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欄目：《香港文學》2020年3月號總第423期
子欄目：紀念陶然先生特輯
作者名：馬峰
我也是邊緣人，奔走天涯，在印尼，是華人，在北京，是華僑，在香港，是阿燦，東南西北，四海為家，沒有一個地方認為我是當地的一分子，比起猶太人，我更感悽惶。（1）
陶然（1943～2019）最後一次接受專訪時的「身份認同」感言，緣自他對漂泊流散的「東南西北人」的釋疑，充分詮釋了他的邊緣悽惶、身份迷惑與流散體認。恰如趙稀方所言，「生長於南洋，就學於北京，創作於香港的陶然，與別的南來作家畢竟還是有差別的。這就讓他在內地背景之外，還有一種獨特的地方，那就是『離散』的眼光。」（2）拋開父母去南洋前的原籍（祖居地）不論，他本身就有着多重的流散經歷，而山城萬隆（出生地）、古都北京（成長地）、都市香港（居住地）則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三站，甚至連夢境也往往是萬隆、北京、香港混雜在一起。
從他的流動版圖來看，蘇州的江南水鄉、南京的秦淮夜遊、戈壁的心靈迴響、澳門的掠過思緒、台北的西門町美食、新馬泰的熱帶戀念、歐洲的尋訪抒懷等皆屬短暫遊蹤之列，顯然無法同長期居住過的城市相比。換言之，陶然對萬隆有種離家的故土情結，對北京有種歸僑的學涯情結，兩種情結都源於跨國流散，形之於懷舊。他常視懷舊為一種生活方式，或者說心靈安放的棲居地，他用情於故人、逝景、舊事，卻並不沉湎於過去。於是，從萬隆、北京的流散遷移到定居香港，隨着歲月推移其在地立場日趨彰顯，他以文化人身份介入社會當下，由之也形成審視在地的都市書寫。因此，同萬隆、北京的懷舊情結相比，他對香港則主要表現為在地情思，一種立足當下的在地審視。
目前，有關陶然創作的研究數量可觀，僅評論集便有曹惠民主編的《閱讀陶然：陶然創作研究論集》（2000）、蔡益懷主編的《陶然作品評論集》（2011）、袁勇麟主編的《陶然研究資料》（2013）三本。其中，就「流散」議題來看，吳義勤的〈陶然小說的世界圖式和藝術圖式〉（3）論及陶然由移民體驗到對香港移民生活的體認、捕捉、感悟和書寫；廖偉棠的〈北往南來漂離筆：陶然〉（4）以訪談印象的形式勾勒出陶然的流離況味；劉俊的〈從北上到南來：多重經驗．香港境遇．世界視野〉（5）指出陶然的「南洋」「內地」「香港」的多重人生經驗及其勾連整合；鍾鈦申的〈陶然小說中「南來身份」與「香港身份」的雙重變奏〉（6）分析其移民身份與商業文化身份的雙重認同等。本文在全面爬梳陶然作品的基礎上，宏觀把握其流散經歷，進而探析其流散書寫的懷舊格調與香港書寫的在地姿態。
1 印尼萬隆的故土情結
我是已經習慣於漂泊的了，從十六歲那年開始，我就隻身離開了家，跋山涉水去追求理想；……然而，我依然懷念我出生的那個家；它牽動着我的情懷，溫習被鍾愛的幸福。（〈家〉）（7）
1943年9月27日，陶然出生於印尼，身為第二代華裔，確切來說山城萬隆才是他出生成長的真正家鄉。然而，由於當時的僑民心態使然，在他的頭腦中，萬隆卻成了「異國」所在地。在創作與心理層面，他的故土情結尤為凸顯，主要出於家人與親情的維繫。在現實與生活中，他有明確的認同趨向，那就是中國僑民身份。「我出生於印尼萬隆市，身份證上的名字是：涂乃賢。原籍廣東蕉嶺，但我卻從來沒有回過鄉下。在我僑居異國的童年時代，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出版的中文書籍在當地相當普遍，連環畫冊和中國古典小說便成了我的精神食糧。」（8）從身份證的取名到中華文化的接受，他無不保留了中國外僑的身份，因而將出生地視為僑居地也就可以理解。
