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登翰：傷離歲月的悲歌和喜歌

一簇火燄在我眼前忽閃忽閃地飄動，這是從幾千里外的家鄉帶來的祭奠的紙錢燃起的火燄。火燄隨着紙錢的不斷添加嗶嗶卟卟地響着，晃動的火苗中彷彿有個人影閃動，這是誰呢？是父親越過生死相隔的幽冥之界來看望當年他還不懂事的兒子嗎？

1948年，父親再度踏上遠行菲律賓的航程，本以為一年半載就要回來的――這在我們家族已成規矩，男丁十六歲或小學畢業，就要出洋去謀生，三幾年後回來結婚成家，再返赴南洋。此後一年兩年就這樣往返一次，像把一條細細的絲線繫在遠遠飛去的風箏上。沒想到這次由於時局變動，風箏線斷，父親阻隔在菲律賓幾十年，最後連一把骨殖也埋在那片異國的土地上了。

父親最後一次離家才三十多歲。他雖出生在老家南安，但十幾歲就按家族規矩過番到菲律賓。二十一歲（1936年）從菲律賓返回廈門和我母親結婚，次年便有了我，接着又有了二弟。之後遇上太平洋戰爭，阻隔在菲律賓整整四年，抗戰勝利後才回廈門重與母親團聚。父母從結婚到這次遠行，兩人也只有幾年時間的恩愛歲月。離多聚少，孤守空房，這是僑鄉女人的命。好在父母都識文斷字，情況再難，書信經過幾度輾轉，總還不斷。母親把讀過的信壓在枕頭底下，時不時要拿出來再看一遍。那時我已上了小學，有時會偷偷去翻出來看。父親的字寫得極清秀、漂亮，開頭總是「貴華吾愛」（貴華是母親的字），然後敍長問短。父親顧家是有名的，記得抗戰勝利那年他從菲律賓回來，連美軍拍賣的軍用毯、蚊帳、煎鍋等等，都往家裡帶。說起這些，母親會很驕傲地用一個「㘅」字：他甚麼都往家裡「㘅」。

然而這回卻不同，父親再度遠行，卻從此渺無歸期。母親帶着還在襁褓中的四弟，準備進幼稚園的三弟和已上小學的二弟及已上初中的我，獨自承擔起撫養四個孩子的責任。開頭，間隔還有一點僑匯寄來，都是在夜裡，有人輕輕敲着門窗，細細說聲：南洋來「批」了。我們就像觸了電似的從牀上𨂃起來，連還睡得迷迷糊糊的四弟也睜開惺忪的睡眼驚異地望着大家。這是我們的節日，不僅是錢，還有了父親的音訊。母親會買一點點肉，點三炷香，祭拜一下祖先，然後全家圍在一起吃餐有肉的飯，嘴裡像含了蜜似的從心裡甜出來。也許戰後父親歸來才出生的三弟、四弟，就是從這一聲「南洋來僑批了」才具體感受到「父親」的存在。

漸漸斷續的僑匯也沒了，生活的重擔全壓在母親肩上。母親年輕時上過家政學校，有一手織毛衣的好手藝。兩根毛針在她手中翩躚起落，一團團毛線便像變戲法似的變成了一件件漂亮的毛衣。母親會打一百多種花樣，從毛背心、套頭衫、開襟衫到小女孩的連衣裙，客戶想要甚麼想想就能打甚麼。有時候我半夜醒來，看見母親還在燈下趕工，說是客戶第二天一早就要。為了生存，為了維持我們兄弟外在的一份體面，母親的一雙手，一雙偉大的手，作出了難以想像的無私的付出。

1955年，輾轉從海外傳來消息，說父親在當地討了個番婆。這消息差點把母親擊倒，她在牀上躺了兩天，然後掙扎着起來，拿起毛線衣，不眠不夜地織。她原諒了父親，摟着我說：七年了，你父親一個人在外也不易，生活起居總要有人照顧，就讓這個番婆來照顧你父親吧！

我感到母親有一顆博大的心！

父親的音訊已經渺無，母親似乎變得更加剛強，獨自撐起這個有四個兒子的家。

1955年夏天我從廈門師範畢業，意外分配到廈門日報當記者，總算可以多少幫到母親一點。記者生涯的開始，我跟一位老記者跑文教線，有時到廈門大學採訪，我從囊螢樓寬大的走廊走過，裡面正在上課，我故意放慢腳步，聆聽教室裡傳出的講課聲，心裡有些不甘，都一樣年紀，為甚麼我不能上大學？

