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慧怡：大埔墟第一街

必也正名乎？

這篇文章寫大埔墟第一街，可是這條街形成的時候，並非在「大埔墟」，不但如此，「大埔墟」還再三制止它的誕生，視它為要不得的競爭對手。

我在說糊塗話嗎？把事情弄糊塗的，是二十世紀大埔地名的改變。

孔子說：「必也正名乎」，可是在這個情況，說不上甚麼正的歪的，隨着時間轉移，同一個名字從此地跳到彼地，要是有興趣涉獵弔詭的歷史，只有順應時間老人的幽默感，追尋這名字背後的蛛絲馬迹。

十九世紀的「大埔墟」

百多年前，我們今天稱為大埔墟的地方還是稻田、西洋菜地、魚塘、沼澤和海灣，「大埔墟」這個名字屬於現在叫做舊墟的地方。那不但是大埔區內唯一的墟市，也是香港三大市集之一，來趁墟和擺賣的除了本地村民，還有很多林村、粉嶺、塔門、烏溪沙、西貢和沙田的人。說到它確切的地點，應該是現在的大埔天后廟附近，舊墟直街一帶。

這個「大埔墟」由大埔頭村鄧氏管理，在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得到縣府正式批准經營。鄧氏家族在新界歷史悠久：南宋時代，兵戰連年，外族入侵，百姓為了避難而南遷，鄧氏就從中國大陸移居本地；大埔頭鄧族是他們的分支，約在明朝建村。大埔地區山多而平地少，這條村子位於林村河出口的平原，佔了農耕的優勢，同時又面對吐露港，便利水路交通，為經營墟市提供上好條件――當年新界的陸路都是古道，海路運貨物反而更快捷。

經濟效益不是甚麼現代觀念，古人早就懂得：控制一個大市集，對村子的地位和收入是强心針。這道理不但大埔頭村有體會，別的鄉村也很清楚，時間久了，不免想到與其受別人控制，還不如伸出手來，分一杯羹。

十九世紀時，大埔地區的村子有比大埔頭人多勢衆的，泰亨村文氏是表表者。他們在清朝嘉慶年間（1796～1820）就嘗試建舖招商，被當時壟斷大埔墟市生意的鄧氏告上新安縣衙門，結果被判只許建屋，不許營商。

為了抗衡大埔頭的傳統强勢，泰亨聯繫附近的鄉村結盟。當時很多村子因為血緣或地緣的關係，早有互助的盟約，統稱為「鄉」或「約」，泰亨村振臂一呼，就聯合了其他六個地區團體（粉嶺、翕和、林村、集和、汀角和樟樹灘），成立「七約」。他們的共同目標，就是讓肥水不再流入大埔頭，要建立自己的墟市。

七約在泰亨文氏領導下，為成立新墟展開持久戰。當時新界仍是中國領土，墟市運作受新安縣管制，七約的申請馬上引起大埔頭村抗議。大埔頭說他們經營大埔墟的收入，是維持鄧氏孝子祠的經費來源，官方不能斷了孝子的祭祀。在「百行孝為先」的傳統中國，這是頂大帽子，加上大埔頭的同宗龍躍頭和屏山鄧族都有功名，所謂朝廷有人好做官，而官場有人則方便吵架，鄧氏有官場人脈，結果讓七約敗下陣來。        

可是失敗不等同放棄。七約不但有持續抗爭的勇氣，而且有本錢，每約拿出十両銀子做經費，到了1892 年，終於請得司巡檢衙署派人到現場巡視，批准他們在林村河對岸成立新市集，條件是他們不能斷了原來鄧氏在大埔頭墟市的生意，而且級別也要低一點。 

太和市的基石：文武廟、風水井和廣福橋

七約的新市集取名「太和市」，位置就是現在大埔的富善街，所需的土地有一半來自翕和約碗窯村的捐贈。用今天的理解，大家一定認為「市」的等級比「墟」高，可是清朝末年的用語卻不一樣，《康熙東莞縣誌》清楚地記載：大曰墟，小曰市――這又是歷史的幽默。

聰明的七約可不在乎名堂，反正誰的生意量做得大，誰就成為主導。為了確保太和市能暢順運作，他們首先建了兩個地標：文武廟和食水井（現在是大埔的古蹟，大家可以去參觀）。當年鄉村都在祠堂議事，但結盟的村子各有自己的祠堂，所以有事商討就到共用的廟宇；富善街的文武廟正是七約的辦事處。至於水井，在沒有自來水的年代，是小社區的命脈；一口新水井正好代表社區的誕生。

太和市的選址是低窪地，潮漲時海水只是比街頭低一點。還好它在面對吐露港和林村河的兩個方向都有濕地作為天然屏障：一邊是稻田，另一邊是沼澤地區，都能起防汎的作用。七約的雄心不限於每個月只開十天八天的市集。要想天天有生意，就得有商店街，所以他們很早就動手築路――今天富善街的雛形，兩旁都是小店舖。可是要市集客似雲來，最重要的還是交通，這一點，太和市就比原來的「大埔墟」吃虧了，因為它跟吐露港隔了一條河，商販帶着貨物上岸後，還得坐街渡過河。這就等於我們現在說：地鐵不能直達，要坐接駁車，可以想像客人覺得很煩吧？

為了壯大太和市，七約決定集資興建一條橫跨林村河的橋樑，取代橫水渡。我們從「建造廣福橋芳名開列」的碑文可以看到六百八十九名捐款者，排在首位的正是倡議開市和建橋的泰亨村文湛泉。但更有意思的是以「團體」為名的捐款，其中除了七約的村子和祠堂外，還有商船、貨船、渡船、飯館、當舖、各式批發商和零售店，其中包括西貢、深圳和陸豐的商號，可見太和開市不過四年，生意網絡已經很龐大。但也不是每個捐款的團體都和生意有關：大埔天主堂也在名單上，捐款二元。