「原籍」是父母一輩下南洋的流散原點，已然融入早期華人漂洋過海謀生的艱辛移民史。2010年，他初次回訪原籍「尋根」，但是連父輩的流散記憶也難以尋回。對他而言，原籍是傳續自祖輩的天然烙印，是一種帶有文化象徵意味的「籍貫原鄉」，但僅停留於並不真切的「想像遙望」層面。於是，「每當他們問起我的原籍，就不免有些疑惑，我出生在南洋，回北京上學，到香港謀生，生活被分割成三大塊。」（〈笑問客從何處來〉）（9）故而，蕉嶺只是填寫籍貫時的慣常嵌入，源自祖輩的一脈延續，萬分熟悉卻又遙遠陌生，他並沒有切身感觸與情結牽連。因此，他的作品鮮少描寫原籍，即使偶爾出現，也只是充當地理標識與文化符碼的協助工具。不過，在回國之前，「原籍」顯然更具光輝色彩，它所指向的新中國早已成為當時海外大批華僑子弟的夢土。在當年懷抱紅色夢想的他看來，歸國才是美好理想所在，印尼也就成了迫切離開的「異國」。寫於1979年3月10日的散文〈別離的故事〉記述了三重流散，一是淚別異國山城的父母，二是情離邊塞雪地的戀人，三是作別北方古都的摯友。恰是作者「暫居」香港後流散回望的重要標識。
1960年3月，陶然作別老家，從此便踏上一條「由南向北，再由北到南」的曲折流散路。當初從萬隆的華僑中學轉而選擇北上讀書，在當地移民廳決絕地按下誓不回顧的五個手指印，與一眾熱血華僑子弟踏上回國尋夢的「不歸途」。回國之後，萬隆家鄉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異國他鄉，但是遺夢赤道山城的少年情懷卻更為熾熱。他畢竟在印尼度過了十六年的少年時代，故土遺夢也就成為其散文中俯拾皆是的情感噴發點。1985年，他在大陸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回音壁》，集中收錄了七八十年代洋溢着故土懷舊心緒的篇章。經歷了北京的歸僑學子生涯與香港的新移民工作生活的雙重考驗，他對漂泊流散的感觸也更加深沉，曾經自我壓抑的故土記憶也開始有了宣洩的視窗。
中印斷交期間，他移居香港不久，無法回到印尼，但老家的記憶卻一再浮現。陶然的故土情結，有時是對「南洋」「南島」「島國」「山城」等的模糊抒懷，更多則是對「老家」周遭物事的真切呈現。除了離家北歸的創傷痛楚，少年回憶往往與美好相伴，可謂鳥魚添樂、草木生情。小時候，有在老家養過喜鵲的趣事（〈鳥的故事〉），有在老家後院井裡釣魚之樂（〈那口井〉），還有與大朋友吾棍、賣「沙爹」馬都拉族小販的異族友情等。此外，睹物移情篇章常帶有流散懷舊與跨界比較的印記，看到香港、曼谷的榕樹也不期然地想起老家的榕樹林（〈那片榕樹林〉）。在比較視域中，連草木之情都已成為對老家的情感移植。
在香港，老家的物事依舊鮮活如昨，最刻骨的還是親情。對於母親，他由稚子對自己流血的關心，憶起兒時的流血故事，流淌着母愛的溫暖關切（〈血〉）。當父親去世，他的內疚之情更是難以紓解，「我少年時代就離開家裡，漂洋過海。一直等到十八年後，我在香港結婚，父親從印尼趕來主持婚禮，才算是重新見面，每每想到我的離家，雖是無奈，但心裡總感到一種無法平復的內疚。」（〈請您靜靜安睡〉）（10）離家的內疚不僅是個體記憶，也銘刻着一代北歸華僑的集體記憶。
重歸印尼，他又尋回了遺落的少年時光。在萬隆探親時，父母早已離去，但珍藏的記憶一旦噴湧，自己又恍惚變回當年的赤道孩子（〈心中的地圖〉）。在〈從大島到小島〉中，他重訪棉蘭乘船遊多峇湖（Danau Toba）時，便不由地比較起當年乘遠洋巨輪回國的青少年情懷。（11）然而，記憶可以重拾，但身份卻難以歸位。他的〈尋夢園（Taman Impian）〉〈出入「班芝蘭」（Pancoran）〉等篇記述到雅加達、峇厘島的訪遊，「過客」的流散感常不期然屢現。即使〈重回萬隆〉老家，他也難以釋懷沉重的過客身份。
在小說中，陶然偶爾也會涉及印尼，就如〈夢醒何處〉中的齊起敖是從印尼來香港讀書的少年，〈分手〉中的邵木克也是從南洋輾轉遷居香港。由於自身的流散經歷，他對南洋華人的苦難遭際也格外同情，〈海的子民〉便是越南華人投奔怒海的逃難史縮影，阿萍不堪海盜污辱自殺，阮文進在失妻之痛與公海漂流中陷入絕望，「他不知道這以生命作賭注的航行，有沒有一塊陸地可以做終點。」（12）他變賣家產給「蛇頭」以求生路，冒着失去身份的代價，西貢難民的形象隱喻了海外華人的漂泊無依。〈登陸以後〉同樣表現逃離西貢的船民，雖然安全抵達了香港，卻被集中隔離在荒島。不僅船民之間弱肉強食，連警察也輕蔑地直呼他們「越南佬」，於是阮玉梅被首領強姦卻不敢投訴作證。（13）在越南難民身上，華人從流散到流亡，實際上也影射了南洋地區非人道的排華劣行，其隱在的人道控訴不言而喻。
2 北京歸僑的學涯情結
古都留下太多的回憶，……不管槐花雨、柳絮還是古柏，都是我學生時代的舊相識，而且便那樣悄悄地沉澱在我的記憶裡，平時倒也並不躍動，一旦我重來，那一切便自動倒流，我好像回到那個年代中去了。（〈動．靜〉）（14）