翌年，國家號召向科學進軍，動員在職幹部報考大學。周圍條件適合的同事、同學都爭着報名，我也動了心，卻不敢說。好不容易中專畢業，可以幫到母親了，再去讀大學，徒增母親一份負擔。倒是母親先看出來了，對我說，你若想讀書就去報名，別擔心家裡。就這樣，報社放了我半個月假複習，1956年9月，我成了北京大學中文系的一名學生。

大學五年是在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中度過的。挫折不在經濟，國家給了我每月十二元的甲等助學金；二年級開始我就可以靠幫系裡刻講義和寫點文章來補助我的日常費用。刻一張臘紙五角，我每月用一個星期天刻寫，從睜開眼睛刻到晚上，可以刻十張；那時候稿費也高，每千字十元（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十元足夠我一個月的伙食費），五年大學我只回了兩趟廈門，寒暑假都躲在圖書館看書寫文章，一篇六七千字的文章，夠我一個學期的零用開銷，我可以不再向家裡要錢了。挫折主要來自於那根越繃越緊的弦，讓我愈來愈強烈地感到，已多年沒有音訊的遠在菲律賓的父親，竟成了我現實人生中罩在頭上的一道緊㧜咒。這個說不清道不明的「海外關係」，成了我的一種原罪，讓我時時感到被一條無形的繩索困縛着。平素好像還沒甚麼，可一到關鍵時刻它就顯身，好像一個神秘的「另類」的符號，烙在你的靈魂裡。別說入黨，曾經有過的一段感情也被迫中止；特別是畢業分配，我申請回到廈門以便幫助母親照顧三個還在讀書的弟弟。如願回福建報到時，卻發現在人事局的分配名單上我那一欄的備註多了幾個字：「海外關係複雜」。此時（1961年），台灣正在叫囂「反攻大陸」，辛辛苦苦申請分配回福建以望能夠照顧家庭，卻不允許留在成了「前線」的廈門，被發落到閩西北一座大躍進中從只有五千人口的小鎮膨脹起來而今正在下馬的「工業新城」三明，在一所只有一百多學生的工專教語文。只半年多，這所工專也下馬了，我繼續流落在閩西北的幾個縣城，從這個單位調那個單位，一年有大半時間都在下鄉。原來還保有一點溫馨記憶的父親，成了我的包袱，這個無所不在的「海外關係」，如惡魂附體一樣，無論怎樣也甩不掉。

差不多二十年時間，應該是我生命最美好的一段青春歲月，就在閩西北山區虛拋了。

歷史又迎來一場巨大的變革。受惠於這場變革，改變了我生命的軌迹。我從一個基層打雜的文化幹部，回到年輕時候嚮往的學術崗位。那年我已過了不惑之年，卻對人生充滿疑惑。我想起在鄉下常常看到的堆在深山道邊的一棵棵巨木，因交通不便，無法運出山去，風吹雨淋，任其腐爛；卻偶然有幸在已腐而尚未盡腐之間，被送出山去劈劈削削重新派上用場。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許多就是如此不幸而又有幸地抓住歷史的一息契機，在生命最後一段歲月重新歸來。年過四十卻要像剛走出校門的年輕學子一樣，從零開始進軍學術，其困難可以想見。不過，這是我四十歲以後才重逢的春天，我不能辜負命運的這一賜予。母親在天上祝福的眼光，會一直慈愛地陪伴着我。

生命翻開了新的一頁，這是受到信任、受到尊重、也讓我有以報答的一頁。我從1979年歲末調入福建社會科學院，至2008年歲末我七十二歲才退休。但退休並非研究工作的結束，三十多年裡我出版了三十多部著作，也獲得了國務院給予的專家特貼，中央僑辦和全國僑聯授予的歸僑、僑眷先進個人獎章和獎狀，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建省政府評予的「福建省優秀專家」榮譽，學術上也獲得一些獎勵。這些本都微不足道，曬出來只不過想說明，作為一個華僑子弟，我的前二十年和「這四十年」，有着天壤之別。

沒有中國改革開放的「這四十年」，就沒有我一個默默無聞的華僑子弟生命重光的四十年。

當年連想都不敢想的父親，又時時在我夢中出現。雖然父親於1962年――我大學畢業的第二年就過世了，但我常想，在他病危的時候誰伴在他的身邊？他久羈異邦重又結婚留下子女沒有？那是我的同父異母的弟弟妹妹啊！他們現在的生活怎樣？我甚麼時候才能到父親墳前盡一份人子之情，灑一杯祭奠之酒，代為母親和我們四個兄弟表達數十年積纍下的思念和哀悼？

