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 虹：施蟄存與劉以鬯的文學交往

1990年11月24日，我第二次登門拜訪施蟄存先生。施先生既是蜚聲中外的小說家、散文家、詩人、翻譯家和編輯家，也是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1977級學生的授業恩師。剛剛結束十年動亂恢復高考，我便幸運地考上了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成了高考恢復後的首屆大學生中的一員。不久，施老即以七十五歲高齡重登講台，親自給我們講授「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後來才知道，這是中文系主任徐中玉先生請他「出山」的。現在想來我和我的同窗真是幸運：我們是施老重登講台之後親自授課的唯一一屆本科生。一學期下來，這位年齡與我們整整相差半個多世紀的老教授，在我們那級「小」學生中人緣頗佳，我們既欽佩他的知識淵博，學貫中西，更喜歡他的平易近人，幽默風趣，絲毫沒有一丁點兒著名教授的脾氣和架子。從他的音容笑貌中，你完全看不出這是一位曾經長期遭受過人生種種磨難和不公的老人。我畢業後留校，成了施老的同事。不過，施老那時因為動了大手術，加之年事已高，很少來學校了。

登門拜訪施老之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任訪問學者一段時間。返滬前去摩利臣山道《香港文學》編輯部向劉以鬯先生辭行，他要我代向施老問候並約我寫一篇有關施蟄存先生的專訪稿。我答應了。因為曾陪同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杜國清教授登門拜訪過施老，所以返滬不久就直接去了施老家。見到他後，先是告知我從香港回來，並轉達了劉以鬯先生的問候。聊了些他的近作及出版後，他轉過話題，問起我不久前的香港之行。我略略作答後，便問起他當年在香港的情形。

施蟄存 • 香港 • 戴望舒

他一擺手，笑着說：「沒有甚麼好講的，我只能算是三次路過香港。抗戰爆發後，我在上海待不下去，輾轉數千里去昆明雲南大學教書。那是1937年的事。第二年暑假，我決定回上海看看陷於『孤島』中的家人。當時從昆明到上海，走陸路要經過大片被日本人佔領的淪陷區，所以我選擇走海路。先乘滇越火車到越南海防，換船抵香港，再從香港轉船回上海。暑假結束返回昆明也是這樣，只是順序倒一下。路經香港時我都是住在戴望舒家裡。（戴望舒於抗戰爆發後抵達香港，與先前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授的許地山先生，共同主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後任《星島日報．星辰》主編。――筆者註）

「戴望舒的家在香港島薄扶林道學士台。房子很寬敞，本來是香港大學一位女教授瑪爾蒂夫人（Madame Marti）的住宅，她是戴望舒的朋友。她回國去後，就讓戴望舒、穆麗娟夫婦及女兒住了進去，順便為她看管房子。這房子的英文名字是Woodbrook Villa，直譯叫做『木屋』，戴望舒則稱它為『林泉居』」。我記得，葉靈鳳當年憶及此屋時對它的描寫：「背山面海，四周被樹木環繞，從路邊到他的家裡，要經過一座橫跨小溪的石橋」，一幅天然的風景油畫。

施老接着說，「這兩次我在香港停留的時間都很短，一兩個星期而已。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在香港的時間稍長些，大約有四個月左右。那是1940年3、4月間，還沒到暑假，我就提前告假。到了香港，有人介紹我到香港天主教的真理學會去翻譯一些天主教義的故事書，原著是英文的。真理學會在堅道，離半山學士台戴望舒家不太遠，每月付給我薪酬一百五十港元。那時，蕭乾正好也從內地出來，楊剛女士也在香港，他們知道我住在戴望舒家，有甚麼文藝界活動也會請我去參加。當時，香港的文藝界比較熱鬧，因為抗戰爆發後許多內地的作家、文人都來香港避難，他們經常聚會，編各種文藝性的刊物。當時戴望舒在主編《星島日報．星座》，楊剛女士在接編《大公報．文藝》，請我撰稿，所以我在香港期間也寫過一些文章，發表在這兩份刊物上。前幾年香港中文大學的小思女士曾寄給我一份我當時發表在這兩份刊物上的文章篇目，一時也想不起來放到甚麼地方去了。到了7、8月間，我從香港坐船回上海探親。誰知剛抵上海，日本軍隊就在越南登陸，滇越鐵路斷了，我無法再回昆明。暑假後只好到福建廈門大學教書去了。」

我問他對香港還有甚麼印象，他搖搖頭答：「我是匆匆過客，又不懂廣東話，印象不太深，只記得那時從香港島到九龍參加文藝界聚會，是從德輔道附近坐船擺渡過海的。那時九龍好像只有一條通貫的大馬路，遠不及上海繁榮。」我問那條大馬路是不是彌敦道，他說記不清了。