1960年，十六歲的陶然滿腔熱血地嚮往祖國，於是毅然決定回國深造追夢。3月31日，他先從萬隆出發，到雅加達乘坐萬噸遠洋海輪「芝渣連加」號從「丹戎不碌（Tanjung Periok）」港口啟航，再經棉蘭、新加坡停留，在海上顛簸十一天才抵達廣州黃埔港，由此步入「北歸華僑」的學習生涯。以陶然為代表的華僑子弟之所以選擇回國，一方面是服務新中國的理想信念的驅動，另一方面則是印尼不斷爆發排華事件的助推。從此，他由印尼的「外僑」身份轉為北京的「歸僑」。青年時代，他先後就讀於華僑補校、北京六中、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在北京，他一共度過十三年半的求學生涯，由之北方古都也成為其創作中重要的空間載體。他曾自解，「身在香港，卻不斷回望中國內地，那當然是源於在求學、成長期間不可避免的北京情結」。（15）統觀他的相關題材作品，不僅數量可觀，而且大都與自己的歸僑學習經歷密不可分，可見「北京學涯情結」之重。
1974年3月20日，陶然的處女作散文〈雪〉問世，「學涯情結」的書寫正式啟幕。作品追憶當年初遇雪景，儼然一場南國學子與北國大地的初戀守候。（16）此時，他剛到香港不足一年，對北京的珍貴記憶歷歷在目，其潛層則是對歸國理想的憧憬縮影與初心依舊。1979年，在香港出版了第一本散文小說集《強者的力量》，二十三篇散文中的學涯記憶題材將近一半，他飽含深情地重現了求學年代的心境與足迹。此後，回望與重訪北京及內地其他城市成為陶然散文的一大主題。
陶然身為華僑學子，歸國何為？這是首先要解開的癥結。〈走過天安門〉可以視為一種比較恰切的解答。1964年的國慶典禮，他曾參加大學隊伍正步走過天安門。這對他來說意義非凡，不僅是個體的青春熱血與時代激情的碰撞，也代表着海外無數華僑子弟的紅色歸途。在求學年代，他沒有附庸政治風潮、高唱愛國讚歌，後來的創作也極少出現「高歌理想」的回眸風華篇，他對北京的感情顯得單純而內斂。
陶然的「學涯情結」多融注於瑣事中，宛若回聲，餘音悠長。雖然大多數散文記述個人的情感流淌，但是歸僑身份有時也依然明晰。在中學時期，「南國學子」因共有的流散經歷而關係緊密（〈滑冰〉）。他們大都寄宿於學校，甚至採取跨校聯誼，以此慰藉南洋的流散心境（〈寄宿生〉）。時隔四十年後，陶然到北京住進「皇家驛棧」時，仍不免再度勾起中學記憶（〈當代驛棧〉）。對於大學時期的記憶，陶然並無過多涉及，常以輕鬆口吻帶過。就如〈從王府井到大柵欄〉，他回顧求學時光，除了對地景店舖的懷舊，只是連帶引出些許感觸。當年，自己曾在「北京市百貨大樓」買過「的確涼」上衣，卻被同學斥為「破爛貨」，害的他再也不敢拿出來示眾。
北京求學生涯，讓陶然不斷成長，即使多年以後，美好記憶也歷久彌新。他難以忘懷在物資匱乏時期品嚐五分錢一支冰棒的「入口甜掉牙」（〈夏日雪糕涼〉），偶見荷花市場的「啟功體」耳畔也會即時響起老師的頑童笑聲（〈京城秋夜〉）。在懷舊情結之外，歸國求學還讓他多了一重流散比較視點。在散文中，北方（北國）、南方（南國）、香港常混融一體，有時對北國不免多了幾分偏愛。
陶然畢竟是中文系科班出身，〈那些熟悉的聲音――速記艾青和詩人們〉〈千年古鎮，茅盾故鄉〉等篇無不充滿對文人雅士、前賢名流的敬仰。他對密切交往過的文人師長的敬愛最讓人感動，〈書畫啟功〉〈錢瑗老師〉〈百歲楊絳〉等篇皆情真意切。在創作道路上，同是印尼歸僑的蔡其矯（1918～2007）對其影響可謂最大。1985年，在書信往來中，蔡其矯不僅對他回中新社提出「可立腳香港，面向海外」的建議，還對剛創刊的《香港文學》建言「你們的刊物主要放眼海外，努力成為團結海外華人作家的核心。」（17）2007年，蔡其矯辭世，他迅即在《香港文學》第268期推出「詩人蔡其矯紀念特輯」，過後還主編了《蔡其矯詩歌作品評論選》（2010）、《蔡其矯書信集》（2011），二人的文學友緣堪稱佳話。當然，陶然的「北京情結」並不囿於散文體裁的真切回望，他書寫香港新移民的小說也不乏「北京來客」，這在跨越香港與中國內地的故事中都有充分體現。從接下來的分析也可知曉，此類小說大都以「回望內地」為輔，其主線仍是立足香港的在地情思與在地言說。
3 定居香港的在地情思