我慶倖能有機會兩次應邀到菲律賓出席學術會議，都在馬尼拉。會議之餘到處打聽「納卯」在哪裡？那是我自小從母親口中知道的父親在菲律賓謀生的地方，在我心裡，納卯和父親是連在一起的。在會議發言時，我曾半開玩笑地說：我到菲律賓，有一半是來「尋根」的。朋友們都很熱心，告訴我納卯是遠在菲律賓南部的綿蘭佬島的首府，一座近兩百萬人口的菲律賓第三大城市。在華僑口中的納卯，即今日著名的達沃市，菲律賓第三大島的首府，距馬尼拉乘機還有兩個小時的航程。會議行程緊迫，且杳無一點線索，無法前往，只能拜託菲律賓的朋友幫我打聽。然而拖了幾年，並無結果。

2010年，我去香港參加一個學術活動，適逢家鄉南安劉林村劉侯旅外宗親會成立，我也是南安劉林村的劉氏子弟，同宗劉再復知我來香港，便轉告他弟弟、宗親會創會會長劉賢賢邀我參加慶典儀式，把我選為宗親會的名譽副會長。在與宗親們閒聊中，我說起父親遠赴菲律賓，埋骨納卯，卻一直不知墓在何處，無法前去祭拜。宗親會一位副會長劉清池先生說：沒關係，只要有你父親的名字，我們可以幫你找，菲律賓有很多我們宗親會的機構。果然，一個多月以後，清池先生從香港給我來電話，說找到了，你父親就葬在納卯的華僑義山。原來是清池叔在納卯的弟弟劉清枝先生和幾位宗親，拿着父親的名字，到華僑義山密密麻麻的墳塚中一座一座去查對，終於找到我父親的墓葬。

接到電話的那一瞬間，我興奮之餘，百感交集，竟不知是悲是喜。為先人祭掃，這本是極尋常的一件事，可對於許多如我一樣的親人遠離而不知所終的華僑後人，卻需如此周折；所幸我還能找到最後這點音訊，不知尚有多少妻子兒女，翹首天邊，永在無望的尋找和等待中！

……墳前祭奠的火燄還在烈烈地燃燒。獲知父親墓葬消息的當年萬聖節（這是西方相當於中國的清明節），我即攜同妻子飛往菲律賓，經停馬尼拉時，菲律賓著名華僑詩人雲鶴（藍廷俊）和他的太太散文家秋笛（也是南安劉氏的宗親劉美英），說在納卯他有個姑媽，要陪我們同行給帶帶路。我們搭機從馬尼拉飛抵納卯，步出機場，就受到前來接機的二三十位宗親的歡迎，還打着一個大大的紅布橫幅。清池先生的兄弟劉清枝也特地和另一位宗親，帶着子女從「山裡」開了兩個小時的汽車趕來納卯。我再次感受到異邦逢故親的那份溫暖。住宿是雲鶴的表弟提前安排的，晚餐由宗親會宴請，接着幾天的餐飲也都由宗親們安排。那些天，我沉浸在親人們熱烈而溫馨的無限深情之中。

祭奠在第二天上午進行。萬聖節剛剛過去幾天，華僑義山又迎來一群人。父親墓碑上端畫着一個十字架，他入鄉隨俗信了基督，可我們依然按照老家的儀式為他祭奠。除了我們遠道帶來的祭品外，宗親會和雲鶴夫婦也都準備了香燭紙錢。火燄越燃越旺，影影綽綽彷彿父親的影子、母親的影子都聚在一起。幾十年的等待，幾十年的哀思，幾十年悲悲喜喜無處傾訴的錐心的話語，彷彿都在這烈烈的燄火中宣洩出來……

到達墓地的時候我們就發現，已有幾束鮮花供在父親墳前，顯然有人來祭掃過了。誰呢？是父親在納卯留下的妻子兒女，抑或是其他親戚故舊？弄清這個謎，成了我們祭拜之後的又一宗心事。

匆匆在納卯住了三天，無處打聽消息，只得抱憾回程。離開前，我給華僑義山管委會留下一封信，那是寫給我尚未見面的菲律賓母親和我可能的同父異母弟妹，請義山管委會若有他們的住址或消息，一定轉交，信中留下了我在中國的詳細住址和各種聯繫方式。

