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蔚青：尋找安妮

今天下午，我們再一次在附近的小鎮上尋找安妮。她已經失蹤一個星期了。

我還記得我們，我和安妮，坐在麥當勞裡，那是一個初春的午後，那時樹上還沒有葉子，草也沒有變青，這個春天很荒涼。蒙特利爾位於北緯四十五度，有長達半年的冬天，所以即使在「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的時節，城裡的桃花，卻也如那句「解名盡出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蒙特利爾的桃花是名落山寺之外的，所以我們面前沒有桃花。那天陽光燦爛，有幾個西人坐在外面的座椅上吃炸薯條和三明治。儘管地上還鋪着一層積雪。他們身穿羽絨服，戴着絨帽，很享受的坐着。陽光如此之好，我說我們也坐在外邊吧，安妮猶豫了一下，安妮說還是坐在裡面，外邊有風。我們就走進去，要了兩杯咖啡，我要黑咖啡，安妮要Double double，就是雙奶雙糖的那種，我們上了樓，找了一個雙人火車座坐下，安妮脫掉淺藍色的長衣。

我必須找人談談，她說。不過這次談不是因為猶豫，而是因為決心。她坐下來喝了一口咖啡，看着我，我沒說話。新買的休閒鞋有些緊，我把左腳向右歪一歪，感到有了一些空間。我的左腳比右腳大，右腿比左腿長，左眼比右眼小，我右側的身體比左側身體多五磅，這讓我游泳很困難，我浮在水中，身體一側就向水中傾斜下去，失控。不過我昨天發現我的兩個手掌正應和兩個眼眶，掌窩扣在眼睛上不大不小，與眼眶相吻合。我突然意識到某種玄機，我身體的任何部分都存在得充滿意義。這個發現讓我大大感嘆了一番造物主的神蹟。

你知道我在這樁婚姻中失去了甚麼？她看着我說。我失去了太多的自由。

我注視她，再一次舉起我的咖啡。我不說話，我不知道該說甚麼，這不是第一次談論相同的問題。我望一望身邊的桌子，左邊那個小圓桌，有兩把紅椅子，如今一個胖女人坐在那裡，正在用薯條去蘸番茄醬，她過於肥胖的小臂顯得短而彎曲，手異常的小。她舉起沾滿番茄醬的薯條，油光閃閃，她舉到鼻子前面，試圖讓薯條彎曲下來，但薯條不肯彎曲，於是她伸出另一隻手，她用兩隻手，壓迫那瘦瘦的薯條，她手忙腳亂了一會兒，薯條終於彎下身軀，前一半進了她闊大的嘴裡，番茄醬劃過她的腮，她的腮點上了紅色。

昨天晚上我們談了一次，我下了決心，他也知道這一次不可挽回，所以他說他這幾天就搬走。

我抬起頭，看安妮的臉色，蒼白而疲憊。

他問我是不是有別人，我說沒有。這個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我對這個婚姻厭倦了。我不想再聽他的，我想聽我自己的。

陽光在窗上遊走，劃出線條，右側的電視裡一直在播放美國總統川普的講話。他就要去朝鮮了，他會在不久的將來與全世界最酷的八零後金正恩見面。金髮飄飄的川普喜歡紥一條紅色領帶，他的英語發音清晰，用詞簡潔，他稱金正恩是小機器人，言辭中帶着某種親切的調侃，絕沒有冷戰時期大國之間的惡意。川普有獨特的手勢和表情，對於即將來到的與金正恩的會面，他表現出了一種興奮和新奇。我想除了克林頓，川普將是第二個踏上朝鮮國土的人，而克林頓在朝鮮的照片明顯是緊張多過有趣的。我腦海中浮現起那張緊張而僵硬的臉。

安妮還在敘述中。

他說他甚麼都可以為我做，他為我做早餐拼盤成不同的花樣，他給我煲湯，精心調製，配置着美容美顏的各種食材，但是如果我不舒服或者拒絕同他性愛的時候，你知道嗎？所有這些待遇就沒有了。

我笑，她也笑。我們的笑，有點莫名其妙，有點奇怪的表情。

我知道他們的很多故事。我知道年輕時候的強生。茉莉花盛開的時候，他就騎上單車給安妮送去，他那一雙被染料染得變了色的雙手，穿一條染得七葷八素的褲子，站在大樓門前等安妮，等到太陽落了，安妮姍姍而來。安妮對他說，你別再來了。他就傻傻的看着安妮，他不說話，照樣來，不管安妮對他好還是不好。安妮對他怎麼樣，他不在乎，他在乎他自己的感受，他愛她，這是最重要的。至於安妮是不是愛他，他並不很在意。