是啊，往事如過眼雲煙，從1940至1990，施老離開香港已整整五十年了。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中，施老沒能再去香港，親眼看看香港的變化與發展。但五十年後的九十年代初，他還是分明感受到了香港的高效率的節奏。我跟他談起不久前《香港文學》上刊發的「戴望舒逝世四十週年紀念特輯」，其中有他親自撰寫的〈詩人身後事〉等文章，他微笑着說：「這期特輯是我組稿的。五月底才從上海寄去，七月號已全文登出，這樣快的速度在內地目前是難以想像的。」

劉以鬯約請施蟄存撰稿

說起《香港文學》這一期「戴望舒逝世四十週年紀念特輯」，不能不提到施老與劉以鬯先生的書信交往：

劉以鬯先生後來在〈憶施蟄存〉中寫道：「1948年我離滬來港，我與施蟄存有一段很長時間音訊隔絕。」直到1980年5月21日，正在香港《快報》編副刊的他突然接到施蟄存從上海寄來的信：「以鬯先生：卅年不相聞問，近知足下在港，且已得讀大作，甚以為慰。徐訏想常晤及，請為致意。」信中提及的徐訏，即四十年代風靡一時的小說《鬼戀》《風蕭蕭》的作者。他原籍浙江慈溪東部洪塘（今寧波市江北區），劉以鬯先生祖籍浙江鎮海貴駟鎮（今屬寧波市鎮海區，與江北區相鄰），他倆既算同鄉，且又同庚。他的長篇小說《風蕭蕭》抗戰時期在重慶《掃蕩報》連載，名聲大噪，1943年被稱為「徐訏年」。而該書單行本，卻是抗戰勝利後劉以鬯先生創辦、主持的懷正文化社在上海出版的。徐訏比劉先生晚兩年去香港，他是1950年抵達香港的。施老深知他倆的友情，故請他代向徐訏致意。不久，徐訏於1980年10月因肺癌在香港病逝。

劉先生接到施老書函翌日即覆函，「蟄存先生：音訊隔絕，數以年計。突奉手書，喜出望外。」因施老在信中提及「近來有幾位學生在為我搜集三十年代各報刊發表過的雜文，我想編為一本《舊篋集》。你們如肯承接、印行，使我及時能做一個結集，留下一個腳印，亦甚感激。不過，這是順便向足下徵詢，到底有多少文章可編錄，我自己還心中無數呢（已刊入《燈下集》及《待旦錄》者不再收入）。」

劉先生得知施老有出書意願便極力邀稿：「此間『教育出版社』，最近約我為他們編輯《中國新文學叢書》一套（共十本），正在集稿中，大作《舊篋集》倘能於短期內寄到，當可編入叢書。」不過，施老後來覆函表示：「《舊篋集》還只是一個打算，想把幾十年來沒有收集的雜著編一個集子。……這個工作破費時日，不知何時可成。」劉先生等不及，「只好取消將《舊篋集》編入《中國新文學叢書》的計劃。」

1985年1月，由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文學》創刊。2月28日是戴望舒逝世三十五週年的日子，劉先生決定組一個紀念戴望舒「特輯」於第二期。除了約請香港中文大學盧瑋鑾（小思）女士撰寫〈戴望舒在香港〉，並提供戴望舒部分舊作外，特地去函約請與戴望舒有過多年交情的施蟄存先生，寫一篇有關回憶戴望舒的文章。戴望舒與施蟄存既有同窗之誼，更有文學之情，那首被譽為「替新詩的音節開闢了一個新的紀元」的〈雨巷〉，正是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之後戴望舒受到通緝，躲在施蟄存先生松江家裡寫就的。施老起先答應在截稿之前寄出文章，後竟因「趕閱研究生畢業論文，毫無餘暇」，無法執筆撰文，但他還是為「特輯」提供了劉以鬯先生期盼已久的戴望舒遺稿《林泉居日記》，並為此寫了兩段「附記」，令劉先生驚喜萬分：「對我來說，這是想找也不可能找到的稿子，竟在意料之外得到了。」

這期紀念戴望舒「特輯」因萬不得已而爽約文稿的遺憾，五年後得到了施老的主動彌補。他於1990年初主動致信劉以鬯先生，建議在《香港文學》上刊發「戴望舒逝世四十週年紀念特輯」，由他組稿。劉先生立即覆信表示贊同，並請他盡快集齊稿子發來。3月1日，施老致信劉先生談及「戴望舒逝世四十週年紀念特輯」的設想：「我計劃有下列諸文：（1）吳曉鈴、馮亦代、紀弦、我、利大英各一篇。（2）望舒未完譯稿《吉訶德先生傳》之一章，有很多註。此稿因不全，無法出版，但比楊絳譯得好。因為是學術性的譯文，我想發表一章，留一鴻爪。」後來，除「吳曉鈴病入醫院」，不能寫稿外，其餘幾位都陸續寄出了文章。5月底，施老收齊了組稿，共三萬餘字。他不僅親自寫了懷念故友的〈詩人身後事〉一文，還提供了兩張從未發表過的戴望舒的照片。劉先生收到文稿後，立即編輯發排，刊發於《香港文學》1990年七月號。因此施老親口對我說：「這樣快的速度在內地目前是難以想像的。」

