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純德：生死之間

生活在這個社會裡，緣分、幸運和機遇讓我們可能長久生存下來；但是，偶然和意想不到的災難事故，可能就會無端地讓我們離開自己的親朋好友，與這個世界告別。

人生太短！古人說是「白駒過隙」、「人生如夢」；現代人的說法更多了：一眨眼就是一天，一低頭就是一年，一扭頭就是一生；我說過一眨眼一扭頭就是一生；還說過，人生就像從北京乘飛機，還沒有完全起飛，就到天津了。

「生與死，命注定」；千百年來，中國人都這麼說。那麼，命是甚麼？誰也說不清。一種話語傳得久了，說的人多了，其科學性或真實性也就難辨了。

人的一生，從降生到嬰兒，從少年到青年，從壯年到老年，就是說一個人經過數十年或一百餘年，在社會和自然界生存，實為不易，或者說能夠生存下來，實在是個奇蹟。

說到這裡，我想說自己一生的生死經歷，也只有三個字：「不容易」！我們似是平靜或是幸福的生活裡，有時就隱藏着自己看不到、意想不到的災難，如此說絕非危言聳聽，確實是在生活中，在你意想不到的時候，就可能遭遇其中。在我走過傘壽之時，一回想，自己就有好多次掙扎在生死之間，而最終算是死裡逃生。

第一次，1942年。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場大災難，我們河南餓死了三百多萬人；劉震雲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寫的就是豫北我的家鄉一帶這場災難的真實再現。看完據小說改編的電影，我對妻子說：「這個曠世悲劇，應該由我來寫，因為我不僅是悲劇的親歷者，還是其中的『小演員』。」2014年我赴巴黎，在北京機場遇上送人的劉震雲，我們站着說了幾分鐘的話，我還開玩笑地說了這層意思。

話再說回來，我生父在我出生前夕被抗日的蔡廷鍇將軍統領的國民黨十九路軍抓去打日本鬼子，在河南戰場，只打了兩仗就壯烈犧牲。生父犧牲時還不到三十歲，二姐餓死後，剩下孤兒寡母一家四口，母親知道，不能在家裡等死，便帶着哥哥、姐姐逃命他鄉。滑縣與開州（濮陽）相鄰，我們被飢餓滯留在離老家只有一百多里地的黃河灘。樹皮吃光了，人們又去吃觀音土，說餓殍遍野都無法形容河南餓死人的悲慘景象。為了讓我活命，生母終於在「活是閻家的人，死是閻家的鬼」的賣人契上按下手印。我們高寨那個村只有一百多戶人家，在這場災難中被賣的妻兒百餘人，八十來年過去，至今尚有七十來人未歸。插草賣人，就是放生。我就是這樣才闖過了「1942」鬼門關。

第二次，1947年。黃河已經從改道的花園口回歸故道，離我家只有一里之遙的黃河每日奔騰咆哮，夾帶着萬頃泥沙和從上游劫擄而來的草木和房屋樑柱，浩蕩而下，我與不少未成年的孩子，也在河邊守株待兔，或跳入水流之中撈取那些河賜之物。這年盛夏，正值河水洶湧之時，我同比我大幾歲的李臭、趙公雞等都到河邊撈柴禾，但那河邊卻是水流最急的「井洪」，我不慎被洪流大浪捲走，我在湍急的深水下，連連喝水，至今還記得自己驚嚇得早已失去了意識，只是本能地在水下以狗刨的方式瘋狂掙扎。我大約被水沖走了五六十米遠，但自己也不知如何掙扎出索命的深淵，那大浪最後又把我拋到了岸邊。與我整天一起撈柴禾的小朋友都被嚇壞了，他們怕我下山東菏澤「劉莊」成了水鬼，無法向我的養父養母交代。但大我七八歲的二鐵蛋卻說：「你太小啦，大王爺不要你，他一手把你推出來了……」

我被急流沖走的事，養父知道後嚴厲地說：「你不怕死，可俺怕你死！」從此不許我下河下坑洗澡，出門必在我背上用香頭劃個十字，一天檢查兩次。

第三次，1947年春。我和李臭在大堤根撿到一顆手榴彈。手榴彈是啥玩意兒？誰也不知道它是可以爆炸的殺人武器。我們六七個孩子，除了李臭，還有他妹妹，就在堤根的打麥場上，找來幾塊大磚頭，把手榴彈放在磚上，我們圍成一圈，非要砸開它，看看裡面究竟裝的是啥東西。我是第一個用磚頭砸的，但是沒有砸開，接着是李臭的妹妹砸，也沒有砸開；最後輪到李臭砸。當他拿起磚頭就要砸的瞬間，我們閻家三十多歲的三哥走到跟前，見我們在砸一顆手榴彈，臉都嚇白了，他一腳把李臭踢倒，大喝一聲：「不要命了！」