左邊的桌子被拼成兩個，能坐兩個人的桌子現在可以坐四個人，但其實只有三個人，十七八歲的男孩子，一個是金髮碧眼高鼻的，一個是棕色大黑眼的印度人，還有一個是亞裔，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我到了加拿大，去政府機構辦身份時，才知道自己的眼睛不是黑色的，頭髮也不是。他們把我的眼睛和頭髮都確認為棕色，我想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比較，在這裡同黑人相比，我們的眼睛和頭髮的確不是黑色，只能稱為棕色。對面的男孩子們揹着雙肩包，他們坐下來，相互之間不說話，只管玩他們的電腦遊戲，三個孩子都留着長頭髮，額前的頭髮蓋住眼睛，他們眼睛都藏在頭髮後面，有時會露出一個窄窄的縫隙。亞裔男孩到樓下買了薯條漢堡，三個人不說話，依然低頭玩遊戲。這一代孩子是和電腦一起長大的，電腦好像是他們身體的一個部分，一個零件，他們與電腦保持着與生俱來的關係，他們一生下來，就會擺弄這些成人需要學習的機器，他們不需要學習，他們是天生的機器人。

我常常想起那個下午，尤其是安妮失蹤之後。我和安妮坐在麥當勞裡，我注意到身邊那個肥胖的女人和三個低頭看電腦的男孩，我記憶深刻。因為那個圓桌和那個拼起來的桌子依然擺在那裡，這個在路德山坡的麥當勞還在那裡，女人和男孩子都已經不在那裡了，我們也已經不在那裡了。我們那些坐在火車座上傾心交談的時光，一去不復返了。

我不記得我們曾經談論過的另一些話題。後來安妮有了新的男朋友，安妮離了婚就變成了一個自由的女性，她長髮飄飄，行走在市中心下城，而我還過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居家生活。我們來往得越來越少了。

我上一次見到安妮是在印度音樂會上。印度音樂是一種神奇的音樂，我記得那音樂是兩個人表演，主演的人吹笛子，吹奏各種各樣的笛子，他盤腿坐着，把笛子們放在他腳邊，他先是拿起一支橫笛，嗚嗚的吹，低音部，然後又拿起一支豎笛，吹的高音部，後來又拿起一支更長的豎笛，音樂就在高音部盤旋，好像歌頌在高空的雄鷹。安妮與我中間相隔兩個座位，那天她穿大紅色的長裙，很配印度風格，她的右邊坐着的人是她男朋友，那個面色有些黯淡的男人，穿十字拖鞋，厚得像布袋子一樣的牛仔褲，藍色襯衫，明顯沒有熨燙過，皺皺巴巴。我覺得他應該是中東一帶的移民，安妮介紹說他是一個大學教授。我寧可相信他是一個地道的藍領，不過我不會說甚麼。說甚麼呢，大學老師也有很多匠人，那些匠人穿藍領正合適。

安妮和藍領坐在一起，在進入印度音樂之前，她盤起腿，她是一個文雅而規矩的女人，她盤腿的動作全在裙子下面，她把裙子稍稍抬起來，腿縮進去盤好，再把另一條腿縮進去，裙子像一個帳篷，她把腿藏在裙子裡，椅子下面是兩隻小船一樣的尖頭皮鞋。安妮盤好腿，雙手閒閒的放在胸口，打一個佛手印，然後閉上眼睛。離婚後安妮有過很多信仰，她信過基督，也信過佛。那個時間裡，她正在信佛。

印度人拿起長笛，這次他吹的是高音，這真是一種簡潔的藝術，一個人只要不停的換笛子就行了，不同的笛子形成不同的聲部，好像一個樂隊。這時我的思想開了小差，我右眼的餘光，看到那個藍領將手伸過去，伸到了安妮扣在前胸的佛手印上。兩隻手在那裡纏綿良久，藍領臉上毫無表情，而安妮的眼睛像之前那樣閉着。她這樣閉着眼睛，虔誠的聽着來自佛國的印度音樂。