施先生策劃、組稿的「戴望舒逝世四十週年紀念特輯」，共有六篇。其中有一篇是英國一位漢學家利大英（Gregory Lee）寫的〈戴望舒在法國〉。他曾寫過一本《戴望舒：一個中國現代派詩人及其詩作》（《Dai Wang Shu - The Life & Poetry of A Chinese Modernist》）的英文著作，是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1990年4月30日下午，他突然來到《香港文學》編輯部拜訪劉先生，說施蟄存先生約他寫戴望舒的文稿已寫好，他將於5月1日搭機飛北京，然後再轉飛上海。到了上海，他會把稿子交給施先生，然後由施老直接寄給劉先生。

我在拜訪施蟄存先生快結束時，有一位女士登門造訪，她手裡拿了一份英文推薦信請施老簽名。我初以為推薦她本人出國深造，細聽才知是英國的漢學家利大英（Gregory Lee）赴美國芝加哥大學謀職，要求施老為他推薦。這位利大英先生寫的那本英文著作《戴望舒：一個中國現代派詩人及其詩作》，施老認為其中有幾章寫得不錯。英國人到美國謀職，竟然請施老為其寫推薦信，這在以出國留學、負笈外洋為榮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不能不令人感到驚訝。「這樣的事情，最近還不少。」施老說的是洋人請他寫推薦信的事。

施蟄存敦促劉以鬯回滬

那次拜訪施老，事後我寫了一篇〈近訪施蟄存教授〉，劉以鬯先生將它發表在1991年《香港文學》二月號上。還因為在這次拜訪時我提到施老的一本散文集《待旦錄》，他馬上證實：「這本書是劉以鬯先生主持的懷正文化出版社於1948年出版的。」我趁機向他打聽當年劉先生在上海位於憶定盤路（今江蘇路）559弄的故居究竟是在進弄堂的右側還是左側，房子是二層樓還是三層樓？他明確告訴我：「我去過的。是進弄堂的右手，三層樓的房子。」據此，不久之後我替劉以鬯先生找到了他離滬四十載前的故居――當年他創辦的懷正文化出版社的原址，並拍了許多照片寄給劉先生。不久就收到了他的親筆回信和他在香港三聯書店新出的《劉以鬯卷》，在扉頁上有他親筆簽名落款。後來，劉先生在〈憶施蟄存〉一文中寫道：「1991年，我收到錢虹從上海寄來的稿子，標題〈為了「拆除」的紀念――懷正文化社舊址尋訪記〉，寫的是我的舊居。我將它發表在《香港文學》第七十七期。」他隨即致信施先生，信中援引了一段拙文中與施老有關的段落：「……施蟄存先生曾親口告訴我，他四十年代的一本散文集《待旦錄》，就是1948年懷正文化社出版的。年逾八旬的施教授還清晰地記得這一往事。……」他說，「施蟄存讀了錢虹的文章，寫信給我」：

以鬯仁兄：

久未奉候，想起居安吉。

《香港文學》每期拜領，每期都有大陸文史資料的文章，頗受此間人士重視。我這裡常有人來借閱，不知是否可以在北京、上海、成都、廣州等處設幾個分銷點，用以貨易貨辦法解決經濟問題？

……

錢虹文已看過，知兄故居猶在，不知兄是否有意收復失土？近年來，私房發還，對港美華人產業優先落實，兄故居是否有可能收回？要不要我介紹一個律師辦理此事？

……

匆匆便請文安

施蟄存

過了一年左右，劉以鬯先生又收到施老的來信，再次提到他在上海的舊居，「江蘇路正在擴展，將改為五車大道，……足下房屋，是否有權可以收回，如可能務必從速辦好手續。……兄萬不可拖延下去，到明年，兄必無法收回了。以此奉告。請注意。」劉以鬯先生收到施老的信後，「曾搭機返滬，向當局申請發還舊居，雖有土地權狀等證件，卻沒有達到目的。縱然如此，我還是非常感謝施蟄存兄的好意。」（〈憶施蟄存〉）

劉以鬯先生2018年6月8日以百歲高齡在香港逝世。施蟄存先生是2003年11月19日以九十九歲高齡在上海仙逝的。兩位堪稱「人瑞」的相識相知、私交甚篤的文壇老友，終於可以在天堂相聚、笑晤了。

2003年6月，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為施蟄存和徐中玉合做百歲和九十歲壽辰，曾約請「九葉派」詩人王辛笛先生給兩位先生寫詩祝賀。辛笛先生欣然命筆，在〈奉祝蟄存先生期頤健康長壽〉中寫道：

上元燈照北山詩，譯海詞章寓蟄思。

初度期頤春未老，人間共仰謫仙姿。

如今，施蟄存和劉以鬯先生雖然都離開了我們，但兩位文壇泰斗的人格風範，始終讓我們後輩高山仰止，無限緬懷。

2020年2月3～5日寫於上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