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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勇麟 : 離散美學與華人文化詩學——論劉登翰的華文文學研究

主欄目:《香港文學》2016年11月號總第383期

子欄目:批評空間

作者名:袁勇麟

1

伴隨着新航路的開闢和機械化生產的普及,工業文明不僅給人類帶來生產形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改變,更深刻影響了人類認知世界的判斷,科學整體化趨勢逐漸取代了分化趨勢研究。人們對發現、研究世界總體的渴望如此熱烈,甚至在二十世紀70~90年代一度興起了所謂的「全球學」(Global Studies)研究。羅馬俱樂部的系列研究報告,特別是早期〈增長的極限〉和〈人類處於轉捩點〉一類的論文,就是試圖運用多種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敘事方式,聚焦盡可能複雜的全球現象與問題,為人們提供一種綜合的、跨學科的、批判性的理解問題的全域戰略角度的典型。正如美國西佐治亞大學研究生全球學項目提出的:「全球學使我們能夠超越已有經驗,理解人類相互聯繫的整體性本質。(1)且不論這種所謂「全球視野」是否有言過其實的誇大和實際操作的困難,整體性研究方法確實能賦予人們更加宏觀的格局、更加寬闊的胸懷和更加透亮的觀照,尤其在面對「世界華文文學」這樣跨國別、跨文化、跨代際的特殊對象時,整體性視野是絕對不可缺少的。

「世界華文文學」作為中國文學史研究版圖上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經過了1979年曾敏之先生一篇題為〈港澳及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的關注發端,到1982年學界對「台灣文學」、「香港文學」等研究名類的思考,再到「台灣香港暨海外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命名的視野拓展,以及1993年正式使用「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名稱至今,世界華文文學從最初的命名爭議,到逐漸經過調整而明確意義,再到追求多元拓展,其間已經走過了二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作為華文文學研究的重要拓荒者,劉登翰坦言:「如果我們把1982年6月,由廣東和福建七個單位聯合發起在暨南大學召開的第一屆香港台灣文學研討會,看作是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由個人行為走向學科建設的開始,那麼,二十年後,我們重返暨南園,來舉行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成立大會,則意味着這一學科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已經初具規模並正逐步為社會和學界所接受。……沒有二十年來這不止一代人的學術積纍,世界華文文學作為一個新的學科為社會所接受,將是不可能的。(2)這不僅是對華文文學研究的回溯,更是他本人長期勤勉致力於華文文學研究的真實自況。近期,劉登翰精選了自己部分學術著述重新整理出版,並將其命名為「跨域與越界」。在我看來,這個名稱取得十分恰當,既是他長期研究華文文學的心得體會,也較形象精確地概括了他的研究特點和研究傾向。

跨域,首先指的是華文文學的存在狀態:「然而華文文學,是超越國際空間的、打破區域疆界的超地理和超時空的整合性想像。(3)中國海外移民遍佈世界各地的生存形式,不僅在物理空間分散流動,更在心理構成、生命行為和文化認同方面具有一種相對獨立的狀態,這就決定了那些表現、再現、記憶和銘刻他們生存經驗的文學書寫呈現出一種「離散美學」的特徵。對此,劉登翰有着明確而深刻的認知:「華人族群的離散和聚合,同時也形成了華族文化的『散存結構』……它既呈現出移民文化對傳統固守的價值取向,也意味着對異質文化的交融,從而使對立與融合成為與散存共生的一種文化關係模式和文化屬性。(4)顯然,散居族裔的文學具有離散美學的特徵。它不僅表現在不同文化地理和生存際遇所形成的異質性上,還表現在文化的混合性和藝術的雜交性上。(5)「離散」,是劉登翰華文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關鍵字,也是對華文文學「流動性」本質比較精準的概括,這個富有動態意義的語詞,生動反映了華文文學主體分散世界各地的集體性狀況,從內涵和外延都充滿了巨大的張力空間,正如饒芃子和費勇教授所指出:「『海外華文文學』的主旋律是由『流動性』形成的,而『流動』的原因總不外是戰爭、經濟、政治等,不外是財富或和平的夢想,甚或是逃避式的對於世外桃源的追尋,或者只是隨波逐流式的偶然因素;可能是被迫的,也可能是自願的。海外寫作的心態之異於本土,幾乎完全可從他們的『流動性』中找到原因。『流動性』包容了一系列關鍵的語詞如放逐、懷鄉、衝突等,成為海外作家筆下,或評論家評論海外作家時常用的詞彙。(6)無論是輾轉遷移的生活方式還是國籍選擇的政治身份,抑或更深層次的民族文化認同,華人主體生存狀態和身份屬性的變動不居都帶來了文學創作本身的靈活多變和難以確定,而「離散」不僅表現出華文文學特殊的「流動性」,更突出了華族在遷移、跨越的動態過程中形成的相對獨立而明確的自我身份建構和文化追求,在回望、追溯、解析、重構族裔的祖源文化記憶基礎上,更重視他們在遷徙、移居、流變的人生經歷中所產生的多元文化融合。從這個角度看,「離散」概念頗類似於霍米‧巴巴所說的「第三空間」,即除了通常意義上的模糊性和臨界狀態以外,更強調它對於構建新型的文化和身份政治的意義。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世界華文文學如同一個由不同文化「翻譯」形成的話語場域,在多種相對獨立而有所區別的文化存在互相對話、談判和調和的關係中,形成廣闊而自由的網路構型,以鮮明而獨立的身份,得以與本土文化產生對話,又與世界文化展開交流。