一個人在一個地方住得久了，即使平時有許多牢騷，但內心深處必定會有一種親切的歸宿感，而我對香港的認同，也是無可置疑的，正如我對萬隆和北京也都有說不盡的情結一樣。（18）
1973年9月，陶然從北京移居香港，一度又被稱為「南來文人」。作為一個「外來者」，他經歷了「新移民」到「老香港」的身份置換。他雖常自稱是「東西南北人」，但定居四十七年的香港早已成為「終極家園」。從1974年發表小說處女作〈冬夜〉開始，陶然不斷糅合流散體驗與在地感觸進行香港書寫。1982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以香港題材為主的綜合文集《香港內外》。散文集《香港節拍》同樣如此，「不論它們的形式如何，也全圍繞着香港書寫；即使遠離香港，所反映的依然都是香港的情思或者角度。」（19）不論是從自我認同上，還是從作品內容指向上，香港書寫都遠重於萬隆書寫與北京書寫。
陶然有大量的香港地誌書寫，滿蓄對都市風貌變遷乃至景觀消弭的懷舊眷戀，尖沙咀火車站徒剩鐘樓（〈依然那座鐘樓〉）、啟德機場步入歷史（〈絕響〉）、文華東方酒店他遷重建（〈中環的中環〉）、雍雅山房改建住宅（〈經典背景的消逝〉）等皆是舊情縈繞。他講到，「書寫城市，除了讓我們留連腳下的土地外，其實也是從某個側面為歷史留下一點痕迹。」（20）在散文集《紅茶館》裡便有一系列追逐香港變遷節奏、反映香港變身側面的文章。其中，〈「一九九七」之夜〉在涉足「一九九七」酒吧時，格外凸顯這一年對香港的歷史象徵意義。
棲身香港日久，陶然的在地情思日益濃郁，在城市書寫的外觀之外，他還有不少自我抒懷的內觀。即使身在香港，也難免流轉變動，就如〈家在鰂魚涌〉的十年流浪搬遷。同香港內部流轉相比，他將在地情思與流散纏繞的跨界視維頗為獨特。人在香港，他常借眼前的香港景致寄情於舊時故土，在時光穿越中重味少年。有時，給人〈走過從前〉的輕柔恬淡，獨坐「東區蘭桂坊」的咖啡座，也會懷想起陪伴自己少年時代的爪哇咖啡。有時，他更在意香港城市空間的綠色田園建構。正如〈綠色旋律〉從赤道山城的熱帶常綠，到北方古都的季節轉換，再到身居香港的綠色暢想。換言之，在多重的流散體悟中，他始終還在心中豢養着一片「陶醉於自然」的田園夢。
在小說領域，《香港文學》2019年四月號「悼念陶然先生」專號的編者語指出，「陶然先生的創作關注香港新移民的生存狀態，體認香港草根階層的喜悲，描摹大時代下的小人物剪影。」（21）黃維樑則以〈冬夜〉為例概括陶然小說的主題縮影，「常有批判現實商業社會中人的勢利、冷漠、無情」。（22）具體來說，陶然的短篇小說不乏對香港的黑暗暴露，〈視角〉〈蜜月〉等表現賭博所付出的慘痛代價，〈窺〉〈身份確認〉等披露新移民因「偷渡客」身份被「性侵」卻不敢聲張，〈競爭〉〈一萬元〉（23）等揭開女性在職場「性騷擾」中的弱勢與反抗。不過，他不是帶着「暴露黑暗面」的意圖寫作，「香港是人間，自有黑暗的一面，也有光明的一面。」（24）以劫匪系列為例，其中〈飄〉〈平安夜〉便是「盜亦有道」的代表。
陶然具有較強的現實批判力度，並不意味着他只堅守傳統的現實主義。他並不拒絕各種寫作流派，更傾向於博採眾家之長。（25）2004年，陶然推出的三部「新概念小說系列」便採用多元敘事再現香港社會。其一，在小說集《一筆勾銷》裡，他有意運用「故事新編」的路數，既有「顛覆經典」的〈摩登關二爺〉〈黑旋風捲上太平山〉等，也有「重煮經典」的〈徇私華容道〉〈封不成五虎將〉等。蔡益懷談到「故事新編」的香港境遇時指出，「在當代香港作家中，劉以鬯、陶然在這方面都有廣為人知的創作實績。」（26）陶然力求從經典人物中翻出新意，「於是便慢慢走向與香港現實結合的路向，人物是古典的，而環境卻是當前的香港。」（27）通俗來說，他借歷史人物的舊瓶裝的卻是當下香港的新酒，其借古思今的在地審視姿態也就不言而喻。其二，從《走出迷牆》的兩個分輯「都市情話」「都市傳真」便可看出他對香港都市書寫的關注點，一是情感糾葛題材，其深層則寓含對商場人性的剖析；二是世態人情題材，複現都市小人物的生存窘態，尤其是金錢利益面前的人情冷暖。陶然將之稱為「世俗凡塵的故事」，他初來乍到香港時常帶着批判的眼光，從「新移民」漸變為「老居民」後，更能用平和心態與寬容眼光看問題。（28）其三，在《赤裸接觸》中，他借殼「魔幻世界」「夢幻世界」「大千世界」，所表現的依然是香港的現實人生。正如王緋所論，在顯微鏡／X光的照映下，「本冊的故事總是被一種『金錢焦慮』死纏緊繞」。（29）〈發字成零蛋〉〈港幣變美金〉等都寫到香港小市民對金錢的非分之想，他們寄望於買彩票或賭博的捷徑，結果卻泥足深陷。