廣福橋在1896年建成，光看名字就知道，七約要標榜的是「利民」，至於這條橋對他們最實際的貢獻――搶大埔頭村的墟市生意――則完全不提，可見當年的大埔已經有公關高手了。

從搶生意到吞名字

廣福橋的效力有多大，可以從英國1899年租借新界後所做的統計看得清楚。港府接管新界時，太和市已經有七十多家店舖，富善街生意興隆，商舖範圍往現在的仁興街擴展。對岸原有的大埔墟雖然一直繼續營業，但兩虎相爭，難免此消彼長，在1905年港府給倫敦的新界報告可以看出端倪：大埔頭村管轄的大埔墟有兩條街道，大小商店三十八家。由此證明，太和市已經遠遠超前了。

在英國統治下的九十九年，大埔三番四次以「填」字訣供應土地，在富善街東面和北面原有的稻田、魚塘、西洋菜地、沼澤和海灣一一被消滅掉，換來的是「太和市」快高長大。1902年大埔公路建成，在大埔那一段就因為廣福橋而命名為廣福道，成了新的商住區。1910年九廣鐵路通車，慢慢消磨掉水路交通的優勢，大埔區對外的網絡決定性地從大埔頭移向太和市。1913年，與富善街近在咫尺的火車站落成，名為大埔墟站，於是大埔頭村不但墟市失去地位，連名字也失去了，變成我們口中的「舊墟」。

新的大埔墟依然是新界東最大的商區。我有一位朋友是沙田原居民，提起小時候過年，她說最高興就是跟爺爺到大埔買新衣、新鞋和節日用品。她說：「那時大埔墟比沙田大多了，氣氛熱鬧，店舖多，貨品的式樣又新，直到1970年代還是那樣。」她回憶中的大埔墟，就是植根於「太和市」的地方。

許多年過去了，已經沒有誰再去想「大埔墟」的發源地是「太和市」，它的心臟地帶就是它第一條商街――富善街；只有文武廟進口拱門上寫着的「永佑太和」默默見證這段歷史。但到了1989年，昔日大埔頭村農地範圍建成了新社區，卻取名為「太和」，可見當年的香港政府沒有忘記地方史。我們該慶幸林村河左右兩岸的地名幽默地倒過來了，歷史名字因此得以流傳。

記憶像棉線般長 

研究新界歷史的蔡思行曾經說，大埔是有實無名的「新市鎮」，意思是大埔早年不列入港府的新市鎮名單，而它的發展規模和方式與沙田等地沒有兩樣：大規模填海，然後在新土地上建住宅高樓和大商場，是港府「新市鎮」的一貫策略。今天的大埔，雖然有八成土地是「填」來的，可是「填」的過程橫跨了兩、三代人的經歷，每次改變都刻畫在當地人的生活中：這就說明大埔為甚麼跟「新市鎮」不一樣。

1983年9月的《大埔月報》頭版報道最新填海區的消息，斗膽地預言：「五年後市中心移向填海區」。當時的實情是：填海區有龐大的新商場和新人口，而港府又完全沒考慮加强大埔原有地區的交通設施，難怪有人認為起源於富善街的大埔墟會步「舊墟」的後塵，人氣流失，被新中心取代。

這預言喊出來三十多年了，《大埔月報》也早消失了，但大埔墟的人氣卻不肯溜走，熱鬧得連本地區議員在晚上八點想找個要挨罰款的地方停車，去吃碗雲吞麵也沒法子；每逢週末，非法停車搞得交通癱瘓。港府當年滿以為市中心會隨政府的意願遷移，結果是讓居民吃苦。

規劃師沒想到的是，歷史深厚的地方除了有搏動的心臟，還有不滅的精神。地方精神所在，就是它的心脈所依，假如你願意靜聽當地人的談話，會得到不少線索：

鄰居在屋苑的穿梭車上閒聊：「買豬肉一定要找富善街X仔，本地豬，味道完全不一樣！」

行人專區的水果攤前有人傳授購物心得：「醬料當然是鴻珍最好，舊時富善街老舖，幾十年歷史呀！」

在鄉事會街過馬路，聽到迎面行人的片言隻語：「……唔同㗎，佢都唔係圍村仔……」兩位女士跟我擦身而過，她們該是「七約」的後人。

我和妹妹也不是「圍村女」，但對富善街一直有特殊的感情，愛稱它為「古董街」：有十多年時間，那兒還能買到早已失傳的東西：葵扇、鵝毛扇、客家和蜑家帽子、古樸的公鷄碗、竹子編成的農村用具――因為叫不出名堂，所以特別吸引……

可是我對富善街「古董」的回憶，比這些遠多了。我兒時的富善街，左邊頭一家店是青磚黑瓦的老房子，店面很小，只放了一張比雙人牀大一點的工作檯，上面吊着個籐做的架子，老闆是唯一的店員。他把一堆不起眼的棉絮放在工作檯上，拉着籐架子在棉絮上彈呀彈，棉絮就變得愈來愈鬆，愈來愈大，然後他左拉拉，右推推，形成個大方塊，拉着棉線在上面來回地繞，幾個鐘頭工夫，做成一張又輕又暖的棉被。

我站着看得入迷，家裡的大人認為我是傻子，總要拉我走。他們不明白，在我眼裡那不是手藝，是魔法。

記憶就像棉胎店老闆手裡沒有盡頭的棉線，繞呀繞地維繫着這個地方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