 

2

在這樣的「跨域」視域下,劉登翰努力為華文文學勾勒出一幅整體性畫卷,這使他的研究呈現出一種「大同世界」的綜合視域。劉小新早就指出:「劉登翰先生文學研究的學術特色和意義體現在如下方面:一、建立了一系列描述與闡釋世界華文文學史的概念與範疇,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文學史觀念與闡釋框架;二、宏大的社會文化視域使許多文學現象的複雜性獲得了較為充分合理的解釋;三、追求學術化和歷史性。(7)「離散」而不「區隔」、「分流」卻不「孤立」,這不僅是華文文學的發生學基礎,更是華文文學的學科存在依據。在「跨域」的認知下,劉登翰對華文文學的整體性觀照,賦予了他研究的宏觀視野和開闊格局,他明確提出:「華文文學這一跨域建構的概念提出,包含着一個理想,那就是1989年在新加坡會議上所提出的『華文文學的大同世界』。(8)它把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作為一種世界性的文化和文學現象,置諸於全球多極和多元的文化語境之中,使『台港澳』暨『海外』的華文文學,不再只是地域的圈定,而同時是一種文化的定位,作為全球多元文化之一元,納入在世界一體的共同結構之中,使這一命名同時包含了文化的遷移、擴散、衝突、融合、新變、同構等更為豐富的內容和發展的可能性。(9)劉登翰理解的華文文學的一體化版圖,是一種中華文化同構性、民族根源整合性的文學史觀念與闡釋框架,這是他所有研究的重要理論前提,也是華文文學得以存在的主要現實依據。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劉登翰的華文文學研究領域內,無論是概念梳理,還是學科意義闡述,無論是存在形態辨識,還是運動方式觀察,都運行在這個整體框架中。以其主編的兩卷本《台灣文學史》為例,從始至終貫穿着一個明確的主題:「文學的母體淵源和歷史的特殊際遇」,台灣文學的「離散」狀態固然是現實,卻始終不能改變它「離異母緣」的邊緣性質:

 

如前面我們所曾分析的,台灣移民社會的形成和後來的歷史遭遇,帶來了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漂泊心態和孤兒心緒,它賦予了台灣文學特殊的『移民性格』和『遺民性格』。(10)

 