第四次，是這年夏秋之間。那時，黃河南岸是國民黨中央軍所統治，北岸則是共產黨的地盤。南岸的中央軍經常往北岸打迫擊炮，從菏澤飛來的偵察機也時常過來查看軍情。有一天，我和趙公雞拾柴禾剛剛上到北堤口，就見一架飛機徑直從東面的天空向我們飛來。看見直向我們飛來的飛機，就知道它不懷好意，見此公雞就對我說：「純德，快跑！」於是，公雞在前我在後，驚慌地跑下大堤，直往村裡的方向奔跑。但是，我們沒有飛機跑得快，當我們剛剛跑下大堤時，那飛機竟然甩下三枚炸彈：一個炸彈炸飛了一家的祖墳，白骨都掀了出來，另兩顆炸彈沒有爆炸，深信至今可能還沉睡在地底。我和公雞離那爆炸之地只有十幾米，都被嚇得魂飛魄散，我倆都下意識趴在莊稼地裡，滿頭滿臉的泥土。至今還記得趙公雞回頭問我：「純德，炸着沒？」半天我才從地下爬起來，說：「沒，沒……」

第五次，1950年。這一年我已經是高小的學生了。一種傳染性極強的白喉在我們那一帶肆無忌憚地走村串戶，周圍的村莊幾乎每天都有人死，有的是全家滅門絕戶。白喉終於在夏天溜進了我們家，不知是我傳染了我娘，還是我娘傳染了我，我們都病倒了，高燒不止，喉嚨巨疼，不能吃喝。這種病殺傷力強，幾天就會讓人死亡。我還記得，在三關爺廟的東側的地上放着一張蓆子，我躺在那裡，我的同學馬全印、王秋根、李愛芝、朱玉琮等來看過我。但我和母親最終逃脫了死神的魔掌。那時離我們村不遠的張寨有一位醫生，他治療白喉的方法倒也簡單：用一個窄窄扁扁的竹板，伸進喉嚨，將那長在喉頭的像白色蠶豆大小的腫物挖掉，然後吹上一些消炎的白色藥麵，很快就好了。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但是他是神醫，是那一方百姓的救命恩人。

第六次，1963年。北大畢業前夕，夏天，六月的一天下午，風雨交加過後，小雨還在繼續。我們58級五個班的部分同學要在中文系黨政辦公室的所在地二院（後搬至五院）開批判會，當我跟着錢林森和其他同學走到燕南園西北角的體育館的東北角的小路上時，發生了一件事情：突然頭頂咔咔嚓嚓一聲巨響，抬頭一看，一根水桶粗細的樹幹從天上徑直砸下。樹枝撲到我的身上，劃破了我的上衣，粗大的樹幹離我不到一米。當時我心裡撲通撲通直跳，彷彿聽到死神呼喊的聲音。有同學回過頭對我說：「純德，你的命真大……」是啊，如果我的腿邁得慢一點，只需慢半步，那樹幹定會砸我一個正着。那場批判會究竟批判了些甚麼，我全然不記得了，唯有躺在我身後的水桶般粗細的樹幹依然橫在我的記憶裡。

第七次，1975年。我第一次在巴黎第三大學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教書的第二年，暑假開始後的一天，一場大雨，使得巴黎城郊的個別街道積水挺深。天，依然陰沉沉的，我與李憶民、劉社會、楊立嘉結伴外出回家。那時我們住在Porte Maillot地鐵站往北一條大街的五層樓上，這條大街的左側有一條小街叫Rue du Dobropol。我們要過這條小街的街口時，被三米寬的積水攔住，需繞行才能過去。我對他們說：「跳過去算了……」