後來安妮又換了一個男友。這個男人有一雙藍眼睛，微微的禿頂，他的側面有點像鸛鳥的臉，臉色是一種充滿血色的紅。我不太喜歡他。我很想對安妮說，如果是我，我不會選擇這個人。但安妮說，這個人是她的靈魂伴侶。

這次不一樣。安妮笑着說，她笑的時候像一朵花開放。安妮是一個美人胚子，眼睛卻像月牙一樣彎曲，嘴角上揚，露出一口貝齒，她側影的弧形尤其美好，是一個很典型的亞洲娃娃。

這次是真愛。她說。我遇到了靈魂伴侶。

我的反對票沒有投出。我嚥了回去。

安妮那麼甜蜜的望着靈魂伴侶。有些禿頂的法國人，藍眼睛裡露出茫然和無聊，他的腿很長，他坐下時好像比安妮還矮一些，但他站起來時很高大，雙肩寬闊。那種健身過度的寬闊。

這個戀愛中的東方娃娃，穿着像芭比一樣的蓬蓬裙，束腰，裙襬像花朵一樣散開，外套一件薄呢短上衣，一雙鞋子在腳踝處盤了一圈扣，顯得格外活潑，棕色皮手包大氣又端莊。至少在今夜，安妮是幸福的，沒有人知道她是否選錯了男人，她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從麥當勞出來，我和安妮再沒有談過和強生離婚的事情。

我常常想起安妮離婚前後的事，那些猶豫，爭吵，出言不遜，口出惡語，幾乎大打出手。終於有一天他們離異了。我時常想起她，想起她的憤怒。後來她自由了，卻一直沒有離開男人。她堅決不承認她已經進入四十歲，在心理上她始終是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她拒絕承認她是一個女人，如果可能，我想她會拒絕承認她結過婚，有過家庭，她只想做一個女孩，一直做一個女孩。

可你是一個成熟的女人了。我說。

但我只想做一個女孩呢。她說。

安妮失蹤之後，我們無數次猜測安妮的下落。警察懷疑過她的前夫強生。因為安妮曾經對我說過，每次他們分居，她都會住在另一個房間，反鎖門。強生也曾說過要搬出去，他說為了不幹出甚麼不堪的事情，他最好搬出去。他說他還愛着安妮，他看見安妮時就會忍不住，如果忍不住就會動手，如果安妮反抗就會過激。安妮這樣說時，我們正坐在麥當勞裡，手裡拿着冰咖啡，我們把咖啡放在唇邊，同時停下來，莫名其妙的停下來時，對視了一眼，心照不宣的放下杯子，冰塊在咖啡杯裡嘎嘎作響，那翻騰起伏的冰塊在淡棕色的杯中，露出一條透明的線條，很涼。有些入骨的寒涼。無論咖啡多麼濃甜，都蓋不住冰塊帶來的寒涼。

我最後一次見到安妮，也是在一場音樂會後。我們在第二杯咖啡店小聚。已經是晚九點以後，好幾個人都不再喝咖啡了，雪莉最近發現這裡有一款菊花茶，不僅好喝還安神，他們都喝好了這一款，但我拒絕這個。對於喝慣了杭白菊的我，這款黃色菊花有一種我不喜歡的陌生味道。我要了綠茶。我還記得那天斜坐在我對面的雪莉，穿一件緊身插肩的黑色小毛衣，脫了毛衣，露出一件暗色中式對襟小襖，頸上是一圈珍珠項鍊。

我要優雅的老去。她說。

她這樣說了之後，我們就開始評論她的衣着。安妮坐在鸛鳥身邊，我記得她塗了口紅，她的口紅襯得她的臉格外白皙，她精緻的五官線條很好，那口紅畫龍點睛。

你今晚很漂亮，我說。

我塗了口紅，給他看的。安妮笑一笑說。

謝頂的男人微微彎着肩膀坐在那裡，眼睛中出現了一絲茫然。一群中國女人並不遷就他的語言，她們在一起像一群鳥兒，飛快的說着他完全不懂的語言。安妮側過臉，把大意翻譯給他聽。然後他笑一笑，他說你們女人真有意思，坐在這裡一直都在談論雪莉，她的外衣，她的毛衣，她的項鍊。