理論視野的選擇對應着相應的思維邏輯,論者以對台灣文學的「中國化想像」邏輯抽繹出台灣文學精細豐滿的筋髓,不僅在具體的歷史事件上,更在歷史情節內部精神領域的探尋上,將曲折的台灣文學發展歷史與浩蕩的中國文學整體歷史結合在一起。在「中國人文精神」的承傳延續相關論述中,這種集中凝聚的歷史敘事特徵被發揮得更為明顯,從「感時憂國的憂患意識」、「天人合一的和諧意識」,到「家園意識與故鄉憧憬」、「中和之美的藝術形態」等,論者通過有意識的組合聯結和分類歸整,讓一些看似獨立而零散的台灣文學事件獲得了某種「中國情結」意義,最終演繹出了「整體性」版圖的情節模式:使台灣文學即使歷經數千劫難變動,依然存有中華血性根源,這就是「中國人文精神」的承傳續接。這種統攝全域、涵蓋整體的文學史意識形態理念是建立在典型的族群文化認同基礎上的,事實上,不僅台灣文學研究如此,對於整個世界華文文學,劉登翰秉持的「歷史的、宏觀的整體把握」,都是從中華文化母體概念出發的「建立在共同血緣和歷史基礎上的族群記憶和族群文化的認同」,正是這樣一種對文化脈絡淵源以及生命記憶底色的總體性把握,賦予了「跨域」狀態下「離散」的華文文學同構的性質,看上去散佈於世界各地的紛紜複雜、形形色色、流動多變的華文文學,具有了整合、匯聚、融攝的可能和必要,從而明確了它可以成為一個「以漢語(華文)為形態、中華文化為核心的文學的大家族(11)的學科建設的意義和價值,也明確了它作為「中華文化或華族文化在不同歷史條件和文化語境中的遷徙發展、矛盾衝突、融合吸收和傳通轉化(12)的可能與必要。

 

3

然而「大同世界」描述的畢竟是華文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存在的依據,是試圖建立世界華文文學美學成規和詩學體系的一種理論實踐。事實上,在我們面對一個個單獨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現象時,千差萬別、形態各異甚至駁雜變動,才是它們最真實最直接的樣貌。這種差異性,恐怕是所有文學版圖中最突出最鮮明而又最難被簡單歸類的。如果忽略了這種差異性,片面強調所謂的「整體性」、「一體化」,那麼華文文學勢必落入「歷史主義」或者「整體主義」宏大虛空的窠臼中,這也將嚴重影響華文文學學術研究的深入拓展。我們看到,這些年來,經過眾多研究者多年努力的探索,華文文學研究其實已經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從研究開始階段的傳統印象式批評,到適當借鑒西方新批評分析方法進行文本分析和解讀,再到運用社會歷史批評方法考察文學與歷史變遷及社會發展的關係、作家生平對作品的影響、作品版本的甄別考訂、作品的接受反映等問題,華文文學的研究者一直在努力探索展現文學豐盛動態的各種可能。但總體而言,華文文學研究中,對文學現象、思潮、流派歸納總結的研究仍然是大陸研究者慣常採用的研究方式。對此,劉登翰作出了深刻的檢視,並大膽提出了要突出華人為主體的詩學建構轉移,以及做好以華人為中心的「共同詩學」與「地方知識」雙重視域整合的批評範式轉移,也就是所謂的「華人文化詩學」研究理論方法。這種研究方法,強調在華文文學想像總體的背景下,建立一種從特殊性、具體性和「情境論」出發的「凸顯華人主體性的詩學批評」研究範式,這種類似於人類學家柯利弗德‧吉爾茲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識」的研究範式,更側重於關注國別、區域、主體屬性的差異美學,試圖通過分析不同國別與區域的華文文學具體生命形式,及其與所在國的國家文學與文化的結構關係,探討華文文學的美學取向、生命形態、演變軌迹以及文化認同的「情境性」。顯然,這樣的研究範式與之前提到的「離散」的華文文學存在狀態是協調的,因為「離散」,所以不再強調單向度的歸屬,所以尊重多元選擇,所以關注差異、重視個性、強調主體,這就是劉登翰自己反覆強調的:「認同確定歸屬,是研究的前提與出發點;而辨異則是在確認歸屬之後對現象的更深層分析,是研究的深入和對認同的進一步肯定。(13)這恐怕也是劉登翰所說的「跨域」的真正內涵:不僅指研究對象的「跨域」生命形式,更是指研究者對這種「跨域」差異性本質的特別關注,甚至還包括了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本身的「跨域」騰挪和轉移,而「越界」也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提出的文化實踐――跨越國族界限,跨越理論邊界。