然而一年、兩年，終無回音。

正失望中，偶然的一次聚會，突然又柳暗花明。

那時我已從福州退休回到廈門。我們本是個大家族，祖父生有八男二女，除了年歲和我相仿的八叔，其他都謀生在菲律賓，祖父抗戰勝利後歸來不久過世，這個大家庭才拆散開。至今留在廈門尚有已臻百歲高齡的大伯母一家、從南洋回來的五叔一家、與我一樣因年小未及出洋的八叔一家和排行老四的父親留下的我們一家，子輩孫輩近百人。每兩年一次的春節聚會，散枝開葉的親人們從國內、國外回來團聚，雖不能全到，每回也要席開七、八桌。有一次香港回來的兩位堂弟，講起七十年代剛到香港時，曾到納卯探望當時尚還健在的他們的父親――我的大伯父，聽說了父親一點情況。父親過世後留下三個孩子，大的五、六歲，最小的尚不滿兩歲。伯父接濟過他們，但失去了丈夫的菲律賓母親，一個弱小女人帶着三個幼小的孩子實在無法在城市生活，只好賣掉少少一點家產，搬到山裡去。後來小孩長大了，曾回來感謝伯父， 伯父過世後，聯繫就少了。

渺茫中總算盼到一點消息。拜託伯父在納卯做旅遊的二女兒――我的堂妺代為聯繫，她人脈廣，又熱心，很快就聯繫上了。父親再婚的菲律賓妻子已經過世，三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吃盡艱辛，總算成人，或開店、或開工廠、或謀職在私人企業，發展得都還不錯。

大團圓的日子終於來了。得到消息後，2015年的萬聖節，三弟和我女兒（我臨時因病退了機票）先去納卯一趟，約好納卯的三個弟弟見面，一起為父親掃墓。在納卯，三個弟弟的熱情接待，雖之前未曾見面，卻是早已心心相通，有着血脈相連的那份濃濃情意。臨別前，相約在2016年春節家族團圓的聚會上再見。在香港的堂弟也發出邀請，讓大伯父留在菲律賓的幾個子女，也帶着他們的後輩一起結伴同來，共聚這個美好的節日。

這是一支多達二十九人的浩大隊伍，從菲律賓專誠飛來，為了一份心願：認祖歸宗。團圓席上每個人都披上一條鮮紅的圍巾，顯得熱鬧吉慶。之後，我們到鼓浪嶼尋找祖父在時曾經住過的老家，那裡已成了一處著名的園林式咖啡廳；我們在中山路一棟臨街的騎樓前留影，父親在廈門最後的住處已成了步行街熱鬧的商舖；我們回到家裡一起學着揉麵擀皮包餃子，像兒時的遊戲一樣把餃子揑得七扭八歪；我們還在書房裡攤開筆墨紙硯，教弟弟們用毛筆寫自己的中文名字……幾千里的山高海遠，幾十年的親情阻斷，彷彿在一瞬間就都接上了，心貼心地感受到彼此的溫情和血脈的搏動。

分別的時候我們再相約，和伯父家的子女一起，趁來年萬聖節再去納卯為先人掃墓。

這回是從廈門出發飛往納卯，浩浩蕩蕩也是二十多人。抵達的那晚，兩家合在一起宴請，七八十人，一個個介紹，還是記不住。我為每家各寫了一副對聯，那是南安劉氏家族字輩排序中的兩句：「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祖父是西字輩，父親和伯父都是「園」字輩，我們兄弟則是「翰」字輩。這些對納卯的親人或許一時還弄不懂，但留下來就是記憶，留下來就是傳𠄘。

伯父和父親的墓地都在華僑義山，相距不遠，一起祭拜之後，兩家便分開活動。在納卯幾個弟弟的陪同下，我們遊覽了納卯的名勝，早年西班牙到來時遺下的古蹟，還乘船到一個小島野餐和游泳……臨別時大大爆漲的行李裝滿了菲律賓的土產。我們行程中原有在納卯祭拜後轉機去宿務薄荷島遊覽的計劃，五弟（納卯三兄弟的老大）知道後連忙帶着太太和女兒搭下一班飛機趕來，陪我們在那裡享受熱帶的陽光、島上清涼的月色和潛泳中觀賞熱帶魚群的驚艷……只有親人才有這樣的周緻；只有這樣的周緻，才能彌補被無情歲月分割的那份烈烈的痛和深深的愛！

七十年前一場變革，迫於形勢，在四面八方虎狼狺狺包圍中的新中國，只能採取鎖閉的政策，致使許多華僑家庭釀成離散的悲劇。這一幕結束了，又一場偉大變革，中國打開國門，重新走向世界，「僑」字連着一路一帶，變得宏闊而博大。這七十年裡，有多少悲悲喜喜的故事。無論是我個人，還是我的家庭，抑或整個世代的海外華僑華人和他們留在祖國的親眷，歲月烙在每個人身上和心上的印記，都在見證一個偉大的時代是在怎樣的陣痛中誕生、成長和輝煌！

2018年8月17日，農曆七月初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