亞，「沒有人會知道，從遙遠的國度回來之後，冬日的溫度突然反轉到熱帶的炎熱和憂鬱，一如沒辦法一下子就調整回來的時差和睡眠，像被強大的離心力甩了出去，Ｋ和妻子一起陷入了一種非常怪異而荒謬的情境裡。」而貫穿始終的烏鴉卻是新、馬城市中最常見而又不討人喜歡的鳥類之一。龔的小說並不刻意強調本土的風物或特徵，卻也可以看出更年輕小說作者書寫的個性化風格顯現與追求。

各顯神通的七位小說作者各有特色，既具有自己的時代特色、刻上了生活場域與經歷的烙印，同時又有多重身份或文體的跨越性特徵，如陳政欣的情節設計好讀耐讀（他的從商經歷助他洞察人心），李憶莙小說中滲透了她更擅長的散文化風格，方路小說裡的鄉土味詩意灌注，賀淑芳的邊緣逆襲中心，翁弦尉的學理化介入與現實影射，身為南方大學學院馬華文學圖書館館長的許通元善於廣泛而精緻地挖掘利用各類資料以及龔萬輝的氛圍與意緒經營都令人印象深刻。但整體而言，上述虛構背後的哲理高度卻有待強化，有的過於直露，有的流於情感，更深層次的曖昧、回味或反思性值得繼續探勘。

當然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質疑顯得苛刻或以偏概全，畢竟我們只是選擇了七位作者的一篇小說進行述評，而更大的閱讀、更熱切的關注、更全面的思考則勢在必行。在馬華小說史上，前輩們的業績已經巋然樹立、令人景仰，後輩們則需繼續努力甚至迎頭趕上。

【註】：

（1）      具體可參拙著《馬華文學12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緒論

（2）      黃萬華著《新馬百年華文小說史》（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頁14

（3）      具體可參拙著《考古文學「南洋」――新馬華文文學與本土性》（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4）      有關陳政欣的馬華性書寫和武吉再現，可參朱崇科、洪翠婷〈論陳政欣作品中的馬華性操練〉，《文藝爭鳴》2019年第3期

（5）      具體可參拙著《「南洋」糾葛與本土中國性》（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