此外，中篇小說的一些香港議題也需要特別關注。一是香港風情畫。《心潮》便集中展現了「香港小姐」選舉潮流下的青年人生活與心酸愛情，「或者可以說，這是七十年代末香港『風情畫』的一個側面」。（30）在《沒有帆的船》裡，商業社會中的家庭與愛情都被金錢攻陷，人生與愛情也攪拌着賭博與利用。（31）二是香港移民潮。王劍叢指出「『九七』問題，在陶然作品中佔有重要的位置。」（32）《天平》寫到移民風潮，楊竹英是離港赴美的代表，而黃裕思選擇堅守香港，「他還是願意留在香港，留在中國人居住的地方」。（33）《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也影射香港回歸之前的人心浮動。蕭宏盛目睹身邊朋友陸續移民，「也不完全是裝模作樣，已經顛簸了半生，他不想再離開香港了。」（34）其隱在的流散感觸與作者的流散體驗及移民心態也不無吻合。三是香港流散地。〈人間〉以香港為場景，牽出家庭成員的多元流散，李俊揚自小生活於大陸，妹妹婉容出生成長在香港，父母後來又移居美國。另一篇〈你總覺得自在天涯〉則揭開香港編輯群體的慘澹生態。在文化界的邊緣身份之外，作者更意在凸顯大陸新移民（綠印者）流散知識分子的雙重邊緣與身份無奈。在多了一重南洋流散經歷的老闆單嘉英身上，還格外影射來自新移民群體內部的同命相迫。
4 在地言說與跨界徜徉
因為我原籍廣東，出生於赤道山城，在古都北京讀書，再到香港投入社會，沒有一個地方是我標準意義上的故鄉。……但，即使筆觸在他鄉遊走，那情思依然纏繞着香港。（35）
陶然作品的體量龐大，小說、散文、散文詩皆有涉獵，尤以小說的成就最高。他早年鍾情於中短篇小說，後期則寫了不少微型小說，而最能凸顯其文學成就與創作理念的當屬長篇小說。聚焦於他的三部長篇《追尋》（香港上海書局1979年初版）、《與你同行》（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初版）、《一樣的天空》（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初版），可以更精準地探析其生命流轉與文學言說的交集。細處而論，他在印尼、大陸、香港的流散體驗早已潛蘊其內，而近五十年的香港生涯讓其文學視域在多元流散之中更專注於對香港本土的在地言說。不過，三部長篇雖然都立足於香港本土，但流散視點卻形態各異，這也恰切寓含了作者漂泊流散與跨界徜徉的內心波瀾。
（1） 南行印尼的輕盈
在第一部長篇小說《追尋》中，陶然初涉「香港商戰」，剛到香港不久的他尚帶着「旁觀者的清醒」，這種「外來者」介入本土的姿態表現為對金錢社會的揭露與批判。於是，在「天堂旅遊社」裡，透過人物情感糾葛的表層，可以看到對香港職場傾軋以及商業黑幕的深層披露。除了巨細無遺的在地言說，有關「異地」印尼的輕盈插話當不容忽視。故事結尾，主人公陳劍華被辭退後到報館做了記者，由於國際版人手緊缺，而他在印尼又有親戚，所以報館臨時派他去印尼實地採訪。「南行記」被設為印尼並不是無心插柳，顯然是有意為之。不論是對雅加達海濱公園「安卓爾（Ancor）」的簡筆勾勒，還是萬隆名勝「覆舟山（Tangkuban Perahu）」的深情細描，再添上一層萬隆的親戚關係，這些無不與陶然對故鄉的惦念相關聯。於此，我們便不能簡單地將「印尼」視為點破人物在異國縱情享樂的佈景。尤其是讓人物讚嘆着迷的萬隆勝景，作者的傾情讚美絕不是「異鄉作客」式的導覽，其深層寓意則是流散遊子對故鄉的凝眸遐思。換言之，身居香港的陶然對故鄉的審視還摻入了城市對比。「啊，萬隆！它以氣候宜人出名，其中的妙處，真是百聞不如一見。不過，萬隆市內的建築物都很矮小，馬路也不寬闊，這一點使我覺得不太習慣。」（36）如果說在溫差對比中流露出「疏」雅加達而「親」萬隆的故鄉之愛，那麼對於建築、道路及夜市的潛在比照便已挪至香港空間，而與高樓林立、交通發達、夜生活絢爛的香港相比，發展節奏緩慢的萬隆已然成為現代浪潮中的落伍者。在「不過」「不太習慣」的語氣陡轉中，作者經已投射對故鄉的回視反思，其情感脈絡則是不吝揚長與不避其短的雙線交織。繼續推演，陳劍華在異鄉雅加達無意中循「鄉音（粵語）」而識香港故人，這種在異地油然而生的對居住地的親近感也與陶然的入鄉隨俗、在地牽情的流轉體驗一脈相通。確切來說，《追尋》的主格調是表現香港都市情感的輕盈之筆，回望故鄉也僅限於遊興所至。