值得一提的是,劉登翰的這種差異強調,與現代性和所謂後現代性文化中的「差異理論」並不完全一致,它既不是德里達提出的「延異」、「增補」(supplement)和「蹤迹」(trace),也不是德勒茲的「塊莖」(rhizome)概念或「差異邏輯」,更不是利奧塔啟動差異那種向總體開戰的極端個性強調,與所謂「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客體支離破碎的時代,(那些構築世界)的磚塊業已土崩瓦解……我們不再相信甚麼曾經一度存在過的原始總體性,也不再相信未來的某個時刻有一種終極總體性在等待着我們(14),相反的是,劉登翰對華文文學差異性的關注,始終有一個「同構」的基礎和前提。也就是說,在劉登翰這裡,差異是具體情境,歸屬是共源訴求,華文文學雖然離散,但它們仍然以「同心圓」的方式存在着某種穩定的結構關係,既有差異和衝突,也有融通和共存,他在〈華人文化詩學:華文文學研究的範式轉移〉中,明確說到:「華人文學正是通過差異的族性敘事,呈現出華人族裔迥異於其他族裔的『華人性』特徵。這裡所謂的『華人性』,首先是一個文化的概念,是華人表現文化的一種族屬性特徵。這是從原鄉到異邦在身份變移和文化遷易中所形成的一種共同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既深深植根於中華文化漫長的歷史積澱之中,又孕育於華人離散的獨特命運和生存現實。(15)整體的宏觀觀照,有利於把握散亂的文學現象和孤立的感性創作,而差異的詩學理論,有助於理解複雜的文學事件和個體的文化情懷。過分強調「整體性」,將閹割紛繁複雜的個性對象而使學科落入政治化桎梏;一味重視差異性,也將造成零碎無序的研究狀態而從根本上取消了學科存在的意義。所以,劉登翰「跨域與越界」的華文文學研究提出的「差異性同構」的研究理念和實踐,對於華文文學的意義,恐怕不僅僅在於提供了一條進入華文文學研究的有效途徑,更在於建立了一種對華文文學流動本體性充分尊重和理解基礎上的宏闊嚴謹的學術境界,這應該是我們每一個文學研究者應該堅持的學術自覺。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成果)

 

  

 

 

【註】:

(1)      參見亞洲全球學學會官方網站,http://asia-globalstudies.org/what_is_global_studies,2013年7月20日

(2)      劉登翰:〈命名、依據和學科定位〉,見《跨域與越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版,頁11

(3)      同(2),頁9

(4)      劉登翰:〈華人文化詩學:華文文學研究的範式轉移〉,見《跨域與越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版,頁38~39

(5)      同(4),頁39

(6)      饒芃子、費勇:〈論海外華文文學的命名意義〉,《文學評論》1996年第1期

(7)      劉小新:〈劉登翰文學研究的學術意義〉,《華文文學》2003年第4期

(8)      劉登翰:〈跨域與越界〉,見《跨域與越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版,頁10

(9)      同(2),頁14

(10)    劉登翰等:《台灣文學史》(上卷),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6月版,頁24

(11)    同(2),頁13

(12)    同(4),頁38

(13)    同(10),頁3

(14)    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後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張志斌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2月版,頁8

(15)    同(4),頁46~47


袁勇麟,1967年生。蘇州大學文學博士,復旦大學中文博士後、新聞傳播學博士後。現為福建師範大學兩岸文化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協和學院院長。兼任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教學委員會主任、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等。曾獲教育部第二屆「高校青年教師獎」、霍英東教育基金會第八屆「青年教師獎」、福建省第五屆「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福建省優秀教師」、福建省首批特支人才「雙百計劃」哲學與社會科學領軍人才等。出版專著《二十世紀中國雜文史》(下)、《當代漢語散文流變論》、《文學藝術產業》、《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第十卷、《大中華二十世紀文學史》第五卷等,主編《文化創意產業十五講》、《中國高校新聞傳播學書系》、《新媒體傳播學叢書》等,著作曾獲第四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福建省社科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第二屆「冰心散文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