「你能跳過去？」他們都很詫異，表示這是不可能的。

「這算甚麼！三米來寬，一跳不就過去了嘛！」因為我跳遠的記錄是六米，那時我才三十餘歲，很自信，不用助跑也能跳過去。

楊立嘉對我能否跳過去非常感興趣。我知道他是深信我是跳不過去的，所以笑着用激將法激我：「我看你跳不過去！」

李憶民則說：「算了，小心崴了腳。」

劉社會也說：「還是多走幾步吧……」

我是真的想跳，讓他們見識見識我十年運動場上依然尚在的功力。我已經做好了要跳的姿勢，但是一個閃念攔住了我，別毀了我唯一的一雙皮鞋。

就在我要跳與不跳之時，一輛汽車從我面前唰地一下子衝了過去。當時，我心裡一驚：這是哪位神仙攬住了我向來不肯服輸的個性？如果我縱身跳出去，正好會撞上從左側衝出來的汽車，那必死無疑！小街一邊停滿了小車，有的車身很高，我們站的位置根本無法看到有無車輛駛來。但我終於沒有以跳的方式「自殺」。

汽車過後，李憶民說：「啊呀，幸虧你沒跳，多危險！」

為了重溫這個終生不忘的由「事故」演化的「故事」，2013年10月17日下午五點，李楊陪着我重遊「故地」、現場並留影。

第八次，1985年。那時我與李楊在法國普羅旺斯大學中文系教書。五月，法國的教學早早地結束了，這時應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教授盧梭的邀請前往該大學做學術報告。我講的題目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問題反思」，李楊的題目是「中國的古代小說」。那次是有償的學術活動，所付里拉足夠夠我們二人在意大利旅遊一週。

我們要去意大利的消息被好朋友羅肯得知後，她從阿維尼翁打電話說，願意驅車陪同我們前往，做完報告再一起遊歷意大利。她熟悉意大利，況且羅馬和佛羅倫斯都有她的朋友，住的問題可以解決，不用住酒店。

羅肯從數十公里外到埃克斯接我們，然後上高速，經馬賽、土倫、尼斯再進入意大利境內。那一路是法國意大利最美的藍色海岸，風光明媚，賞心悅目，車裡好像都裝不下我們說說笑笑的愉快聲音。羅肯還講起她作為中法建交後第一批法國留學生到中國留學的生活以及她的浪漫故事。這一路風光和我們愉快的心情交織在一起，我們彷彿成了快樂的神仙。

當我們走過意大利的熱那亞，羅肯已經連續驅車四個多小時沒有休息。意大利北部山多，在我們要繞過一座大山時，那公路雖然修得平整光滑，但是曲曲折折並不好走，右邊是需仰望才能企及的高山，左邊是不敢俯瞰的懸崖。就在山上的一個大轉彎處，突然她的車子打了一個閃失，連我都感覺到了。這時，她趕緊將車子停了下來，臉色煞白，額角還浸出了汗；她對我們說：「嚇死我了！我睡着了，十分之一秒，或者還不到！若是十分之二秒，我們就死定了，不是撞山，就是跳崖――車毀人亡！」

我們勸她：「休息休息吧，你睡一會兒……」

她睡了足有二十分鐘，然後我們重新上路。我坐在她旁邊，不時地跟她沒話找話地說幾句。此後的行程，從博洛尼亞，到威尼斯、佛羅倫斯和羅馬，以及返回法國的路上，我們彼此都多陪了許多小心。一個星期後，當羅肯將我們安全地送到埃克斯的拉巴哈德公寓時，我們三個人相擁在一起，其中有我們的感謝，也有她把我們安全帶回來的慶倖。

從1942年算起，我從三歲到八十的歲月裡，在生與死之間的八次歷險。總的感覺是，生不易，死也不易，生死之間沒有時空界線，它們的距離比蟬翼還薄，生和死就是這麼簡單……

光陰荏苒，一轉身，好像就接近了極限。人這一輩子就像爬天梯，天梯由時間搭成台階，於是我們就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攀爬這個天梯。我千難萬險地已經爬過了八十個台階，再往上爬，氣喘吁吁，越爬越困難。人生的天梯究竟有多高？哪裡是最後一個台階？九十個，一百個，或許還多些；但是，這高度不會是無止境，無論高低，終點都是人們常說的天堂。

我們一出生，半歲之後，就開始撅着屁股爬行，但是手腳都不靈，不會移動，往前爬不動，大約一歲的時候開始蹣跚地學着走路，從那時開始攀爬人生的「天梯」。

我們在攀爬天梯的過程中，肩上揹着事業，那是民族大義家國責任，還要懷抱着愛情，有時只是唱着進行曲，有時哼着小夜曲，不知不覺已經爬到了高處，回頭看，人海蒼茫，車水馬龍，那麼多人尾隨而來。我頓時眼暈，感慨萬端，搖搖頭，自言自語：這就是人生！

2020年1月5日 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