（2） 北歸古都的沉重
在海外歸僑與文革歲月的雙重壓抑下，第二部長篇小說《與你同行》則顯出審視歷史的沉重。在黃萬華看來，「主人公為人生理想抗衡政治、商業壓力的坎坷經歷有着自傳色彩，更多映現出從內地到香港的歷史面影。」（37）在紛繁的「歷史面影」之中，陶然在個體情路之下有意鋪設了歷史反思。在小說中，也可看到陶然對大學時代的投影。1987年的北京之秋，印尼華僑子弟范煙橋由香港回母校參加八十五週年校慶。孰料，「夢中人」章倩柳並沒來同學聚會，他在苦澀與甜蜜的回憶中重返現實。
在范煙橋身上，由於遭遇「文革」，北歸古都之路變得異常沉重，一方面是歸僑理想的加持，另一方面則是歸僑身份的自卑。在歷史節點，他目睹紅衛兵「破四舊」的狂熱與非理性，體驗了「有海外關係的人」的被歧視。他隨波逐流做起了「逍遙派」，反而潛心讀了不少名著。由於海外關係在「紅袖章」前的自卑感，他連要寄回海外老家的穿西裝結領帶的半身黑白照也怕帶上「臭思想」的罪名，更擔心被「造反派」示眾而撕得粉碎。最為直接的傷害則在於感情，章倩柳的父母告誡女兒不能跟華僑結婚，否則不僅自己的將來會受影響，連家人也會受連累。
北歸的沉重，還表現於歸僑從北京輾轉香港的「再流散」，而獲取「香港認可」與「香港身份證」的艱途已然造成流散次生的「二度傷害」。當年，父親病危發來海外加急電報，范煙橋申請經由香港回印尼探望，卻滯留香港。初抵香港，由於內地文憑在香港不獲承認，他經歷了商業社會對文化人士的賤視，只能到專科學校惡補英文適應香港。更為殘酷的是，從大陸出來的「自己人」的自相殘殺，在香港發達了的湯波用五千元支票打發了失業的大學「死黨」，在金錢衡量下竟絲毫瞧不起擔任雜誌社編輯的當年詩友。
流散印記強烈標識於人物身心，於是南洋、北京、西安、香港等地的幻夢混雜交織。「你總覺得自己半生在漂泊，那時從南洋回到北京，偶然在街頭上聽見那說異國方言的人時，心裡便會湧起一股似是遇見老朋友的感覺；後來到了香港，每當聽見說北京話的人，也會立刻打破陌生感。如今，如今來到北京，好像又再沒有甚麼比粵語更溫暖的語言了。」（38）諸種「語言」所攜帶的地方音調標識了自我的多重身份，在不斷的離散中，「故鄉」早已成為「異國他鄉」，而流轉遷移的「他鄉」又熔鑄成親切的「在地」記憶。於是，「鄉情」不再是恆一的，而是不斷變換的，「他鄉遇故知」顯然成了多元離散者的情感常態。
（3）流散者的漂泊路
在第三部長篇小說《一樣的天空》裡，陶然聚焦於香港商界與文化界的大陸南來創業者，在身份形塑中注入人物對自我的猶疑、遊離乃至無所適從的焦慮感。小說立足於香港，卻表現出跨國越界的流散命題，瑞興、承瀾、方玫分別代表文革後至九七前大陸南來香港的三種流散生存樣態。瑞興野心勃勃又擅於鑽營，在香港商界撈得風生水起，最後卻在經濟身份與情感越界中迷失；妻子美若是當年同學，可謂患難夫妻，卻在猜疑與壓抑中忍受瑞興的出軌。承瀾是默默無聞的報館小編輯，在香港並不景氣的文化界備感壓抑，無力擺脫現實與理想的泥淖；在移民大潮下，妻子芝蘭時有微言，「我的移民狂想之火，也隨着嫁人而熄滅了。做人要現實一些，既然承瀾沒本事移民，又何必去自尋煩惱。何況我對香港也仍有一份戀土情意結。」（39）方玫是當年「文革」中叱咤風雲的領袖人物，憑着「女強人」的光環，強硬地把丈夫留在北京，隻身移居香港闖蕩逃避。她不能忍受瑞興「二奶」的既成身份，坐擁財富後選擇再度移民。當年身為「逍遙派」的瑞興只能仰視偶像方玫，香港的金錢壓力竟意外滿足了他征服的慾念，二人暗渡陳倉卻注定與名分無緣。瑞興與承瀾以前是鐵杆「知己」，但金錢鴻溝已造成難以逾越的身份圈子。三人都在自己營構的「荒城」中陷落，誰也沒有真正走進彼此內心。在北京、香港、加拿大的場域置換中，是歷史氣流的無法回眸，更是身份體認的難以把握。遙遠的「北京」早已實難歸去，在地的「香港」又無從自我安置，而遠走「加拿大」也並不意味着美好出路。於是，「漂泊」便成為方玫的無奈之舉，這也隱喻了流散者在尋找身份時的無解。身為流散者的流散書寫，陶然為我們打開了流散香港的終站與流轉香港的中轉站。（40）