我們不理他，飛快地說話。分手前，鸛鳥問雪莉，要不要我送你回家？

我們哈哈大笑，警告雪莉說，不要當小三。

我幾乎不記得我是怎樣認識安妮的。我們沒有任何人生的焦點，也沒有相似之處，我像一隻雞一樣生活，下班回家做飯，吃過飯我就同老竹散步，像一對年老夫婦，相守一輩子的夫婦。然而我的朋友們是一些另外的人，她們大多單身，就像今晚上我們相聚在這裡，這間咖啡店裡，「第二杯」是加拿大人喜歡的咖啡店，但我們不會喝咖啡，甚至一杯。已經太晚了，我們都害怕失眠。雪莉每次都要一杯熱巧克力奶，她保持着很好的身材，卻吃得多，喝得多，也不畏懼高熱量的飲料。安妮喝D咖啡，她給身邊的法國佬買了一客草莓冰淇淋。

在安妮失蹤的當日，我們便出發，我們在聖勞倫斯河兩岸尋找。安妮從家中搬出之後，就住進了靠近老港的公寓，我曾經去過她的新家，距離老港很近，步行只要十五分鐘，安妮與鸛鳥住在一起，分擔房租。她終於過上了理想中的生活。沒有人做飯，他們出去吃或者叫外賣。他們看電影聽音樂，像年輕人一樣漫遊世界。

那天安妮在聖母大教堂下面等我，她新剪了頭髮，齊劉海的中國娃娃頭。她的眼睛很黑很大，她穿大色快，掐腰，船領的連衣裙。像時尚的法國女人那樣，拎着一個夏日用的草編背包，裡面裝着長棍麵包，新鮮草莓和兩枝玫瑰。我說你如今看起來很異族，她就笑一笑。她說真是奇怪，最近常常夢見強生，我說那是心裡還有他，安妮說哪裡還有，想想他的樣子就夠了。我們便沉默。然後，安妮懶懶地說，只是有時候會做夢，夢見我們在上學，在考數學，我不會做題，我就使勁踢前座的椅子，想問他怎麼做，然後前座回過身，卻是強生――

新家清新簡潔，安妮獨住一室，另一間是鸛鳥的。他們分擔房租和所有費用。他們是AA制的情人。安妮的房間充滿了單身女人的浪漫氣息，或者說有一種女孩氣息，我知道安妮的內心一直住着一個未成年的女孩。

安妮有着那樣一些浪漫的幻想，比如她喜歡聽愛情故事，聽了就會流淚，她喜歡珊珊丈夫回歸的故事，她說珊珊丈夫為了贏回她的心，堅持每天背一首唐詩，這樣一個粗人，竟然背了半年的每日一詩。到後來珊珊原諒了他――看在唐詩的份上。安妮這樣說時眼裡充滿了期待，我不禁調侃說，讓強生也給你每日一詩好不好？她的臉突然變色，說我才不稀罕。後來她說珊珊原諒她丈夫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她自己有了一場精神戀愛，她與一個軍官感到了一種特別的默契，那是一個閨密的丈夫，他們能長時間的談話，也能長久的沉默，而在那沉默中一點不乾枯，反而能在沉默中生出無限的活水，活水盪漾在沉默的空氣中，充滿了花一樣的氣息。我問後來呢，安妮嘆一口氣說，沒有後來，真正的愛情都沒有後來。

我們坐在麥當勞裡，川普繼續着他的發言，電視掛在橘黃色的牆上，我摘下眼鏡，對面的牆好像一塊橘子皮一樣，川普不是一個好的政治家，卻是好的生意人，他把世界看成利益的分配，在他眼裡沒有政治，沒有經濟，所以有人說他不是一個政治家，只是一個資本家，但其實政治與經濟從來都不能分開，所以有一門學問叫做政治經濟學。

而在生活中還有一門學問叫經濟婚姻學。強生在得到更多的家產時才會簽字離婚。

我們坐在車裡，分手時，安妮說我有點害怕。我明白她的意思，明白害怕意味着甚麼。在這座城裡，前幾年曾經發生過可怕的事情，有人殺了人，把身體分成幾個部分，然後把這些部分，郵寄到不同的地方，有溫哥華的一所學校，也包括渥太華的政府部門，那個可怕的視頻在網上流傳甚廣，我還記得強生當時說的話，你一定要看看，他古怪地望着我說。那件事情的發生地離我們居住的公寓不遠，每次走過出事的那棟大樓，我都身體寒顫，後來我決定搬家，逃離這個噩夢。

我們徒步走到聖勞倫斯河邊，我們走過夏日的光影，不遠處停泊着廢棄的老船，如今被改成水上spa，一群身穿白色浴袍的人站在船頭，聽不見他們說甚麼，浴袍在陽光中顯得分外潔白，一條汽艇開過來，艇上的女人，一邊用手機拍下視頻，一邊大聲和我們打招呼，安妮低下頭看着老港的水，我看見她後頸上的新刺青。

一個天使。我說。

一個天使。安妮笑一笑，一個黑色的小天使張着雙臂，飛翔。

我需要一個天使保祐，她說。我最近經常做噩夢，還會夢遊，有一次我十分驚訝地發現，自己站在河邊，是在夜裡。

以前有過嗎？

沒有。她抬起眼睛，我看到她有些削瘦的臉龐。

我們從清晨到黃昏，沒有找到安妮。警察也沒有找到，我們一直祈禱，祈禱安妮能平安歸來。有人說在小鎮上看到過她。我和雪莉還去找了一個吉普賽女巫，她穿大紅裙子，暗黑的臉上一雙閃爍的眼睛，非常明亮，好像是能穿透雲彩的閃電。

很像葉塞尼婭。小隱說。

我們把希望寄託給葉塞尼婭。葉塞尼婭說你們的朋友就在這附近，她直直地看着我們，伸出手掌要錢。

我們去找過強生，他不在蒙特利爾，離婚之後他就海歸回到中國。沒有任何線索。我在安妮和強生從前的房子前面站立良久，那裡已經有了新的主人，那是一對年輕的中國人，安妮種的玫瑰花還開着，在風中搖曳，不帶一點人世的感傷。我看到他們親密的從車中走出來，牽着手去開自家的房門，幾年以前安妮與強生也是這樣。

我知道安妮一直在尋找自由。自由這個美麗而誘人的字眼。在塞維亞的那個早晨，我們曾經談到這個字眼。我記得那座熱帶城市的清晨。塞維亞的早晨是從中午開始的，我睜開眼睛就看到明媚的陽光正從窗簾中折射過來，寬大的窗簾是金色和淺玫瑰色的混合，長長的流蘇拖到地上。後窗子很小，但風還是把窗簾吹開一道縫隙，光照在窗簾上，寧靜而祥和，窗簾上的玫瑰閃爍着，溫柔，卻華麗。我們談論生活，當我說到老竹一直都不放心我一個人出門，這時安妮突然睜大眼睛，她睜大的眼睛改變了她平素溫柔的容顏，讓她的表情生硬而陌生。她甚至冷笑了一聲。

她說你不覺得你被限制了嗎？

我有些愕然。

以愛的名義被囚禁。她說。或者你很享受男人的庇護？

我慢慢躺回到枕頭上。或者我是失去了翅膀的。我突然想。在那一刻我對婚姻產生了懷疑。

這句話是不是很紥心？她有些惡意地說。

自由到底是甚麼呢？在安妮奮力掙脫了強生之後。或者她掙脫了以性愛換得的庇護之後。她走出了家庭，擁有了更大的空間，也有了更大的漂浮感。如今她漂浮而去，我甚至沒有找到她的身影。我突然感到我並不認識安妮，她非常陌生。她的某些想法好像也住在我的身體裡，只是我一直沒有去思考這種感覺。愛，或者依賴，這是我一直住在婚姻中的理由。

警察說蒙特利爾城每年都有失蹤的婦女，你可以在電線桿上，地鐵裡看到那些失蹤婦女的照片。以前是印第安人，現在是白人，華人，各個族裔。有些人很快找到，有些人終生也找不到。他們問，安妮還有別的男友嗎？他的問話讓我不知所措，我看看鸛鳥，他站在警察身邊沉默不語，一雙藍眼睛茫然而無聊。他讓我想起在第二杯咖啡店的那個夜晚，這是個經常靈魂出竅的人。他的房間裡站着一隻巨大的鳥籠，一人多高的鳥籠。我突然想，鸛鳥也許是一個西班牙人，只有西班牙人才這樣熱愛鳥籠。

來生我要做一隻鳥。安妮總是這樣說。

安妮沒有隱居在附近的小鎮上，沒有與任何男人私奔，沒有被前夫所害。她的失蹤也與現任男友無關。她沒有做一隻鳥籠中的鳥。安妮只是迷了路，她一步邁進了聖勞倫斯河中。她溺水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