餘論
陶然最大的文學實績莫過於立足本土，然而其獨特性卻在於流散與在地的交融並蓄、創作與編務的雙肩共擎。正如方忠所言，「陶然以其豐厚的創作實績、卓越的編輯實踐、出色的文學活動成為香港文學的一面旗幟。」（41）他在主編《香港文學》期間，曾推出一系列印尼及東南亞其他國別的華文作家專欄，相信其中也不無「印尼情結」乃至「南洋情結」，進而昇華為「海外（華文文學）情結」。借用陳國球的話，「香港作為北美或海外華僑的文化輸送點，是非常明顯的。」（42）由此而論，陶然恰是當年在印尼接受過香港文化輸送濡養的一批，而從初抵香港的寄居心態到後來的定居認同，他視文學為志業在香港築夢，並以《香港文學》的視窗去回饋、凝聚寰宇流散的華僑華人。因此，在陶然的個體流散寫作之外，我們也不能忽視他對流散華文文學的召喚與呈現。
（本文係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66批面上資助「百年中國新文學對印尼華文文學的影響研究」［項目編號：2019M663342］的階段性成果）
【註】：
（1） 李浩榮：〈飄泊天涯 香港為家──專訪陶然〉，《香港文學》2019年第412期，頁28～32
（2） 趙稀方：〈陶然的告別〉，《香港文學》2019年第412期，頁121
（3） 原載《香港文學》1996年第141～143期，後收錄於曹惠民主編：《閱讀陶然：陶然創作研究論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頁162～180
（4） 蔡益懷主編：《陶然作品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11年版，頁227～232
（5） 原載《香港文學》2008年第282期，後收錄於袁勇麟主編：《陶然研究資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頁304～315
（6） 鍾鈦申：〈陶然小說中「南來身份」與「香港身份」的雙重變奏〉，福建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
（7） 陶然：《回音壁》，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85年版，頁137
（8） 陶然：《紅顏》，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年版，小傳
（9） 陶然：《風中下午茶》，南京：江蘇風凰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頁168
（10） 陶然：《「一九九七」之夜》，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頁10
（11） 陶然主編：《土瓜灣敘事：〈香港文學〉散文選（2012年7月～2015年12月）》，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頁327
（12） 陶然：《平安夜》，廣州：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頁86
（13） 陶然：《窺》，桂林：灕江出版社，1996年版，頁418～426
（14）陶然：《綠絲帶》，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版，頁14
（15） 陶然：〈寫作中的香港身份疑惑〉，《香港文學》2004年第231期，頁23
（16） 陶然：《強者的力量》，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1979年版，頁1～3
（17） 蔡其矯著，陶然整理：《蔡其矯書信集》，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頁85、93
（18） 陶然：《紅茶館》，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自序
（19） 陶然：《香港節拍》，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後記
（20） 陶然：〈歲月溫柔〉（卷首漫筆），《香港文學》2001年第198期
（21） 周潔茹：〈編者語〉，《香港文學》2019年第412期
（22） 黃維樑：《活潑紛繁：香港文學評論集》，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頁169
（23） 〈一萬元〉創作於1980年，曾被劉以鬯選為香港八十年代短篇小說的代表之一，他指出該篇「寫銀行女出納員抗拒總經理的誘脅。」參見劉以鬯主編：《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下）》，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第2版，序
（24） 陶然：《蜜月》，深圳：海天出版社，1988年版，自序
（25） 陶然：《陶然中短篇小說選》，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自序
（26） 蔡益懷主編：《香港作聯三十週年紀念作品集：小說卷》，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序。收錄陶然以諸葛亮為古典原型的短篇小說〈迷魂陣〉，頁215～222
（27） 陶然：《一筆勾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後記
（28） 陶然：《走出迷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頁305
（29） 陶然：《赤裸接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導言
（30） 陶然：《心潮》，北京：群眾出版社，1990年版，代序
（31） 陶然：《沒有帆的船》，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頁316～352
（32） 王劍叢：《20世紀香港文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頁205
（33） 陶然：《旋轉舞台》，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86年版，頁74
（34） 陶然：《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台北：釀出版，2012年版，頁169
（35） 陶然：《綠絲帶》，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版，自序
（36） 陶然：《追尋》，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年版，頁98
（37） 黃萬華：《百年香港文學史》，廣州：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頁165
（38） 陶然：《與你同行》，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頁226～227
（39） 陶然：《一樣的天空》，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頁160
（40） 筆者曾以《一樣的天空》為個案簡述陶然小說的流散特徵，參見：〈印尼歸僑陶然的流散視域〉，《香港作家》2019年第2期，頁6～7
（41） 方忠：〈香港文學視野中的陶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12期，頁141
（42） 陳國球：《香港．文學：影與響》，香港：練習文化實驗室有限公司，2017年版，頁125。
